第六章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课用.docx
《第六章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课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六章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课用.docx（2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第六章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课用
第六章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把增长与发展分为两个问题。
增长研究发达国家长期中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问题，发展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发达的问题。
前者称为增长理论或增长经济学，后者称为发展理论或发展经济学。
80年代以后，增长与发展逐渐溶合。
本章正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研究增长与发展问题。
第一节国际收入分配状况
一、穷国与富国
当富国的人们正在寻找减肥妙方时，非洲的灾民正处于死亡边缘。
这种现象形象地描述了当代世界处于贫富对立之中。
按贫富状况，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这样几类：
最穷的国家有时也被称为不发达国家。
不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country）是工业化水平很低、农业部门机械化程度极低、资本设备很少而且人均收入低的国家。
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收入300美元以下的国家都属于不发达国家。
在不发达国家，许多人在死亡线上挣扎。
这些人把全部时间用来生产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食物与衣服。
他们没有剩余与别人交换，也没有剩余用于投资。
最穷的国家人均收入在美国的4～9％之间，这些国家拥有世界人口的27％，但收入只有世界收入的6％。
这些最穷的国家主要在非洲。
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country）是贫穷但正在积累资本并发展工业与商业基础的国家。
发展中国家有大量并正在增长的城市人口以及稳定增长的收入。
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为美国的10～30％。
发展中国家世界各地都有，但主要在亚洲、中东和中美洲，占世界人口的17％，世界收入的11％。
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industrializedcountries，NIC，）是正在迅速发展广泛的工业基础，而且人均收入迅速增加的国家。
现在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接近美国的50%。
这类国家诸如特立尼达、以色列、韩国等。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收入也占世界的3%。
工业化国家（industrialcountries）又称发达国家（deve1opedcountries）是有大量资本设备、人们从事高度专业化活动，人均收入高的国家。
这是世界的富国，这些国家主要是西欧各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这些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7％，收入占世界收入的49％。
产油富国（oil-richcountries）是少数盛产石油，人均收入极高，但在其他许多方面与最贫穷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非常相似的国家。
这些国家工业很少，除石油外也没有什么值得卖给世界各国的东西。
他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收入也占世界收入的4％，但是，这些国家内收入分配极不平等：
大多数人民的收入水平相当于最贫穷的国家，而少数人极为富有，实际上这些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共产主义国家（communistcountries）是生产性资本与企业的私人产权很少，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高，政府计划并决定大多数物品与劳务生产与分配的国家。
这些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3%，收入占世界收入的28%。
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
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15%，属于发展中国家。
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接近于不发达国家，原苏联，东欧各国则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说的共产主义国家是沿用了世界银行和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流行的说法。
实际上这些国家现在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前苏联、东欧各国已实行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在经济制度上与发达国家相同，但经济水平仍有相当差距。
中国、越南也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只有朝鲜、古巴经济制度基本没变。
所以，严格来说，过去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已经不存在。
暂时沿用这一提法，等以后有了一般承认的更好划分方法时再重新归类。
二、世界洛伦茨曲线
洛伦茨曲线（Lorenzcurve）是根据收入累积的百分比与相对应的人口累积的百分比作出的一条曲线。
它可以反映收入与财富分配的状况，既可以用于一个国家，也可以用于全世界。
在微观经济学中，曾用洛伦茨曲线来说明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平等化的程度，在这里用来说明世界收入分配的状况。
图391为世界与美国洛伦茨曲线的比较。
在图中，横轴P代表累积的人口百分比（％），纵轴I代表累积的收入百分比。
如果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洛伦茨曲线就是从原点出发的45度线。
这条线表示收入的百分比与人口百分比完全一样，即30％的人得到30％的收入，40％的人得到40％的收入，等等，所以，收入分配绝对平等。
离这条线越近表示收入分配越平等，离这条线越远，则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由横轴与右边纵轴组成的“」”形曲线表示收入分配最不平等，被称为收入绝对不平等线。
当然，收入绝对平等与收入绝对不平等在现实世界中都是不存在的。
实际的洛伦茨曲线，总在收入绝对平等线与收入绝对不平等线之间。
图中，实线是美国各家庭的洛伦茨曲线，反映了美国社会收入分配的状况。
虚线是世界的洛伦茨曲线，反映了各国间人均收入的分配状况。
美国的洛伦茨曲线比世界的洛伦茨曲线更接近于绝对平等线。
这说明各国之间的收入分配比美国各家庭的收入分配更不平等。
有着世界40％的人口的国家，只占世界总收入的不到10％。
只有世界20％的人口的国家，占世界总收入的55％。
由于世界洛伦茨曲线只反映了不同国家之间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而没有反映出与收入相关的其他不平等（如人均财产、教育程度、卫生保健等问题），因此，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的不平等比洛伦茨曲线所反映的收入不平等还要严重得多。
在世界上有25％以上的人每天的收入不到30美分，谁都可以想象出来靠这30美分该如何生活，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每人每天的平均收入在30美元以上。
因此，就全世界范围内而言，各国之间的不平等比一国内的不平等要严重得多。
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现实。
同时，世界的收入分配状况还有另一个特点。
这就是越是富裕，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产油富国除外），收入分配越平等；越是贫穷，人均收入越低的国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就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不平等程度往往比发展之前还会加剧。
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会逐渐走向平等。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把这种现象概括为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平等状况的倒“U”形曲线关系。
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比发达国家更不平等与这一规律相关。
不平等也许是发展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今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时期，今天也没有消除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
但高度发达的经济与较为完善的社会经济政策使它们可以更好地实现收入分配平等。
贫穷是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征，收入分配不平等也是这些国家的特征。
贫穷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实际是相互关联的，是不发达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就是实现发展与增长。
三、增长率与收入水平
穷国可以而且正在变为富国。
穷国可以通过达到长期实际人均收入的高增长率来变为富国。
这里高增长率是关键。
如果增长率在许多年内下降；则会引起实际收入的巨大损失。
可以用美国近年来的情况说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及其对收入水平的影响。
美国60年代初，按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总收入年增长率为4％左右。
1965年以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放慢。
图392为美国的增长率与收入水平变化情况。
图2中，横轴代表年份，纵轴Y代表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万亿美元）。
向右方倾斜的直线是如果能维持1965年前的增长率时1965年以后应有的增长趋势，曲线是实际的增长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1990年，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比从1965年后应有的趋势要低2万亿美元，即低了40％。
这就说明，由于没有维持应有的增长率，收入水平下降了。
图3中，横轴代表年份，纵轴Y代表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人），上面一条线是代表美国的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下面一条线代表埃塞俄比亚的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它说明了当穷国增长率缓慢而富国增长率加快时，穷国与富国之间差距的扩大。
图中两条线之间的距离代表这两个国家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扩大。
这种差额的扩大不仅仅存在于美国与埃塞俄比亚之间，也发生在广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世界贫富差距的加大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特征。
穷国要赶上富国，它的增长率就必须超过富国。
例如，198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14％。
在80年代，美国平均人均收入增长率为每年1.5％，如果中国也是这个增长率，那么，中国人均收入就仍是美国的14％，两国差距没变。
但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3％，则人均收入增加为美国的220％。
如果中国的增长率为每年12％，2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日本在战后几乎连续20年增长率超过了10％，所以，它迅速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超过许多发达国家。
只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提高。
即使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只要达到并维持每年12％左右的增长率，就可以在30一40年内赶上美国的水平。
总之，达到高人均收入的关键是实现并维持高增长率。
今天的发达国家也正是在历史上经历了这样一种较长期高增长率之后，才达到了现在的水平。
今天的穷国只有找到达到并维持高增长率的途径，才能在明天加入富国的行列。
增长率是一国发展的关键。
那么，提高增长率之路何在呢？
这正是下一节的内容。
第二节投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收入等于产量的价值。
为了提高人均收入就要增加产量。
一国的产量取决于其资源或投入，以及把投入转变为产出所用的技术。
投入与产量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函数。
投入有三种：
土地、劳动与资本。
土地包括所有自然的、非人类生产出来的投入品，比如土地本身、土地中的矿藏，以及所有其他非人类生产的投入品。
这种投入的数量是由自然决定的，一个国家无法作出选择，只能有什么资源就利用什么资源。
各国都不能通过增加自己自然资源的存量来达到高速、持续的增加。
但各国都可能而且也确实经历了由于它们自然资源价格波动而引起的收入波动。
有时候这些自然资源的价格上升得很快，这时候收入就会暂时增长。
在70年代后期产油国就由于石油价格迅速上升而使收入迅速增加。
但是，要达到长期持续的收入增长，就必须寻找自然资源以外的资源。
有些国家的富裕与其自然资源相关，但也并不能全归功于自然，甚至主要还不是自然。
例如，美国的发达、富裕当然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不无关系，但美国发展为今天这样的强国，则更多地取决于它的制度和技术进步。
还有一些国家，自然资源很贫乏，如日本和西欧一些小国，但他们却在恶劣的自然资源条件之下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所以说，自然资源对增长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人是可以改造自然的。
产量增加的另一个来源是劳动投入的持续增加。
这就是说，一个国家能在长期内使产量不断增加的一个简单原因就是人口中的劳动力增加了。
但是，每一代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都要使自己的人均收入高于前一代，这就必须提高人均产量。
人口增长本身并不会引起人均产量提高。
迅速而持续地实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投入是资本。
资本有两种：
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包括高速公路和铁路、大坝和灌溉体系、拖拉机和犁、工厂、卡车与汽车、各种建筑物等。
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积累的知识与技能。
当一个人积累了更多的资本时，他的收入就更高。
当一个国家积累了更多的人均资本时，劳动生产率和人均产量就增长了。
为了研究人均产量的情况，要用人均生产函数这个概念。
人均生产函数（percapitaproductionfunction）表明了在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人均产量如何随人均资本存量的变动而变动。
图4是人均生产函数：
在图4中，横轴K代表人均资本量，纵轴Q代表人均产量。
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PF为人均生产函数。
E代表埃塞俄比亚，US代表美国。
人均生产函数表明，人均产量随人均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
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的人均资本量高，人均产量也高，埃塞俄比亚人均资本量低，人均产量也低。
人均生产函数说明了，要提高人均产量，就必须提高人均资本量。
人均资本量取决于资本总存量与劳动力数量。
在劳动力数量为既定时，要增加人均资本量就要增加资本总存量。
当劳动力数量增加时，增加资本总存量就更重要了。
所以，资本积累，即资本总存量的增加就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资本积累
较早期的经济学家都十分重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科布（Cobb）和保尔·霍华德·道格拉斯（PaulHowardDouglas，1892-1976年）提出了著名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Q=ALαK1-α
上式中，Q为产量，L为劳动量，K为资本量，A与α为常数。
α代表劳动在生产中所作出的贡献的比例。
1-α代表资本在生产中所作出的贡献的比例。
他们根据美国1899一1922年的工业生产统计资料得出A=1.01，α=0.75。
这就说明，在生产中劳动作出的贡献为全部产量的75％，资本作出的贡献为全部产量的25％。
这样就确定了资本对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贡献。
50年代初的经济学家普遍重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罗伊·福布斯·哈罗德（RoyForbesHarrod，1900一1978年）和美国经济学家埃弗赛·D·多马（EvseyD.Domar，1914年一）提出的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这一模型的公式是：
G=S／C
上式中，G是经济增长率，即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S为储蓄率，C为资本一产量比率，即生产一单位产量所需要的资本量。
当技术不变，资本一产量比率不变时，经济增长率就取决于储蓄率。
投资来源于储蓄，投资形成资本存量。
所以这一公式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对资本积累作了进一步分析，把资本积累的增加分为资本广化和资本深化。
资本广化（Capitalwidening）是资本积累率和劳动力增长率相同时资本积累的增加。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使生产率按不变的速度增长，资本的积累一定要实现资本广化，即资本积累的速度要与劳动力增长速度一致，从而不使人均资本量减少。
这是资本积累的最低标准。
资本深化（Capitaldeepening）是资本积累率大于劳动力增长率，从而人均资本量增加。
只有实现了资本深化，人均产量才能提高，经济增长的持续高速也才有保证。
所以，资本深化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富尔顿·丹尼森（EdwardFultonDenison，1915年一）对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
丹尼森把资本投入分为存货、非住宅建筑与设备、住宅和国际资产。
他通过对美国1929－1969年经济资料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年增长率为3.3％，其中由资本投入增加所引起的增长为0.5％，即占15％左右。
在资本中，非住宅建筑和设备所起的作用为6％，住宅为5.7％，存货为2～7％，国际资产为0.6％。
他又根据每年年初与年末的平均值计算出指数序列。
非住宅建筑和设备分为总资本存量和净资本存量两个指数序列。
他用以总资本存量指标和直线折旧法为基础的净资本存量指数加权平均得出非住宅建筑和设备投入指数。
在加权时，他根据经验事实把总资本加权数规定为3，净资本加权数为1。
非住房建筑和设备就是厂房与设备，这部分资本的增加是生产性资本的增加，新生产能力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作用是不同的。
在经济发展初期，需要大量投入资本，包括基础建设与新工厂的建立都是以大量资本投人为基础的。
所以，资本积累率的高低是经济能否起飞的关键。
经济学家们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把经济起飞需要的资本积累率定为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10～15％。
在早期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中，资本积累被称为经济走上增长之路的关键。
美国经济学家雷格那·纳克斯（RagnarNurkse，1907一1959年）在50年代初提出的贫穷恶性循环论是具有代表性的。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穷，即人均收入低，人均收入低是由于人均产量低，人均产量低是由于资本积累率低，资本积累率低则是由于储蓄率低，储蓄率低又是由于人均收入低。
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恶性循环。
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关键是提高资本积累率，这就一方面要提高国内储蓄率，另一方面引进外资。
纳克斯的这种理论说明了50一60年代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时对资本积累的重视。
当时许多经济学家都把资本积累作为经济起飞的关键。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这就是说，通过积累资本，一国可以增长，而且会沿着人均生产函数向右上方移动，即提高人均产量和人均收入，资本量越大（人均资本量越大），产量也越高（人均产量越高），但是，收益递减这个基本规律也适用于人均生产函数。
这就是说，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量也在增加，但增加量是递减的。
因此，一个国家如果仅仅通过积累资本来实现增长，在某个时候总会达到极限。
当达到这种极限时，再增加资本就不值得了。
在这时，一个国家就要更多地消费，而不是增加资本存量。
凯恩斯等经济学家都预言过资本积累增加的这一最终结果。
但是，事实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出现过这种情况，即没有哪一个国家达到资本增长的临界点。
事实是各国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量在增加。
其原因不是收益递减规律不对，而是技术进步使这一规律无法发挥作用。
三、技术进步
虽然富国的人均资本比穷国多得多，但这并不是它们之间的惟一差别。
一般说来，它们之间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富国所用的生产技术比穷国的效率更高。
即使它们所拥有的人均资本相同，富国也比穷国的人均产量更高。
例如，富国的农民用一台有10马力的拖拉机，穷国的农民用十匹马。
他们所拥有的“马力”是相等的，但用拖拉机所达到的产量要比用马高得多。
更好的技术和更高的人均资本相结合使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在技术进步突飞猛进的今天，这种差距也就更大了。
图5说明了技术进步所引起差别的重要性。
在图5中，PF1790为美国与埃塞俄比亚1790年的人均生产函数，这时它们所用的生产技术是相同的。
由于美国的人均资本多，所以人均产量比埃塞俄比亚高。
但到了1990年，技术进步使美国的人均生产函数向上移动为PF1990，而埃塞俄比亚的技术仍保持1790年的水平。
这就使美国在既定的投入时产量更高。
这时，即使埃塞俄比亚人均资本与美国同样多，人均产量也比美国低。
这就是技术进步扩大了它们人均产量之间的差距。
如果像实际情况那样，埃塞俄比亚人均资本比美国低，这种差距就更大了。
美国人均产量1990年比1790年有大幅度提高，一是人均资本大大增加，二是技术进步使人均生产函数向上移动。
技术进步越快，人均生产函数向上移动也越快。
资本积累越快，沿着人均生产函数向上移动也越快。
这两个因素引起了人均产量的提高。
穷国要变为富国，一方面要增加人均资本量，使人均产量沿人均生产函数向上移动；另一方面，要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使人均生产函数本身向上移动。
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对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根据美国1909一1949年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具体计算。
这一时期平均增长率为2.9％，其中由于投入增加而引起的增长率为1.41％，由于技术进步而引起的增长率为1.49％。
这就是说，在经济中技术进步的作用要大于投入的增加。
索洛还计算出，在同一时期内人均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81％。
其中1.49％应归功于技术进步。
这也就是说，在生产率的提高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在80％以上。
而且，随着时代发展，技术进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根据美国1929一1969年的资料深化了索洛的研究。
他进一步分析了技术进步的具体内容。
他把技术进步分为知识进展、资源配置改善和规模经济等内容。
知识进展在技术进步中最重要，它包括新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其中既有生产技术的进步，也有管理技术的进步。
在技术进步中知识进展的作用有60％左右。
其余的主要是资源配置改善与规模经济。
资源配置改善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例如从农业转入工业，从一般工业转入高科技工业）。
规模经济指生产规模扩大引起的平均成本下降与生产率提高（例如，汽车工业的最优规模从50年代的几十万辆增加到80年代的300万辆左右）。
在80年代之前，一般的研究方法是把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增长作为一个“增长的余量”，即在经济增长率中扣除了劳动增加与资本增加所引起的增长后，总有一个“余量”无法用劳动与资本的增加来解释。
这种“余量”就被认为是技术进步的贡献。
索洛和丹尼森对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分析都是对这种“增长的余量”的解释。
运用这种方法时，技术进步就被作为经济增长模型的外生变量，无法说明技术进步与投入增加的内在联系。
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理论有了重大突破。
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尔（Romar）等人所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从而分析了技术进步与投入增加和技术进步的内在联系，更进一步说明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以及技术进步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
这种对增长理论研究的突破性发展被称为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内容很丰富。
这里主要介绍罗默尔模式、卢卡斯模式和斯科特模式。
罗默尔模式是一个收益递增型的增长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能自身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
递增的收益保证了长期经济增长。
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则体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
罗默尔把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内生变量引入增长模式，把知识积累作为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他把知识分解为一般知识与专业知识。
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知识可以使要素的收益递增。
这两种效应的总和不仅使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本身产生递增的收益，而且使资本和劳动等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也发生递增。
对个别企业而言，这种递增的收益形成超额利润。
超额利润作为研究与开发的资金促进了技术进步。
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及各国增长率与人均收入的差别正根源于这种技术进步。
罗默尔强调，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有明显的相关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贸易不仅促进了知识在全世界迅速积累与扩散，而且穷国可以通过直接引进新技术来提高生产率。
这就节约了本国的研究与发展费用，间接增加了资本积累。
引进新技术是穷国迅速赶上富国的重要途径。
卢卡斯模式是一个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式。
这个模式把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劳动分为原始劳动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
这个模型进一步区分了人力资本的两种效应。
一种是通过正规与非正规教育形成的内在效应，它表现为高人力资本可以产生收益递增，其表现形式是高人力资本的高收入。
在工作中获得经验的“边干边学”形成的人力资本产生外在效应，表现为资本和其他要素的收益都递增。
卢卡斯强调，某种生产中所需要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是产量增加的决定性因素。
高人力资本增长率的国家，人均收入增长率也高。
正是各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别导致了各国在增长率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差异。
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可以产生收益递增。
所以，高人力资本的发达国家资本收益率高，能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这就是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倒流的原因。
发展中国家只有扩大开放，吸收新技术与人力资本，才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发展。
英国经济学家斯科特（Scott）提出了一个资本投资决定技术进步的模式。
这个模式强调了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对资本投资的依赖关系，即资本投资决定技术进步。
这样就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说明了资本积累的重要性。
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来源于资本投资。
但资本增加的意义主要并不在于资本量增加本身，而在于它所引起的技术进步。
资本量的单纯增加最终会导致收益递减，而资本增加引起的技术进步会引起收益递增。
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把资本增加用于引进新技术和增加人力资本。
这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意义所在。
新增长理论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真正体现了增长理论与发展理论的溶合。
同时，它对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分析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第三节经济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