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面临是否将企业财产用于个人职务消费和享受的选择时，如汽车和办公室的装修，再不会将其保持在以前的低水平上，因为现在花的是两个人的钱，享受却是自己的。
这意味着即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只有一小部分分离，企业的预算成本曲线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软化，企业价值也将相应由原来的V1减少到V2，企业的价值差是由两权分离带来的代理成本，也就是预算软化的损失。
如果股份购买者能够预见这种损失，他就不会按价格V1购买股份，而会要求相应打折。
杰森和迈克林的理论模型，对于筹集外部股本后造成私人业主的经营行为变化，以及代理成本的产生过程和计算问题，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等量曲线、预算成本线、企业的投资扩张曲线和许多数学公式，作了详细的描述和严格的论证。
从杰森和迈克林的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许多有意义的推论，当纯粹的私人业主首次以筹集外部股金时，同时发生了几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所有权结构出现了最初的多元化或分散化，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出现了最初的分离，业主兼经营者原来面对硬的预算成本曲线出现了最初的软化，由此产生了最初的代理成本。
产权多元化的前提条件是，只有当私人业主碰到收益较高的投资机会，但由于自身资本积累的有限而难以实现时，才会通过出售股份的形式筹集外部股金，此时扩大生产规模带来的投资收益才能弥补由于股权分散化造成的代理成本和企业价值损失。
当然，代理成本不一定意味着低效率，它是人们为了克服私人资本的局限性，获得生产社会化效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种观点认为“预算软化”产生的根源是公有制经济的产权的“不明晰或虚置”，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预算软化”乃是生产社会化造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所必然产生的代理成本。
杰森模型不仅从理论上证明了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已指出的经济现象，即股份公司中的“预算软化”现象比较合伙企业更为严重，而且还证明了“预算软化”产生的真正根源，证明了即使在股权分散程度很小的合伙企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如果从“产权虚置”角度根本解决预算软化问题，那样只有回到“两权合一”的小私人业主企业，但这意味着放弃社会大生产所带来巨大经济效益，显然是不可能的。
值得指出，代理成本是反映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相互关系的经济现象，杰森和迈克林以上论述的代理成本，仅仅是所有权结构变动所带来的代理成本，经营权结构的变化，也会引起代理成本，这个问题我们留在以后再作讨论。
由于代理成本是由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因此，它能够集中反映出企业的经营管理等生产力因素与企业的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彼此之间的辩证关系。
正像马克思研究商品的历史起源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一样，我们从代理成本的起源这个起点出发考察其动态的变化，可以研究企业成长的全过程中，生产力发展是怎样导致了企业产权结构和组织法律形式的变化。
我们可以揭示出企业产权结构和组织法律形式动态演化的经济规律，如企业如何从私人业主企业、合伙企业、无限责任、有限责任公司逐渐成长为股权较分散的上市股份公司。
我们还可以解释西方国家中有关企业制度、会计规则以及股票市场的各种法律规章形成的经济原因。
显然，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研究企业改革，特别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关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但是，杰森和迈克林的模型，仅仅局限于私人业主企业，因此只是静态的分析。
在开创了有意义的起点后，他们转而着重探讨了有关企业财务和筹资的问题。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理论作进一步发展，以深入研究我们所关心的各种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值得指出，我国经济研究中倾向于独立地研究企业的产权制度问题，对于企业成长过程中经营管理、委托代理制等生产力因素与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不够，理论上对西方的产权理论借鉴较多，对国外企业理论的新发展如代理理论、公司财务理论研究和借鉴不够。
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从而更好地解决建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将企业的产权改革与经营权改革、科学管理等更好结合起来，将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造、改组更好结合起来，并且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起更加有效的激励、监督和调整机制，大大加强其适应市场竞争的活力。
三、企业的产权结构与法律形态的演化规律
值得指出，杰森及迈克林对于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代理成本关系的分析，仅仅限于纯粹的私人业主企业第一次以出售股份的形式筹集外部资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静态的分析。
本文中，我们将对他们的分析作动态化的发展，用于考察企业成长过程的不同阶段中所有权结构、法律形态的变化与代理成本的动态关系，这对于我们了解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化的原因和规律，进而分析其中的某种具体形态如股份公司或责任有限公司对我国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无疑有很大参考价值。
我国所有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股权较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将公有企业改造成由国家、个人、社会团体共同持股的股份公司。
这种股份公司虽然在静态上同西方的股份公司形式相似，但却忽略了西方股份公司的动态成长过程。
我国国有企业的动态成长过程不同，单纯模仿西方企业的静态结构，难以取得相同的实际效果。
这是因为，现代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和法律形态是在历史进程中在众多的内、外部经济技术因素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
一般来说，私人企业是由业主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逐渐成长为股权较分散的股份公司。
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已经认识到股份有限公司在我国并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提出了先将国有企业改造成责任有限公司，这种思路具有更多的动态观点，比以前是一个进步。
实际上，我们只有弄清西方企业成长的全过程中所有权结构和法律形态演化的内在规律，才能知道某种具体企业法律形态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对我国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如果我们对西方的企业制度的演变作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这样的事实：
那些规模庞大的企业往往是经过几百年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步由私人业主企业、合伙企业、责任有限公司成长为所有权结构分散的股份公司的。
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并非是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法律形态，而是生产技术、筹资方式和成本、管理因素、代理成本、信息沟通方式等更加基础的经济因素。
我们知道，企业的所有权属于生产关系范畴，企业组织的法律形式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企业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代理成本、筹资成本等等属于生产力范畴。
马克思揭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是：
生产和经营权等生产力因素是最活跃的并且起决定作用的，而所有权等生产关系因素和企业法律形式等上层建筑因素则是相对次要的、被动的，应该顺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变化和调整，而不是相反。
我们下面的分析会表明，西方企业制度的演化历程完全证实了马克思论断的正确性。
为什么西方企业一般不能立刻成长为所有权结构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而往往需要经过几百年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步由私人业主企业、合伙企业、责任有限公司成长为所有权结构分散的股份公司呢?
这是由企业的生产技术、筹资成本、代理成本、经营管理等生产力因素所决定的。
考察一个具体的私人创业过程，企业能否创办成功，取决于创业者的生产知识、资本数量和经营能力。
一般来说，创业初期，私人创业者的能力尚未得到实践检验，此时风险很大，银行和公众投资者不知道他是否会有效使用资金或是挥霍浪费，而且对于不熟悉的个人的经营能力、兢业精神、信用担保能力等也难以进行有效的调查和监督，就是说，包括信息调查、担保、监督、潜在的渎职损失在内的各种代理成本都非常高，因此，资金市场对于个人创业者一般是关闭的，寻找稳定的合伙人也是相当困难的。
这时，创业者一般只能依靠自有资本或少数亲友，因为家族关系的纽带可以代替纯粹的经济担保，所以私有企业创办初期往往采取私人业主企业的形式，由私人业主对经营风险承担无限责任。
私人业主企业的创办成本较少，注册程序简单，而且无需重复纳税。
承担无限责任的私有企业曾在历史上居主导地位，今天在西方国家仍是数量最多的企业形式，但资产份额和经济实力已大大下降。
在创业过程中，私人业主如果认为所选中的项目效益前景很好，一般不愿意将创业股权出让，这常常不仅是出于收益分配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满足权力欲望，以及有效进行统一管理和控制的实际需要。
私人业主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完全合一，预算是硬的，这种情况符合此阶段上生产经营的要求，否则即使并不很高的潜在的代理成本也会超出私人业主十分有限的承受和担保能力。
为了适应技术进步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私人企业存在着不断扩大企业规模的实际需要，而私人业主企业发展经营的资金需要，可能会超出了自身资本的积累和家族资本的供应能力，使其失去了许多有利可图的机会，而且生产和经营管理的日趋复杂也可能会超出业主的经营能力。
如果私人业主经过相当一段时期的奋力拼搏，创业获得了成功，在市场中初步站住了脚，由于其取得的商誉和财产已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己的担保能力，从而比以前更容易寻求扩大规模的资金来源和经营合作伙伴的范围，并且支付由于所有权结构适度分散化带来的代理成本，合伙企业的形式就是一种扩大企业规模的自然选择路径。
上面美国的杰森和迈克林所描述的大体上属于这一阶段的情形。
合伙企业的创办程序也比较简单，成本费用较低，不需重复纳税，合伙人共同对经营风险承担无限责任。
值得指出，合伙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的分散应是谨慎的和渐进的，否则可能因破坏了经营权的统一性，造成合作困难和代理成本大幅度上升，超出合伙企业的承受能力，最终导致企业的失败或破裂。
国外对企业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合伙企业的稳定性较差，不少合伙企业都因为急于满足扩大资金需要而违反了上述规律，导致“一年合伙，两年散伙”的结局，我国温州地区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
合伙企业扩大了企业的资金和经营实力，推动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合伙企业在筹资能力和经营上仍有很大局限性，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会难以满足多方面的需要。
为了进一步扩大筹资范围，企业就得考虑采取公司的法律形式。
企业采取公司形式有许多优越性，如参加的股东人数和筹资数量都可大大增加，而且公司是法律上虚拟的人，其生存和运转可以超出任何自然人的寿命限制。
但是，公司形式虽然能满足企业的扩展需要，其代理成本却大大增加了。
正如美国的杰森和迈克林所论述的，外部股东所占的份额a越大，意味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所有权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业主兼经营者的行为变化也越大，企业预算的软化程度和代理成本也越大。
另外，股权多元化还会产生许多新的成本，即由于外部或非控股股东的个数增多，彼此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协调的成本也越大，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监督也就越困难。
为此需要建立一定的多元制衡的治理结构，如建立董事会、监事会、审计制度、会计事务所等等，付出相应的监督成本，但是，这种多元制衡结构只能局部缩小而不能完全抵消因代理成本增长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
因此，股权多元化的前提条件是，生产社会化应带来相当大的经济效益，足以弥补上述各种代理成本和信息协调成本，以及外部或非控股股东所承担的风险。
正因如此，企业控股股东所占的股份比例一般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缩小的，这样他才能有充裕的时间，不断积累控制企业和选择、激励、监督代理人的办法和经验，才能将由于扩大各种内、外部股权和债权产生的代理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而且为扩大公司规模带来的经济收益所补偿。
违反了所有权结构逐渐演变的规律，就会出现代理成本的上升超过公司承受能力和规模效益增长的情况，导致公司的亏损或破产。
由于代理成本的增加可能对外部股东和债权人造成利益风险和损失，西方国家一般都制订各种法规，对公司审批手续比较私人业主企业和合伙企业更为严格。
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经过长期实践摸索，既考虑到工业革命时代私人企业日益增长的的筹资需求，又考虑到尽量减少代理成本上升到对外部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损害，反复修改并逐渐形成了有关公司的法律，一般将公司的法律形式划分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几种类型。
无限公司是最初级的公司形式，考虑到中小私人企业可能商誉较弱，规定股东的无限偿债责任，以保证债权人的利益。
两合公司是一种过渡形式，规定控股股东的无限偿债责任，而一般股东的有限偿债责任，这是为了区分大股东和一般外部股东在经营权力和义务上不同，更好保护外部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当私人的自有资本、经营能力和信用达到到一定水准，就可申请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这样既可免去追究两合公司中无限股东财产的麻烦，全部股东一律对经营风险负有限偿债责任，从而更加符合企业经营中两权分离进一步扩大的实际情况。
但是，赋予有限责任待遇可能降低从事经营的大股东的风险意识，引起代理成本的增加和“预算软化”现象，损害外部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因此，西方国家对赋予有限责任待遇的企业，在注册、经营范围和纳税方面有更为严格的要求，如对于某些行业要求较高的资本起始额，创办者必须具备一定资历以证明其能力，超出其经营范围则免除其有限责任的待遇，必须承担双重纳税的义务，等等。
由于上述种种限制因素，私人企业往往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愿意为筹资需要付出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所需的成本代价。
在筹集资金方面，有限责任公司只能定向募集外部股金，而不容许面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因为责任有限公司的商誉还不足以打开资金市场的大门。
西方国家对于上市股份公司，在财务制度、经营状况和实力规模等方面都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并且设立专门机构对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进行监督。
这些法律规定并非出自西方经济学理论，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一般假定不加干涉的自由市场才是完美无缺的。
西方国家普遍制定严格的法律体系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原因是从社会公众在股市中反复被骗的惨痛事实中吸取了教训。
英国历史上曾因缺乏有关的监督法律，未能制止大量劣质股份公司欺骗社会投资人，被迫禁止股份公司长达一个世纪。
今天我们借助代理理论可以认识到，西方国家关于企业组织形态的各种法律规定，其内在经济原理是保证企业所有权结构和组织形态的逐渐进化，以适应技术进步、市场竞争、经营管理及代理成本等因素变化的要求，避免出现因代理成本急剧上升导致企业破产和损害公众投资者的情况;西方国家关于股票市场的各种法规和监督机构，其经济原理是通过垫付一定的社会监督和担保成本，以降低由于股份公司的经营者可能营私舞弊造成的总代理成本，既满足企业发展的筹资需要，又避免损坏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上述分析揭示了西方企业制度演变的内在规律：
企业成长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技术、筹资方式和成本、经营管理权、信息沟通方式等反映生产力的经济因素，而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法律形态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素，则是顺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地、被动地变化的。
代理成本作为一种伴随着两权分离而产生的经济现象，反映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动态联系，反映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对于我们理解西方企业制度演化的内在规律，解释责任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等西方企业制度的具体形态产生的经济原因，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经营管理的创新过程
现代企业的成长过程中，技术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不仅相对间接地影响着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法律形态的演化，而且还更为直接地推动着企业的管理方法、组织结构以及代理责任制的创新和进化。
手工业时期乃至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私人业主企业在初创阶段，由于拥有的创业资本有限，采用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工具一般相对比较简单，雇佣的职工人数较少，私人业主往往身兼数职，直接承担生产、人事、财会和销售等方面的管理职能，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合一，不存在代理成本。
私人业主为了更好适应市场竞争，需要扩大生产或服务的规模，利用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来提高效率。
随着私人企业规模的扩大，雇佣的工人人数增加了，采用技术设备更为复杂了，各种经济来往的金额和账目增多了，私人业主越来越难以承担全部管理任务，就逐渐将部分工作委托给雇佣的管理人员来承担，这样就逐渐引起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因经营权结构变化而产生的代理成本。
工业革命以前，生产机器的驱动主要采取人力、水力、风力等传统能源，企业规模和生产能力扩大很有限，私人业主一般只需要雇佣少数工头和管账。
工业革命后，采用新能源作动力的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新运输工具的发明拓展了市场的地域范围，从而大大加快了私人企业规模扩大的速度，也大大增加了经营管理的复杂程度。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私人企业必须雇佣更多的管理人员，专门从事产品生产、市场销售、技术开发、财务簿记等方面的管理工作，逐渐导致了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促进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进一步分离，形成西方管理学家所称的U型结构企业。
在这种类型企业中，企业内部成立了生产、销售、技术开发、财务会计等管理职能部门，雇佣支薪的经理人员来完成各种管理工作，私人业主或大股东一般仍然担任主要高层经理的职务，但逐渐雇佣一些高层支薪经理或咨询专家，协助其从事业务的策划、运筹和监督，指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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