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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概述
清史的研究，在断代史中，起步较晚。
二十年代初，清朝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才把清史研究推向前进。
日本侵略者制造伪满洲国，激起我国爱国主义学者加强清史的研究。
新中国建立以后，清史工作者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清史，探索新的清史体系。
近十年来，清史研究有了令人高兴的发展，专门研究机构日益增多，从业人员逐渐增加。
据自1949年10月至1984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出版有关清史专著和工具书一百二十余种。
其中主要有：
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王钟翰的《清史杂考》，莫东寅的《满族史论丛》，李洵的《明清史》，谢国桢的《南明史略》，郑天挺的《探微集》、《清史简述》，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周远廉的《清朝开国史研究》，张德泽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韦庆远、吴奇衍、鲁素的《清代奴婢制度》，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郭蕴静的《清代经济史简编》等。
还先后发表清史论文九千余篇（其中包括部分《红楼梦》研究文章）。
从1982年以来，每年平均发表文章在四百篇左右。
这些专著和论文，涉及清代社会历史领域的各个方面，探索的问题也在不断深入，不过比较集中的是讨论了以下诸问题。
一、满族的形成与入关前的社会性质 这个问题是建国后不久就开始探讨的问题之一，直至今日仍然不衰。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郑天挺等认为，满族也和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
但是努尔哈赤在公元1616年建立的后金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封建政权，当时的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只不过这时是处在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是属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而已1。
尚钺认为努尔哈赤兴起时，满族正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他还认为满族未经过奴隶社会，而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转入了封建社会2。
张维华认为：
"进入到满洲历史范围的满族社会，一般说来，在奴隶社会使用上只发展到家长奴隶制的阶段，奴隶使用仅是起着助手作用"。
即努尔哈赤兴起时期的满族是处在早期奴隶制阶段3。
王钟翰在《清史杂考》4中认为，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七世纪二十年代（1577－1627年）的五十年间，努尔哈赤领导的满族社会应属于奴隶占有制社会，而决不是属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奴隶制。
他还认为满族在1621年至1644年的二十多年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重要而复杂的阶段。
周远廉在《清朝开国史研究》5一书中认为，满族在入关前经历了原始公社制末期、奴隶占有制与封建制等各个阶段。
他重点分析了满族社会中"诸申"的身分与地位的变化，从而阐明满族社会性质的变化。
他认为满族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诸申"是不受任何人役使的氏族成员，此时的满族社会性质是属于氏族社会末期。
1587年，努尔哈赤开始"定国政"，给"诸申"规定了各种义务，从此沦为奴隶制国家的穷苦贫民。
1621年后，后金政权占领了辽沈地区，颁布了"计丁授田"，此时诸申领有份地，每年向国家缴纳赋税，从此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农民。
从1621年以后满族基本上进入了封建社会。
李洵等认为，满族在入关前早已进入封建社会。
他主要是通过分析满族入关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而得出这个结论的。
他认为当时满族社会中存在的大批奴隶，是旧制度的残余，奴隶不是直接生产者，多半是家内奴隶。
因此，当时的满族社会性质应属于前期封建制向发达的封建制过渡的时期6。
除以上几种意见外，也还存在着一些其他意见。
例如，有的人认为，清入关以前的满族社会是处在家内奴隶制至庄园奴隶制时期。
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便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
满族真正封建化要迟至康熙时期才算完成7。
还有人认为，努尔哈赤兴起以前，满族社会正处于原始公社制阶段，以后五十年间是奴隶制发展的时期。
皇太极执政的二十年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过渡的时期。
"拖克索"庄园日益普遍，说明努尔哈赤时期奴隶制发展较为迅速，"计丁授田"不是作为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界碑，而是延续奴隶制的一种措施，没有进步意义可言，只是到了皇太极统治时期，满族社会才进入到封建社会8。
二、有关清史在中国史的地位、清史的分期与明清之际（清初）中国社会发展方向问题 对于清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问题，解放前，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全，人们由于对满族入主中原抱有偏见，故竭力贬低清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认为清朝的统治对中国历史只有破坏而无建树。
解放后这方面的认识有了改变，特别是近年来人们对清朝前期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日趋明确。
普遍承认它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它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与稳定，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的积极作用。
清史研究者们，还从世界历史的范围考察了清朝的历史地位。
学者们一直在寻找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很自然地就加强了对清朝历史的注意。
傅衣凌认为：
明清时期的历史地位值得重视，它正处于东西方变化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明清两代出现有不少新东西，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意识形态等都有许多新东西、新因素。
可是新因素、新力量得不到正常的成长，生产力发展缓慢，穷本探源，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阻碍明清社会前进的主要绊脚石。
其次是封建的隶属关系、租佃关系，对直接生产者实行残酷的中世纪式的野蛮统治。
再有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新产生的锁国政策，阻滞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阶级分化，看不出新的阶级力量的顺利产生和成长，使中国成为一个汪洋大海的小生产王国9。
戴逸认为：
"清史，离我们今天很近，......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果要了解其究竟，追溯其来历，都离不开清史。
"在讨论清代前期历史之地位时，"应该持两点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
清代前期的历史既有它伟大的一面，也有它渺小的一面；既有它光辉灿烂的成就，也有它黑暗苦难的经历"10。
王思治认为清朝前期历史的客观实际决定了当时的社会只能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向前迈进。
然而，外部世界却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变革。
欧洲资本主义的先遣队正在源源东来，殖民主义在亚洲十分嚣张的时期。
清代前期也正是抵御外来侵略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时期。
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距离也更加扩大了，这是清王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恶果，其历史影响同样也是深远的11。
关于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社会如果没有外来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也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而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尚钺等人对此估价较高，认为从明代开始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发展到较高水平；而黎澍、刘大年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他大大提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了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开始的论断12。
许多学者还认为，因为长期以落后的封建经济为基础，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因此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进步的速度长期处在徘徊、停滞的状态。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因循守旧、骄傲自大、闭关自守的思想。
从而抑制了明末以来许多有识之士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
闭关是重农抑商政策的继续，它保护了封建经济，隔绝了人民与外界的往来和交流，这只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维护和巩固，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影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与发达的科学技术，致使中国在世界前进的行列中逐渐落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关于清史的分期，许多清史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一般人认为清史可分为前后二期，以1840午鸦片战争为界，前期是清朝发展的鼎盛时期，后期为清朝衰落、灭亡时期。
郑天挺等认为，1616年--1644年以前的政权，只是在辽东地区实行局部统治，这一段历史是属于明史范围。
1644--1911年的268年间，可以分为三段：
1.前期（1644--1723年），从入关到摊丁入亩。
共80年。
第一阶段又可分为两段：
（1）入关到统一（1644--1681年），前后38年。
（2）统一到摊丁入亩（1681--1723年），前后43年。
2.中期（1723--1840年），从摊丁入亩到鸦片战争。
共118年。
第二阶段也可划分为两段：
（1）摊丁入亩到白莲教起义（1723--1796年），前后74年。
（2）白莲教起义到鸦片战争（1796--1840年），前后45年 3.后期（1840--1911年）或称为晚期13。
夏家骏认为清朝前期的历史可细分为三段，即：
（1）关外阶段（1616--1644年）是明清交错时期，严格来说应归属于明史范围。
但这一阶段是清朝打基础的时期，如果没有此段历史的发展，清朝统治者就不能入主中原，实现它对全国的统治。
（2）统一、恢复、发展阶段（1644--1795年），这一阶段是清朝前期的重要阶段，政治上得到巩固，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土空前辽阔，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得到了发展。
（3）由盛转衰的阶段（1796--1840年），此时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清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走向了下坡路。
外国侵略势力也加紧了在中国沿海和内陆的活动14。
翦伯赞等认人，清朝前期的历史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统一时期（1644--1683年），即由清军入关前至统一台湾。
（2）鼎盛时期（1684--1795年），即由康熙统一全国至乾隆帝"让位"，做太上皇帝，亦即白莲教起义前夕。
（3）由盛转衰时期（1796--1840年），即由白莲教起义至1840年鸦片战争15。
许曾重认为，清史可分为六个时期，即：
（一）女真各部的统一和后金时期（1583--1643年）前后共61年。
（二）清朝建立时期（1644--1661年）前后18年。
（三）清朝的巩固时期（1662--1683年）共计22年。
（四）清朝的发展时期（1684--1795年）共计112年。
（五）清朝的中衰时期（1796--1840年）前后45年。
（六）清朝的衰亡时期（1840--1911年）共计71年16。
三、有关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 清初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也是建国以来清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
它涉及到当时满汉间的民族矛盾、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地位与相互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清军一入关，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农民军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直至桂王永历政权的最后失败。
这一阶段中，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影响着汉族社会阶级矛盾的变化17。
第二种意见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清初社会主要矛盾，因为清政权是满汉地主阶级勾结的产生，它镇压了大顺军和大西军，实行地主阶级的统治，而且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18。
第三种意见是把清初这一段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在不同的阶段中，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即在清军入关之际，主要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即满、汉地主阶级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农民军，重建地主阶级统治，但是从顺治二年（1645年）起，由于清政府颁布严厉的薙发令，滥杀汉族人民，并用强制野蛮的手段推行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措施，严加控制和镇压汉族人民，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同时也侵犯了汉族封建地主和官僚们的利益，使地主阶级与农民军形成了抗清联合阵线，因此，此时的社会矛盾又以民族矛盾为主。
一直到1664年，在康熙统治前期，已基本完成了满汉地主阶级的合流，这时社会矛盾以民族矛盾为主，转化为阶级矛盾为主19。
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江阴抗清等问题，有的研究者围绕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说明，并进而指出江南地主阶级与清统治者的结合与北方地主阶级不同，经过了反复曲折的斗争。
清朝代替明朝，既是地主阶级重新加强了对农民群众压迫和剥削的过程，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经历了新的组合和调整20。
对于农民军"联明抗清"斗争策略评价问题，有人认为农民军"联明抗清"是当时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
因此，对农民军来说，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也是可行的。
清初的抗清斗争所以能长达二十年之久，正是由于农民军坚持了这一正确策略。
当时抗清斗争有两股主要力量：
一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郑成功，一是西南地区的李定国。
有的人认为他们"联明"、"尊明"的实质就是忠于民族、忠于民族利益，这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21。
另外，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错误的，这一错误政策导致了抗清斗争的失败和农民军瓦解的历史悲剧。
他们还认为，李定国采取的"联明抗清"应该否定。
他对南明政权忠心耿耿，毕恭毕敬，这是阶级投降的表现22。
四、关于郑成功抗清与收复台湾问题 建国以来，对郑成功及其收复、开发台湾，发展海外贸易、与大陆的交往，清军统一台湾和弃守之争问题的研究，始终不衰。
1962年和1983年厦门大学等单位先后两次举行纪念郑成功及其收复台湾的学术讨论会。
在郑成功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在挖掘档案和其他原始资料以及外文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合作编辑《清代台湾史料丛刊》，其中《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一册已经出版。
此外，福建教育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印行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
学者们从明清之际整个时代的矛盾斗争与历史的进程为出发点，评价了郑成功的历史地位。
他们指出，郑成功不仅是杰出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但是具体分析时，却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他代表南明政权的抵抗派，始终坚持抗清，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抗清复明，收复台湾也是为了继续抗清。
他忠君报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忠臣，不论从抗清或复台来看，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有的人认为他是海上贸易商人的代表，他的抗清和复台均从海商利益为出发点，因此他的抗清是不坚决，不彻底的，他赶走外国殖民者，收复台湾，要比坚持抗清重要，郑成功所以是民族英雄，就在于复台，而不是由于抗清。
还有人认为，郑成功坚持反清和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民族压迫，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一贯坚持强调"民为邦本"，"报国救民"，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关于郑成功抗清问题，傅衣凌认为，郑成功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抗清的军事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比起他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功绩来，毕竟是第二位的，是以我们不能过分夸大郑成功的抗清作用23。
张宗洽、潘文贵等认为，郑成功抗清，是为了"杀虏救民"，"恢复"，"中兴"，"复汉官之威仪"，简言之，即为"复明"。
这一点与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具有同样性质，是应当肯定的。
在抗清复明的活动中，郑成功的"忠君报国"思想实为最重要的动力，否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24。
施伟青也认为郑成功武力抗清是坚决的，郑成功把与清"和谈"作为武力抗清的补充手段，郑成功始终是忠于南明政权的，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抗清斗争，拒绝清之招抚，不仅有坚定不移的抗清方针，而且有灵活机动的战术25。
陈在正认为，郑成功初期抗清是正义的，进步的。
但后期由于客观斗争形势与历史发展趋向的变化，他的抗清复明的愿望就成了主观空想，是与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充当了抗清悲剧的主角26。
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问题。
许大龄认为，郑成功所以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我国领土台湾，主要目的在于，要把台湾作为根据地，以便坚持抗击国内满族贵族的南征。
他还认为台湾是他父亲郑芝龙旧日活动的基地，占领台湾是从荷兰人手中收复自己的产业27。
陈国强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对当时国内外的历史发展都作出了伟大贡献，他收复台湾的伟大意义超出了他长期坚持的抗清斗争。
郑成功在台湾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建设，摧毁殖民主义奴化教育，意义是深远的28。
陈碧笙认为郑成功之所以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受到我国人民的尊敬和称赞，"正因他在收复台湾这一问题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绝不是为了抗清；如果就抗清中所表现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而言，他是远较李定国、张煌言这些人为逊色的"。
郑成功把收复台湾是放在第一位的，把抗清是作为第二位的29。
关于郑成功经营台湾与海上贸易问题，林其泉、郑以灵认为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以前，其军饷供应就赖于海上贸易所得。
因此，海上贸易是郑军的经济命脉。
郑成功从事海上贸易是继承了郑芝龙的事业，但经营方法又与乃父不同。
他实行的是"官营"贸易法，即直接派官员、将领经办对外贸易事务。
而郑芝龙的海上贸易开头具有流寇性质，后来改为收取固定船税的"自由贸易"。
郑氏的商船遍布东南亚各国以及日本，更远到西欧。
"郑成功经济思想明显地表现出经济为政治和军事斗争服务"。
郑成功从事海上贸易加强和发展了中国人民与东南亚人民的友谊和经济合作，鼓舞了东南亚人民反殖斗争30。
黄志中认为郑成功的经济思想，既重视理业，也重视工商业。
他的"通洋裕国"论，把商业提高到很高的地位，列为国家的本业。
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生和市民阶级的利益31。
林仁川指出，郑氏海商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每年有大宗的生丝、丝织品、砂糖、鹿皮输往日本，运回铜、铅等货。
郑氏的第二贸易对象是荷兰，主要是从事生丝、砂糖、瓷器与胡椒、琥珀、锡、铅的贸易。
郑成功收复台湾郑荷贸易基本中断，代之而来是郑英贸易。
郑氏还大量同东南亚的吕宋、暹罗、柬埔寨、交趾等国进行贸易。
总之，郑氏海商活动相当广泛，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无论是内贸不是外贸，都有这个家族经商的记录32。
韩振华指出，郑氏家族一直是在东南沿海从事海外贸易的大族，1656至1660年间清朝实行海禁也效果不大，而郑氏对荷兰所控制的东方各港所实行的海禁却大见成效。
只有在1661--1662年之际，颁布迁界令后，郑成功的海外贸易才受到影响，而这时他决心收复台湾，从而扩展了对外贸易之道33。
除了上述几大问题外，学者们还就郑氏家族的成员如郑芝龙、郑经、郑克塽以及施琅、陈永华等人进行了评论。
同时还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地点，郑军的兵额、军饷、军粮等进行了考订。
近年来还有人对郑成功的死因提出了疑议，认为郑成功是由于被毒而死。
五、清朝专制主义的加强、政治制度史、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的研究 关于清代专制主义制度的加强问题，建国以来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一改解放前没有系统、支离破碎的研究状态。
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深入地分析清朝专制主义强化的历史渊源、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以及专制主义在各个领域的表现等。
清朝建立之初，较为重视整顿吏治。
因此，比起明末的吏治较为清明。
但由于官僚体制和封建地主阶级本质所限，康熙末年至乾嘉时期，仍然百弊丛生，贪污盛行。
有的人还认为清代的专制独裁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顶峰，在许多领域的残暴统治在历史上均是空前的34。
有人指出，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是在朝着不断强化的趋势发展。
表现为清朝封建统治制度具有三个特点，即极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鲜明的民族统治与贪污腐化盛行。
建国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对于清代政治制度、国家机构的研究比较充分。
李鹏年、朱先华等编著《清代中央机关概述》35，张德泽编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36，钱实甫编著《清代职官年表》37等一系列论著，都较为翔实的论述了清代国家机关中各部的机构和职能以及清代职官等。
特别是对清代军机处的研究更比解放前深入了一步，例如，对于军机处设立的年代（有雍正七年，和雍正八年等说法）、作用和职能的研究都比较深入，取得了一定进展。
此外，关于议政王大臣会议，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对于清代内阁的特点、职能以及所起作用的研究也在日益深入。
近年来对于清朝皇帝的御门听政制度、奏折制度以及票拟制度都有专门研究，而在解放前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较少。
比较重要的文章有：
徐艺圃的《试论康熙御门听政》38、朱金甫《清代奏折制度探略》39和《明清内阁票拟制度的来历与演变》40等。
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在清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解放前老一代清史研究者虽对这一课题有一定研究，但多为一般考证、说明。
解放后清史学者们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对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作了深入的研究。
从八旗的建立、组织结构、旗色、"改旗"、兵数以及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的组成、八旗制度的衰落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
在八旗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方面，有的人提出：
八旗制度是满族的一种"兵民为一"的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咱组织是有二重性的。
它既统民，又统兵是军事组织，又是社会组织。
它的组建反映了一种奴隶社会部族联合组织形式。
它的起源与变化，是与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41。
有的人认为：
八旗制度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与当时女真各部的状况密切相关。
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42。
在八旗编制上，郑天挺认为：
八旗兵制与八旗户口有不可分的关系。
满族户口编制，每三百人编一牛录，作为基本单位，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固山"是满族户口编制的最大单位。
每个"固山"各有一个专用颜色的旗帜，故汉语译"固山"为"旗"。
1610年时四旗分别为黄、白、红、兰四色，1615年又增加四旗，于是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红、兰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构成了八旗。
在最初成立旗时，所有的户口都要编进去，不分部族，所以一个旗内，有满族人，有蒙古人，也有汉人43。
在八旗制建立年代和称谓上，王钟翰认为：
八旗制度是在1615年由努尔哈赤正式建立起来的，"兵民为一"的满族社会组织形式。
其正确称谓应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称之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或"汉军八旗"是较晚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44。
李新达认为：
满洲旗制，始建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而非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汉军旗制始建于天聪五年（1631年）而非天聪七年（1633年）45。
在八旗制度的改革方面，有人提出：
在八旗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曲折，从而造成了努尔哈赤死后诸王争国、汗权极度削弱的局面，因此构成了皇太极继位初期的改旗活动。
皇太极以黄、白易色的形式进行改旗。
这不仅仅是八旗贵族集团中对权力和财产进行再分配的问题，而其实质是对八旗制度的重要改革。
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努尔哈赤晚年的分裂、倒退政策，为皇太极以后的改革准备了条件和前提。
这次改旗加强了皇太极的个人实力和中央集权制46。
关于八旗的兵额问题，周远廉认为，万历四十二年定八旗制时共有四百个牛录的说法是错误的。
他认为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所辖的八旗，只有二百多个牛录47。
据李新达考证，入关前的八旗兵数，也就是应服兵役的旗分佐领（包衣佐领不计在内）的壮丁数的总和，约有五、六万人。
如果再加上孔有德等人汉军的兵力、蒙古兵力、随征子弟和奴仆等，以及朝鲜兵，则入关前清统治者所能动员的兵力在二十万人左右48。
六、清朝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建国以来有关清朝民族关系史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果。
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均有进展。
有关民族史的研讨会多次举行，还发表了不少专著。
如胡庆钧的《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满族简史编写组的《满族简史》，马汝珩、马大正的《厄鲁特蒙古史论集》与王宏钧、刘如仲的《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等。
清政府设立理藩院（初名蒙古衙门）管理各少数民族事务。
这一机构的设立，对于清朝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的文章专门阐述了理藩院建立的原因、沿革、职权和作用。
如，王钟翰的《试论理藩院与蒙古》49、赵云田《清代前期统治西、北地区政策和措施》50和《理藩院》51。
还有不少文章论述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清朝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其中特别是喇嘛教的作用。
多数研究者认为，清朝的民族政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积极的一面是加强、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祖国统一，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彼此吸收对方的长处、杂居共处，从而促进了自然的民族融合。
消极反动的一面是这种民族政策贯穿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反动内容。
喇嘛教的推广对于蒙古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起到了限制作用，同时也阻碍了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广大劳动人民愚昧无知，极端贫困化。
张羽新的《清政府对喇嘛教的政策》52一文，着重阐述了这一问题。
此外还探讨了许多具体问题。
如有关厄鲁特蒙古史的研究，先辈学者曾作出了许多贡献，积累了丰富的史料。
但自本世纪初以来，这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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