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梁启超地理环境论史观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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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梁启超地理环境论史观比较
学校代码：
10184
延边大学
课程平时作业（论文）
（
课程名称：
西方史学史
论文题目：
孟德斯鸠、梁启超“地理环境论”史观比较
学生姓名：
邵张彬
学号：
2104051710
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专业：
历史学
班级：
2010级
孟德斯鸠、梁启超“地理环境论”史观比较
邵张彬
摘要：
孟德斯鸠、梁启超都是“地理环境论”者，他们的认识和思想既存在很大程度的相同之处，又有若干不同之处。
孟德斯鸠和梁启超都认为气候决定性格；温度带决定文明；地形、土壤影响法律、政治制度。
但同时，二者“地理环境论”的时代背景和意义不同；对各自国家的重视程度不同；对于地理环境重要性的认识不同。
梁启超对于孟德斯鸠地理环境论的发展和中国化利用，体现了近代东方知识分子吸收西方先进文明并使之本土化的趋势。
关键词：
孟德斯鸠；梁启超；地理环境论；比较
孟德斯鸠作为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社会学家，是西方国家学说、法学理论、三权分立理论上的创立者，而其“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其思想兼采中西方之所长并加以吸取利用，在史学、文学、哲学、法学上研究深入。
在近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努力，梁启超引进了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论”学说，并加以中国化改造，利用地理环境论学说来探讨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的各方面的具体联系，以救亡图存。
目前学术界对于孟德斯鸠和梁启超的研究涉及各个方面和各个时期，深入不同的领域，笔者无力无意一一例举。
但是学界对于梁启超与孟德斯鸠的比较，尤其是孟德斯鸠、梁启超“地理环境论”史观的比较则缺乏深入研究。
虽然孟德斯鸠和梁启超生存的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但是两者都是“地理环境论”者，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而且梁启超的地理环境论具有西学东渐意义，两者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笔者试结合史实及研究成果，对孟德斯鸠、梁启超“地理环境论”史观做一粗浅比较，分析两者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并尝试反思对于学习西方文化的现实意义。
1.孟德斯鸠、梁启超简介
1.1孟德斯鸠生平与其地理环境论
孟德斯鸠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社会学家，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
学术著作有《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等。
主要思想有：
法律与人民谋生方式、民族精神的关系；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三权分立与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思想。
其“三权分立说”对于1787年的《美国宪法》、1791年-1795年的《法国宪法》和1792年的《普鲁士法典》的制定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其思想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天主教神学的斗争中具有伟大贡献。
孟德斯鸠特别重视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气候、土壤、土地面积大小等地理因素对这个国家的人的性格、情感、风俗、法律以及政治制度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决定性的影响。
比如，寒带地区民族骁勇剽悍，热带地区民族则心神萎靡。
土壤贫瘠使人勤奋，土地肥沃则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
孟德斯鸠说：
“如果精神的气质和内心的感情真正因不同的气候而有极端差别的话，法律就应当和这些感情的差别以及这些气质的差别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炎热和寒冷的气候对法律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人们大都懒惰、怯懦、心神不定而不能维持自己的自由，这种气候适合暴君制，并且制定较多残酷的法律维护统治；而寒冷的气候则使人意志坚强、刚毅、勇敢、自信、豪放，人们善于捍卫自己的自由。
在这种气候条件下，适合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并且利用法律维护自由。
1.2梁启超生平与其地理环境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者。
参与领导清末戊戌变法。
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学术著作有：
《少年中国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主人全集》等。
主要思想有：
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目录学与藏书，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屡次战争失败、时局动荡、民族危机、科技落后等一系列问题摆在国人面前,使世纪之交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
他们试图通过引进西学,中西比较,寻求中国落后的原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
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多篇文章中系统论述了地理环境与国家发展、人群性格、文明差异及学术文化之关系,并加以南北、中西之比较。
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曾经依据地理环境论的观点,将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作为历史发展的“公例”提出。
他说,“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
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
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
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
”
2.孟德斯鸠、梁启超“地理环境论”史观对比
2.1相似之处
2.1.1气候与性格
孟德斯鸠认为，世界各地的气候不同，因此造成了各民族性格和心态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又造成了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
他说：
“人们在寒冷气候下，便有较充沛的精力”，有较强的自信、较大的勇气，炎热的气候使人心神萎靡，“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
“热带民族的怯葸常常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墨西哥和秘鲁的专制国家是接近赤道的；差不多所有自由的小民族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接近两极的”。
梁启超认为地理环境对于民族性格有重大的影响。
在1902年所作的_欧洲地理大势论_中按地理环境将欧洲民族分为拉丁民族、条顿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并概括论述了各民族的性格特点。
1923年他在清华大学讲演《五千年史势鸟瞰之地理及年代》中的一段话也再次说明此意,他说：
“地理环境，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
故治史者于地理之背景,终不能蔑视也”。
2.1.2温度带：
气候与文明
孟德斯鸠认为温度带决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
其将这个理论运用于对亚洲和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和解释：
亚洲没有温带，“和严寒地区紧接着的就是炎热的地区，如土耳其、波斯、莫卧儿、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因此，勇敢好战的民族和懒惰怯懦的民族“是紧紧地相毗连着的；所以一个民族势必为被征服者，另一个民族势必为征服者”；在欧洲，“温带是广阔的，……气候几乎是依照各国的纬度的比例，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转冷，因此相毗邻的国家的气候几乎相类似，没有显著差别”，“强国和强国面对着面，毗邻的民族都差不多一样地勇敢”。
孟德斯鸠认为，这就是亚之所以弱，之所以受奴役，而欧洲之所以强，之所以有自由的重要原因。
孟德斯鸠以此认为欧洲文明比亚洲文明先进。
梁启超认为人类文明最早产生于地理环境优越的地方,一般来讲,温带较热寒带、平原较高原宜于生活,因为“盖文明之初发生必在得天独厚之地。
厚者何,即气候温暖,物产饶足,谋生便易是也。
故历观古今中外,从无文明起于寒地与热带者。
酷热之时,使人精神昏沉,欲与天然力相争而不可得;严寒之时,使人精神憔悴,与天然力相抵太剧而更无余力以及他。
“极寒极热之地,其人穷日之力,以应付天然界之游迫,犹且不给,以故文明之历史,独起于温带。
”“热带之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进取;寒带之人,得衣食太难,而不能进取。
惟居温带者,有四时之变迁,有寒暑之代谢,苟非劳力,则不足以自给;苟能劳力,亦必得其报酬。
此文明之国民,所以起于北半球之大原也。
梁启超认为中国居于温带地区，所以中华文明先进于西方和世界。
2.1.3地形、土壤与法律、政治制度
孟德斯鸠认为土壤的肥沃或贫瘠会影响民族性格及法律和政治制度。
他说，“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又说，土地优良会使人产生依赖性，“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
孟德斯鸠认为人们所居住的位置、地形等因素也会影响民族性格及法律和政治制度。
“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主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岛屿的人民比大陆的人民爱好自由”。
梁启超认为高原、平原、海滨三种地形对人类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有不同的影响。
“高原之特质,最适宜于畜牧”,虽然实行族长政治,“然终不能成一巩固之国家,故文明无可言焉。
”平原地区以农业为主,“家族政治,一变为封建政治,行国变为居国,而巩固之国体乃始立。
”平原地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皆在数千年以前庞然成一大国,文明烂然,盖平原之地势使然也。
”至于海滨,“征诸历史上之事实,则人类交通往来之便,全恃河海。
”海滨有利于交通,促进了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播与扩散,滨海国家因而“文明进步最速”。
2.2不同之处
2.2.1时代背景与意义
孟德斯鸠主要生活在1715—1789年法国的启蒙运动时期，路易十四死后，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专制王权统治下，法国封建统治的腐朽日益暴漏，阶级矛盾逐渐地尖锐。
同时，法国还没有完全摆脱神学时代中世纪宗教史观的影响，教会势力猖獗。
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在政治上、文化上进行全面革新，以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上的准备。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继承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以理性主义为旗帜，无情地批判一切维护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勇敢地向腐朽的宗教势力与荒诞迷信进行挑战。
孟德斯鸠顺应了这个时代潮流，在思想上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具有伟大的转折性意义。
它虽然是唯心的，把历史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地理环境的决定，但与之前的神学所主张的上帝、神的意志主宰人类社会进步相比较，却具有进步的意义。
地理环境虽然唯心，但地理环境毕竟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是看得见的，这就在根本上打击了封建教会的思想主张。
作为由中世纪史学向近代科学史学过渡的阶段，地理环境决定论又为之后的唯物主义科学史观提供了经验，无疑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梁启超生活在近代清末民初，中国饱受外国侵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新兴的资产阶级具有反封建与发展资本主义以自强的双重任务。
中国在多次的对外战争中惨败，割地赔款，中国已全面的落后于西方。
许多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引进西学先进思想,科学分析,从中找出中国落后原因,以期救治祖国。
梁启超在介绍地理环境论时,虽然也曾不加鉴别地引用西方学者的某些带有偏见的思想观点,包括西方中心史观,但他的本意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开启民智,他利用地理环境论的观点证明亚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先进性，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感，重新树立起国人对于伟大中华文明的自豪与自信，进而更加充满自信和希望去改造中国。
梁启超把地理环境决定论加以改造，用西方先进的思想为落后中国的伟大提供依据，鼓舞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为实现民族独立与富强的目标而斗争。
因此，梁启超的地理环境论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引进西方学说来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尝试，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与中国特色。
2.2.2对于各自国家的重视程度
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并没有过多地明显提及法国，只是在一个方面论述了欧洲文明的优越性。
孟德斯鸠作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更多的是从批判神学、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等大的宏观层面上著书立说，由于当时法国并不存在严重的民族亡国灭种危机，并没有迫切的需要来直接把地理环境论学说为法国改造社会服务，只是为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长远的蓝图。
思想的理论性与逻辑性更强一些。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启蒙思想家相对的博爱观。
梁启超引入了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论，对其进行了大量而直接的应用，利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解释中国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所谓地理环境论的中国化。
具体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
梁启超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特点,在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答案。
从历史发展演变的角度,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中国政治、文学（实指精神文化）、风俗、军事等方面的具体影响。
例如在文化上，古代经学、佛学、文学、艺术等文化现象受到南北环境差异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风俗的南北差别：
“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塞南华”。
梁启超用中国大量的事例论著证实了地理环境论的正确。
2.2.3地理环境的重要性
孟德斯鸠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性格和心态，人们的性格和心态进而决定人类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理论，是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要旨所在。
而孟德斯鸠对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这种解释，只是观察到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些表面现象，肤浅地直接从地理环境中的某种因素中去寻找形成某种民族性格的原因，又单纯地从人的精神因素去解释人类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认识不到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包括民族性格的形成）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故而未能正确说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孟德斯鸠的思想具有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承上启下的作用。
但是现在从科学的历史发展进程论分析，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不是完全正确，存在着唯心因素与片面性。
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有一定的影响意义，但并不是决定的意义。
而梁启超生活在20世纪，以地理环境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及其差异,肯定了客观物质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
尽管梁启超在以地理环境具体解释中外历史和文明的变迁时过甚其辞,但梁启超并不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
梁启超认为人类的智识道德对其自身的进化和生存竞争的优劣胜败起决定作用。
在具体论述汉代以后各地风俗的庭主变迁时,梁启超也主要是从人事的变化而不是地理环境中寻找其原因。
在其晚年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构成,人类惟常能运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是以有历史。
若谓地理能支配历史,则五百年前之美洲,地形气候,皆非有以大异于今日,而声明文物,判若天渊,此何以称焉?
”“谓物质的环境具万能力”仅“含有一部分真理”,地理环境不能解答一切问题,“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偶然悉昕环境所宰制。
”由此可见,梁启超并没有把地理环境看作是影响历史进程的惟一因素;也不认为地理环境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而仅仅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方面因素。
3结论
笔者通过孟德斯鸠与梁启超的“地理环境论”各方面的对比与分析，得出，孟德斯鸠、梁启超的“地理环境论”史观既存在大量的相同、相似之处，又有一些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
第一：
二者都认为气候影响民族性格，寒冷使人勇敢、顽强、自信，炎热使人懦弱、胆怯。
第二：
温度带影响文明，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因为处在温带和优越的纬度而先进，寒带、热带人民落后，文明起源于温带地区。
第三：
地形、土壤会影响法律、政治制度，土壤的贫瘠或者肥沃程度与高原、平原、海滨三种地形对人类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选择有不同的影响。
不同之处：
第一：
两者的时代背景和意义不同，孟德斯鸠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神权，地理环境决定论具有唯心性；梁启超利用地理环境论证明中华文明的先进性，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感，鼓舞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为实现民族独立与富强的目标而斗争。
第二：
对于各自国家的重视程度不同。
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并没有过多地明显提及法国，从博爱角度出发，思想的理论性与逻辑性更强一些；梁启超引进地理环境论并以之分析中国，从历史发展演变的角度,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中国政治、文学（实指精神文化）、风俗、军事等方面的具体影响。
第三：
对地理环境的重要性看待不同。
孟德斯鸠持“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性格和心态，人们的性格和心态进而决定人类社会政治、法律制度，过于唯心；梁启超持“地理环境影响论”，认为地理环境不能解答一切问题,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方面因素而非决定因素，人类的智识道德对其自身的进化起决定作用。
孟德斯鸠与梁启超的“地理环境论”史观作为不同时期、不同年代下东西方人物对于地理环境的认识，在各自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影响。
而梁启超对于孟德斯鸠地理环境论的发展和中国化利用，也体现了近代东方先进知识分子吸收西方先进文明并使之符合本土化的趋势。
这一特点作为爱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努力，也具有了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02年
2.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
3.路易·戴格拉夫：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孟德斯鸠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郭双林：
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5.郭英南：
孟德斯鸠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6.许桂灵：
试论梁启超对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传播的贡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第10期
7.潘建树：
孟德斯鸠社会历史观探析.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8.武军：
地理环境论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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