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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唐入宋圣节地方进献的变化

圣节，即把皇帝的诞生日确定为节日，又称诞节、降诞节，它始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以其生日为千秋节“'。

皇帝至高无上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圣节庆祝活动的盛大与隆重，同时也决定了圣节花费数目的惊人与庞大。

据史料记载，圣节期间所花钱物的来源渠道多样，但地方进献是一条主要渠道。

那么，唐宋时期圣节时的地方进献情况怎样?

它们有什么变化?

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

本文拟对它们作一探讨，敬请方家赐正。

、唐代圣节时的地方进献

唐代地方官府在皇帝诞节进献物品以表示恭祝之意，可追溯到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

是年十一月敕：

“太子及诸王、公主，诸节贺遗，并宜禁断。

惟降诞日及五月五日，任其游奉，仍

不得广有营造，但进衣裳而已。

诸亲及百官，一切不得进。

”这

开了诞日进奉的先河。

唐玄宗初设千秋节时就有“王公以下献镜

”、“百官献贺”等内容，到开元二十二年（734年），

唐玄宗发布诏令云：

“诸州千秋节，多有聚敛，颇成縻费。

自今以后，宜听五日一会，尽其欢宴，余两日休假而已。

任用当处公廨，不得别有科率。

”从中可见，地方诸州在千秋节时已“多有聚敛”，当然这里没有明言诸州的这些“聚敛”、“科率”的出现是否是为了进献朝廷。

而史料明确记载在诞节时收纳地方贡献

的还是唐代宗：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

武将奸吏，缘此侵渔下民。

”胡三省注曰：

“自代宗迄于五代，正至端午降诞，州府皆有贡献，谓之四节进奉。

”开始于代宗时期的四节进奉，除诞节是唐代新创节日外，其余都是民间传统节日。

代宗永泰二年（766年）十月，“降诞日，诸道节度使进献珍玩、衣服、名马二

十余万计以陈上寿，自是岁以为常”。

大历三年（768年）十月降诞日，“诸道节度使上寿，各献衣服名马及绫绢凡百余万”。

德宗初年总结代宗时期的节日进献时说：

“初代宗时，每岁端午及降诞日，四方贡献者数千，悉入内库。

”可见，代宗时诞节收授的进奉数量不断增多，而且已变先前那种临时性、小范围的进献为固定性的、正式的、大规模的进贡。

唐德宗和唐宪宗虽未设诞节名称，但诞节收授大臣和地方贡献之风仍在继续蔓延。

如德宗时在“四节进奉”以外，又出现了

日进”、“月进”、“助军”、“贺礼”、“助赏”等名目。

文献通考?

土贡考》记：

“德宗既平朱之后，属意聚敛，藩镇

常赋之外，进奉不息。

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李

除二日条所供外，一切勒停。

如违越者，所进物送纳左藏库，仍

委御史台具名闻奏。

”包括诞节在内的四节进奉仍是保留项目。

穆宗长庆三年（823年）敕令淮南、两浙、宣歙等道，按常例在诞节应进献者，暂时停进。

文宗恢复诞节后，进献之风更浓，而且兴起进献银铤与绫绢。

大和二年（828年）五月敕：

“应诸道进奉内库，四节及降诞，进奉金花银器并纂组文缬杂物，并折充铤银及绫绢。

”所进数量巨大，大和四年（830年）诞节，盐铁使王涯进献绫罗、锦彩等共计14800匹，银器100件；判度支王起进献绫罗、夹缬、杂彩等共计14300匹，御衣1副，镜1面。

个人进献物品之多，当属罕见。

甚至有一次进献多达百余万件，而且种类多样，《文苑英华》所记各地的诞节进贡品有光明砂、丹石、鞍马、银器、香料、衣物、棉锦、绫绮以及大活人女口等等。

以上可见，唐代诞节地方官员进献的物品种类和数量都在迅速增加，而且日渐侈丽，“天子诞日，诸道争以侈丽奉献”。

这些贡献物品最终都归入到了内库。

内库是独立于国库左右藏库以外的天子私藏库，所藏物品专门供给天子私人宴游、赏赐之用。

当然，内库财物也不一定不移作国用，但要有天子的命令才可支用。

如此巨量的进献成为天子个人消费的渠道之一。

这些进献是地方官员掠夺百姓的结果，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故事，同、华以近地人贫，每正至端午降诞，所献甚薄；徵遂竭其财赋，每有所进献，辄加常数，人不堪命”。

卢徵在本已贫困的地区，竭尽财赋，又在常有进奉数目之上再行增加，使得百姓痛苦不堪。

不过，唐代诞节的贡献物品还是以各地的名优土特产品为主，即

所谓“诸道使各献方物上寿”。

二、宋代圣节地方进献的变化

与唐代相比，宋代圣节时地方贡献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不提倡官员个人进献

唐代自玄宗千秋节始，就以诏书形式规定官员所进献的物品，实际上就是提倡官员个人进献。

前引唐代史料中，圣节进献者大多或者有具体官员的名字，或者称“诸道节度使”即是明证。

宋代则与之不同，自太祖建隆二年起就规定在任的文武百官、致仕官、僧道及百姓个人“自今长春节及他庆贺不得辙有贡献”，终宋一朝，对官员个人献物都是抵触的。

如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知宁州、职方员外郎杨及乾元节献绣佛，仁宗谓辅臣日：

“‘及，佞人也，民安政举，乃守臣之职，焉用此为遂令邸吏还之。

”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天申节，韩世忠进生鹿，帝不欲却，谕辅臣，将放之山林以适物性”。

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乾会节，帝御紫宸殿受贺。

谢方叔以尝为东宫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鹤、金丹一炉献帝。

贾似道疑其观望再相，讽谏官赵顺孙，论其不当诱人主为声色之好。

帝曰：

‘谢方叔托名进香，擅进金器，且以先帝手泽，每系之跋，率多包藏，至以先帝行事为己功，殊失大臣体，宜贬一秩。

'于是卢钺等相继论列方叔昨蜀、广败事，误国殄民，今又违制擅制，削一秩罚轻。

诏削四秩，夺观文殿大学士、惠国公，罢宰臣恩数，仍追《宝奎录》并系跋真本来上。

欲谪之远郡，吕文德请以己官赎方叔罪，

乃止夺官祠。

”这几条材料中，杨及进献绣佛被仁宗目为佞人，将绣佛归还了他。

而两川路贡献乾元、长宁二节的“织成佛”却在杨及献绣佛两年之后才被罢除，说明地方（而非个人）有贡献。

韩世忠在高宗圣节时进献活鹿子，高宗虽接受了，却将之放归了山林。

至于度宗时谢方叔自恃曾任过东宫官，与皇帝交情深厚，在其圣节时进献礼物，不料被贾似道一伙当成了权力争夺的对手而遭致贬官，甚至险些远谪的命运。

这也许是皇帝不主张接受官员个人进献的真正原因之所在，也是宋与唐圣节进献的显著不同点之一。

（二）地方各路都有进奉，而且逐渐成为一种常赋，出现科配现象

前述唐代从代宗时开始，圣节地方进献已固定化，而且在玄宗时已出现“聚敛”、“科率”现象，但其范围和程度还是不能与宋代相比。

宋代地方入贡得到官方明确肯定是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诏川、峡、广南、福建州军，承天节自今三千里内仍旧入贡，三千里外止具表以闻”。

规定了进贡的距离范围，

宋初，

同时从“仍旧”二字可知，这些地区圣节进贡由来已久了。

年（1104年）九月，“广南东路提举司申乞依监司例，每年天宁节用常平司头子钱收买银随表疏上进。

诏除常平息免役宽剩钱不得支用外，并于本司诸色钱内支充。

候到京于元丰库送纳，自来年为始”。

明确规定广南路天宁节上供银由本司用诸色钱收买，并必须将之解送至宫中元丰库，说明以前那种只上供清单而不输送实物的情况已不复存在。

高宗绍兴四年二月，谏议大夫刘大中总结道：

“自崇宁以前，臣僚进奉圣节礼物，多是虚表，物或不至。

因崇宁二年发运副使胡师文建言，并令前期一月到京。

自后立定数目、期限，催督起发。

”说明圣节进奉自崇宁三年起立定数目、期限，且催督发运，与常赋无异了。

乾道年间洪文敏公（洪迈）曾奏请蠲减饶州圣节贡金旺刮。

他蒙恩召还，过三衢，郡守何德辅问奏对用几札。

因出草稿示之，其一乞蠲减鄱阳岁贡诞节金千两，言此贡不知起于何时，或云艺祖初下江南，郡库适有金，守臣取以献长春节，遂为故事。

”江东路饶州这1000两贡金不知起于何时，但在元丰之前已存在则

是无疑的，一直到南宋乾道二年，80余年保持不变，说明江东路圣节贡金已变成一种常赋。

我们还可从宋代规定的蠲减税额中看到圣节进奉的常赋性质：

四川诸路在北宋前期有供奉圣节银，宋仁宗嘉?

v四年十月始下令停止。

但至少在南宋高宗时期又恢复了圣节贡银，直至宋

理宗景定元年―月才诏令“免蜀郡圣节银”。

免。

以本州经贼残破，从其请也。

”

绍兴六年九月诏：

“荆湖北路管下州军因旱伤，拖欠绍兴四年分天申节银二千五百五十两，进奉大礼银三千三百两，绢二千六百匹，特予蠲免。

”

绍兴十二年二月诏：

“安丰军并属县各系极边，大兵往来，蹂践至极去处，绍兴十二年合发进奉天申节银五百两，特予蠲免。

”

绍兴二十九年九月，庐州主管、淮西安抚司公事刘刚言：

“本州并濠蕲州安丰军各合起发天申节银五百两，其逐州军财赋不足，切虑至期无可起发。

诏各予展免三年。

”

隆兴二年十一月诏：

“光化军合纳隆兴三年分内藏库天申节银一百两、折绢银七十五两，予免一年。

”

这些蠲减税额中，或是当年的；或是前几年拖欠的；或是以后应进献的。

只有当圣节进奉已成为了常赋，这种分地区、分数额的蠲减才能如此具体。

元丰之后尤其是南宋时各地圣节进奉多起来，于是，宋代税赋中常见的科率、抑配等科配现象也在圣节贡献中出现了。

前引高宗初年的谏议大夫刘大中就已提到，“臣昨奉使江南，闻皆不免科配”。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承议郎鲁冲上书论郡邑之弊：

“以臣前任宜兴一县言之，漕计合收窠名，有丁

盐、坊场课利钱，租地钱，租丝租？

钱，岁入不过一万五千余缗。

其发纳之数，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之类，岁支不啻三万四千余缗。

又有见任、寄居官请奉、过往官兵批券、与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无虚日。

今之为令者，苟以宽恤为意，而拙于催科，旋踵以不职罢；能迎合上司，惨刻聚敛，则以称职闻。

是使为令者惴惴惟财赋是念，朝不谋夕，

有臣

亦何暇为陛下奉行宽恤诏书、承流宣化者哉？

”小小的宜兴县支

出比收人多出一倍多，其中就有天申节银绢钱的贡献支出。

脑汁。

如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八月，均州守臣吕游问言：

“本州城下边接汉水放生去处，公库岁收鱼利钱补助天申节进银，自金州以来密布鱼枋，上下数百里竭泽而渔，无一脱者，乞禁止。

上日：

均州贡银不多而经营至此，必定别无窠名可办，且放生池

虽有法禁，亦细民衣食所资，姑大为之防，岂能尽绝？

今自官中竭泽采捕以供诞节，其亦不仁甚矣，可如所奏。

”均州地方每年收取鱼利钱补助天申节进奉银，以致数百里间竭泽而渔，皇帝还认为其贡银不多，终究没有罢除贡数，只是号召禁止竭泽采捕而已。

（三）地方贡献圣节物品以金银绢为多

唐代圣节贡献物品种类虽多，但金银绢的数量很少。

加藤繁先生记唐代进奉与金银有关的共18条，其中圣节2条；宋代进奉与金银有关的共29条，其中北宋19条，2条为圣节进奉；南宋10条，3条为圣节进奉，显然有不全之处。

但唐前期由于金银开采水平低，产量少，加之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金银的商品

化及货币支付职能有限。

唐末至宋初，白银开始以商品身份加入转移、让渡的重要财产。

所以我们看到，唐代圣节进献的主要是金花银器，而且是在唐代后期。

如德宗时任江西观察使的齐映

常以顷为相无大过而罢，冀其复入用，乃掊敛贡奉及大为金银

器以希旨。

先是银瓶高者五尺余，李谦为江西观察使，乃进六尺者，至是因帝诞日端午，映为瓶高八尺者以献”。

现将宋代各地进奉圣节金银的数额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宋代圣节贡金起于宋太祖初年，到神宗时，圣节贡金的有：

京东路200两，京西路100两，江南东路1000两，贡银的则覆盖全国各路。

徽宗崇宁以后立定数目，更是成为了各地的常赋。

王菱菱先生将宋代圣节进奉金银分为两个阶段：

宋初至崇宁以前为第一阶段，崇宁以后至南宋为第二阶段。

认为在第一阶段中，银进奉额较低，第二阶段在乾道二年以后，因贡金最多的饶州减少了七百两，再加上京东路的丧失，全国贡金额也随之减少，

从表中显示看，则南宋进银总和没有超过神宗时的91550两。

主

要是因为很多地方数字材料的阙如，但高宗时，一些地方圣百匹，大礼绢三千匹，以上并折银”。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夏四月，为弭灾除盗而“出天申节银十万两加充户部籴本”。

以此观之，高宗时圣节进银数额高于北宋是确定无疑的。

至于圣节进贡绢，北宋神宗时还只京东、两浙、江南东西等路有此项义务，到南宋高宗时，除京东路丧失，不再贡纳外，南方其它各路均有圣节贡绢义务。

王曾瑜先生根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4绍兴二年五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东南折博钱》，《文献通考》卷20《市耀考一》，《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12-16等书所载数字，列有南方各路上供丝织品额表。

我们考虑到前三部书所记多是天申节和大礼贡数的总数，没做细允所以这里主要采用《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列表如下：

表中显示了除福建路以外的南宋各路天申节进奉绢数额的情况，其中川蜀四路最多，总计达19350匹，其次是两浙路11500匹，江南路居第三8000匹，湖南路最少。

这一方面与各路的生产状况基本一致，另―方面也与科配有关，如巴东开州知州赵不百因天申节银、绢抑配于民，“民甚苦之”，“公始用库钱除其配”。

可见，宋代圣节地方贡献范围广-――遍及全国各地；数量

大，且具有制度化、强制性等特点；种类上主要是具有商品性、货币化的金银以及轻便（方便运输）、华贵（满足统治者追求侈靡享受，显示富贵身份地位心理）的绢帛。

它一方面体现了宋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矿冶业、丝织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说明宋代专制权力增强，皇帝更加注重奢华生活享受，同时也可知宋代广大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

三、宋代圣节地方进献变化之因

（一）奔竞之风

宋代官员人数不断增多，以致出现冗官问题。

曾巩记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官员10000余人，治平年间（1064-1067年），官员总数为24000人，洪迈在其书中引用当时臣僚的奏言称，宣和元年，官员共计47000人。

南宋时期，官员人数与此相当，后期有所下降。

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再加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数目之大，可以想见。

但官位却有限，竞争十分激烈，以致士大夫奔竞之风盛行。

徽宗时人陆佃曾说：

“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竟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

相师成风，莫之或止。

”奔竞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升官发财寻找机会，对象自然是能为自己实现这一目的的高官贵人，张邦炜先生在提到北宋晚期奔竞之风愈演愈烈的诸多外在原因之后，更进一步指出其内在因素：

士

生活来源

大夫阶层自身具有两重性，即他们在理念上追求高尚人格，但又在经济上依附于皇权，因为他们没有深厚的经济基业，

主要仰仗于朝廷给的俸禄，难免将朝廷视为衣食之源，将皇帝视为衣食之父。

这是很有见地的。

皇帝以其至尊至上之权力地位为基础为自己立圣节庆寿，就是给官员们制造了奔竞的理由和机会，是其源头之所在。

于是媚上欺下、不择手段等种种官场丑态尽显无遗：

“迩年以来，州县胥吏，上罔其官，下欺其民，类多假借，庆寿隆名，乘时射利，移文给引，滋彰多事，有鳌山固所当建，而乃追逮樵斧之微；道场固所当启，而乃扰遍缁黄之众；放生本以示德，而渔弋者或苦于诛求；锡宴本以寓礼，而工技者或病于纠率。

百色科抑，无一获免，殊失臣下归报之美意。

欲望警饬州县严行禁戢，毋纵胥吏掊敛滋扰细民，而于圣朝敛福锡民之道，不为无补。

”自然，遭殃的是老百姓。

（二）宋代圣节比唐代固定，庆祝活动更加隆重，花费更大

自唐玄宗创立诞节之后，终唐一朝的15位皇帝，还有德、顺、宪、穆、敬五位皇帝只举行庆祝活动，没有设置节名。

赵宋王朝18位皇帝中，除了两个最后残延的小皇帝端宗赵星、祥兴帝赵？

m没有设置诞节以外，连4岁即位、国已实亡的恭帝赵显都设了诞节：

此外，还有4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也设了诞节。

因此，宋代诞节设置更加正规化，庆祝活动也比唐代更加礼仪化、制度化，已成为新皇帝即位仪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朝廷每年例行的大事之一。

圣节的庆祝活动分别在京城和地方官府所在地举行，参加人员主要是宗室亲贵、在朝文武百官、致仕官员、僧道、命妇等。

活动内容有：

在朝文武百官向皇帝祝寿，敬献寿酒；地方官代表敬献礼物；皇帝赐群臣酒、衣等；奏乐；大宴百官；地方官吏在僧寺道观开建祝圣寿道场，长官进香。

由于官员队伍庞大，圣节庆祝的花费十分惊人。

从《东京梦华录》卷九《天宁节》和《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武林旧事》卷一《圣节》、《梦粱录》卷三《皇太后圣节》、《宰执亲王南班百官人内上寿赐宴》和《皇帝初九日圣节》等记载来看，圣节花费主要集中在赐衣、建道场行香以及宴会等几方面，所需物品主要有：

用品一一衣、香；饮品一一酒;

食品一一肉。

限于篇幅，这里只说说圣节赐衣。

唐玄宗设千秋节之初，还只赐四品以上高官缣彩，五品以下官员只给赐绢帛，唐代圣节赐衣的情况还未见记载。

至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诏文武百僚今后遇天清节，依近臣例各赐衣服”，这是圣节赐臣僚衣服的开始。

宋朝从太祖开始便沿袭这一旧例，建隆元年（960年）二月丙戌，“长春节，赐群臣衣各一袭”。

以后太宗乾元节，真宗承天节，章献太后长宁节等都有赐衣[5引。

此外，真宗时还“赐太庙守卫人等承天节衣服，岁以为例”，以及契丹来使“承天节各别赐衣一袭”。

仁宗天圣元年二月裁造院言：

“每年所造诸节衣服万数，甚多枉费人工，欲望自今逐节除十月一日、端午，非凡传宣造作料次依旧造成送纳，其长宁、乾元两节并料段送纳支遣。

诏今年乾元节合支衣服依旧缝造送纳外，余从之。

”这数以万计的衣服还只是每年新缝制的，此外还有已缝好的库存的衣服，这个数字当不小。

尽管它不是完全用于圣节的赐予，但当裁造院官建议长宁、乾元二节只支遣布料时，仁宗下诏还是保持乾元节赐衣由裁造院缝制好的贯例。

假设仁宗时圣节赐衣总数为30000套，又假定这些衣服都是春衣，再据学者的相关研究推测，制作一套新的春衣需要用布37尺，可折绢0.74匹。

则仁宗初年，长宁、乾元二节赐衣用绢为44400匹。

这个数字几乎是宋高宗天申节时各路进献的总绢数。

所以仁宗感到了财政压力，下诏罢除了未任朝谒者在二圣节的赐衣旧例。

总之，唐宋时期，以皇帝生日为节日是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结构的丰富和发展，而地方为此节的进献的出现和变化，―方面是当时政治制度、社会风气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社会经济尤其是矿冶业、丝织业等手工业发展水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