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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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十一章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一节　建立学制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从此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

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当局对外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对内为了缓解国人空前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不得不赶忙于1901年宣布恢复“新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下诏变法，在斥责康有为等不是变法，而是乱法以后，指出“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

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

”要求臣下“各就现在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

教育领域实际上完全恢复了三年前被扼杀的“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如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各地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等。

同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构建方案。

壬寅——癸卯学制出台前至少有两部前奏曲：

其一,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况,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

《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项。

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这个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于是,各类大中小学应运而生。

但是各学堂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校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衔接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给予规范。

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央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下延伸,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统化、整体化?

至20世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

《兴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10年间教育立法活动的序幕。

1902年（农历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

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

一、“壬寅学制”——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

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五部分。

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

为拟此学制,1902年5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

考察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中、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第二,在文部省听取了19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

除被天皇召见外,

包括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堂的各个等级。

后来《癸卯学制》中所涉及的各级各类学堂，除大学堂之外，他都办过。

1898年4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介绍了西方学制建设，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系统的学制设想。

1902年底，张之洞与湖北巡抚端方会衔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出台了湖北学制体系。

张之洞的湖北学制体系虽然要比《壬寅学制》晚近三个月，而且是在上奏湖北学制之后才看到《壬寅学制》的，但两个学制版本中却有许多相通之处。

张之洞也就《壬寅学制》提出了4条补充意见。

这成为张之洞进京参与厘定《癸卯学制》的直接契机。

历史选择张之洞主持癸卯学制与他个人丰富的学务背景及对学制的认识密切相关。

他担任四川学政时初涉学务，大力整顿考场积弊。

“臣竭其愚弩，多方整饬，似尚渐觉廓清”，四川试场风气为之一新，张之洞本人也开始在学务上初露锋芒。

后来担任湖北学政、两湖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为他创办新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他“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通过改造旧学堂和创建新式学堂两种途经大兴新学，改造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又建立了一大批新式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一系列初等、高等学堂，并且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成绩斐然，构成了晚清兴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随着学务经历的不断丰富，张之洞对学制的认识也随之深入，为日后癸卯学制的拟定做好了思想准备。

1895年他对西方学制有了初步的认识：

“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才。

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

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谈及“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指出“其善有三：

出资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并表示“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

三年后，他对西方学制的认识已有很大提高，说：

“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唯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为最多”，日本学校“门目与中国情形较近。

欧美无学不兼讲西教，日本无学不兼讲伦理”，至于立学章程，则是“西繁而东简，西迟而东速”，因此张之洞最终选择以日本学制为新学制的参照，由他主持制定癸卯学制也顺理成章。

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

见癸卯学制系统图所示。

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共分为七级：

初等教育有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5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

横向分作三部分:

在普通学堂之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

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

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

⒈蒙养院

章程规定“蒙养与家教合一”的宗旨，即“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尚未构成有专门功能的幼儿教育机制。

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儿童，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活动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

⒉初等小学堂

章程规定凡七岁以上儿童入学，“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

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每周不超过三十课时。

学制五年。

清政府有将初小作为义务教育的意愿，并首先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普及初小教育，再逐步推广。

⒊高等小学堂

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

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八门，每周三十六课时。

学制四年。

⒋中学堂

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

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十二门，每周三十六课时。

学制五年。

⒌高等学堂

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相当于大学预科（综合大学堂自设预科）。

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的预科，第二类为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大学的预科，第三类为医科大学的预科，分别有自己的课程体系。

外语在各类学堂均占重要地位，一般要修两门。

学制三年，到三年级各自开设选修科及随意科。

⒍分科大学堂

即大学本科。

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分设八科：

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

设在外省的大学堂至少须具备其中三科，京师大学堂八科全设。

各科一般修业三年，政法科和医科中的医学门为四年。

⒎通儒院

大学本科后教育。

设在京师大学堂内，由分科大学堂毕业生升入，无规定科目。

以“造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⒏师范学堂

分为两级：

初级师范学堂每县设立一所，招收高小毕业生，培养初小、高小教员，学习普通学和教授、管理学。

完全科学制五年，另有一种学习一年的简易师范科。

优级师范学堂（又称师范馆）设于京师和省城，招收初级师范学堂或中学堂毕业生，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

学制三年，初入学学公共科，二年级开始学分类科，完成分类科学习后可选修加习科。

两级师范分别设附属小学或附属中学，供师范生实习用。

⒐实业学堂

分为三级：

初等实业学堂（又称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均招收下一级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各级实业学堂自身并不衔接，只是普通教育的分流而已。

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科，学制一般均为三年。

（二）、“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

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强调，“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

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通经致用”迅速向“西学为用”倾斜，引入西学的步伐明显加快，实务学堂增长迅速，先后设立铁路学堂和鱼雷学堂。

只要能培养实用人才的措施他一律欢迎：

“择科学之最简易者，酌令就学，或农业，或工艺，或他事，不均门类，不拘深浅，总以得有实际为主。

”在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着手改造旧式书院。

改造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基本实行了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学等实用学科。

开办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同时引入西学教材，“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通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

”经过一番努力后，他认为“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并不满意，他在《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中说：

“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

”但西学为用的宗旨不可避免地贯穿在日后的癸卯学制之中。

1898年,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侧重“西学为用”逐步演变为侧重“中学为体”，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

他强调经史辞章的价值功用：

“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

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

”要求学堂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潜深，并非强归一致。

”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思想及相应举措是封建复古的表现，致使近代教育出现了倒退，尤其以存古学堂的设立为大害，笔者认为尚可商榷。

张之洞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在学务上自始至终都是开明派。

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脉络不绝，是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出的，不会动摇新学的地位，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等同于在学术学务上的保守。

在新学与旧学的问题上，他的一番权衡发人深省：

“今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

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以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

……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

”

（一）、“癸卯学制”的学校系统

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

见癸卯学制系统图所示。

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共分为七级：

初等教育有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5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

横向分作三部分:

在普通学堂之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

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

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

⒈蒙养院

章程规定“蒙养与家教合一”的宗旨，即“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尚未构成有专门功能的幼儿教育机制。

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儿童，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活动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

⒉初等小学堂

章程规定凡七岁以上儿童入学，“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

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每周不超过三十课时。

学制五年。

清政府有将初小作为义务教育的意愿，并首先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普及初小教育，再逐步推广。

⒊高等小学堂

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

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八门，每周三十六课时。

学制四年。

⒋中学堂

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

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十二门，每周三十六课时。

学制五年。

⒌高等学堂

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相当于大学预科（综合大学堂自设预科）。

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的预科，第二类为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大学的预科，第三类为医科大学的预科，分别有自己的课程体系。

外语在各类学堂均占重要地位，一般要修两门。

学制三年，到三年级各自开设选修科及随意科。

⒍分科大学堂

即大学本科。

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分设八科：

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

设在外省的大学堂至少须具备其中三科，京师大学堂八科全设。

各科一般修业三年，政法科和医科中的医学门为四年。

⒎通儒院

大学本科后教育。

设在京师大学堂内，由分科大学堂毕业生升入，无规定科目。

以“造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⒏师范学堂

分为两级：

初级师范学堂每县设立一所，招收高小毕业生，培养初小、高小教员，学习普通学和教授、管理学。

完全科学制五年，另有一种学习一年的简易师范科。

优级师范学堂（又称师范馆）设于京师和省城，招收初级师范学堂或中学堂毕业生，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

学制三年，初入学学公共科，二年级开始学分类科，完成分类科学习后可选修加习科。

两级师范分别设附属小学或附属中学，供师范生实习用。

⒐实业学堂

分为三级：

初等实业学堂（又称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均招收下一级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各级实业学堂自身并不衔接，只是普通教育的分流而已。

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科，学制一般均为三年。

（二）、“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

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强调，“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

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通经致用”迅速向“西学为用”倾斜，引入西学的步伐明显加快，实务学堂增长迅速，先后设立铁路学堂和鱼雷学堂。

只要能培养实用人才的措施他一律欢迎：

“择科学之最简易者，酌令就学，或农业，或工艺，或他事，不均门类，不拘深浅，总以得有实际为主。

”在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着手改造旧式书院。

改造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基本实行了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学等实用学科。

开办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同时引入西学教材，“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通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

”经过一番努力后，他认为“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并不满意，他在《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中说：

“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

”但西学为用的宗旨不可避免地贯穿在日后的癸卯学制之中。

1898年,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侧重“西学为用”逐步演变为侧重“中学为体”，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

他强调经史辞章的价值功用：

“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

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

”要求学堂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潜深，并非强归一致。

”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思想及相应举措是封建复古的表现，致使近代教育出现了倒退，尤其以存古学堂的设立为大害，笔者认为尚可商榷。

张之洞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在学务上自始至终都是开明派。

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脉络不绝，是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出的，不会动摇新学的地位，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等同于在学术学务上的保守。

在新学与旧学的问题上，他的一番权衡发人深省：

“今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

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以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

……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

”

（三）、“癸卯学制”中的学校培养目标

初等小学堂：

“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强调儿童身体，令其发育”。

高等小学堂：

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

中学堂：

“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事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

高等学堂：

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

大学堂、通儒院：

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实业学堂：

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其学专求实际，不尚空谈。

初级师范学堂：

令拟派充高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二项教员者入焉;；以习普通学外，并讲明教授管理之法为宗旨；以全国人民识字日多为成效。

优级师范学堂：

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

（四）、“癸卯学制”中的课程设置

蒙养院：

游戏、歌谣、谈话、手技等

初等小学堂：

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

高等小学堂：

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

中学堂：

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

（五）、“癸卯学制”的特点：

形同资产阶级新学制，实有浓厚的封建性。

１、形同资产阶级新学制

清末学制的制订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制订过程中直接参考日本，间接吸纳欧美，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诸多特点。

学制整体结构仿照西方流行的三级学制系统模式，分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学制规划了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的目标，反映了对教育的普及性和平等性要求；在学制的各阶段特别是初等教育阶段，教育目标上确立了德、智、体三方面素质协调发展的“三育”模式；设置了众多的实业学堂，以适应和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师范教育，加强教师职业训练；将分年课程规划、班级授课制作为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编制了专门的教科书这些都与封建传统教育有本质区别。

癸卯学制的颁布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体制，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我国近代教育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1.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三驾并驱的模式是癸卯学制最具现代化的特征。

2.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是癸卯学制突破性的贡献。

癸卯学制促成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赋予教育行政系统相对独立的发展权力,符合规模化、系统化、现代化的教育发展趋势。

２、清末新政毕竟是封建王朝的自救性改革，严重受到封建思想的支配，因此又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性：

第一、学制的指导思想仍是洋务教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延续，没有本质上的突破；

第二，从课程设置看，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

读经讲经课，初等小学堂占总课时的40％（还不算每天半小时的温经），高等小学堂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加上与之密切相关的修身课，仍占40％。

小学不设外语，也是要保证学生打下坚实的传统中学根基。

中学堂的读经讲经和修身课也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

高等学堂政科（即文科），经学、伦理仍为必修课，艺科（即理科）也设有伦理课。

第三、各级各类学堂尽管无明确的等级限制，但进入大学堂附加稻种担保条件，无形中维护了教育的封建等级性；

第四、广大妇女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章程中明确指出：

“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能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规定“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

不过在西方男女平权主张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加上蒙养院的设立要求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师资，所以女子入学受教育已是不可遏制。

1907年，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立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

女子初小和高小的学制均比男子初小和高小少一年，课程也少一些，可见其地位仍低于男校，而且女校的防范制度措施极其严格，以保持“男女大防”的封建礼教。

尽管如此，女校的设立，毕竟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历程。

第五、从学制看，延续时间过长，总计30年之久，即使不算两端的蒙养院和通儒院，也有20年以上，这样长的学制一般人很难修完，体现的是逐级淘汰的封建选拔制。

学制中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份量重，各有三级；而中等教育份量轻，只有一级，属于过渡性质而已，可见尚未摆脱封建传统的小学－大学的框架构建。

第六、从学校设置看，按地方行政级别规定办学级别，如初小由乡镇设立，高小由州县（及大镇）设立，中学由府（大州）设立，高等学校在省城设立，最高学府设在京城，同时鼓励私人办学（限于小学），也是套用了传统的办学体制。

第七、从学校管理看，保留旧学校每月朔日（初一）的祭孔、宣读《圣谕广训》的典礼，及月课、岁考、以学业成绩奖惩学生的各项制度。

毕业考试由地方官会同学堂监督（校长）和教员主持，各类毕业生分别赋予相应的科举出身，如通儒院毕业生按翰林升阶，大学本科毕业生作为进士出身，高等学堂毕业生作为举人出身，中学毕业生奖以（国子监）拔贡、优贡、岁贡，高小毕业生作为（府、州、县学）生员，即秀才出身。

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比照同级普通学堂给予毕业生科举出身。

（六）、“癸卯学制”的意义

１、从总体上看，各级各类教育的课程与教材，与中国古代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相对而言，它更多地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尤其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幼儿园——湖北幼稚园，仅仅从它的课程设置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当时设置的科目有：

行仪、训话、日语、手技、唱歌、游戏等。

而对于高等学堂和大学堂的课程，也更多的采用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力求更多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寻求一种教育救国的道路。

２、不可抹杀的一点是，新学制的颁发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旧有的教育制度，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导致了1905年废除了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