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本末考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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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本末考证
梁漱溟乡村建设本末考
【内容提要】：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梁漱溟即便不是最有成就的，也是在乡村建设理论说明上最有造诣的。
本文试图对梁漱溟先生一生乡村建设努力做一番梳理与分析，以求认清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并对现实乡村的前景提供启示的资源。
【关键词】：
文化理论 中国问题 乡村建设
一引言
历史最神奇也最吊诡的地方在于，无数的世纪在其中流淌而过，而许多经历过的人与事，却并不随着时间而消逝不见。
相反，历史上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业，却总像隐秘的密码与暗号，定期不定期地反复出现或折射，似乎想要表达什么，又像是在要求人类去克服与创造，去有所作为一些什么。
对于这种“历史惊人的相似性”，既然它总是代表着隐讳的语言，预示着考验人性创造价值的藩篱（斯芬克斯之谜），那么，就总该有人去接受它的挑战，去做一种对历史真实的惊险探求。
乡村建设运动，即是这样的一类历史事件。
身处我们自己的这时代，对由政府与学者共同推进的“新农村运动”，至少对这个名词也是耳熟能详了。
乡村的破败现状、乡村的未来以及中国一百三十年现代化进程的最终落脚，这一系列相互交织的问题仿佛有着道德使命的感召，时不时萦绕在人的心间与思索处。
孔夫子教导，“思而不学则殆”。
故而思虑心间不能有决断，必要向外去看那真实的世界以及阅读各位思想者身体力行的启示与见解。
而其实，阅读本身即为理解真实的一种绝佳方式。
在为数不多的阅读经历中，还是很快注意到了民国那个时代，注意到了我们如今的“新农村运动”，竟和那时代辉煌一时的“乡建运动”有着某种冥冥间的联系。
米氏兄弟、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等等那个时代的道德良知，他们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不约而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拯救乡村的事业中去，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鲜活。
即便从直觉的感知而言，我们也能认识到，如今的“新农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思考与实践的延续与继承！
而在民国的这场历史性运动中，梁漱溟的思考与实践，无疑起着一种“精神教父”的作用，是历史不容磨灭印记中最不容磨灭的一项事业。
正是基于这种思考，使我无法不深入关注到梁漱溟，关注这个先行者的一生以及他终生奋斗的事业。
然而，他“终生奋斗的事业”与他领导的“乡建”，虽有着百般的联系，但却终究划不上等号的。
梁漱溟这个人，穷其毕生，对“中国问题”有着独到的领会，独独提出“文化”的角度以为根本维系国本的药方。
正是以此为基，梁先生才在一段时间的徘徊之后，终于投向了“乡村运动”的事业中去。
因此，一个显然的前提在于，要想理解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就要有一种跳出其“乡建”事业本身的视角，一直追溯到他对“中国问题”的深邃思考，追溯到他的文化理论本身，如此才能探明其事业之所由来。
进一步地，要想尽量真实地恢复其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原貌以及评价其历史地位，也不得不明白了解其投身实践的历史大背景以及具体做法本身。
再大胆进一步，从“延续与继承”的角度做些其事业对今日今时的有益启示与教导何在的索问，才算是彻底完成了对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前生、今世、来生的一番全面审视。
所谓“本末考”三字，也即在这种意义上才敢提出的吧！
二梁漱溟文化理论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梁氏家学丰厚，受父亲梁济影响，自幼便有一种独特的思考力于其身。
很早的时候，便和父亲一样，对立宪维新运动持一种支持态度，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投向支持南方革命党人的事业。
革命成功之后，积极活动在政治舞台之上，却终因目睹了太多民国初年政治的丑态百出，以及自身灵魂、良知问题的久久困惑，转入了对佛家的倾心信奉。
然而积极入世的经历与后来悟空出家的心态，二者间决然不能互相指斥。
而且两种因素杂相糅合，似乎最终使他回归到了儒学的“内圣外王”的传统中去。
这种回归或许早已发生，而直到陈独秀一声号角，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批判“孔孟之道”的时候，才最终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形态表现出来。
自1840年西方列强叩关以来，中华文明遭遇到了第二次却是更为猛烈的文明冲击。
而第一次是起自东汉末终于唐宋间的印度佛教文明的传入与冲击。
为了应对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清季至民国的诸人提出了种种方案。
18世纪的六十至九十年代，洋务运动关注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器物为核心开展自强运动，却终以甲午中日海战中国一败涂地而惨淡收场。
随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分别兴起，试图以西方政治体制作为救亡图存之良药。
二十世纪初风云变幻，共和民国终于草创，却连绵了几十年新旧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更为剧烈。
正是在此种历史大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文化层面的问题。
最终将文化视为解救民族危机的根本所在。
“这一时期，正是国家政治剧变致使社会重新整合的年代，民族心理结构与文化深层积淀都在发生裂变。
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已由关注国家兴亡转而思索文化之存废，开始认真考虑‘文化的前途到底如何的问题’，于是新旧中国、异说繁兴。
”
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陈独秀，倡言以科学、民主两种西方根本因素全面清理传统文化。
认为“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则所有改革皆无效用”。
对此种态度本身，梁漱溟先生是极为赞同的。
所以才讲，“这是两方问题接触最后不能不问到的一点，我们也不能不叹服陈先生头脑的明利！
因为大家对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都容易麻糊，而陈先生很能认清其不同，并且见到西方化是整个的东西，不能枝枝节节零碎来看！
”
然而，梁漱溟与陈独秀的文化共识，也就仅仅在“根本的解决”的态度而言。
梁漱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理论。
他也正是从其文化理论出发，才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乡村建设运动中去。
在梁先生看来，文化是立基于意欲的。
还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讲，“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
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
生活又是什么呢？
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
……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
”以“意欲”这一概念为分析文化的法门，梁漱溟就推论出：
“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是面向自然而立下的文化之基；“印度文化则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意欲不相同，就如同各自走的路不一样一样，是没可能突然间一方向另一方转的。
所以，对当时激进的“全盘西化论”，梁先生是从根本上反对的。
但梁先生文化理论的独特处正在于，一面认为不同意欲不能通约，一面又以一种潜在的“人性普世论”为基调，进而为中西印三种意欲方向定出了先后与层次。
以为由西方文化转入中国文化再归宿于印度文化，乃是世界文化之大势所趋。
所以，当他回归到“中国问题”的思考中去以后，一面认为中西遭遇，中国落败只是军事与物质生产层面的技不如人，中国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则根本高出西方文化精神，因而无可改。
另一面则又清醒认识到中国文化之内在逻辑必生不成西方之物质伟力，而被西方以此相胁迫，中国文化若不有所适应，必不能生存于世界。
所以，“对西方文化应该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也就成为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得出的根本结论。
在梁漱溟以后的思想发展中，对“西方文化”之优点最终又落脚到“科技”与“团体组织”这两方面来。
所以梁漱溟之文化救国方案，最终可以归结于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去种下“科技”与“团体组织”两粒种子，使之生发成中国之新文化，而惟此新文化得以生成，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国”的建立。
梁氏终生所怀抱的“建国理想”，其在解放后所提到的“建国运动”，都是这个意思上的。
当其终于想明白了“中国问题”与传统文化的问题之后，在理论上开创了一系列方案主张之后，如何实现这套理论，求得一个“知行合一”的儒士追求，就逐渐成为梁氏思考的中心问题。
三梁漱溟对乡村的思考与实践
前已述及，梁漱溟先生之所以要用“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这样复杂的表述方式，是不想落入文化调和论的窠臼。
且不论此种努力是否成功。
梁氏那种文化只该从自身脉络中生发、舒展的观点已然潜伏欲出。
至于他在一番审时度势后为何最终择定乡村为其文化理想的实验地，其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则有比较明确的说明。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本就是乡村。
”当其于1929年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亦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一村落社会也。
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
或曰欧洲国家独不有村落乎？
曰其古之有村落也，则中世封建社会组织之基层。
其今之有村落也，则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之点线。
是社会有村落，而非即村落为社会，固不得谓为村落社会也。
若中国则第于亚洲东大陆见有散布于此一片土之上之二三十万村落而已。
村落即社会，而非社会有村落。
以视欧洲，无论其中世社会之组织，或其近世社会之组织，均极缺乏。
于经济上则极形散漫，大都主于自给自足；于政治上则极见自由，殆邻于无政府。
其为国家也，比之封建国家则不论，比之近代国家弥以远；谓曰国家殊不类，不谓曰国家又不能。
试更退五十年，凡今之染受摹取于欧人者皆未曾有之时求之，岂不信乎。
”
而具体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抉择，梁先生以八方面的具体理由来排斥城市推崇乡村：
1.与工商业者居于人口密集的都市造成的性情褊急不同，农民接触的是自然界，其宽舒自然的性情，很适于理性的开发；
2.与工商业者所对的机器等死物质不同，农民所对付的是生物——动植物，生物是囫囵的、整个的、生动而有活趣的，因其有活趣，可以引发一种自然活泼之温情，这正是理性；
3.工商业者一天到晚地奔忙，容易把自己忘掉，专从事物的追逐而陷入追逐贪求之中，而农民做事情，总是要考虑季节更替，欲忙不得，从他的从容，可以对他所接触的一切印象咀嚼领略而产生一种艺术味道的文化、艺术味道的人生；
4.家庭适于培养人的性情，能够培养出富有感情的人，而农业最适宜于家庭的经营，是巩固家庭的，工商业倒是破坏家庭的。
因此，从乡村入手，容易发挥理性，培养情谊化的组织；
5.乡村人有一种乡土观念，仿佛把他的村庄也看作是他的家，对他们的街坊邻里很亲切，彼此亲近才容易成功情谊化的组织，能引发地方公共观念；
6.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关系在都市已被破坏无存，“礼失而求诸野”，在乡村还保留着许多固有风气，正好藉之继续发挥；
7.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乡村是本，都市是末，乡村原来是人类的家，都市则是人类为某种目的而安设的，从乡村入手，与创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正好吻合；
8.培养新的政治习惯，除了从乡村着手之外，没有其他合适的地方。
从以上八条理由中不难看出，梁漱溟的见解带有明显的反城市化色彩，同时也确有深刻见解。
所以欲此种论调予以清晰判断，并不容易。
总之，从这样的理论来思想，梁氏最终提出了“乡村建设”的理论。
于其意义设置，他又列叙了三四条。
梁漱溟认为，“百年中国史，乃乡村破坏史。
”由于西人叩关而内乱不止，中国近代以来的乡村日益凋敝，民生疾苦，无过于乡村。
因而，乡民自己要自救，而国家、社会各界也不免应该积极救济乡村。
其次，对乡村而言，不能仅仅谈其救济，而更应在此基础上有积极建设之要求才好。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乡村建设”为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
“梁先生认为，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国创造性地建立一个新的团体组织形式，并作为实施经济发展、科技普及、政治改革的基础。
”
此外，在抗战爆发之后，梁漱溟又将乡村建设视为抗战的根本方略。
他讲，“我们的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上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加其抗敌能力的，所以我们正是从事抗敌的工作，纵使缓不济急，但似别无更急切有效的办法。
”
不管乡村建设有多少层意义，最根本的还是如善峰先生所言，“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是八个字：
‘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由这个主旨出发，梁漱溟着眼的是一个理想的新社会。
这样的一个新社会主要包括了六种含义：
1.先农后工，农业工业为均宜的发展；
2.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
3.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
4.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两个极端；
5.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而不相离；
6.新社会秩序的维持，是由理性代替武力。
梁漱溟作为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坚定恪守者，既然在理论上确定了路向，在实践中勇于行动也即为其必然逻辑。
他先是在广东宣传乡治，后又于1929年在军阀冯玉祥、韩复渠的支持下开办河南村治学院，后因中原大战冯玉祥的倒台与韩复渠的调任山东，他及其同志毕集于山东，重建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始了从1931年到1937年七年的山东邹平乡建运动的实践。
梁漱溟的思路，“乡村建设运动，要之以经济、政治、教育三方面的事业。
”
在经济上，梁氏一方面大力与各高等院校合作，引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则吸收丹麦农业合作社的经验，成立了各式各样的农业合作社。
这样，“科技”与“团体组织”这两样西方文化中普世的优点就被吸收入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之中。
而且，颇值一提的是，梁氏在山东邹平的七年建设运动最明显的成就即为经济方面的。
邹平的各项经济指标有明显上升。
在政治上，梁漱溟主要考量的是建立一个适宜的治理机构。
而在这里，他最终向从宋朝流传下来的“乡约”传统寻求资源。
“乡约”这一传统，最早是由北京兰田县吕和叔与其兄弟及邻里族党受古代儒家经典《周礼》和《礼记》的启发而创办的一种乡村居民共同活动、互助性质的乡村组织形式。
其主要内容包括：
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关、患难相恤四个部分。
“吕氏乡约”一出，在宋朝得到朱熹等大学问家的推崇，至明又得王阳明、吕新吾等的支持，并在入清以后得到陆世仪的改进，一度成为政府政策支持的乡治治理模式。
梁漱溟正是本着历史上的这一传统，提出了自己“乡农学校”的组织构造。
他认为，乡约“总其用意，正和我们现在要成立村学、乡学的意思相仿，亦可以说我们正是要师法古人。
”“我们来组织乡村的时候，大体上是要像乡约一样，大家认识了彼此的真关系，以求增进彼此的关系，把大家放在一种互相爱惜情谊中，互相尊重中；在共同相勉于人生向上中来求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
”
“邹平的乡村工作，是以乡农学校来进行。
乡农学校就相当于江南一带的乡村改进会，或农村改进区；也相当于北方定县的平民学校。
”“乡农学校是在丹麦民众学校启发的基础上，经过‘吕氏乡约’补充改造而组成的乡村组织。
”最初的时候，“乡农学校”由校董会、校长、教员、乡民四部分人组成。
“校董会中都是些领袖人物，再从校董会中推出一个校长，来主持教育的事务，教员也即是乡村运动者，是有新知识且能给农民以指点的人，学众即以成年农民为主的乡村所有居民。
”
1932年7月后，邹平县奉命改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取得实验权，原来的行政机关区公所、乡镇公所被废除，乡农学校遂改组为乡学、村学，行使政权职能。
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极重视教育的。
七年间约培养学生一千多人。
而其教育的课程也包罗内容十分广泛。
其课程设置有《中国历史文化之分析》、《乡村礼俗纲要》、《世界史》、《本国史》、《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论理学》、《伦理学》、《哲学》、《自然科学》、《文化史》、《五经四书》等。
课程的设置，充分体现了梁漱溟中西结合文化重构的思想。
四民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概况
由上可以看出，邹平的乡建实验内容很多也很全面。
但其本身也不是没有问题与弊病。
1.乡农学校本为培养情谊的，但在实践中却是单方面的强势，那种互相尊重的情谊并未真正建立。
2.梁漱溟先生将“乡村建设运动”设定为社会运动或文化运动，认为只有不让政府介入才能实现。
但在实践中却不得不越来越依靠政府的支持。
然而，更为关键的是，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虽在其自身理论层面上言是自成一家的，但却未必与当时中国社会、中国乡村社会的根本当务之急相契合。
而且，甚至可以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民国乡村的主要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中国问题”，就其与传统的变化而言，的确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乃是一种“文明之间的挑战与应对”。
但就其与传统的延续性而言，则有一层更深的涵义。
文明，就其本身，既由精神的原质所引发，也有物质经济方面的推动与制衡。
中国传统文化于清代陷入停滞，固然有其文化政策方面的原因，然而传统经济一直处于“内卷化”增长状态，整个传统社会始终突不破“马尔萨斯陷阱”，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因为中国经济在很长的时期内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发展，上层建筑层面的制度因素就始终得不到更新与发展，而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在此种经济制约下也就渐渐被消磨殆尽。
于是，东西两大文明遭遇之时，传统文明因其这个缺陷，连其精神原质都受到了根本的威胁。
传统的民族精神以前是在自家体系中委屈得不到伸张，现在则是因与西方文明竞争的失利，越发连其本身的存在都要被此民族试图取消了。
而到了民国时期，经济体系得到更新，经济在一些方面得到了明显增长。
但这毕竟是一个过于剧烈变动的时期，经济之上的矛盾，尤其是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都变得更为尖锐。
就乡村社会而言，旧有的经济、社会秩序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农民趋于破产的“贫农化现象”是根本的问题所在。
“占农村全部土地30%的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在整个农村土地占有关系中不占统治地位。
但农民不仅是国家政权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而且是地主阶级兼并的主要对象。
自耕的小农失去土地，沦为佃农、雇农，在旧中国农村是常见的现象。
”而导致乡村社会贫农化的主要原因则可以分为下面五个方面：
1.沉重的人口压力或者说尖锐的人地关系矛盾。
根据黄宗智先生的观点，此在华北地区更为突出。
华北地区地力单薄，然而却由于长期是政治中心而养育了大量的人口。
而这导致了乡村社会经济关系的难以变革，导致根本生存问题的普遍化。
“近代北方地区分益雇役制广为流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有大量完全丧失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破产农民的存在。
”
2.地主剥削。
无论是北方雇役关系，抑或南方租佃关系，地主对农户的剥削总体都在恶化之中。
3.沉重的赋税。
民国成立以来，对乡村的赋税征收越来越苛刻。
农民耕种一年所得，上交赋税以外几无所剩，撂荒、逃亡现象时有发生。
4.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
“近代中国农村已经基本上进入商品经济的阶段，市场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在农村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
”但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的市场关系，确实际受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胁裹。
“中国的农村已经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原料市场和加工市场。
”所以，当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爆发的时候，中国乡村经济就受到了极严重的冲击。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转嫁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向中国倾销过剩的农产品。
从1931年到1936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下降了30%~40%。
”
5.抗日战争的爆发。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从两方面导致了农村经济的破产与农村社会的分化。
一方面，沦陷区内日寇实行殖民地政策，对沦陷区进行严酷的经济剥削。
“在沦陷区，不仅中农遭到日伪的疯狂掠夺，一般中小地主与富农页难免于破产的命运。
据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在龙游、丽水、衢县等5个典型县的调查，抗战开始后，有许多富农破产。
富农户数较抗日战争以前减少了57%，中农减少了28%，贫民却增加了32%。
”又有资料显示，“山东海陵县蔡村、利津县宋王庄等地，都是日伪统治区，各种捐税负担均占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八九十。
”而在另一方面，国统区的经济结构页因战争而发生突变。
“抗战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十亿左右，主要靠关税、盐税和统税三大来源，田赋为地方税收。
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各省相继沦陷于日伪之手，盐税、关税、统税大部丧失。
再加上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迫使国民政府又将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并改征实物，把财政负担的大部分转到了农村，使田赋税收超过了农村的承受能力。
”“当然，到了抗日战争后期，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加重，农户的分化仍然在加速着。
”
由以上五个方面所决定，当时中国的乡村社会是在存在着严重的生存问题。
按照马斯洛心理学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人而言，基本的是生存的需求。
只有在生存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人们才会去寻求更高层次的满足，即文化层面的满足。
而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实验，并未真正看到乡村经济方面的根本弊病，并不主要在此用心，而其经济建设方面虽有成就，但在当时的情形下也是治标不治本，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这点韦政通先生也早有指出，“经过严重破坏后的中国农村，最迫切的是民生问题，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其他都将流于空谈。
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须引进技术，同时发展工业，这需要长期的计划和资金，还要有受现代知识训练的新人才，这些都不是梁先生乡村建设计划中所能具备的条件，甚至在他所谓社会本位的教育中，也根本发展不出这些条件。
”而与梁先生同时代的学者翁之镛也批评：
“凭其主观的自我陶醉，淹没了对实际事物的认识。
邹平实验的措施，当然有些成就；但其成就乃寄托于人；以人为重，旧制度未动分毫。
财政措置与租税处理，全在原来胥吏之手，沿袭传统习惯，而不知改革，甚至认此应有的改革，以为无关宏旨的末技。
”
虽然，邹平的实验进程是因为日军的全民啊侵华而提前中止的，但因为其理论构想与民国乡村形势的不对称，所以，它也的确很难按照梁漱溟原初的构想发生作用。
相反，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则对民国乡村社会的经济危局与社会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
才因而凭借着在广大农民中的威望而打败了国民党政权，建立起来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
梁漱溟在建国后亲眼目睹土地改革的实际状况时，也不得不承认：
“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一个农民便是一块基石。
”
五梁漱溟乡建的现实意义
虽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终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历史成果。
但这多半是历史的错位，由于其理论与关注点之过分超越时代所致。
而并非其本身之不值一提。
相反，在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梁先生的构想不是更远了，而是更近，更具有现实关怀的价值。
经过建国之初的建设运动，中国共产党于中共八大时宣布阶级斗争退居其次，这本是科学的论断，标志着社会秩序的统一稳定；而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中共八大后的中国并非走入稳定发展，而是经历了剧烈残酷的政治动荡。
文革结束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努力，将十年动乱中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与政府威望重新恢复与提升了起来。
虽然说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进程使“三农问题”重新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但此时农村所面临的更是发展中的比较落后问题，而农村本身却是缓慢发展的，如温铁军先生断言，如今的农村是“温饱有余，小康补足”。
除了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并不明朗外，更关键的则是乡村文化精神生活的空虚，是一种幸福指数与福利感受的缺少。
因此，此时的条件正适宜于一种文化运动的展开，乡民对文化的诉求会更有动力。
从另一方面来讲，现代化至今惟一成功的是西方模式，而西方那种以“高消费，高耗能”为特征的现代化生活体系已经在短短三百年的时间内消耗掉了大部分的资源与能力。
我们的地球已经供不起其他地区再去效仿西方的现代化模式。
纽约、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对日益减少的地球资源来讲，是不能承受之痛。
中国也很难再以大规模城市化来实现乡村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因此，一个严峻而现实的问题就在于，中国的乡民注定在这场现代化与全球化的狂欢与盛宴中看不到前景，分不到席位。
中国的乡村社会仿佛被悬空于此，前不能前，退又不能，它是看不到可走的路的。
所以，现在确为重新继承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思索与实践经验的时候。
它一是为了通过文化的重新归宿来就地提高乡民的生活质量。
二是为了凭借这种良好精神力量的蕴育而为乡村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开出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
以文化的考量重建乡村社会，这是一条深刻的见解。
而梁先生已多方论证，此一文化只能是从传统文化的精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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