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级细菌自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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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级细菌自述
中国超级细菌自述
第一篇最后的堡垒
一七种武器
哈哈，我们赢了。
我们是一群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人类给我们起了这么长的名字，太啰嗦了。
干脆叫我们的简称“耐甲金葡菌”，或者叫我们的英文缩写名字MRSA，再或者叫我们的绰号：
“嗜肉菌”。
嗜谁的肉？
嗜人的肉。
此刻，某医院重症监护室，我们正聚集在一个人的呼吸系统，享用人肺大餐。
他是一个男人，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
床头挂着点滴瓶。
抗生素药水滴落下来，顺着针管进入了他的静脉。
病历上写着：
金葡肺。
据说看病历能看出一个医生的性格。
看来这个医生性子比较急，三个字，病症病因都有了：
耐钾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肺部炎症。
我们并没有因为征服了这个男人的肺而瞧不起他，尊敬地称他为宿主。
因为他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呀。
我们可不像人类的权势者那样颠倒辈分，管衣食父母叫“子民”，还说什么“爱民如子”，忒虚伪了。
我们金葡菌是人类主要的致病菌之一。
在生长繁殖过程中，我们能分泌出20多种蛋白毒素，引起人的败血症、毒素休克综合征（TSS）、心内膜炎、泌尿道感染、皮肤脓肿、食物中毒和伤口感染，等等。
厉害吧。
其实，论毒素，还有比我们厉害的。
我们的链球菌兄弟代谢的溶血毒素叫外毒素。
外毒素毒性很强。
其中最强的肉毒毒素1毫克纯品能杀死2亿只小老鼠，毒性比化学毒剂氰化钾还要高1万倍。
宿主的机体不甘示弱，紧急启动了免疫系统。
白血球，人体卫士，具有杀死吞噬细菌的本领，迅速集结成一个庞大的军团，嗜中球（嗜中性白血球）、嗜酸球（嗜酸性白血球）、嗜碱球（嗜碱性白血球），铺天盖地地向我们发起了攻击。
它们施展的武功是生物体最古老的防御机制：
吞噬。
这些中性粒细胞士兵，它们属于单核细胞，体内有溶酶体颗粒，含多种水解酶，能消化被它们所摄取的病原体（或其他异物），这就是吞噬作用。
单核细胞还有一种奇异功能，可以通过毛细血管的内皮间隙，从血管内渗出，在组织间隙中游走，有点像武林高手的轻功。
我们无论从哪里侵入，它们顷刻间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更可怕的是，它们从血液进入脏器和淋巴组织后，体积加大，溶酶体增多，变成了巨噬细胞。
巨噬细胞不仅吞噬和消化能力增强了，还参与激活淋巴细胞的特异免疫功能，它们还能清除人体内的衰老与损伤细胞，给我们病原菌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我们自己就是球，不怕任何别的什么球球。
我们的七种武器：
血浆凝固酶、溶血素、杀白细胞素、肠毒素、表皮溶解毒素、毒性体克综合重量毒素、溶纤维蛋白酶。
绝对的超级生化武器，奇崛诡异，阴毒无比。
简单说吧，能够凝固血浆，使血液中的吞噬细胞不易吞食我们；能够杀死多种白血球。
通常，一个白细胞能处理5～25个细菌，然后本身也就死了。
我们用七种武器削弱了它们的战斗力，加速了它们的灭亡。
成片成片的白血球的尸体堆积在一起，和细菌分解产物，化成了黏稠腥臭的脓液。
为了消灭我们，医生开始把抗生素输入他的静脉，并且不断地变换种类，加大剂量。
别忘了，我们是“耐甲金葡菌”，人类之所以给我们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们的耐药性。
一般的抗生素根本就奈何不了我们。
我们的凝固酶，能够阻碍药物对我们的伤害。
我们还产生大量的青霉素酶，这是一种能够分解青霉素类抗生素药物、让它们失去药效的酵素。
在对抗药性的同时，我们源源不断地释放出能够溶解纤维蛋白的葡萄球菌激酶，释放出能够分解细胞与细胞之间的连接物质的散布因子（琉璃醣炭基酸酶），这样一来，宿主体内的各种组织产生了空隙，为我们的扩散、裂变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我们的种群数量在宿主体内呈几何倍数地繁殖增长。
医生终于往吊瓶里加入了万古霉素。
万古霉素是人类制造的最强大的对付葡萄球菌（包括耐青霉素和耐新青霉素菌株）的抗生素。
万古霉素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药。
它诞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属于多肽类抗生素，以对耐青霉素葡萄球菌的奇效，成为当时的“王牌”抗生素。
后来，因为它的毒性太大，因为毒性较小的半合成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相继上市，因为当时细菌的耐药问题还不十分尖锐，它受到了冷落。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耐药菌越来越多，耐药性越来越强，诸多的抗生素相继落败，人类也就顾不得它的毒性了，把它重新捡拾起来，国际抗生素专家称誉它为“人类对付顽固性耐药菌株的最后堡垒”。
一般来说，因为万古霉素有强烈的肾、耳毒性，只有在其他抗生素都无效时，医生才会求助这座“最后堡垒”。
我们宿主的临床医生充满了自信。
此前，人类医学界曾经对我们金黄色葡萄?
菌（MRSA）耐药情况做过鉴定：
112株MRSA对阿莫西林/棒酸、氨苄西林/舒巴坦、头孢唑啉、头孢曲松、环丙沙星、克林霉素、红霉素、庆大霉素、青霉素G、利福平、复方新诺明、万古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100%、100%、100%、100%、81.2%、83.6%、100%、71.4%、100%、19.2%、61.6%、0。
结论：
MRSA的多重耐药性十分明显，但是对万古霉素的耐药率为零。
医生期待着他的好转。
可医生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实现了零的突破！
我们的抗药性超过了医生对“最后堡垒”的期望。
对大剂量的万古霉素我们毫不惧怕。
当着医生的面，我们肆无忌惮地吞噬着宿主的肺（我们不能辜负了“嗜肉菌”的绰号），并迅速向他的胃、心脏、关节和血液扩散……
他停止了呼吸，生命结束了。
医生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
超级细菌！
二超菌的自豪
谢谢夸奖。
其实，应该赞扬的是我们的肠球菌兄弟。
是他们，在同抗生素的斗争中，前仆后继，用无数代的牺牲，实现了基因的质变，异化出了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率先突破了人类对付细菌感染的最后的防线。
至此，超级细菌诞生了。
我们之所以被称为“超级细菌”，是因为我们几乎对所有抗生素都有抵抗能力。
过去，人类根据细菌的形态，把细菌分成球菌、杆菌和螺旋菌。
如今人类又根据细菌的耐药性，从细菌当中单列出了超级细菌。
人类麻烦了。
因为几乎每一种形态的细菌里面，都有了耐药的超级细菌：
超广谱、多重耐药的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结核杆菌、绿脓杆菌、肺炎链球菌和肠球菌……
耐药菌有一长串名单。
我们耐甲金葡菌（MRSA），在超级细菌中虽然不是最最强大的，但是在医院内的感染率名列前茅。
所以，有时候我们给人类造成的恐惧，并不亚于艾滋病毒。
我们的亲戚耐药肠球菌，把病死率最高上升到了73％，成为引起医院感染的主要致病菌之一。
还有我们大家族的好兄弟结核杆菌，让肺结核重新成为不治之症。
据说，美国每年因超菌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达到18000例，超过了2005年美国死于艾滋病的16000人。
同时，感染超菌的人数也在越来越多。
20世纪70年代，感染葡萄球菌的人中只有2%是感染金黄葡萄球菌。
而到了21世纪，这一数字达到了64%。
在中国，2005年，因超菌感染导致数十万人死亡。
目前住院的受细菌感染的病人中，超菌感染的病死率为11.7％，而普通感染的病死率只有5.4％。
就在这家医院里，12名耐药肠球菌感染患者，有11名已经不在人世了。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在菌类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属于葡萄球菌一族。
我们这个家族，是最普遍存在的细菌、人类最重要的一种病原菌。
相信全世界有约三分之一的人体内带有葡萄球菌。
人在健康情况下并不会受到我们的伤害。
过去，我们经常在伤口处造成感染。
明朝帝国的开国元勋徐达，背上长了一个痈疽。
都说是朱元璋恩赐蒸鹅害死了他。
告诉你们一个千古秘密：
实际上是我们金黄色葡萄球菌要了他的命。
那时候没有抗生素。
我们很厉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半以上的战场死亡来自我们葡萄球菌和其他细菌的感染。
八十年前，弗莱明偶然发现了青霉素。
人类的医学成果轻而易举地就能杀灭我们。
伤口感染后，只要用上了青霉素，基本上安然无恙。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正是对我们的鼓励。
我们微生物本身也是一种生命，就像人体一样，有外面的东西侵入会自卫、防御、反击，耐药是细菌自我保护的措施。
在同抗生素的斗争中，我们形成了强大的抗药性。
这得益于我们葡萄球菌家族的基因结构。
我们的基因能够用多种方式相互传递，并创造出新的抵抗抗生素的细菌。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金色葡萄球菌家族里的2817种成员，事实上都获得了抵抗各种抗生素的能力。
在增强抗药能力的同时，我们的“嗜肉”能力也大大加强。
人的免疫系统如果出现弱点，纵然没有伤口，我们超级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可以引起他的皮肤、肺部、血液、腹腔、关节、泌尿道，甚至老脸皮厚的前列腺的感染。
不是吓唬人，只要遇到了超菌，人就有了生命危险。
有一则可喜的报道，说是英国医院中金黄色葡萄球菌造成的死亡人数在四年里翻了一番，每年达到了近1000人。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物设计研究所主任乔治·鲍斯特教授忧心忡忡地说：
超级病菌中最令人担心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随着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抗药性不断增强，可供患者选择的治疗方式就变得有限了。
在开发出新药之前，人类可能有至少5年的时间无药可用。
第二篇吃了也白吃
一长生不老药
历史上，在中国人的生命哲学里，保命哲学一直占主导地位。
炼丹、求仙、寻长生不老药……
新世纪，中国人开始追求健康长寿了。
养生、保健的人越来越多。
年轻人都希望活得有质量。
老年人的理想是“活过三位数”。
养生哲学替代了保命哲学。
统计资料显示，今天人类的寿命较上世纪初增加了近20岁之多。
人们总以为，是养生延长了他们的生命。
可是用我们细菌的眼光看，百年来，在人类寿命延长的20岁里，起码有10岁（一半）得益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
从1910年埃尔利希发明阿斯凡纳明（青霉素之前的抗生素）算起，到2005年，抗生素家族成员已经增加到133个。
它们都为人类征服疾病、延长生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人现在的平均寿命是72岁，据说比六十年前延长了近一半。
如果没有抗生素，你们只有62岁（或许更短）。
换句话说，是抗生素保了中国人10年的生命。
人类的科学家认为，理论上人类的极限寿命应该在150岁左右。
根据是：
哺乳动物最长寿命等于生命成熟期的6倍，人类的平均生理成熟年龄是25岁。
活不到150岁，就是病死的，而不是老死的！
病死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些病原体细菌的侵袭。
战胜了我们之后，人类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对付病毒、癌症上了。
人类期望再多活80年，将150年的生命进行到底。
可是，人啊，你们是否意识到，即使现在这已经得来的10年“抗生素命”，也已经岌岌可危了。
抗生素创造了医学的奇迹。
肺炎、脑膜炎、产褥热、结核以及由多种疾病综合导致的败血症等许多疾病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许多人因此而相信细菌引发的疾病从根本上是可以治愈的。
可是抗生素是否如人所愿，能够绝对保险地根除疾病、延长生命呢？
我们的兄弟A群链球菌对此持否定的意见。
A群的兄弟们擅长引发猩红热。
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们遭受了抗生素毁灭性的打击，几乎完全消失了。
然而，对一种细菌的成功抑制能促成另一种细菌的出现。
当A群退隐之后，他们的近亲B群链球菌开始出现，尤其容易感染新生婴儿。
到了1980年，两个月以下新生婴儿如果受到B群链球菌感染，死亡率高达75％。
与此同时，A群兄弟也在暗地里突变、繁殖，80年代末突然再现。
新的A群链球菌携带与中毒性休克综合征同样致命的毒素，除了大剂量青霉素外，对所有药物都有抵抗力。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被人类称为抗生素“黄金时代”，全世界每年死于感染性疾病的人数只有700万左右。
这一数字到了1999年上升到2000万。
美国1982年至1992年间死于传染性疾病的人数上升了40％，死于败血症的人数上升了89％。
造成死亡率升高的主要原因就是耐药菌带来的用药困难。
如今在中国的医院里，耐钾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分离率高达60%以上，而在1978年的数字是不到5%。
这意味着，在医院的病人体内，有超过六成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是难以杀灭的。
细菌的耐药性越强，病人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越高。
我们超菌的强大就是抗生素的衰落！
2004年安徽省，省、市、县三级13家医院，从临床标本中分离出346份菌株进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表明：
对哌拉西林、头孢噻肟钠、头孢曲松钠、头孢呋辛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等十几种临床常用的抗生素的耐药率超过50％！
换句话说，这些人们平日拿来治病救命的药物中，有半数以上已经成了废物，吃了也白吃！
面对着抗生素的衰落，人们把保命哲学重新捡拾起来了。
二天使孕育了魔鬼
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抗生素10岁”，人类动用最现代的科技手段，对我们进行了医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研究——
超菌是怎样诞生的？
超菌的抗药性是怎样形成的？
用什么办法可以消灭超菌？
我们钦佩人类的智慧。
人类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是抗生素孕育了超菌，超菌的抗药性来自抗生素的滥用。
几年前，某医院。
一位年轻患者病危。
医生竭尽全力，使用了多种类型的抗生素，依然遏制不了他病情的恶化。
当生命的最后堡垒万古霉素被菌群摧毁之后，他的生命终结了。
尸体解剖发现，他的体内存在着大量的耐药菌，而且这些耐药菌是目前使用的所有抗生素都无法抵抗的！
这些致命的耐药菌从何而来？
想不到吧？
是他吃抗生素吃出来的。
他每天在单位食堂吃饭，担心饭菜里有细菌，每次饭后都要吃两粒抗生素。
一年以后，他突然发烧、咳嗽、咯痰，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我们有许多兄弟病原菌曾经在这个人体内寄宿过。
和我们病原菌一起寄宿的还有其他一些微生物。
菌群之间互相制约，维持着生态平衡的共生状态，谁也占不了优势，谁也不能脱离约束而无限制地生长繁殖，因而谁也起不了致病作用。
可是他的一次两粒抗生素破坏了菌群间的平衡，药物敏感菌类急剧减少，耐药菌群大量繁殖，引发了“二重感染”。
把抗生素当成保命的灵丹妙药，唉，让我们这些小细菌都觉得悲哀。
因为他不是医生，可以理解。
如此草率地滥用抗生素，如果是医生，就令人费解了。
某医院给一位病人做腰椎间盘突出手术。
为了预防感染，医生给他用了大剂量的抗生素。
想不到他开始腹泻了。
医生又赶紧用抗生素止泻。
结果腹泻越来越厉害，出血过多，生命垂危。
专家会诊：
“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意思是说，滥用抗生素，有益菌就被抑制，有害菌增多，肠内菌群发生混乱导致腹泻继发真菌性结肠溃疡。
后来，停用了抗生素，采用生态平衡治疗，总算控制了病情。
还有一些病人，初次得病就让医生给开“好药”，哪怕病并没有严重到用好药的程度。
“好药”确实能让他们好得快。
可是下次再有同样的病，上一次的“好药”就不灵了。
于是就用“更好药”，日久天长，“好药”的作用越来越小，“更好药”也越来越少。
直到今天，号称“终极抗生素”的泰能（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诞生。
超傻的名字呀。
什么叫终极？
就是走到了终点：
最后的抗生素了。
（别说它的价格了，200多元钱一支呀。
）
诸如此类病例太多太多了。
有一个人，才三十多岁，因为结核病被送进医院时，胸闷憋气，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接诊医生发现，这位病号很“特殊”，常规药对他没有一点效果。
即使更换药物、加大剂量，也毫无作用。
没过多久，他就离开了人世。
医生说凶手是我们的结核杆菌兄弟。
但看看他的病史就能发现，我们的兄弟结核杆菌还有一个帮凶，就是抗生素。
几年前他得了支气管炎。
他要求用“好药”。
医生给开了一些抗生素。
“好药”很快让他好起来，此后，一出现这种症状，他就继续用药，多的时候每年要用五六次。
日久天长，“好药”的作用越来越小，直到“好药”穷尽。
通俗地说，滥用抗生素第一次用药可以把细菌杀死；第二次，细菌可能只受一点损伤；以后再用药就基本不管用了，这就是细菌的耐药性。
从我们细菌的耐药发展史可以看出，人类开发一种新抗生素一般需要10年左右，而一代耐药菌的产生只要两年的时间，抗生素的研制速度远远赶不上耐药菌的变异速度。
所以，每个时代，都有许多活蹦乱跳的生命，因为等不及新的“更更好的药”，而被“终极”了。
可以说，药物的“终极”就是我们病菌的新生。
拿我们尊敬的结核杆菌兄弟来说吧，他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杀手。
从埃及的木乃伊中，从中国马王堆女尸的肺里，都可找到他们创造的奇迹。
他们曾经吞噬过肖邦、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鲁迅的肺。
据说他们还跑到林妹妹多愁善感的肺里，害得她咯血身亡。
18世纪末，伦敦城每10万人中就有700人死于结核杆菌。
他们对人类的危害甚至超过了鼠疫和霍乱。
外国人用“白色瘟疫”来表达对结核病的恐惧。
后来，英国人弗莱明用青霉素战胜了我们球菌之后，美国人瓦克斯曼又用链霉素打败了强悍的结核杆菌。
从此，人们不用再吃鲁迅的“血馒头”了。
结核病就像头疼脑热一样药到病除。
有那么几十年，整个人类都不再恐慌结核杆菌了。
可是人类的平静没有持续多久。
我们的结核兄弟开始反扑了了。
他们变异出了多重耐药结核（MDR-TB）的结核菌。
据说，在全球，他们每年能让200多万人死于结核病。
在中国，结核病例中大约8.32%的是MDR-TB。
卷土重来的不仅有结核杆菌，还有我们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链球菌、肠球菌，还有真菌、绿脓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
全都有了抗药性。
我们的耐药肺炎链球菌兄弟，过去对青霉素、红霉素、磺胺等药品非常敏感，现在几乎麻木了。
我们的绿脓杆菌兄弟，对氨苄西林、阿莫西林、西力欣等8种抗生素的耐药性达100％。
我们的肺炎克雷伯氏菌兄弟，对西力欣、复达欣等16种高档抗生素的耐药性高达52％～100％。
人类把抗生素称为天使，把我们叫做魔鬼。
可是人类万万没有想到，是抗生素的滥用催生了我们这些超菌，天使孕育了魔鬼！
三最聪明的人说：
“细菌比人要聪明。
”
人类哲学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
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
先说内因——
第一个内因是我们天生擅长变化。
在每1亿次分裂中，我们的基因就会出现一个突变。
美国国家科学院检测人口腔内细菌的DNA，发现了37个新种类。
而在实验室培养细菌的过程中，又出现了6个新变种。
如此基因嬗变，抗生素望尘莫及。
第二个内因是我们数量庞大，繁殖速度超快。
想知道我们的数量究竟有多大吗？
在人类的口腔中，我们的种类已多达500余种。
美国一位教授对51名学生102只手进行测定，发现在这些手上总共有4742种细菌。
但所有人手上共有的细菌种类只有5种。
每只手上平均有150多种细菌，而同一个人的左手和右手之间，仅有17％的细菌种类是相同的。
看不出来吧，一个苗条的姑娘，全身细菌的重量也有好几斤。
数量如此庞大，基因多样性也无比丰富。
那些花样繁多的耐药手段，都不过是误打误撞出来的。
我们数量大，但我们和人类不一样。
相互保守是人类的共性。
人类在研究基因的时候还互相争夺所谓的知识产权。
我们决不保守。
我们细菌的遗传基因经常在个体间，甚至在不同种类的个体间相互交换，毫无保留，毫无种族隔阂。
所以我们能够迅速地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抵抗抗生素种类。
再说外因——
一个能耐受抗生素的细菌在“自然”条件下没有任何优势，反而会增加能量消耗。
然而，当人们大量使用抗生素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面临抗生素的“选择压力”，不耐药的细菌逐渐被淘汰。
绝大多数普通细菌被杀死后，原先并不占数量优势的、具有耐药性的“超菌”存留下来开始大量繁衍，并占据主导地位，使得抗生素使用剂量越来越大，失效的抗生素也越来越多。
怎么说呢，别看我们是微生物，可是和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法则一样，“优胜劣汰”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细菌的生存和延续。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抗生素药物的使用，实际上是我们对细菌进行了一次自然选择。
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无奈地说：
“细菌比人要聪明”。
可是我们要说：
感谢抗生素，更感谢滥用抗生素，由衷地。
所有的物种都是这样进化的。
第三篇美国人买枪容易，中国人买抗生素容易
一中国人买抗生素容易
五十多年前，中国人把抗生素称为“潘金莲”，即盘尼西林、金霉素、链霉素。
如今“潘金莲”已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级“红头盔”，即红霉素、头孢菌素、喹诺酮。
五十多年后，抗生素滥用之风愈演愈烈。
我们细菌，潜伏在人类的体表，寄生在人类的体内，我们太知道人类是怎样滥用抗生素的。
让我们到医院里去看看——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住院患者中应用抗生素药物的约占30%，抗生素药费占全部药品支出的15%～30%。
这是全球的平均数字。
中国呢？
一名急诊医生痛心疾首地讲述了一些“用药怪现象”：
有的医生手术前三天就让患者服用抗生素，“预防”术后感染。
还有的医生加大剂量，延长疗程，如规定剂量为0.1克～0.25克的药品就选用0.25克最高剂量；规定疗程为3～7天的就选用7天，甚至10天。
据2006—2007年度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医院抗菌药物年使用率高达74％。
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如此大规模地使用抗生素，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医院的抗生素使用率仅为22％～25％。
一家著名儿童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
每年销售收入排序前三位的药物均为抗生素。
静脉注射已经成了滥用抗生素的新途径。
每天1000个呼吸道感染的门诊患者里，有将近三分之二会接受静脉注射治疗。
1996年注射用抗生素消耗金额占全部抗生素消耗金额的比例为46.7%，而2001年上升到53.6%。
据统计，仅超前使用第三代头孢菌素，全中国一年就多花费7亿多元人民币。
在这个世界上，最诡秘最难以预料的就是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据说，美国有两个人口数量相当的城市，其中一个警察数量是另一个的3倍，谋杀案的数量高8倍。
抗生素与超菌的关系也是如此。
抗生素越多的地方，超菌越多。
高强度的抗生素环境，密集的病患聚集，使医院成了超菌的大本营。
超菌们在这里交换基因，不断变异出新超菌。
不仅仅是数量多，而且同样的病菌，医院里的菌株，就比外面的菌株更抗药。
所以，病菌爱医院，因为医院是我们的“菌占区”。
让我们到药店里去看看——
如今最时尚的就医模式就是“大病进医院，小病上药店”，人们逛药店就像逛超市一样。
越来越多的人自作主张给自己诊断买药。
药房里有两种药品种数量最多，保健药（含壮阳药）和抗生素药。
尤其是对付我们细菌的抗生素，五花八门，种类繁多。
属于青霉素类的有阿莫西林、氨苄西林钠、长效青霉素，头孢菌素类的有头孢拉定（先锋霉素6号）、头孢呋新、头孢三嗪（菌必治）、头孢唑喃，氨基糖苷类的有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小诺霉素，四环素类的有盐酸金霉素、米诺环素、盐酸土霉素、盐酸四环素，大环内酯类的有阿奇霉素、克拉霉素、麦迪霉素、罗红霉素。
片剂、针剂、胶囊、软膏，应有尽有。
不知道是为了对付我们，还是为了增加销售额，包装格外抢眼，名称稀奇古怪。
同一种药，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名称，“用来用去还是它”，让人雾里看花，难辨真容。
抗生素是药店赢利的拳头药品，销售比例高达25%，销售利润一般在30%左右。
过去抗生素随便买卖，后来上面规定买抗生素要有处方。
但实际上这个规定形同虚设。
只要登个记，药店就会给你补个处方。
一家药店经理语出惊人：
“谁不卖抗生素谁就是傻子。
”
二让我们看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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