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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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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构主义的含义：

什么是解构主义？

德里达在接受张宁的访谈中这样说：

“在某个既定的时刻，我曾说过如果要我给‘解构’下个定义的话，我可能会说‘一种语言以上’，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哪里就存在着解构。

”又说：

“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

”解构主义拒绝僵硬的定义，它称自己是一种针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套消解语言及其意义确定性的策略。

这些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延异、替补、互文性。

二、解构主义产生的背景

1968年，一场激进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

在法国，抗议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可惜它只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在随之而来的郁闷年代里，激进学者难以压抑的革命激情被迫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

他们明知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摇撼，却偏要破坏瓦解它所依赖的各种基础，从它的语言、信仰、机构、制度、直到学术规范与权力网络。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用而生。

为了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乃至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解构运动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

换言之，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哪怕这种自由仅是一曲“带着脚镣的舞蹈”。

除了它天生的叛逆品格，解构主义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

用德里达的话说，解构主义并非一种在场，而是一种迹踪。

它难以限定，无形无踪，却又无时无处不在。

换言之，解构主义一旦被定义，或被确定是什么，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

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和无终止性。

解构一句话，一个命题或一种传统信念，就是通过对其中修辞手法的分析，来破坏它所声称的哲学基础和它所依赖的等级对立。

三、德里达的解构策略

1反对“语音中心论”

德里达解构主义首先是从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索绪尔语言学的批判开始的。

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指西方哲学中的如下倾向：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现代总是存在着一种二元的等级划分，比如本源与事物、逻各斯与事物、理念与摹本、本体与现象、原子与虚空、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灵与肉、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意向活动与意向对象、语言与在者、理解与解释、所指与能指等等，在这诸多的二元划分中，前者总是更根本的、更基础的，前者拥有普遍性与稳定性，而后者以前者为基础，是由前者派生而来的，是不断变动的、暂时性的存在。

因此，在二者之间，前者是实体，后者是实体的属性。

二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德里达就把这种倾向叫做逻各斯中心主义。

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语言学的层面就表现为语音中心主义。

因为在语言学上对语言也存在着二元划分，一是语音，二是字形或符号。

按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点，他们更强调语音的重要性。

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把言说和语音放在首位，就是为了保障传统文化所崇尚的“意义”的“在场出席”（presence）。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语音中心论”，他认为言语和意义有内在的直接关系，言语能直接反映意义（思想，真理），而书面文字则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对声音的代替。

同样，索绪尔也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表现语言，是语言这种声音符号的代表。

语言优于文字的另一表现，是讲话人的“在场”。

讲话人在现场，可以准确地解释其“意图”，避免歧义。

与之相对，文字只是一系列的符号，由于讲话人的不在场，它们很容易引起误解。

为了否定这种语音中心论，德里达力图证明书写文字的优越性。

德里达认为符号具有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这验证了他所说的文字优越。

在更大的范围说，总体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

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

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2瓦解二元对立

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集中体现于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中。

在传统二元对立中，两个对立项并非和平共处，而是处于一个鲜明的等级秩序中。

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方面占据了强制性位置，它统治着另一项。

以言语/文字为例，言语优越于文字，是更高层次上的存在。

它是确立二者关系的中心，而文字则是从属性的。

德里达则认为，对立项之间仅有一些差异，而无孰优孰劣的等级秩序。

不仅如此，对立项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关系。

他身体力行地发起多项针对二元对立及其等级制的解构。

以上述言语/文字为例，他证明文字不仅不劣于言语，作为元书写的文字，反过来还宽宏大量地包括了言语。

3发明延异概念

在《多重立场》一书中，德里达集中地谈论了延异和撒播这两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认为，延异（diffeˊrance）这个主题，当它带有一个无声的字母“a”时，它实际上既不起一个“概念”的作用，也不起一个词的作用。

但这并不妨碍它产生概念上的结果和语言上或名义上的具体物。

而且虽然这一点不能被直接注意到，但是它被这一“字母”及其奇怪“逻辑”的不断作用所印出，同时也被它们撕裂。

这就是说，延异是通过自行的改变来引进一种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从没有过的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这种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没法用西方原有的话语进行定义，因为它本身就是反定义的。

在德里达看来，定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的一个结果，因为定义追求的是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最终指向一个本体，而延异要反对的恰恰是确定性。

所以，德里达说延异不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一个“主题”。

延异形成的是不同向度的语言之“束”或者说语言之链，每一个语言之束都是一个历史的和系统的交织中心，要封闭这一网络、中断它的构造、跟踪一个不再是新标记的边缘，这在结构上尤其不可能。

这就是说，延异所形成的文本是没有边际、无限延伸的，它必将在自我的延宕与分延中不断自我生成。

由于延异有这样的变动不居的特性，它可以和不同的主题相互交织，从而形成不同的对延异的替补性的语词。

德里达认为，像书写物、保留、切入、踪迹、间隔、空白、替补、药、边缘—界限—边界等等词语都可以作为延异的替代物，所以，要想说延异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都是困难的。

延异有点类似于“沸腾的熔炉”，将一切确定性的概念都熔烂于其中。

它的结果不只是通过封闭的自身作用简单地还诸自身，它们像链一样扩展到一篇文本的全部实践和理论中，而且每次的方式都不一样。

因此，延异有点类似于尼采的“透视主义”，而不同于黑格尔所说的“扬弃”。

因为黑格尔的扬弃总是一个绝对物设定一个自身的他者，在自身的他者中返回自身，这样，一方面最终造成的是一个封闭的全体，另一方面形成的却是一个具有统一性方向的曲线结构；而延异首先反对的就是这种封闭，同时它是向不同方向扩散的。

关于延异，德里达有个生动比喻，说它就像一把扎束的花，其中有着“复杂的组织结构，不同的花枝和不同的词意，各自朝不同的方向散漫开去。

与此同时，每一枝花又与其它花枝或意义紧密联系，形成一种交错结构。

”

需要说明，作为延异特征之一的散漫，除了时间上的延迟、空间上的差异这两层含义外，还含有一种“播撒”之意。

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完全控制流动的象征符号游戏，没有人能够约束文字的差异区别。

在德里达这里，语言被看成延迟和差异永无止境的游戏，而意义也只能从无数可供选择的意义差异中产生。

由于作为意义归宿的在场已经不复存在，符号的确定意义被层层地延异下来，又向四面八方指涉开去，犹如种子一样到处播撒，因而它根本没有中心可言。

德里达认为播撒是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它永远无休止地瓦解文本，揭露文本的凌乱与重复。

这样通过播撒，任何文本实际上都宣告了不完整、非自足性，播撒标志着一种不可还原和生生不息的意义多样性。

播撒作为文本的文本性的结果，是宣告任何一篇文本都有裂口而不完整。

任何一种新的解释或误解，都成为原文不完整和不稳定的证据。

解读原文既是对原文意义的发掘，又是对它的意义的抹煞。

这样，德里达的追问已经抵达对“根源”匮乏的分析层次。

4关于“替补”

德里达完成了他对于传统二元对立的解构后，自然而然走上一条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替补”之路。

他所谓替补，实质上是一连串无休止的语言代替。

替补是一种漫无边际的延伸系列，它使在场持续不断地被延异。

德里达在《文字语言学》中强调，一方面替补既是一种补充增加，是存在的增补和积累；另一方面，它是虽附加的、次要的，但在增补过程中又成了取代者。

同时，替补不是转换，因为替代者的位置已由结构中的空白标志所确立。

替补因存在的空虚而起，是存在不完善的证明，它的根本指向是彻底否定存在的根源和形而上学绝对真理的神话。

德里达用替补这一概念完成了对形而上学不容质疑的先验假定前提和基本概念的颠覆，将追问本源、追求真理、抱持永恒意义的回归之路置换成一条永远走向不确定性、增补性、替代性的敞开之路。

同时，对形而上学将虚假设定的前提作为出发点并据为真理的做法加以质疑，并提供了一种依据可疑的出发点、一句不真的概念去反向思维以重新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原来有内在结构的文本在德里达那里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东西，文本里面的东西不断涌出，文本外面的东西不断进来对原有的东西进行增补，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交织的文本的“意指链”。

“增补补充自身，它是一种过剩，一种充实丰富另一种充实，是存在最充分的限度”，“它使自己介入或悄悄插进替代的行列；倘若它充填，就好像一件东西充填虚空之处。

如果它再现和制造意象，那是因为存在先前的欠缺”。

这样，文本的原初意义就不可理解，人们在文本的理解上也不可能达成共识。

于是，德里达说，收信人“死了”，理解的权威“死了”，文本成了四处飘零、无家可归的孤儿。

5关于“互文性”

解构主义认为，文字不是外在实物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符号的推迟和差异的永无止境的游戏。

文本也不再是外在世界的再现，与之相反，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中，客观世界也被文本化了。

或者说，整个世界都被归纳为一个文本。

德里达还认为，阅读与写作无孔不入地渗入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世界，而我们的世界除了解释，别无他者。

阐释者无法超越解释，因为他被囚禁于语言牢笼之中，必须面对修辞和差异构成的无休止的符号游戏，所以他的解释也是永无止境的。

在此前提下，德里达提出了他的互文性观念：

一篇作品既不属于某一个作家也不属于某个时代，它的文本贯穿了各个时代，带有不同作家的文本痕迹。

所以针对一个文本的解释和阅读也只能是开放性的而且千差万别。

任何一个新文本，都与以前的文本、语言、代码互为文本，而过去文本的痕迹，则通过作者的扬弃而渗入他的作品。

互文性，不仅是语言互文，更是一种文化思想的互文。

四、罗兰•巴特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

除德里达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还有一批文论家从结构主义阵营退出，转向解构主义。

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罗兰•巴特。

巴特对自己原先奉行的结构主义进行了清算和嘲讽，他在《S／Z》中曾这样说：

“据说某些佛教徒凭着苦修，终于能在一粒蛋豆里见出一个国家。

这正是前期作品分析家想做的事：

在单一的结构里，……见出全世界的作品来。

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从每个故事里抽出它的模型，然后从这些模型里得出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

我们（为了验证）再把这个结构应用于任何故事：

这真是令人殚精竭虑的任务……而且最终会叫人生厌，因为作品会因此显不出任何差别。

”正是出于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反省和批判，巴特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文本和阅读理论。

巴特认为，文本中的语词符号不是明确固定的意义实体，而是一片“闪烁的能指星群”，它们可以互相指涉、交织、复叠；文本中出现的虽只是有限的能指符号，却像水珠般折射出无边际的能指大海，所以巴特认为“文本无所谓构造”，“文本没有任何句式”，“文本是能指的天地”。

巴特把结构主义的“作品”与他心目中的“文本”加以区分，认为“作品”是“单数”的，“文本”则是“复数”的。

因为任何语词单独存在时不可能有任何意指活动，当它真正成为语词时，它四周已是一片无形的文本海洋，每一文本都从中提取已被写过和读过的段落、片段或语词，从来不存在“原初”文本，每个文本都是由其他文本的碎片编织而成；文本的这种“复数”特点导致文本意义的不断游移、播撒、流转、扩散、转换和增殖，文本本身只是开放的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任何意义只是这一活动过程中即时的、迅速生成又迅速消失的东西。

读者来读这样一种作为“复数”的文本，文本意义的中心也就消解了，甚至连读者的中心也消解了。

与传统的“作品”阅读理论相参照，巴特还提出了与其文本理论相对应的阅读理论。

他认为，第一，阅读结构主义“作品”，只需理解性思维，而阅读“文本”，则需转喻式思维，即把文本的每一部分和每一象征都看作对另外更大部分和象征群体的无限的替代品；第二，判断“作品”间的区别主要依据我们所理解的确定的意义内容，而判断“文本”间的区别，则要依据它们不同的能指意指的活动路线和意义播撒过程；第三，阅读“作品”是按兴趣享受意义的文化商业消费，而阅读“文本”则是一种创造的双重“游戏”：

既遵循文本意指活动玩文本“游戏”，不断再生产文本的意义，又把文本当作乐谱演奏文本；这种演奏不是解释，而是工作、生产，是合作式的创造。

在此意义上，阅读就是写作，就是批评。

巴特把阅读快感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阅读“作品”的快乐，这是一种源于自以为读懂意义、达到终极的消费性快乐，是顺从文化习惯和先验传统的快乐，实际是受意义限制的因而是有限的快乐；另一种则是游戏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无限的快乐，其性质近乎“极乐”。

在巴特看来，后一种快乐才是阅读首先应当追求的。

总之，从“作品”理论到“文本”理论，是巴特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他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根本标志。

正是在这两种理论模式的对比和转变中，解构主义对文学的多元性解读才得以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在法国的兴起和发展更多地是在理论层面；而真正把其理论发展得更为具体和付诸文学批评实践的，则是在美国。

五、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

随着德里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连续到美国讲学，他的解构主义思想也传播到了美国，从而使解构主义很快取代了新批评长期以来的支配地位，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

美国解构批评不及法国深邃玄奥，却更切合文学实践和文学读者的要求。

美国解构主义的中坚力量是耶鲁学派。

耶鲁学派的形成标志着解构主义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也是解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的成功应用。

在诸多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家之中，成就最大、声誉最高的是被戏称为“耶鲁四人帮”的保尔•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他们是美国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代表。

1.德•曼的修辞学阅读理论

德•曼集中探讨了语言的修辞性问题，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他的解构主义理论。

德•曼把修辞性视作语言本身固有的根本特性，认为语言自身存在着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张力，即不确定的关系。

具体说来，阅读是以文本为对象，而一切文学文本都因修辞性而具有自我解构的要素，因此，阅读永远只能是解构性阅读。

进一步说，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对文本进行解构，对文本严密语法背后的神秘修辞性进行分解。

这样，由于文本语言的修辞性，导致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充分阅读理解的不可能性，使得阅读成为“阅读的寓言”。

正是从文本语言的不确定性出发，德•曼提出了一种与新批评派完全对立的文本观。

在他看来，文学文本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一套完整含义（意义）。

文学文本及其意义不再是可以独立于读者阅读行为的纯自然客体。

因此，对文学文本意义的理解，是一个阅读文本的过程，是文本与阅读交互作用的无止境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真理与谬误相交织，永远不可能有完全“正确”的阅读。

这就是解构主义的文本观，即文本与阅读不可分、文本意义不确定的文本观。

从方法论意义上，德•曼认为批评家只有经过对文学、历史等文本的盲视，最后才能获得对文本的洞见。

所谓“盲视”，即阅读的“偏离”或“误读”。

在这里，“误读”是不带有价值判断的，而是我们阅读过程中的一种常态。

值得一提的是，德•曼还把他的解构理论推广到非文学的各种文本中去，认为即使以严密推论为基础的、科学性强的哲学、政治、法律等文本，在语言上也具有自我解构因素并导致最终的不可阅读。

他认为，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在隐喻结构及其解构上是无本质区别的。

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对理论和文学的开放式理解与此有了呼应。

2.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理论

以研究英美文学中浪漫主义传统起家的布鲁姆，吸收了德•曼的“误读”论，并运用于对英美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影响研究，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理论。

在《误读图示》中，布鲁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他的这一理论。

布鲁姆认为，阅读总是一种“延异”行为，因而实际上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本意义是在阅读中产生的，它同作者原先写作文本时的意图不可能完全吻合，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和意义偏转的结果。

所以，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就是创造意义。

在布鲁姆看来，所谓“影响”“不是指从较早的诗人到较晚近诗人的想象和思维的传递承续”，相反，“影响意味着，压根儿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则取决于一种批评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

”这里涉及解构主义一个重要概念：

“互文性”，即不存在任何原初的可派生其他文本的原文，一切文本都处在相互影响、交叉、重叠、转换之中。

所以，也就不存在“文本性”，只存在“互文性”，即只存在各种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互为文本的关系。

布鲁姆认为，误读是全部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的影响关系的实质。

3.米勒的“重复”理论

首先，米勒对“解构主义”本身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解构主义批评的基础是，文学或其他文本是由语言构成的，而语言基本上是关于其他语言或其他文本的语言，而不是关于文本之外的现实的实在。

因此，文本语言永远是多义的或意义不确定的。

米勒把解构批评看成为统一的东西重新拆成分散的碎片或部分，这好似解构主义读解文学文本的基本策略和方法。

米勒的解构主义文学思想的代表作是《小说和重复》，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重复”理论。

米勒遵循解构的策略，从小说中出现的种种重复现象入手，进行细致入微的读解，将其大体归为三类：

（1）细小处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等；

（2）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规模比

（1）大；（3）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这种重复超越单个本文的界限，与文学史的广阔领域衔接、交叉。

米勒还总结出重复的两种基本形式：

“柏拉图式的重复”和“尼采式的重复”。

柏拉图式的重复是指理式为万物原型的模仿式重复，这种重复强调在真实性上与模仿对象的吻合一致，这是19至20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和批评的首要预设，成为有强大势力的“规范式理论”；而尼采式的重复则假设世界建立在差异基础上，认为“每样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内容相似以本质差异为前提。

米勒认为，“重复”的两种形式之间是如下关系：

第二种形式的“内在必然性，在于它依赖于有坚固基础的、合乎逻辑的第一种形式。

重复的每一种形式常使人身不由己地联想到另一种形式，第二种形式并非第一种形式的否定或对立面，而是它的‘对应物’，它们处于一种奇特的关系，第二种形式成了前一种形式颠覆性的幽灵，总是早已潜藏在它的内部，随时可能挖空它的存在”。

这也正是解构批评的理论根据。

米勒的重复理论和解构批评的实践，一方面揭示了经典作品丰富多样的内涵和意义，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读解文学作品的无穷可能性和潜在多样性。

4.哈特曼的解构主义理论

哈特曼认为，语言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多义的、复杂多变的，就像一个“迷宫”一样。

他指出，文学的语言在不断地破坏自身的意义，解构自身。

所有的语言必定是隐喻式的，依靠比喻和形象来说明问题。

从文学语言具有不确定性、隐喻性、虚构性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哈特曼进一步把视线转向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从而揭示出文学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

他认为，文本意义之所以是不确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与别的意义相互交叉、渗透和转换：

“一种意义不仅仅与别的作为一种可作多种解释的意义类型共存：

一种意义就是别的意义，所以在相同的话语中，两者都仍然处于相同的地位。

”意义是不确定的，还在于文本是作者写作的结果，而写作则是“超越文本界限的行动，是使文本不确定的行动。

”另一方面，哈特曼还从艺术文本的相互依赖性（互文性）中揭示艺术文本意义不确定性的根源。

把文学批评作为文学文本来看待，是哈特曼文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

他反复强调，“应当把批评看作是在文学之内，而不是在文学之外。

”哈特曼从以下几个方面强调批评与文学的同一性：

首先，批评不仅仅是被动地阐释文学文本，而是与文学作品一样，具有创造性；其次，批评与作品一样，可以具有打动情感的性质；再次，批评和文学本质上并没有第一手作品和第二手作品之间的差别。

把批评当作文学，充分反映了哈特曼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彻底性的一面，这样，不仅在文学语言、文学文本中，含义是可以转换和变动不居的，而且在文体方面，不同的文本也是可以转换和相互包容的。

如果从历史维度加以考察，这一思想又是符合文学事实的“老生常谈”：

中国古代不少文论名篇被视为文坛佳作而被后人反复引用。

除了以上解构主义理论家之外，乔纳森•卡勒的解构主义文学思想也是我们所不应忽略的。

卡勒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欧洲理论在美国的权威阐释者之一。

其代表作《论解构：

结构主义后的理论与批评》塑造了他作为美国解构主义批评代表人物的学术形象。

我们本课程所参考的教材《文学理论入门》即是卡勒1997年出版的一部新作，该书集中呈现了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思维方式，对于我们了解解构主义的文学思想，运用开放式思维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极具启发意义。

五、综述

20世纪西方批评史上，解构主义理论有着它独特的贡献。

其一，它消除了长期占据人们思想头脑的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并提出概念之间“并无等级和中心，仅有差异”的观点。

其二，它发现了能指之间的互指、多义和无限延异的关系，充分认识到文本的开放性和互文性，为此它也强调了读者和批评家的重要作用。

解构主义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它以无中心论反对中心论，这就好比要锯断与自己一脉相连的历史主干。

形而上学的悖反逻辑并未导致解构思想的成功，反而使它陷入另一种历史困境，这便是真理虚妄、意义不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

过分强调语言游戏，无限夸大修辞和隐喻的作用，置客观实事而不顾，这些都是解构主义多受指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