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典型模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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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典型模式

成渝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典型模式

及经验借鉴

编者按：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是国家推动中西部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国家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

本文摘要刊载西南信息发表的成渝两地有关统筹城乡发展的典型模式和成功经验，以期引起大家的共同关注。

一、成渝地区城乡统筹的主要模式

2007年6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国家对试验区的定位是：

为统筹城乡发展探路，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一）五朵金花模式所谓“五朵金花”是指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的五个小村子。

政府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因地制宜地把这五个村子分别打造成“幸福梅林”（幸福村）、“江家菜地”（江家堰村）、“东篱菊园”（驸马村）、“荷塘月色”（万福村）、“花香农居”（红砂村）这“五朵金花”。

在经营模式上，围绕共同做大做强休闲观光农业这一主导产业，五个景区实现一区一景一业错位发展的格局。

“花香农居”以建设中国花卉基地为重点，主办各种花卉艺术节，促进人流集聚。

“荷塘月色”以现有1074亩水面为基础，大力发展水岸经济。

“东篱菊园”依托丘陵地貌，构建菊文化村。

“幸福梅林”用3000亩坡地培育20万株梅花，建设以梅花博物馆为主要景点的梅林风景。

“江家菜地”把500余亩土地平整成0.1亩为一小块的菜地，以每块每年800元租给城市市民种植，丰富市民和儿童对发展绿色产业的兴趣。

由于连片联户经营和“一村一景一业”创意新颖，打造出了各具特色、相互关联的休闲观光农业品牌。

（二）成都市新都区的花碑新型社区模式花碑新型社区是新都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之一，社区幅员面积6063亩，耕地3398亩，辖18个村民小组，983户，3097人。

花碑新型社区模式主要就是把以前散居的农户集中起来，建成农民集中居住社区。

社区占地60亩，聚集农户

145户，472人，有道路、广场、图书馆、放心商店、便民服务中心、福利院等完善的公用设施。

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社区大力推行“村企结对、车间进社区、加工进农户”的就业促进模式。

目前，集中居住区就业率达92%，实现了充分就业。

同时，成立了农产品配送中心。

在产业支撑方面，社区大力推行“龙头企业十专合组织＋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依托成都市花中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方兴食用菌合作社、川浙花碑蔬菜瓜果合作社等龙头企业和专合组织，规模流转土地2000余亩，用于发展大棚蔬菜、食用菌等高效经济作物种植和设施的农业建设。

（三）龙泉驿区跨区域整合的生态模式成都市龙泉驿区位于成都市东部，是国务院正式命名的“中国水蜜桃之乡”。

龙泉驿区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坝区与山区并存，其远郊山区与城市近郊的坝区发展不平衡矛盾比较突出。

跨区域整合的生态模式就是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地实施高山、远山、深山区农民的分批转移，让农民下山进城，生态产业上山，发展延伸产业链条。

该模式率先在地处龙泉山脉深处的大兰村和位于城市发展近郊的龙华村进行试点，把偏远的大兰村村民转移到便捷的龙华村居住和生活。

其主要的运作模式是由政府主导，中信集团投入资金、项目，与龙华农民办股份合作社并接收万兴乡大兰村农民组成股份公司。

按照“两村整合、参股人社、拆院并院、生态移民、权益平等、共享成果、国企带动、政府扶持”的思路，将位居大山深处极旱极贫的大兰村与位居城市繁华坝区的龙华村全面整合而展开的。

（四）江北双溪村的农民转市民模式双溪村地处重庆江北区鱼嘴镇南部，面积3.31平方公里，辖16个社、572户，总人口1618人；人均纯收入4800元（2006年）。

该村2006年被确定为全市新农村建设首批启动的100个示范村。

2007年重庆被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双溪村成为了重庆市市区共建新农村的第一个试点项目。

双溪村位于铁山坪以东的山脚下，交通闭塞。

2002年以来，双溪村相继引进了金宏、光大奶牛养殖公司，大力发展以奶牛养殖为重点的白色产业，现已吸纳27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村民种殖牧草1500亩供应奶牛场，平均每亩收益是种粮的两倍。

2005年底，双溪村被确定为重庆市新农村建设“千百工程”示范村后，江北区又将双溪村作为“农民转市民”工程的试点村，这给村里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成立了重庆双溪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对村里的土地统一实施招商经营。

其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农民转市民”：

即“自愿两放弃一退出”：

针对村里有固定非农工作、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农村居民，凡自愿申请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按程序转变为城镇居民，并得到相应经济补偿。

同时在城镇户口登记、安排就业、子女教育、购房等方面都提供了相应的优惠政策。

二是“村委会+公司”经营模式：

为了促进规模化现代都市农业的发展，增强集体经济实力，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向市场。

组建了以村为单位、以村民个体土地经营权入股的重庆双溪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

目前，双溪公司作为合法的市场主体，已拥有4300多亩土地的经营权。

重庆双溪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已与5家社会业主签订了土地承租合同，涉及土地面积近2000亩，业主承诺将按规划的“田园牧歌”主题要求对双溪村进行整体打造。

三是产业发展带动循环经济：

双溪村的产业发展围绕该村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定位于发展休闲观光体验式现代都市农业，以奶牛养殖和水果、花卉、特色蔬菜的两大环保产业为主。

双溪村还利用奶牛养殖场，建设了具有迪斯尼风格的奶牛科普观光园和西部奶牛博物馆，发展旅游经济。

二、主要特点及经验

（一）两个推力——政府主导和市场主体两个积极性缺一不可

“五朵金花”从建设到管理，始终体现了政府的强势推动。

近几年来，在旧村庄改造中，涉及拆迁等各种农民实际利益的问题，各级政府按照“宜拆即拆、宜建则建、宜改则改”等办法改造了3000多户旧农居，把原来的6个行政村合并成5个景区，农民在新景区就地转市民，统一缴纳“三金”，按照城市社区进行管理。

区政府和街道办先后投资建设水、电、路、气和污水排放等公共设施建设。

在政府的推动引导下，企业和农产投资8000多万元用于整修农居、新建花卉市场和游泳馆等经营性项目。

（二）统一规划——亦城亦乡的城乡统筹规划建设五朵金花：

2000年在规划“五朵金花”建设规模时，成都市政府提出了“农房改造景观化、基础设施城市化、配套设施现代化、景观打造生态化、土地开发集约化”高起点的科学规划思路，用景区模式打造国家级品牌观光休闲农业的大平台。

对确定的规划方案，政府、企业和农户一张蓝图干到底，从而打造了国家4星级风景旅游区“五朵金花”的知名品牌。

重庆江北的双溪村：

为了做靓、做优、做出精品，江北区邀请国内著名策划机构“王志纲工作室”对双溪村新农村建设进行战略定位和深度策划，编制了以“田园牧歌”为主题的都市现代农业规划。

（三）产业带动——突出都市农业、生态产业、休闲旅游业等地域特色

“五朵金花”：

走的是一条以旅游业为龙头，不断完善“公司＋农户”的独特的经营和赢利模式，使旅游和土地开发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土地产出效益大幅增加。

江北双溪：

确立了以奶牛为主的白色产业和以水果、花卉、特色蔬菜为主的绿色产业为两大特色产业，下一步将大力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业和现代都市农业。

龙泉驿区：

龙华社区按照“农民出山、产业进山”的思路广泛开展与企业、专业协会等合作，在大兰村实现生态产业、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等产业的集中发展，在原龙华社区区域实现市场物流、居家购物、新型工业等产业的集中发展。

（四）身份转变——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拓宽农民增收就业途径，提升农民生活质量

改革使试验区农民的身份发生了巨大转变：

一部分转变为城市市民，另一部分依然是农民。

但这里的农民已不是传统农民，而是现代农民。

他们既拥有承包地、宅基地的转租收入，又可作为农业工人取得工资、且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

如“五朵金花”开创的离土不离乡，就地市民化的生活模式，为农民提供了租金、薪金、股金、保障金四种稳定的收入。

全区农村劳动力已转移就业9790人，登记安置失地农民就业率达89%。

龙泉驿区：

龙华村和大兰村的跨区域整合中，龙华农民股份合作社为大兰移民同步提供人均35平方米居住面积新居住房，同时，龙华农民股份合作社按政策为大兰移民同步落实社会保险，社保费在龙华股份合作社收益中统筹解决。

通过集体资产运作，移民和龙华股民将人均拥有集体资产金10万元，每年集体收益人均分配也将达到3000元以上。

三、思考与启示从总体来看，成渝两地在城乡统筹方面做得成功的典型案例均在城市附近。

近郊农村由于在区位条件、交通设施、农民素质等方面都较优越，而且还能较好地接受成都和重庆两个特大城市在产业转移、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辐射，其经济发展水平本身较好，城乡统筹的起点较高，这几个地区城乡统筹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也比较成功。

如果对其单独分析，也发现几个模式各有自身的具体条件及借鉴价值：

（一）“五朵金花”模式对大中城市近郊有较大借鉴意义

“五朵金花”是这几个模式中做得最成功的，其地理位置的优势与其它几个模式相比也是得天独厚的。

“五朵金花”已成为在全国颇有名气的旅游景点和城乡统筹的示范基地，前来参观取经的政府官员和学者更是络绎不绝。

但该模式最初的客户主体仍是成都市的市民，是为了满足成都市市民休闲娱乐的需要，其“江家菜地”把500余亩土地平整成0.1亩为一小块的菜地，以每块每年800元租给城市市民认种的体验式休闲产业，更是针对成都市居民开发的项目。

因此，此模式的推广有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城市居民有强烈的休闲娱乐需要和消费能力；二是在近郊有生态条件优越的地域。

缺此二条件则有较大局限。

（二）花碑新型社区模式对政府和企业有较高要求新都区离成都市市区比“五朵金花”要远，约19公里，在成都市城乡统筹所规划的三个圈层中位于最远的第三圈层，该区采取的农民集中居住模式是由政府统一规划，由农民自行修建两幢小洋房，政府给农民适当补助。

此模式的推广，要求政府的经济实力较好，除了能够给农民建房补贴外，还要有实力提升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并且前期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同时农民集中居住后，对自家的责任田只能是远距离耕种，花碑社区大多采用土地流转的方式，出租给农业公司统一耕种，农民收取租金，但仍有少部分土地未流转，如果农民又不愿远距离耕种，就将面临撂荒的危险。

同时由于农民集中居住后，不能再饲养家畜生禽，

会减少农民的收入。

所以，此模式的推广有三个条件：

①需

要强有力的基层政府领导和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政府领导要有责任感、有战略眼光和管理能力，还要有基础设施的筹资建设能力；②需要培育或引进一批实业家到农村发展特色产业；③必须通过一定机制确保散居农户迁出地的农业开发和生态保护。

（三）龙泉驿区跨区域整合模式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地区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本模式中偏远的大兰村村民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自留地（山）使用权、林地使用权等“四权”流转给龙华村的龙华股份合作社统一经营，作为股本人股龙华股份合作社。

其土地整理方式是采用“拆院并院”方式对万兴乡大兰村485户1654人的现有宅基地148宗进行整理，通过拆院并院，除用于建设集中安置区用地52亩和铺面用地30亩外，可实现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相挂钩的建设用地周转指标

316.6亩。

由于龙华区的区位条件较好，大兰村置换出的土地在龙华区可以拍卖到较高的价位，这对安置大兰村村民的居住房和相应的社会保障都有着雄厚的财政实力，不须政府投入。

这种模式的前提条件是需要经济发展水平高和经济发展水平低（区位差）的两类地区自愿良性互动。

该模式尤其对重庆市的城乡统筹有着较好的借鉴意义。

四）江北双溪村模式对城郊农村有一定借鉴意义

江北双溪村的农民转市民同样需要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并且要充分考虑转变为市民后人员的经济来源的稳定性，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性，并且农民转化为市民后，必须加大对其再就业和技能的培训。

由于江北区本身位于重庆市的主城区，其农民很少，因而其城乡统筹模式主要对城郊地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五）城乡统筹的具体模式一定要因地制宜

除前面介绍的四种模式外，还有：

成都邛崃市固驿镇的仁寿村通过采取流转土地发展粮食规模生产、引导农民向城镇集中居住、土地承包经营权收益换社保等措施。

初步探索出一条“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集体经济壮大、农民生活方式改变、农村文明和谐发展”的城乡统筹模式。

成都蒲江县复兴乡把土地整理与实施农业产业化工程、农民扶贫开发工程、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有机结合，通过对项目区田、水、路、

林、村的综合整治，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增强了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实现了农田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初步探索出了远郊区县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路。

重庆九龙坡区首先打破农民变市民的户籍障碍，引导和鼓励本地农村居民有条件、有序转为城镇居民，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体系，并实施“社会保障换承包地、住房换宅基地”，解决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上的阻碍。

让农民变市民后，能够享受到城市比较完善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培训、低保等社会保障，解决户籍难题。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几个典型案例都各有特色和优势，城乡统筹并无统一的模式可借鉴，各地必须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区位条件、特色资源、人文社会条件来选择自己适宜的道路。

从总体来看，成都城乡统筹的典型模式以农民“就地城市化”为主，而重庆以“异地转移”为主，这与两个城市的地形地势、农业发展基础和条件以及重庆市“一圈两翼”的发展战略都有密切关联。

但成渝两地在城乡统筹方面做得成功的典型案例均在城市附近。

近郊农村由于在区位条件、交通设施、农民素质等方面都较优越，而且还能较好地接受成都和重庆两个特大城市在产业转移、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辐射，其经济发展水平本身较好，城乡统筹的起点较高，因此这几个地区城乡统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也比较成功。

但对于广大偏远的西部农村应如何进行城乡统筹，还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探索。

尤其是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动大农村，而且大多数农村都处于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的偏远地区，这与大城市小农村的成都市有着诸多不同，更应在城乡统筹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实践，给西部的广大农村提供更多的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