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心路历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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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心路历程

苏东坡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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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轼一生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步入仕途之时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积极入世，然而在其政治受挫、遭遇“乌台诗案”后，身心疲惫的苏轼又试图在佛道中寻求心灵的宽慰，向往出世。

心胸宽广、生性乐观的苏轼在与佛道的结合中自身的文人心态发生了积极转变，他没有完全沉溺于佛道以寻求解脱和避世，而是将佛道思想为我所用，进而转化成为自己人生哲学的精华部分。

最终达到了出世与入世的完美统一。

关键词：

出世入世完美统一

ABSTRACT

ThroughouthislifeSuShiwasdeeplyinfluencedbyConfuciantraditionalculture,intothecareerofholdingan"ambitious,cultivation,Qijiaruletheworld",andactivelyintotheworld,howeverfrustrated,initspoliticalexperience"Wutaipoemcase",mentalandphysicalexhaustion,SuShitriedtoseekspiritualcomfortinBuddhism,yearningwasborn.Broad-minded,optimisticSuShiintheeventofapositivechangeandthementalityofitscombinationofBuddhism,hedidnotcompletelyaddictedtoBuddhismtoseekreliefandevasive,butthethoughtofuse,andthenintotheessenceoftheirphilosophyoflifepart.Finallyreachedtheperfectunityandworldly.

Keywords:

renouncetheworldentertheworldtheperfectunity

一、前言

文人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二、正文

1苏轼早期的积极入世

2壮年受挫向往出世

3晚年出世与入世完美统一

三、参考文献

一、前言

文人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孔子思想中就有所表现。

孔子当然主要持积极入世的态度，但也有出世之想。

孔子虽然可以对楚狂人接舆的嘲笑与诱惑不屑一顾，但他对“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生活却也心向往之，对自己理想追求落空隐隐约约表示出失望和痛苦。

陶渊明以高风亮节为人称道，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为后来的文人学士所折服。

陶渊明走的是一条由入世到出世的道路，而且他的出世是非常坚决的。

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山林田园中去，融入到平淡无奇的农村生活中去，表明自己与官场和俗世的完全决裂。

但实际上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陶渊明那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他隐居以后写下的一些咏怀诗和咏史诗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内心深处的忧愤是既深且广的。

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始终是困扰文人的一个重大的人生问题。

入世与出世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是对立的，非此即彼，没有调和的余地。

因此他们总是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徘徊，从而也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痛苦。

选择入世，意味着面对俗世和官场中的种种烦恼，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人格以保持与世俗社会的一致；而选择出世，虽然能够保持人格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但内心深处济世救民的抱负甚至潜意识里的功名思想却时时在折磨着他们的心灵。

因此，他们内心往往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这种内心紧张与冲突或者转化为愤激：

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甚至玩世不恭，最后走向虚无；或者逍遥世外，不问世事，在山林泉石之间去寻求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但也时常会流露出悲愤和寂寞。

二、正文

1、苏轼早期的积极入世

苏轼从小便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尊尚孔孟，十岁时便由母亲教授儒书，并且苏轼早期博览经籍群书，思想上深受六经儒学的影响。

年轻的苏轼对政治抱着无比热忱与信心，认为现实政治的权力具有广泛改变一切的力量，只有全心全意投身于政治的洪流中，才能完成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

苏轼生活于北宋中期号称“百年无事”年代。

其实，北宋自立国以来，北有契丹雄峙，时寇边陲，西北党项人之西夏时附时逆，滋扰不断，这种情形，赵宋王朝自身也很清楚，然忧于唐季教训，为防军事割据，自“杯酒释兵权”后，文官执政，军权集中，边防虚弱自不可免。

北宋外患频仍，内忧亦重。

“三冗”之累，直接造成北宋的财政危机。

内忧外患困扰的赵宋王朝子民，逐渐从安于宋初安定和经济发展满足感到呼吁求“变”，“变风俗，立法度”为普遍呼声，于是，范仲淹积极推行“庆历新政”，王安石激进变法，司马光极力抵制王安石，其闻风波不断。

苏轼也曾积极发表改革旧敝的主张，不管见解是否合乎时宜，总是坚持己见，积极“入世”。

由于苏轼跟王安石在变法的看法上有出入，无奈请外任到杭州，徐州，密州。

在地方从政的苏轼更加为老百姓着想，当新法触及到老百姓利益的时候，诗人总会用诗歌来抨击时政。

如《山村五绝》（其三）：

“七十老翁自腰镰，惭愧春山竹笋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

迩来三月食无盐。

”诗中写一个古稀老农腰镰爬山寻笋充饥，已经几个月没尝过盐的味道。

难道他也像孔子那样，是听了《韶》乐后陶醉其中而忘了食盐的味道吗？

在这里，诗人是用幽默的笔触，刻画出农民生活举步维艰的真实现状。

究其原因？

是当时政府实施的“盐法”制度造成的。

诗人虽不动声色，却早已用幽默的方式把他的忧民之心包孕其中。

［1］

综上所论，苏轼有一颗爱民的心，他的所作所为总是从人们的利益出发，进而游离于新党和旧党之外，体现了苏轼儒家的积极入世。

2、壮年受挫，向往出世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道路上的标识牌，政治的沉重打击促使苏轼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用佛道的超然思想直面人生的厄运。

但他对佛道的看法有别于他人，苏轼不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归诚佛门”，而是借助佛道思想渡过难关，以求更高人生境界。

［2］

从被贬黄州以后的苏轼的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傲视磨难艰危，谈笑生死，履险如夷，把儒家士大夫“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浩然之气”的精神与佛家“当下即是”、“看穿顺逆”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更为超脱达观的人生哲学。

同时，依靠艺术的激情来完成心理的宣泄，苏轼曾经自述：

“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从十指出也。

”试看“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者甚干忙？

前事既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叫是罪，三万六千场，一叶轻舟穿淼茫。

”《雨夜宿净行院》“君看岸边苍石上，石来稿眼如蜂窠。

但应此心无所往，造物虽弛如吾何？

”《百步洪》履危难而处之泰然，历沧桑而洞观人生。

贬谪心态中最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部分，是个人痛苦解决之后思想境界的升华，对后代士人的影响尤为深刻。

将对于人生诸种问题的思考作了超妙绝伦的解答，注入了对人生最深沉的思考：

这种终极意义的哲理集中表现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将对于人生诸种问题的思考作了超妙绝伦的解答，注入了对人生最深沉的思考：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羡乎?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此赋先是触景生情，生出古今如梦功业难久，人生渺小年命不永，与求仙无望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生失意、生命无常的苦闷与感喟。

继而又对这人生之大困惑作出超然的解答。

既看到生命流逝，又看到其常住不尽有永恒的价值存在，故无所慕无所憾恨。

物各有主，人有定分，惟与江上之清风明月适值相遭，取之于自然而形成恬淡自适之审美人生，从哲思与历史的高度审视个体生命的存在，获得一种超脱旷达快乐的人生观。

儒家积极有为于世的“入世”思想是苏轼终生孜孜以求的目标，虽然乌台诗案几乎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使他在黄州期间以佛老思想来安慰自己，但儒家思想从未泯灭，只是受现实环境的限制，而十分隐蔽，后人雅称为“韬晦”。

正如在《与李公择》中所表白的“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笔于生死之际。

”实际上，他身居黄州，一直是关切民事的。

如他听说官军恢复失地，大破西夏军，大喜过望。

作《闻洮西捷报》，纵情高歌：

“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

”他身处逆境，却尽最大能力助世帮人，如他听说黄鄂间农民因贫穷而溺婴的消息，“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写信给鄂州太守朱寿昌，要求革除陋习，并身体力行，表示“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

吾虽贫，亦当出十千。

”黄州流行时疫，他毅然将向巢谷苦求得来的治疫秘方“圣散事”公诸于众，“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

”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仁爱宽厚的儒家风范，而这正是他安心定性的最根本所在。

三、晚年入世与出世的统一

苏轼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花甲之年连遭惠州、儋州的二度贬谪，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

韩愈贬至潮州，柳宗元贬至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

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吾贬海西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苏轼在弥留之前的绝笔诗《答径山琳长老》中写道：

“与君皆丙子，名已三万日。

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表现出他参透世道后真正的大彻大悟。

儒释道融合思想给兼综众学、广摄博取的苏轼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文化心理结构、人格修养、仪态风度等都带来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苏轼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封建知识分子之处就在于他能将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支配自己，即“外儒内道”，或曰：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儒释道三家都同样推崇，同样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

当外界条件允许时，即用儒家思想支配自己在社会上追求事业，积极从政，以身许国，济世救民，施展自己的胸襟抱负，一逞才学；当客观现实与其自身的理想抱负发生矛盾时，就回转来用儒道思想来解脱自己，支撑自己，而做到乐天知命，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罕见的一位“快乐天才”。

苏轼曾说：

“万物自生成，故天地设位而已。

”“天地之间，或贵或贱，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陈而贵贱自位矣。

”（《毘陵易传》）故能置穷达、祸福、生死于度外。

总之，苏轼“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质是以儒为体，以佛老为用，这使得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而又简易圆通。

”［３］苏轼之所以能够对儒道佛三家融会贯通，关键是苏轼在它们当中找到了相同之处，从而能够灵活运用，这相同之处就是“自由的心理主义原则”［４］。

苏轼一生中所体现的生存智慧，将出世与入世的完美统一，在不同的时代都折射着永恒的魅力。

参考文献：

［1］苏轼：

《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

［2］谢建忠.论佛教哲学与苏轼的“人生如梦”思想［J］.重庆: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6，（6）：

57.

［３］陶文鹏著：

《一蓑烟雨任平生》，河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页。

［４］冷金成著：

《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６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