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建设的历史成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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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建设的历史成就
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我国沿海一带为第一线,中部地区为第二线,内陆地区为第三线。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指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西南（包括湘西、鄂西、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北（包括豫西、晋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地区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国防经济建设。
这项建设,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开始酝酿决策,到七十年代末基本停止,经历了15年左右的风雨历程。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依据当时的世界形势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利贯当代、功盖千秋,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一）“三线”建设的起因众所周知,全国解放以后,新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的威胁下。
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两国关系日益恶化,后来又发展到边界地区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之战）。
1962年10月,印度在我西部边界地区挑起事端,中国人民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与此同时,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也趁火打劫,加紧对我东南沿海一代进行骚扰和破坏,疯狂叫嚣“反攻大陆”。
1964年8月,美国一手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将侵越战争规模扩大到越南北方,并对我东南边境地区及内地进行侦察、轰炸和破坏。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
本来,在六十年代以前,党中央制定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背靠沙发（苏联）面朝东”,在战略方向上可以专顾美、蒋集团,我国的总体形势还算乐观。
即使发生了“朝鲜战争”,党和毛泽东也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认为:
“美国并没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26页）“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
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页）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充实、提高”,到1964年我国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经济形势好转,因此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热切渴望在即将制定的“三五”（1966――1970）计划中,将尽快解决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作为中心工作。
这年2月到4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由我国农业、财政和工交三方人员参加的长期规划会议,在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的主持下召开。
其中,谭震林负责研究落实我国5亿亩农田的稳产、高产问题;李先念主持财贸会议,重点讨论我国农产品的收购政策;薄一波主持工交会议。
随后,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会议情况,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规定我国“三五”规划的中心任务是,一、按不高的标准基本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即在1970年使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左右,人民群众的衣着消费量（包括各种纺织品）达到人均24尺左右;二、兼顾国防需要,解决国防所需的常规武器,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三、加强基础工业对农业和国防工业的支援。
归纳起来就是:
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建设第三。
因此,“三五”计划曾一度被周恩来总理比喻为“吃穿用计划”。
1964年5、6月间,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
5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对于“把基础工业和国防建设放在后面”流露出了不安情绪,他幽默地说:
“两个拳头,一个屁股。
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
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做稳。
屁股就是基础工业。
”但他基本上还是同意了这个“设想”。
半个月后,毛泽东在同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的谈话中,进一步谈了自己的忧虑和不安。
他说:
“三五”计划还是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的不平衡问题,要搞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加强战备,着重进行“三线”建设。
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指出:
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我国“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
至此,原来的农轻重的顺序发生改变,“三五”计划的制定将把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放到突出的地位上。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发表讲话,集中讲了两点:
（1）改变计划方法。
他说:
过去我们制定计划是学习苏联,首先定下钢产量,然后再计算生产这些钢需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等。
钢的产量变小,其他的都跟着减。
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
这样计算,没把老天爷算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
因此要改革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
他说:
这几年我摸索出一些方法,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2页为主导”。
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2）进行战备。
他说: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
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打仗。
因此,要搞“三线”的工业基础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
各省都要有自己的军事工业。
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
毛泽东的话,受到与会者的拥护,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这年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薄一波向中央报告提出:
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布点要分散、隐蔽、靠山;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筹建北京地铁,并考虑上海、沈阳地铁,经批准后纳入1965年和“三五”计划。
这个报告,是和当时党中央、毛泽东的主张和基本思想相一致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将“三五”规划的重心向“三线”建设倾斜、调整,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因为我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和周边形势,尤其是“北部湾事件”的爆发,加快了“三线”建设的决策进程;二是我国国内情况也确实很不符合战备工作的实际需要。
当时,总参作战部曾提出一个报告称:
如果敌人突然袭击,我国情况相当严重:
（1）工业过于集中。
在全国14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
（2）大城市人口多。
全国14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且防空问题尚无任何有效措施。
（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
（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低,一旦遭到破坏,将会酿成巨大灾害。
这个报告,坚定了党中央进行“三线”建设的决心;三是毛泽东研究总结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由于某些地区没有防空措施,结果招致严重损失和巨大破坏的经验教训。
他对一位主管工业的同志说:
斯大林的经验值得研究。
战争初期,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尤其是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础建设,以至战争爆发后十分被动,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失。
基于以上情况,毛泽东批准了修改后的《汇报提纲》,并于1965年9、10月间再次召开的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正式做出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战略决策。
从此,国家“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便从“先抓吃穿用”转变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6年,毛泽东对这一方针作过具体解释。
他说:
一是“备战”,军队和人民要有吃有穿才能打仗,否则即使有枪有炮也无所用之;二是“备荒”,若遇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储备,仅依靠国家的接济,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则困难更大;三是“为人民”,国家的积累不能太多,一则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粮食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二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
即在照顾农业、轻工业发展和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以增加积累,加强战备,增加储备,做到防患于未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中国能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走出来,是同我国建设的各种防空掩体能大大锐减敌人核攻击的威力,中国已做好充分的反侵略战争的各种物质和思想准备,使来犯之敌有所顾忌有关的。
共和国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各项国防建设和措施,对核大战的爆发起到了“遏制”作用,从另一方面说明“三线”建设对于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据统计:
“文革”前,仅从1964年下半年酝酿决策并开始建设,到1965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就在西南和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了300余项大中型项目。
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项、铁道工程26项,同时还建设了一些交通、民航、水利、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性项目。
至七十年代中期,在“三线”地区,我国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电子、战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工业系统,大大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提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生产能力及战略后勤保障能力和国防实力。
到1975年,我国“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均已超过一、二线地区的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武器装备生产主要依靠一、二线的状况,这对加速我国经济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同时,在进行“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建设时,我们还着力对西南、西北内地进行了综合性开发,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先后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襄黔、襄渝等十条铁路干线,新增铁路8046公里;公路新增通车里程227800公里;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3040吨,有力改变了我国内陆地区交通严重闭塞的状况。
先后建成了贵州六盘水、河南平顶山等50多个?
?
型水电或火电站68座;开发了四川、湖北、河南油气田8个等。
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了21200万吨;年发电量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
这一时期,我们不仅建成了着名的四川攀枝花钢铁厂,而且还建成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钢铁工业企业984家,有色金属企业945家。
另外,从1965年到1975年10年中,我们还在“三线”地区建成机械工业大中型项目124个,逐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
尤其是新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汽车年产量占当时全国的1/3。
门类比较齐全、产品比较配套的纺织等轻工业企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达到较高生产技术水平。
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达1400亿元,占全国的1/3。
“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科技和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三线”地区原来都是各方面发展都极为落后的省份。
比如:
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和湘西、鄂西、豫西等地,曾是旧中国西南军阀连年混战的地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贵州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云南也没有多少工业。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蒋介石从沿海带去一点工业,解放后初期我们又建设了一些项目,但其工业基础仍然很差。
但仅经过10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就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面貌,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其中攀枝花、六盘水、十堰和金昌等,则成为着名的新兴工业城市。
四川的重庆、成都、德阳、绵阳等,则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机械、电子、航空、轻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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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建设的历史成就
力动力设备城市,其产品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
在“三线”地区,以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和昆明等为中心城市,形成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
在这里,汇聚了西部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的精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
因此,一位着名的社会学家曾经评称:
“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三）“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靠广大建设者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取得的“三线”建设者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精神动力。
我们仅以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和成昆铁路建设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为例。
有资料显示,攀枝花矿区的储藏量极为丰富。
当时经普查勘探,仅钒钛磁铁矿的储量就达50亿吨以上。
该地区共有大中型矿区86处,富含铁、钛、钒、铜、锌、钼、镍金、铂族、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等50余种。
攀钢厂址定在交通闭塞、被高山峡谷大江大河封隔着的荒蛮之地上,而工期只有5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攀钢一期工程设计年产铁矿石1350万吨、生铁160~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这些指标相当于旧中国钢铁最高年产量的2倍左右。
要建这样一个超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需要配有大型火力发电站,而电站的特大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冷却循环系统和送变电设备等,每件都有几层到十几层楼高;巨型的高炉、送料系统、热风炉则有几十层楼高,而且全是精度要求很高的钢结构;铁水运输、特大转炉、钢锭模、加热炉、开坯机、初轧机、钢轨轧机、制氧机、设备大修和制造工厂等达几十万吨的机械设备等,大部分都是特殊、大型的专用设备,制造厂家远在东北、沿海地区和山西等地,攀枝花当时就连一颗螺丝钉也不能制造。
同时,开发运输铁矿石、石灰石、煤炭、洗煤、炼焦、制造各种耐火材料、高炉和转炉辅料、水泥、建材等等,这些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肩扛手拉”。
攀枝花没有平地,丘陵、群山、峡谷、沟豁、河流等交错纵横,建设者们削平山头、构筑台地,精心设计,巧妙安排,硬是搬移了2.5亿立方米的岩石,修建了8座跨越金沙江等江河的大型拱桥;在仅有2.5平方公里的三个大台地上,建成了后来年产钢达250万吨（包括二期工程）的大钢城,而且吨钢面积仅有一平方米。
这一点,就连日本新日铁最先进的沿海钢铁厂也自愧弗如,所以被国外冶金设计专家称为“象牙微雕钢城”。
此外,除了建设者的条件极为恶劣,更为艰巨的是,自诞生现代钢铁工业以来钒钛磁铁矿根本无法用高炉、特别是大型高炉冶炼。
在近现代冶金史中,倘若炉料中的二氧化钛含量高于16%,那么铁水会变得异常粘稠,使炉温不均,这样它就将整个地凝在炉腔中成为“死铁水”。
可是,攀枝花矿的二氧化钛含量则高达25~30%。
这种情况不解决,那就意味着以前的全部工程将彻底报废。
为此,来自全国各地的108位冶炼专家,集思广益,先后进行了1000余炉的试验,终于攻克了技术难关,使攀钢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高钒钛矿钢铁厂。
1970年7月10日,攀钢一号高炉（1200立方米）正式投产。
贯穿攀枝花钢铁城和矿区的成昆铁路,是迄今为止世界铁路史上最危险、最艰巨的工程之一。
这条铁路全长1100公里,沿线地区富藏煤、铁、铜、钒、钛、铅、锌、磷、岩盐、森林木材和水力等资源,因此它的建成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但要建成这条铁路,工程却极其困难、艰巨。
先要建设桥梁991座,开垦隧道和明洞437座,仅桥梁就占全线长度的40.1%。
其中,6公里长的隧道2座,6379米的沙木拉打隧道（川境）为当时中国之最,施工难度极高。
另外,金沙江大桥主跨192米,是当时最长跨度的铁路钢梁桥,甚至还有一座54米跨度的石拱桥,另外还要在42个隧道内和桥梁上建设车站。
同时,为了克服山岳河谷地带高差,必须利用螺旋形、圆形、灯泡形展线,40次跨越龙川,16次跨越旧庄河……,这样一条铁路,至今仍使穿越成昆铁路的人们心惊胆战!
现在,人们几乎难以设想高山峡谷地区铁路施工的艰难。
山谷没有公路,各种施工器材和生活资料等全凭肩扛人背。
没有电力,燃料不足,许多隧道要靠火把照明,再用钢钎大锤一锤一锤地打眼放炮。
1964年9月,铁道兵一师、七师、八师、十师和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大桥局、电务总队、机械团和民工,在吕正操、刘建章、郭维成为首的工地指挥部领导下,建设者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工程一路突进,到1970年7月1日不到六年时间,从云南北上和从成都南下的铺轨机,便在西昌实现了铺轨对接,伟大的成昆铁路终于建成了!
成昆铁路每公里造价352.7万元,共计36亿元。
造价低、质量高、进度快,如果放到目前的物价水平下,起码得花费其10余倍的造价。
可见,如果光有中央的正确决策,没有广大建设者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不计得失;意气风发,迎难而上;忘我工作,一往无前”的“三线”精神,也不会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谈到“三线”建设时,曾经说:
“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所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话不仅是对“三线”建设者们崇高精神的评价,也是我们对待“三线”建设所应取的科学态度。
更有一些识之士则说,肯定了攀钢和成昆铁路的成就及其建设者们的艰苦创业精神,也就基本肯定了整个“三线”建设!
（四）“文革”初期,曾给“三线”建设造成过影响“文革”初期,重庆、成都等地曾发生过武斗,有的“三线”工厂曾卷入其中,一段时间影响了生产和建设。
“三线”建设的全面恢复,是在1969年5月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恢复“三线”建设以后。
1969年6月,中央召开恢复“三线”建设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督促、主抓这项工作。
年末,中央又决定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小组之下成立“三线”建设指挥部,统一领导恢复和建设工作。
为了稳定武斗最严重的四川地区的局势,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将四川两个造反派头头张结挺、刘西挺（为夫妇俩,原为宜宾地区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市委书记,后被判刑）抓了起来。
广大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一听说党中央和毛主席要他们恢复建设,便纷纷响应复工号召,就连武斗双方人员也都停止武斗,参加到了建设中去。
外流人员更是在短短的十余天内,从全国各地日以继夜地返回工地,立即投入紧张施工。
许多大型工程项目,在这以后相继建立起来。
到1972年,西南“三线”建设的第一期工程基本结束。
如:
成昆、川黔、贵昆、湘黔、襄渝铁路（公路）全部通车;攀枝花钢铁基地、长城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相继投产;以重庆为中心的化工工业,建成了重庆化工厂、川南化工厂、成都青霉素厂、西南（重庆）合成制药厂等;电子工业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绵阳、内江等地共建成了20多家工厂;以贵州都匀、凯里为中心,工厂和研究所配套,也有20多个单位;遵义地区、安顺地区和成都地区的飞机制造业,也都形成规模;航天工业、原子能工业,也初步发展起来。
总之,尽管“文革”初期曾给工程建设造成一定影响,但是“三线”建设者们排除种种干扰,最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各项工程建设任务。
同时,“三线”建设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不足。
如:
建设规模过大,要求贪大求快,有的仅算政治帐不求经济效益,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费等。
有的地区（如贵州）在规划施工中,机械、片面地理解和执行“靠山、分散、隐蔽、钻洞”的方针,将每个工厂、甚至每个车间都规划建设的极为分散,甚至有的地区还出现了“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式”的……。
但是,从全局来看,“三线”建设的决策英明、正确,建设成就极其伟大。
没有当初的“三线”建设,就没有现在的西南、西北的工业基础。
特别是四川,既是“文革”受灾最重的地区,也是建设成效最显着的地区。
目前,四川的工业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成为钢铁、电子、电站成套设备、重型机械、汽车、化肥生产基地。
四川的许多高精尖产品,中外驰名。
如:
现在牌子很响的“长虹电视机”,就是绵阳搞雷达的厂子生产的。
到1985年,四川的社会总产值达到1023.25亿元,1991年则实现翻番,达到2591.77亿元,曾一度排到全国第5位。
这些都与“三线”建设时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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