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知识积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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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知识积累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积累
1、一个社会学的实验
前几年，社会学有一个实验。
通过计算机设计一个最简单的社会模型，所有人都只有两个属性，一个是A，代表社会变革所需的思想，另一个是B，代表旧思想。
一部分人是信念坚定者，他们的属性永远是A，其他人信念会改变，改变的规则是当一个A与一个B接触，可以把这个点变成AB，这个混合点如果再和一个B接触又会回到B的状态，如果和A接触就会变成A。
通过数学计算，这个社会无论以何种方式连接：
现代型的网状连接、领袖型的星型连接、社区型的区块连接等等。
坚定的信念的人数如果低于10%，就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诱发变革，如果大于10%，很快就能发生。
虽然这个模型很简单，人类社会要比这个复杂得多，但其中还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并揭示了人类社会有其数学上的规则。
从连接类型上讲，不管社会结构如何，对信息的传播而导致的社会变革似乎没有影响，至少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
另一方面，如果某种社会知识掌握的人太少，变革就需要很长时间，考虑到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发生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小。
这种知识的分布类似基尼指数，只是人类现在的知识就已经浩如烟海，分科越来越细，就算最顶尖的知识精英在人类总体知识面前也趋近于零。
所以试图描述任何社会里的各种知识的分布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不过基于个别问题，可能涉及的学科不多，或者可以笼统地划分一下知识体系，也许能够给出一定的解释。
中国近代史大概可以用这种方式分析一下，一方面是什么样的知识，另一方面是知识占比多少。
只不过这样的研究好象还没有人做，估计也很难做到。
即便是从历史记载中抽取一部分人做研究，我们其实也很难判断这些人的知识结构到底如何，而且个人知识结构本身就可能存在矛盾，也会随周围环境不同而变化，比如孙中山倡导民主共和，但他在建党问题上依然倾向独裁，而治国方略上也要把军政、训政放在宪政之前。
这样看来，通过分析一个历史时段的知识积累讨论对社会变革的影响还有很多阻力，大概还是只能通过一些历史事件做些感性的比对。
另外一个问题是连接方式，尽管从这个社会学实验中看出，连接方式不是影响结果的因素。
但在实际历史中，某些重要的连接点如果出于各种目的，不肯接受某种信息的传播甚至阻挠信息的传递，也还是会给社会变革制造一定的阻碍，而且由于一个社会内部或外部的压力始终都有，一旦没有在某个时段完成一些变革，在下一个时段是否还有可行性就值得怀疑。
比如满清政府因内部政治权力分配的一些偶然因素，对君主立宪制度有过一段时间的排斥，等到被迫改革制度时已经不可收拾。
2、各类知识在历史中起的作用
简单把知识体系分类的话，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虽然不是科学，但对于社会影响依然很大。
在探讨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对社会变革的影响之前，先简单描述一下人文学科的作用。
1.人文学科领域对社会影响
人文学科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文化方面。
文化这个词相对模糊，如果从广义上说，所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人类创造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归结到文化范畴。
但如果需要具体分析文化的作用，还是把文化的范围缩小更合适一些，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部分。
从社会学的意义说，非物质文化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A、符号，符号由语言、艺术、标志、器物、手势等等组成，最重要的是语言，因为它最准确并最容易积累和传递，内容也最丰富。
B、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判别好与坏，对与错，违背意愿或符合意愿的观念。
C、规范，人们在特定环境下被要求如何思考、如何体验的期望就是规范。
D、约制，我们一般会把约制和规范混淆，二者的区别在于心理学的不同层级，约制主要是制约人的行为，如对罪犯定罪判刑，对不符合约制规则的行为进行谴责。
但规范要求的是人的态度，而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形成人的动机。
不同群体的语言习惯是不同的，同样，不同的语言也会造成不同群体在思维上的差异，进而有可能造成社会模式的差异。
比如英语里的抽象词汇最多，德语的词性最严谨，这对人的思维模式会产生一定影响。
只是研究语言对文化的影响会暗示种族主义，一般的研究比较谨慎，大多数都在心理学认知方面做研究。
比如有个研究是比较英语和一种非洲语言，在颜色描述上，英语比这种非洲语言的词汇多很多，对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在分辨颜色上做比较。
结果发现，使用英语的人在识别某种颜色与比较色在光谱的位置上是偏蓝还是偏红的分辨力，要远高于使用哪种非洲语言的人群。
尽管研究语言影响思维能力上的研究较少，但人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毕竟是以符号为基础的，应该可以判断不同的语言会对思维模式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语言做为一种符号，在某些功能上，不同的语言系统功效也会不同。
比如中国的象形文字，就可以保证信息传递到口音不同的地区时较少失真。
阿拉伯数字的使用对数学发展的影响也很大，有些科学家说阿基米德没有发明微积分就是因为没有阿拉伯数字，虽然是玩笑，但不同符号的使用功效不同是确定的。
价值观不仅从符号中来，更主要是从其他媒介中来，如传说、神话、艺术、娱乐等等。
人文学科方面的经验对价值观的影响远比一般想象中要大，尽管古代的统治者在价值观灌输上非常重视，清朝政府还一度使用乡约制度直接向民众宣贯价值观。
但我们注意到大部分民众的价值观来源除了身边的社会环境，很多都是来自于民间的戏曲评书等文学作品，人们对社会的期望、对人的行为判断特别是对统治阶层的评价标准很多都是来自于民间文学里的描述，而且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
一种思想认为价值观影响行为，指导行为模式，另一种观念是因自然环境导致出行为模式，然后为行为模式寻找合理性而抽象出价值观。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价值观的产生阶段一般是后者（当然任何价值观都和人的心理特征有关，比如诚实、公平等观念在各个民族里都是价值观的一部分），但价值观形成后会影响行为。
还是以中国的民间文学举例，我们可以看到从各朝的小说作品中看出不同，这应该说是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环境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应该说，直到随着宋代市井文化发展壮大，民间曲艺文学才更多反映民众的价值观，在比对宋明两朝民间小说的差异，可以看出两个朝代的民间价值观在变化，而这种民间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传承延续下来影响以后的价值观发展。
不同群体有不同的规范，如果说价值观是判断的依据，规范就是行动的指针。
规范可细分为社会习俗、民德、法律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群体的内部规范会有不同。
约制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正向激励的，也有反向抑制的。
判刑就是正式反向的。
在前现代社会，非正式约制起得作用更大。
规范和约制也都受人文学科的影响，尤其是非正式规范和约制，因为民间普遍缺少对新事物的组织经验，并且，曲艺评书等民间文学可以影响价值观，而价值观就会影响规范的制定和约制的范围及强度。
并且，在某些特殊情况，比如晚清时期城市发展，很多人涌入城市，在城市谋生的人因为没有既定的组织规则，会从民间文学里寻找养料，尤其是以结义的方式组成会社。
还有就是著名的义和团运动及后来的红枪会等等都有大量的民间故事提供的知识。
2.自然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几乎每一次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都会导致社会生产形态发生变化。
而且几乎遍及所有学科，即便是相对抽象的物理数学等学科也会对当时的哲学思想产生影响。
而自然学科中对某些方面如果发展程度超过其他方面，也会直接影响社会形态。
比如中国古代有几个自然科学领域相对突出，农业技术（以及中国的气候地理条件）保证了中国的单位耕地可以支撑更多人口，造纸术、印刷术（以及象形文字）使得在很大范围内可以使用同一种公文格式传达政令，驿道等交通设施建设水平也相当高，这都使得中国的社会形态有条件施行中央集权管理。
尽管我们也可以说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促进了这些技术的发展，但在秦朝建立前，除了造纸、印刷没有出现，其他条件都具备一定的水平。
如果对自然科学分科讨论没有太多意义，把自然科学发展需要的各个部分逐一分析也是比较好的方法，在刘青峰的《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里，她把自然科学发展分成三个因素：
理论、技术和验证。
三者之间互相促进，技术进步导致发现新的现象，促进新的理论，而通过验证来确认理论的正确性。
中国古代科学的发达都是在技术层面，也就是制造器具方面，而在理论方面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合适的解释自然的理论出现，同样在验证上也基本没有良好的习惯，结果就是科技水平只能发展到一个通过直观认知和经验积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无法继续发展。
在对社会观念的影响方面，因为没有抽象理论和验证习惯，我们的质疑精神和思辨习惯比较缺乏，不习惯、也没有思维工具来思考社会结构的合理改变，甚至连设计新的社会结构来适应社会压力的能力也比较缺乏。
比如说我们尽管有明清时代的江南手工业，但新的管理模式迟迟没有形成，新的劳动力市场直到民国也不规范。
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始终建立在原有的血缘性和地缘性的基础上，而缺乏突破。
说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我们是个伦理大国，社会文化对伦理关注很多，但我们的伦理概念与西方的伦理概念一直有一些差异。
简单说我们没有多少政治伦理、社会伦理，我们有的只是关于什么样的人应该如何做的规定性的角色伦理。
而西方的伦理特点是一直在追求公正、善等抽象规则。
这样的伦理特色也影响了我们衍生出新的观念适应社会的能力。
从历史上看，中国各朝各代都有一定的变法和试图变革，但真正的观念改变并试图施行新的社会结构却不多。
秦王朝的建立是战国时代国家功能扩张的多年顺衍结果，而试图改变结构的最大胆的是王莽的新政，这种中央集权，生产国有的改革也是西汉一朝一直收敛权力所产生的思维想象，由于没有足够的管理工具来实施，王莽的新政造成很大的社会分裂，为历代士人诟病。
还有一次相对大胆的改革就是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宋朝商业发达的启发，但由于对商业发达引起的观念变化理解的不够，或者能够理解的人太少，最终还是失败了。
而其他取得一定成功的变革，如张居正的改革，只是在中国传统观念上，如抑制兼并、税收管理等方面做出一定的加强而已，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变革。
3.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社会科学是直接影响社会变革的知识，但是真正的社会科学出现较晚，东西方在早期都没有成型的理论，而且即便现在也不存在科学意义上的公认的社会科学理论。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对组织的的管理能力是衡量一个社会社会科学知识的一个标准，也就是公共管理学。
从这方面看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要高于西方，至少不逊于西方。
因为中国古代很早就可以动员大量人力建设工程、组织大规模的军队抵御入侵。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组织管理的模式还需要细分，一种组织管理模式是单一化的大规模管理，也就是各个管理层级特定性低，自由裁量权也低，即便整体的事物量再多，也还是简单资源的叠加管理。
这种管理模式是中国古代所擅长的，象古埃及建金字塔工程也是这样，只是特定性比中国的很多工程的特定性还低，因为奴隶身份所带来的管理特定性要低于中国的劳役人力管理，而且几乎不需要动员能力。
另一种是多样化工作，组织里成员成分复杂，需求表达不同，所从事的工作有很多是创造性工作而非实践性工作，因此各个层级的特定性高、自由裁量权也高。
这点在现代社会的组织机构里表现得更明显，同古埃及的奴隶管理相比，现代一个研发机构的管理需要更多的信息沟通、更复杂的管理层级、更细致的考核细则、更灵活的机构调整和人力调整能力。
如果参见古代西方的管理机构，中世纪的意大利北部商业机构的繁荣带来了新的管理结构，而当时还存在一定的教会管理模式和早期国家管理模式，并且各个封建领主因自身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管理方法，这为以后欧洲工业革命时的工厂建立、国家建立时的官僚机构设置都提供了多样化的管理知识。
管理规模的大小还和文化相关，集体主义文化下的民众更容易接受大规模的统一化管理，个人主义文化更容易接受创新型、适应型机构的革新。
但我们也可以说，集体主义文化的形成也是社会结构造成的，但一种社会结构能否建成也是公共管理知识是否具备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管理有家族管理外推的特点，这也和中国古代农业发达，人口稠密有关。
但这种致力于用同一规范指导所有阶层，所有管理机构的做法，在社会比较简单时还有效，但当社会比较复杂时，强制使用同一规范结果就会产生不适和虚矫伪饰。
而在现代社会里，有些群体之间的规范甚至是相反的，比如摇滚歌手群体的反社会规范其实就是一种特定规范。
这就要求有新的社会组织方法和新的社会结构来适应不同群体的发展，使用单一规范或单一管理规则会使得社会面对压力时缺少变化的能力。
3、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前的知识积累情况
1.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英鸦片战争，如果看一下在战争期间中国各次战役的指挥者上奏的战争部署，除了加固炮台、募集乡勇，还有一个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火船战术，从林则徐、关天培到后来的裕谦、奕经等人无不在战争部署上使用火船进攻，就是用小船堆满燃料点燃后放出去烧英舰，而实际想一下，无论是江面还是海面，在那么大的水域放无人驾驶的小船缓慢地靠近配置小艇的战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手。
但就是这么不合理的战术被反复使用，反应了清政府的知识分子们无知的程度，而且差不多可以断定，这些官员们的火船战术基本都来自三国演义带来的想象。
在自然知识的缺乏上，中国从明代开始就已经感受到了，尽管我们一直以来在科学理论上落后希腊即其后继者阿拉伯帝国，但在器物层面我们一直领先到宋朝时期，但从明朝开始，中国的技术也不在占优势了，明朝后期的火炮制造都要靠外国人，甚至日本人在枪炮制造上都超过我们。
中国在明清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仅是自然科学知识落后，而且有两个趋势还需要注意，一是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在减弱，与宋朝沈括、苏颂等人对科学的关注相比，明朝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的关注缺少了创造性和探索精神，而等到清朝几乎在鸦片战争前找不到对自然科学有兴趣的名人。
第二个趋势是自然科学的蔑视，并且这种蔑视在鸦片战争后反倒更加表面化了。
“奇技淫巧”这个词大概在晚清的使用次数是最多的，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的自大却要突然面对屡战屡败的局面，导致的心理失衡，而为了平衡心理尽量回复熟悉的心理状态所进行的无端蔑视。
另一方面是由于知识过于缺乏，不仅没有能力学习，甚至无法理解这些先进技术，由于认知困难过大而产生的排斥。
这两个趋势一个是态度，一个是行为表现，其实是同一事物不同层次的表现，也就是知识程度过低在特定的文化氛围里的必然结果。
明朝末年的朝廷中枢机构对自然科学知识掌握的也很少，但还可以放下架子讨论请洋人造炮以及安排仿制等事宜（可能他们都没有感觉到有架子问题），但到了晚清，即便有巨大的外界压力，朝廷中枢对现代科学还是持排斥态度，所有洋务都是在新崛起的地方实力派支持下搞的，并且北京的朝廷可以在鸦片战争六十年过后还能寄望于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可见对常识排斥到了什么程度。
也许通过比较能更好地理解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前自然知识发展的缓慢。
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被强迫进入世界体系，但双方对自然知识的传播和学习上相差甚多，也许在甲午战争前还不容易看出来，那时中日两国都需要从欧美进口军舰，但当时日本民间教授西学的学校已经很多了，而反观中国，当时连一个官方的同文馆都培养不出什么人才。
这种局面产生的效果不用多久就完全体现出来。
不用说车船枪炮那些实物，看一下学术理论的差距可能感受更深。
如果说仁科芳雄（曾在1928年与克莱因一起用狄拉克方程解释康普顿效应）还是西方给日本培养的人才的话，1934年提出介子学说，并因此获194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汤川秀树，却是一个没有在西方留过学的人，他仅靠日本本土的教育体系和引进的书籍掌握了当时顶尖的理论物理知识。
可以想象整个社会需要知识积累到什么程度才会有这样的成就，而整个社会一旦知识积累到这样的水平，经济实力自然会有很大提升，社会变革也会因新的经济结构不停出现而更加容易。
而中国在民国期间也有出色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吴健雄等，但都不是在自己国家培养的，起码当时最顶尖的知识不是在中国学到的。
一个国家如果靠国外培养科技人才也不是不可以，但这样会造成知识普及程度不够，创新能力不强，并且，一旦吸引人才回国效力的因素不在了，就很难保持持续发展。
2.在组织知识层面，可以说直到苏共把现代组织方法带到中国，中国从晚清到民国始终没有理清现代组织结构。
相反，从一些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尤其是军事事件，进入明清之后，很多古代管理组织技能在士人中都大幅减弱了。
比如说南宋末年时，无论是救襄阳的农民自发组织，还是各地文臣武将在临安陷落后组织的以军及各地对溃兵的召集重组，似乎都没有太多组织的难题。
而反观明末，江南士人领导的抵抗力量已经没有足够的知识，使其能够就地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了，各地义军的组成主要依赖已成建制的土匪以及溃散的明军。
即便如此，义军的组织也比较涣散，没有制造多少真正的抵抗，而且义军内部互斗也比较频繁。
比如，嘉定第二屠时，就有城里怀疑有人是汉奸而审讯，甚至使用扒皮挖心等酷刑，造成秩序大乱，自解武装。
明末的义军活动总是给人一种感觉：
如果不是满清的剃发令，就连这些微弱的抵抗似乎也很难组织起来。
而在清朝开国的时候，八旗的军事组织还有很多部落痕迹，这种有部落特色的有抢劫联盟性质的军事组织，如果纪律制定和执行的比较好，再有持续的胜利做支撑，是可以体现出很大的效力。
但随着旗兵的优厚俸禄制度的实施，原有的八旗制度里缺少明确的组织细则和训练管理条例等缺点就一下暴露出来了，几乎随着清朝建立，八旗兵的战斗力就基本失去了。
平定葛尔丹，基本靠绿营以及火器上的优势。
在面对俄罗斯人的雅克萨之战，不管各种历史书如何记载，十倍兵力的优势大约是有的，在有火炮的情况下，还让对方支撑那么长时间，可以想象战斗力之低。
而到了平定白莲教的时候，绿营也几乎不起作用了，这时主要靠地方精英组织的团练来剿匪，组织模式几乎回到了最原始的血缘、地缘的组织方式。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整个社会一盘散沙的情况下，也只有这样的组织还能发挥作用。
而这样的血缘地缘组织模式从曾胡左李的湘淮军一直到袁世凯的北洋军一直在延续，甚至在民国时期很多军阀依然靠这种模式来组织军队。
不过在民国时期，很多军阀已经开始试图使用一些意识形态来加强军队的凝聚力和纪律，吴佩孚基本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忠孝伦理，冯玉祥利用基督教，湖南军阀利用佛教，甚至还有利用民间道门的。
这些意识形态由于缺少真正的组织手段、管理方法，只能提供一种组织内成员的身份一致性的归属感，并不能解决管理效率问题。
不过，从苏联帮助孙中山建党开始，中国开始学着使用现代管理方法，统一的目标、明确的科层制、成文的行动规则、系统的沟通模式以及严格的组织纪律等等。
这些因素是相辅相成的，比如没有组织纪律，科层制就会名存实亡，没有成文的行动规则，组织纪律会因上级随意妄为等问题而涣散。
在苏联协助之前，国民党虽然号称中国第一大党，人数众多，但实际上没有统一的组织，很多地方还是会党的管理方法，而孙中山后来组的中华革命党更是会党色彩浓厚。
而苏联的组织模式，实际来自与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导致的大规模工人阶级以及新的大工厂管理的产生。
国民党改组后，其组织性能比其它军阀要高出很多，后来由于吸收过多的外系军阀以及管理范围的扩大，整体组织能力有所下降，尤其是蒋介石为了划清和苏联的界限，开始强调三民主义等本土意识形态，混合了儒家的伦理要求，加上皇权时代的特务组织来管理。
由于儒家伦理和三民主义实际上都不是很清晰，在从人的动机倾向到行为间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系，远不如共产党使用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共产主义愿景来得实在。
意识形态的浅薄导致目标模糊，特务政治导致的规则模糊，科层等级也被旧社会的亲属血缘、师生关系所侵蚀，整个系统的管理状况一直在退化。
从国民党组织退化可以看出，现代管理方法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是需要统一出现的，仅有其中一点是不能发挥效力的，比如中国是最早实行科层制官僚管理的国家，但行动规则上没有细化，组织目标（为民生服务）的内外不一致，组织纪律也因沟通联系不紧不发有效实施，导致整个官僚体制的管理还是比较松散。
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高度组织化做支撑，也就不能提供足够的各个小系统所需的人才，整个现代管理系统就无法自发出现。
而国民党这种通过外来管理知识建立的组织，一旦外力消失，也会由于系统扩大导致不一致小系统增多，以及缺乏管理人才基础而逐渐退化。
贾冬
2013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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