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王南征而不复的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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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王南征而不复的分析

“昭王南征而不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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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王南征而不复”云：

　　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

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祭）公抎于汉中。

辛余靡振王北济，

　　又反振蔡（祭）公。

①

　　后世史家多据此推断，昭王南征的失利当与楚人有关。

如童书业说：

“至‘不复’，则似遭楚人之暗算，故齐桓伐楚以此事责楚也。

”②杨宽亦认为：

“所谓‘梁败’，是说浮桥突然败坏，当由于遇到楚人的突然袭击，浮桥败坏，因而昭王和随从的卿士祭公都跌落汉水中，所说‘辛余靡振王北济’，只是拖起尸体而已。

”③可见，每言及昭王南征，人们便自然会联想到楚国，并顺理成章地将昭王之死归咎于楚人。

另一方面，据《水经注》记载，今湖北天门东南的汉江中有地名曰“死沔”，相传得名于昭王死焉，故研究者多将昭王的殒身地点考订于斯。

④时至今日，上述一系说法在学界依旧影响甚钜。

　　众所周知，明确历史文本形成的来龙去脉，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传统典籍与出土文献、考古发现之间的互相印证，对于上古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倘若我们回归到昭王南征的原始史料中去便不难发现，越是与该事件时代相近的铜器铭文和文献记载中，越难以寻见昭王殒身于伐楚的坚实证据，而恰恰是出现时间较晚的历史文本，对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描述倒愈发详细，情节也显得格外蹊跷诡谲。

尤其是金文与古本《竹书纪年》这两种不同来源的历史文本可以构成互证，反映出昭王伐楚后并未卒于汉水，而是率众返回了北方，继而又发起了伐虎方和南巡等军事行动。

这便足以表明，学界通常概念中的“昭王南征而不复”，很可能经历了一个被片面理解并不断重塑的历史过程。

进一步说，若结合先秦时期江汉地区的自然环境、交通路线分布等因素来看，《水经注》关于昭王殒身地点的记载，也同样存在诸多亟需廓清之处。

本文结合传世典籍、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试对上述问题加以系统论述，力图对“昭王南征”史事的正本清源。

　　一、“昭王南征而不复”的文本分析

　　“昭王南征”的史迹散见于《左传》、古本《竹书纪年》、《史记》及其三家注以及昭王时期铜器铭文。

其中，与《吕氏春秋》的相关文字在内容上相仿者，尚有《史记》索隐引宋衷之说：

　　昭王南伐楚，辛余靡为右，涉汉中流而陨，由靡逐王，遂卒不复，周乃侯其后于西翟。

①

　　《史记》正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云：

　　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

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

②

　　上揭两则史料均描述了昭王伐楚而卒的经过，就其“主干”和叙事结构来看，与《吕览》之说大体相同。

这种古书之间存在“互见”的内容，不排除具有时代较早的某种文献作为史源，也可能是基于一定时期内的共同知识背景或者“公言”。

③不过，倘若研究者细加推敲，便不难对其可信度产生疑问。

　　首先，就这些古史传说本身来说，彼此间虽然“主干”相近，但细部内容却多有出入，基本上都经历过演绎和改编的过程。

至于它们的主要素材，很可能来源于战国时人的共同知识背景，所反映的也多是同时期人们观念中的古史，其真实性距离信史尚有一定差距，现今我们重新研究商周时期乃至更早的历史问题，自然不能不加批判地视作定谳。

其次，据《逸周书·祭公》与清华简《祭公之顾命》记载，曾于临终前对周穆王进行训诫的祭公谋父，其人与穆王之祖康王同辈，是历经昭、穆两世的辅政老臣。

④揆情度理，此祭公谋父当与随昭王伐楚的祭公是一非二，而《吕览》却说昭王、祭公一同落水而亡，则明显与其他先秦文献的记载龃龉不合。

　　其实，关于上述《吕览》等书中相关记载的可靠性，自唐代以来便有学者提出质疑，如孔颖达说：

　　旧说皆言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得水而坏，昭王溺焉。

不知本出何书。

⑤

　　最为关键的是，即便依照《吕览》和《史记》三家注所见诸说，最多也只提及“船人”呈进胶船，而无从寻见“梁败”或“船解”本系楚人蓄意所为的确凿证据。

所以，近代史家多将昭王之死归咎于楚人谋害，大致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前提：

昭王是因伐楚而不返，并由此产生的一种演绎推想。

　　管见所及，目前最早将“昭王南征”与楚国相联系的传世文献当属《左传》。

然而细绎相关文字不难发现，其中并无昭王丧于楚人之手的明确记载，至于“昭王之不复”，其实与楚国间的关系也非常模糊。

《左传》僖公四年：

　　楚子使与师言曰：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对曰：

“……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

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

”对曰：

“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

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

　　怀疑昭王遭楚人暗算的学者，多试图挖掘这段文字中的所谓“隐义”。

如竹添光鸿推测，昭王殒身“兹事体大”，楚人不敢承担其过，故多推诿塞责之辞。

⑥不过，对于诸侯盟方来说，连“包茅不入”这样的过失，管仲尚可以代表王室直言相诘，倘若昭王确为楚人所害，桓公正可高擎“勤王”旗帜，率领联军钟鼓堂堂、声罪致讨，根本不必先以征取贡纳为名，言及关键之处却措辞暧昧、转弯抹角。

杜预曰：

“（昭王）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周人讳而不讣，诸侯不知其故，故问之。

”①《史记·齐太公世家》集解引服虔说亦云：

“王室讳之，不以赴，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为辞责令楚也。

”②由此可见，春秋时即便如齐桓、管仲者，恐怕也无从认定昭王殒身是否确与楚人有关，只不过联军出师必须有名，遂以此作为伐楚的借口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代表的另一系文本，在记载昭王殒身一事时皆冠以“南巡”或“南巡狩”字样，从而与伐楚相区别：

　　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

　　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③

　　上揭引文明确指出，昭王十六年南征的对象为楚国。

有学者认为“楚”系“楚蛮”，亦即江汉地区的楚蛮之族④，恐怕不合于历史事实。

至于昭王不返之事，则发生于十九年南巡途中。

《史记·周本纪》云：

　　昭王之时，王道微缺。

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

其卒不赴告，讳之也。

　　《史记》不采《吕览》之说，而与古本《竹书》的记载相仿，说明太史公在撰述昭王之事时，很可能也曾面对纷繁复杂的不同记载，至于最终以“南巡狩不返”立说，则应该是他经过审慎取舍的结果。

　　事实上，出土文献所反映的史实与古本《竹书》完全一致，即昭王在统治后期曾先后两次对江汉地区采取军事行动。

正如史墙盘铭（《集成》10175）所云，第一次是“广惩楚荆”，即昭王率师亲征楚国;第二次则由南宫伐虎方揭开序幕，昭王接踵进行了规模盛大的南巡，亦即所谓“唯奂南行”。

于省吾指出“奂”有大、盛之意⑤，在此用作动词，意即张大、拓展了南方的道路。

　　所谓“巡狩”，即“巡所守也”⑦，意为天子巡行视察诸侯所守之疆土。

通观上表内容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史事俱是围绕着昭王巡省南土国族展开，同古书所言“巡狩”的内涵若合符节，而与伐楚截然无涉。

兹详述之。

　　首先，诸篇器铭的内容皆为巡省、出使、分封授土等与南巡紧密相关的史事，其中唯一涉及战争的信息仅是南宫伐虎方。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而照常理来说，倘若其间有伐楚等重大军事行动发生，同时期的历史记录当不会失载，毕竟在昭王殒身以前，周人对此事应该毋庸讳言。

系以“十九年”字样的乍册睘卣、析尊两铭足以证实，南巡一直持续至昭王末年，故昭王殒身之事只能发生在南巡途中。

　　其次，昭王此行途经的曾、鄂等国，其方位皆与伐楚的路线不合。

近来，随州叶家山曾侯墓地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西周早期的曾国当位于随州境内。

①无独有偶，随州安居镇羊子山也相继发现了周初鄂国公室墓群，所出铜器铭文多标识”噩侯”“噩仲”字样，表明同时期鄂国的政治中心就在安居镇一带。

②众所周知，随枣走廊北倚桐柏山，南临大洪山，自古便是连接南阳盆地和汉东地区的交通干道。

既然京师畯尊明确记载，昭王伐楚时曾有涉汉之举，故此时楚国的核心区域只能位于汉南的荆山及其周边地带。

③也就是说，伐楚的路线当自汉水中游涉汉南下，而不会绕经汉水以东的随枣走廊。

所以，昭王此次南略的目的显然不在于征伐楚国，而是与巡狩南邦、慑服边陲有关。

　　总之，在昭王时期的金文中，凡记载伐楚一事者，相关文字中多可见凯旋之辞，而叙及伐虎方和南巡者，其所载史事则与楚国无关，这一现象与古本《竹书》之说完全吻合。

因此，昭王季世的伐楚和南巡，实际上是针对江汉地区的两次军事行动，两者的时间先后顺序清晰明了，其战略目的和所涉方国地理也不相混淆。

需要指出的是，从文字学上来讲，“征”字的本义为远行，“征伐”“征讨”则是该字后起的引申义。

④西周金文记载昭王伐楚，虽多用“伐”字，亦间或用“征”，或曰“南征，伐楚荆”，足证“征”“伐”二字析言虽有别，浑言亦可通。

因此，就古义而言，“南征”一词实相当于“南略”，无疑可以指巡狩南土之举，故《左传》称“昭王南征而不复”，其结局自然以昭王的不幸而告终。

然而随着“征”用作“远行”的本义日渐式微，加之去古愈远，昭王季世的相关史事便愈加茫昧不清，故后世每言及“昭王南征”，人们便很自然地联想到昭王伐楚，乃至最终将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伐虎方和巡狩南土的来龙去脉遂不为后世所知。

综上所述，昭王时期的铜器铭文与古本《竹书》这两种不同来源的历史文本可以构成互证，表明昭王在伐楚后并未卒于汉水，而是率众返回了北方，继而又发起了伐虎方和南巡等军事行动。

至于昭王南征楚国而不返的说法，并不见载于同时期的西周史料，它应该是在后人对古史认知不清的情况下，误将“昭王之不复”和伐楚这两件本无因果联系的史事加以糅合，并通过兼采杂说、不断演绎而产生的。

尽管这一历史叙事，至战国时期已作为一种比较流行的共同知识背景而被纳入文本，但它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层累地造成的古史。

　　二、昭王南巡的历史地理考察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将“昭王南征”归因于楚国的反叛，或是周人贵族集团对江汉地区铜、锡等物质资源的需求，这些意见均颇有见地。

不过，若将昭王季世的伐楚、伐虎方和南巡置于政治地理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我们便不难发现，这一系列举措之间的衔接颇为紧密，不宜孤立地看待。

　　众所周知，周民族与江汉地区族群间的交流由来已久，其初殆可追溯到文王时期。

⑤西周早期的成康之世，周王朝的战略重心虽然主要是在东土，却并未放松对于南方的经营。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举措，即在随枣走廊一带推行分封，陆续建立了“曾”“鄂”等侯国。

⑥近来的考古发掘表明，叶家山曾国墓地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期，约相当于成、康、昭三世，其上限不早于成王。

⑦周初的太保玉戈铭云：

“令太保省南国、帅汉，诞殷南。

”⑧殷即殷见，乃是周人召集并会见方国、部族首领的一种仪式。

由此可知，周王朝在克商不久，便已委派重臣召公奭负责南土经营的具体事宜。

　　但是，由于随枣走廊北倚淮水流域，南临汉水中游，处在虎方、楚国等众多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下。

因此，从周王朝南土的政治地理格局来看，昭王只有先征服汉水中游地区的楚国，并将其压制在汉水一线以南，方能保证南北交通枢纽——南阳盆地的安全。

虎方为商周时期的南土方国，它与楚国、“楚蛮”在名号、族属、存灭时间及地理方位上均不相同。

①“虎方”之名始见于殷墟卜辞，西周史密簋（《新收》636）中明确称其属于“南夷”集团，主要活动于淮河上游到汉东地区之间。

②故昭王在伐楚之役完成后的次年，便命中、静先行开通南土道路，并于沿途设置王居。

同时又命南宫率众讨伐虎方③，进一步扫除随枣走廊北翼的威胁。

据中甗铭文所示，中在完成先遣任务后，又奉命联络今鄂北地区的方、邓诸邦，并且要随行的伯买父率部戍守汉水沿线，从而加强随枣走廊南部的警戒，以备不虞。

综上这一系列政治、军事举措，无疑为接踵而来的昭王南巡提供了必要保障，同时也为周人势力控制随枣走廊、钳制淮夷部族，进而深入长江中游地区奠定了基础。

因此，昭王时期的伐楚、伐虎方和南巡诸举措作为一个有机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