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作文写作的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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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作文写作的问题
语文：
学习传统语文教育经验，提高作文教学水平
［作者：
杜常善 来源：
宁波教科网 点击数：
1120 更新时间：
2004-4-5 9:
19: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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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作文教学状况不能令人满意。
原因是不够重视。
各级各类统考均以语文知识为主，有些统考干脆不考作文，把向来以考作文为主的历史颠倒了个个儿。
这个大颠倒迫使作文教学水平急剧下降。
之所以这样说的理由，一是过去主考作文，语文教学以读书作文为主，读书既可以大量积累语言材料，也可在熟读乃至背诵过程中掌握文气文风以及布局谋篇的经验；作文是学得的语言材料的运用和文气文风等的模仿，这些训练保证了作文教学水平的提高。
二是现在主考语文知识，学生泡在语文知识练习题中，没有时间读书与作文，学得的知识多是一知半解的零碎的东西，仅仅是知识而不是能力，甚至永远也转化不了能力。
随便举个例子，1994年全国高校招生统考第7小题是个考察修辞知识的试题，据一位权威发言人的解释，这个题的正确项是B，是考查比较与比喻的。
这个解释使人莫名其妙，因为“比较”根本不是修辞格，与试题要求不合。
由此可知，第一，命题人在这个试题上的思维是混乱的，语文基础知识及其运用是错误的，第二，权威解释者的思维是混乱的，知识及其运用也是靠不住的，第三，刊物的责任编辑的语文知识也是一塌糊涂。
专门家的语文知识尚且如此，中学生的语文知识牢靠程度可想而知，即令学生按标准答案得个满分，它能转化为什么能力？
又如一本练习册里将“不少的人……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句中的“冷冷清清”空下，让从“冷冷淡淡、冷冷冰冰、冷冷清清”三个词语中选一个填空，答案自然是“冷冷清清”。
如果学生选择“冷冷淡淡”，教师将如何处理？
“冷冷清清”通常是形容环境的，毛主席却拿它形容人，语言学家没有说妥当与否，但是在此例中用上“冷冷淡淡”无论如何不能说是错误的。
可是教师只能判它错误，像这样的语文知识训练有什么用？
它能转化为什么能力？
有人会说，你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我说这是由一斑而窥全豹。
其实，就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任务来说，是让学生掌握大量的语言材料及其应用能力的培养，根本不是什么语言材料所以然的解释能力；因为只有这样，学生的表达能力才会提高，才不至于越学越糊涂。
实际生活对人的要求也是这样。
它从来不要求你解释某个语言现象，而要求你在某一环境恰当运用表达某一环境的语言。
一位不识几个字的农村妇女用“半导体收音机”形容某一位在集体场合总爱说话的人，准确，鲜明，生动。
其实，这个妇女根本不懂什么“本体”“喻体”，什么“明喻”“暗喻”“借喻”之类。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的是这种高明的说话能力，而不是像语言学家那样具有说明语言现象所以然的能力。
当然，语法修辞乃至逻辑知识，在中学讲一些还是应该的，只是不能像现在这样去大考特考它的所以然。
记得“文革”中《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有一条：
“语法讲一些，不要考。
”不管此条是否经过篡改，但它的正确性是不容怀疑的。
然而，十多年来，一两个专门家反其道而行之。
说什么考作文误差太大，考不出水平，只有考语文知识才最公平。
果真如此吗？
十多年被颠倒了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是条不大不小的谬论。
十多年来，语文教学效率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正是这种理论和类似理论导致的结果。
最近，著名学者金克木教授撰文发表关于教育的看法，其文曰：
“实际上我们中国的近代现代教育早已离开了孔老墨佛的传统，而是夹杂着笛卡尔的理性数学教育和卢梭的自然感性教育及杜威的实用教育。
有这样的混乱教育才会产生我们混乱的教育思想。
混乱造成了学校教育中的低效率，浪费大量时间精力。
”[1]要提高效率，尤其是提高作文教学效率，就要摆脱上述或类似上述混乱教育思想的束缚，就要学习源于汉语特点的传统经验，重新审视外国的经验，对于违背汉语规律的东西，要坚决剔除它，消除它带来的坏的影响。
一、学习传统集中学习语言的经验，在迅速丰富学生的词
汇方面下功夫
积累词汇，丰富学生的语言，对于提高作文教学水平有重大意义。
“胸藏万汇凭吞吐。
”基础教育的目标是“胸藏万汇”，必须把大量的词汇识记在心，才能吞吐自由；如果把它们藏在笔记本里，那就难以应用了。
同时，积累词汇与发展学生智力也很有关系。
日本心理学家阪本一郎的研究表明：
一个人所掌握的词汇量，同他的智商成正比[2]。
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让学生积累的词汇量越多越好。
古人积累词汇有两条经验：
首先是集中识字积词的经验。
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适合汉语特点的经验；它的产生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3]。
这是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
学习汉语不能像欧美儿童那样，学会了二三十个字母以后，可以一边识字，一边很快就能阅读；学习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认，一个一个地记，在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前，无法阅读。
因此前人采取集中识字积词的办法。
又因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字的安排不受语法的限制，使集中识字积词有了可能性。
其次是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识字积词的经验，即通过文选式教材或专著式教材，学习汉语的经验。
以上两条经验使汉语教育兴旺发达，使汉语写作出现了唐诗宋词高峰，出现了熔诗词与语体于一炉的明清小说高峰，出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对联创作高峰；同时也使应用语言极其丰富发达。
比如礼仪语言和书信敬词之多，世界上没有比我们再多的了。
可惜，我们现在对古人的经验继承得太少。
集中识字积词的经验在多年的统编教材里找不到它的影子。
在具体语言环境中学习语言这一条基本继承下来了。
其实也仅仅是文选式。
至于专著文集式也仅仅局限于段力佩的实验中。
总之，我们的继承过于片面。
片面继承严重影响了词汇积累，给语言学习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
第一，词汇教育的随意性太大，遇到哪个词就学哪个词，致使有些常用词根本没有学得或学得的时间太晚。
比如，常用词“婵娟”在教材里作为人名出现一次，但它在唐宋诗词里却有四个义项。
我们学得的太少了。
又如“庞然大物”这条成语，一位1964年高中毕业，又有四年教龄的女教师不知道它的意思，直到1969年春在给初中生讲毛主席《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时，才首次学到它。
又如，常用词“蹂躏”，80年代前期基础教育教材里没有它，直到1987年统编教材将日本的壶井荣的《蒲公英》编入高中第一册，它才首次露面。
可是在40年代后期，二三年级小学生都认得它，写得它。
这种单纯的在具体语言环境中学习语言的做法，随意性太大，既有碍于阅读教学，更有碍于作文教学。
第二，词汇量吸收得太少。
目前中小学生学过的词汇共有多少个，《中学词语十用词典》[4]）收词语2618个，其中成语433个。
《小学生词语手册》[5]收词语7700多个，两项合计约10318个。
不过两书收词标准不大统一。
前者注重“较为常用而有一定难度”的词语，而后者从单音词到七音词有一个收一个，有的已超出词汇的界限。
如一页书、过马路、做数学题、皱着眉头、闪闪的星星等。
有人估计中小学词汇总量约9000个。
根据上述情况，中小学生学过的词汇量不过万个左右。
而日本，“国语和国语教育专家们从众多的调查研究中选定大约可作为资料的是22500个词语，作为国语教育的基本词语”[6]。
由此可知，我们与日本相比中小学阶段学习的词汇量要少一万多个。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我们教学生的词汇量太少了。
还有一个对比数字也应作参考。
小学五年制十册课本出现的成语共有217条，加上《中学词语十用词典》中收的成语433条，共有650条；而中小学相重复者52条，把它减去，中小学阶段学得成语总共598条。
而《汉语成语小词典》[7]收成语3013条，《汉语成语词典》收成语5500条。
不要说拿598与5500相比，就拿598与3013相比，中小学阶段所学的成语不是太少了吗？
第三，千古流传的形象生动的词汇学得太少。
比如月亮的别名约有29个之多，如金蟾、金波、金兔、金镜、金盘、银钩、银台、玉钩、玉蟾、玉轮、玉弓、玉兔、玉桂、玉盘、玉羊、宝镜、悬弓、悬钩、婵娟、素娥、广寒、清光、斜轮、圆兔、秦镜、垂钩、团扇、娥、蟾宫等。
这些名词多是人民群众丰富想象的结果，多是群众口语，它们有群众性、通俗性，而又形象生动。
可是这些词语在教材里没有出现一个。
需要说明的是“玉盘”这个词，在小学里出现两次，不过它不是月亮的别名；在中学白居易诗里也出现过，不过也不是月亮的别名。
至于这里的“婵娟”，虽然苏轼的《水调歌头》大家比较熟悉，但是这首词在十多年多次修订的教材里始终没有入选。
我不是说这29个月亮的别名都要中小学生掌握，但至少要将那些通俗性强的让学生了解。
第四，重流轻源，舍本逐末，影响词汇积累的质量。
手头有一个例子，1994年元月，某市期末统考，高中一年级作文试题《邂逅》，要写一篇记叙文。
评卷结果作文得0分占百分之三。
，这是历年统考中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分析原因，教材选的是流而不是源，词语出现的语文环境不典型，学生记忆与理解都有问题。
查一下教材，“邂逅”这个词曾在初中第六册《月亮——地球的妻子、姐妹，还有女儿》里出现过，又在高中第一册《赤壁之战》里出现一次。
前一篇教材是篇很一般的教材，匆匆而过，一些学生脑子里没有留下印象。
后一篇算是名篇，但这里的“邂逅”作“万一遇到”讲，与“没有约会而遇见”不同。
加上教师没有专门对比讲解。
这个词的教学质量就大受影响了。
如果教材不是这样，而是选上《诗经·野有蔓草》，学生把“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铭记在心，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0分了。
事实上，我们目前的低效率不全在继承上，还与武断引进有关。
目前我们的理论家和某些行政领导还在不遗余力地推行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就是武断引进的典型。
这种学习语文的方法是西语语系的经验，不符合汉语汉字的特点。
这种方法“过早地让儿童学习成句的话，成段成篇的文章，一方面认得的字太少”，另一方面学的字比较模糊，“既不容易记住，又会产生错字别字的毛病”[9]。
张志公先生30年前的论断，到了90年代应验了。
遗憾的是，理论家的研究成果没有避免现今的灾难。
更为遗憾的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语言文字学家、智者安子介老人，早在1991年就曾经公开批评“‘提前读写’有本末倒置之嫌”[10]。
可是直到今天，还有人变本加厉地推行它，把严肃的责任重大的教育工程视作儿戏，像女孩子的发辫一样，今天梳个单辫，明天一高兴，又变成双辫，岂不怪哉！
理论家的方案可以实验，但不可不顾许多人的反对，大面积地推行。
长江三峡工程要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以多数通过才能上马，而不亚于三峡工程的基础教育方案，却可以不顾智者的批评一轰而上，这是什么道理？
我们强调向传统学习集中识字积词的经验，不是照搬古人的东西，而是有批判的有选择的继承。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对韵”一类的书等，首先是要继承。
《三字经》已经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重视，将它列入《儿童道德丛书》。
我们如何办？
我们不一定全部继承，要剔除其封建性的内容和比较艰涩的形式。
至于《千字文》我们应当主要从形式方面着眼，“夫唱妇随，上和下睦”不一定看作封建性，这是人间一种现象，我们从学习语言方面着眼会要好些。
像“枇杷晚翠，梧桐早凋”、“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罔谈彼短，知过必改”、“假途灭虢，践土为盟”等都可以作为成语看。
有的简直是诗，如“似兰斯馨，如松之盛”，最近有人用它作标题来写周恩来、邓颖超与孙维世之间的友谊，收到了很好的表达效果。
我们善于继承，也善于批判。
目前内容焕然一新的“三字经”已经编出许多种。
新的“对韵”至少已编出两套。
新的千字文《安子介现代千字文》，共有148句，3411个字，其中2000个字不重复；句段有一定思想性，含有哲理和现代知识；通晓它后即能阅读现代书报97.4%。
已屈耄耋之年的经济学家转向语言文字的研究，并创造出许多成绩，只要没有偏见都会欣喜的。
目前类似古人《千金裘》“依韵编次”分类集中学习语言的书，已有《写作辞林》等出版，且印数甚巨；类似《重订增广》的书也出了一些，但它们的读者对象是社会成人，不是少年儿童，不是“韵编”，不便于通过诵读达到识记的目的。
目前一些单位纷纷编制“古诗文名句”，那是为了应付高考，如果从表达应用出发，编一本分量相宜，且有韵次的书，早日在教学过程中诵读识记，岂不更好。
企盼早日实行集中识字积词的办法，为迅速丰富学生的词汇而做出新贡献。
二、学习传统重视语言音乐美训练的经验，在提高现代文
语言音乐美水平方面下功夫
传统语文教育更重视语言音乐美训练。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等都是韵文，并讲究平仄；就是《重订增广》之类也是依韵编次的。
古人十分重视语言音乐美训练是因为这样做才符合汉语的特点，才会收到最佳效应。
仔细分析，古人注重音乐美训练的实质，约有三点须要说明。
第一，“为初学诗赋之资”。
昔时科举考试有诗体作文，因此重视此项训练。
清嘉庆蒋义彬在其《千金裘》自序里说：
“爱于典故中择其合于时尚者，裁成对语，以为初学诗赋之资。
”[11]现今考试没有诗体作文，似乎不必重视它；但是，现今中学生不一定就不需要诗歌训练。
今天不作诗，明天就不一定不作诗。
苏步青、华罗庚是数学家，但为了应用，他们常常作诗，由此看来，古人从汉语特点出发，从应用出发，不无道理。
现代教育家“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我们不可轻视这一点。
第二，为了通过诵读识记大量词汇。
宋人项世安说：
“古人垂训，多用韵语，亦欲其易记也。
”要在短时间内识记大量词语，最好的办法是将常用的词语分类依韵编次。
这样主要是为了易记；同时，这样作也便于记忆。
因为同一类别的词语有其共同点，不同类别的词语有其区别点，这共同点与区别点十分便于对比分析，十分便于识记。
比如《千金裘》就是以“风云、山川、伦类、形体、草木、鸟兽以及干支、卦名、方位、颜色、数目”等为类别依韵编次的。
如果我们基础教育阶段补入这样的教材，在短时间内识记大量词汇，对于上等程度的学生不会是难事，就是对于中下等程度的学生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第三，培养了运用汉语音乐美增强表达效果的良好习惯。
古人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识字积词主要是通过反复诵读获得的。
因此，汉语的音乐美就会谐于唇吻，日后发言交谈自然不会离谱。
像“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云腾致雨，露结为霜”（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等等，“书读百遍”之后就会形成正确读音的习惯，再不会误读。
现在看来，古人强调“书读百遍”，不仅仅是“其义自见”，还有确保识记于心，谐于唇吻，永不会误读的功用。
现代教育，识字之始，跟读一二遍或三四遍就算完事；在积词的时候，教师一讲而过，学生只默记而不诵读。
这样的结果，有的记住了，有的没有记住，有的随着新教学内容的出现，便混淆了。
现代人将许多字的声母或韵母声调读错，就是因为语言音乐美习惯没有养成。
现代教育家很强调理解，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只靠一时理解来学习语言，是靠不住的。
此外，语言音乐美习惯养成是会增加语言表达效果的。
比如，“张三李四”（平平仄仄）；不说成“张三王八”（平平平平）；“没皮赖脸”（双声）不说成“赖脸没皮”（双声被破坏）；“牛头马面”（叠韵双声）不说成“马头牛面”（叠韵双声被破坏）“王杨卢骆”（叠韵双声）不说成“王卢杨骆”（叠韵双声被破坏），就是因为语言音乐美习惯制约的结果。
现代理论家在评价集中学习语言教材《千金裘》时说：
“时移世易，今天写文章不依靠这样类书一般的教材，这种书作为教材的作用价值就不存在了。
”[13]这种看法过于片面。
对照上面的论述，此说的片面性不难理解。
其实，时移世易，学习作文的基本规律并没有改变。
许多年来作文教学成绩总不见佳的原因，就是上引理论和类似理论错误指导所致。
“种蒺藜者得刺。
”现代年轻人不重视语言音乐美，影响了表达效果。
这种现象十分严重。
不久前，著名作家汪曾祺曾撰文严肃地批评过，说：
“现在的年轻人不大注意语言的音乐美”[14]。
其实，类似的现象冰心老人也早就不止一次地批评过。
批评归批评，我原来怎么说怎么写，现在还怎么说怎么写。
这是因为“不重视音乐美”的坏习惯已经养成，要想改掉那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语言音乐美问题，一代宗师孙犁早在60年代，就把“音乐性”列入“文学上好的语言”的六大条件之一[15]。
可惜我们把它忽略了。
为了引起重视，不妨将笔者平时阅读所记“不重视音乐美”的例子摘抄几个如下：
（1）《北京无人售票公共汽车试运行》（新闻标题，《光明日报》1994年8月2日）
（2）“林纾读书作文极多，以才情自负，能诗善画，尤善文”。
（《“翻译怪杰”林纾》，《语文学习》1992年第11期）
（3）“惊诧之下连忙问人，才知道挽联作者写罢挽联便忽辞世……”（《小病》，《光明日报》1994年10月11日）
（4）“从1840年开始，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浴血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国。
春满人世间，日照大地红。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汉字文化》1994年第2期第12页）
（5）“怪石巍巍，流水潺潺，秋风温温，闲云婉婉，岩鹰翔高天，野径入莽林……”（《泰山有个桃花峪》，《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9日）
例
（1）
（2）（3）均为音节不协调之例，读不上口，影响了表达效果。
如果将音节调整一下，分别修改为“试行”、“尤善属文”、“忽然辞世”就好了。
例（4）加点的两句，音韵不协，读来拗口，原来它是名家高亨《水调歌头》词中两句的误传，“人间世”误传为“人世间”，这样两句尾字都是平声，就读不顺口了。
例（5）在连用四个四字句四个叠音词后，来了个五言对句，把泰山景象写得维妙维肖，可惜对句的上句连用五个平声字，对句的音韵美全给破坏了。
现代散文写作不重视语言音乐美现象是严重的，但是更为严重的是现在一些流行歌曲也不讲究音乐美。
夏衍老人感慨地说：
“现在一些流行歌曲，歌词好的也不多。
我国几千年来的诗歌都是押韵的，可以吟诵可以唱。
而流行歌曲的文字水平较差，不押韵，连语句也不通。
歌词只是一些白话文，唱起来很拗口。
”[16]
我们数十年来把“文章两司马”之一的司马相如给批倒批臭了，自然在现代文写作上也拒绝了辞赋、骈文的写作经验。
这样一来现代文的音乐美就谈不上，其表达力也就显得苍白无力。
这是因为辞赋是从诗歌中来，又是骈文的先导；辞赋、骈文乃至骈文的旁支一对联等都有较强程度的音乐美，拒绝这些文体的写作经验，文章的音乐美怎能不受损失？
近看电视剧《三国演义》，诸葛亮斥骂魏国司徒王朗一节，骈散交替，长短相济，音韵和谐，磅薄有力，仅282个字，就把王朗老贼骂得“气死于马下”，比什么枪炮的威力都大得多。
怪不得在“打倒对仗”的“五四”运动以后，还有人为了从实际出发，常用四六文增强文章的表达力。
比如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方面，与严复“不分上下”的辜鸿铭的译作之所以好，就是“由于他在应该加重语气的时候，就采用四六文，所以读他的译作，有时觉得比读原文还好”[17]。
又如，目前王蒙、阿成的一些小说，就采用古代辞赋铺陈叙事的方式，“以文质彬彬的文言词语、成语和形式整齐的四言、六言句式、对偶句、排比句为基础，辅之以生动活泼的现代口语、千态万状的临时四言词组以及长短不一的散句，节奏鲜明，押韵宽泛灵活”，使作品“既有传统赋体文学的神韵丰采，又有现代口语的俚俗生动，文白相济，雅俗互补，读来琅琅上口，富有韵味”[18]由此可见，汉语音乐美十分重要，万万不可轻视。
总之，传统语言音乐美训练对于说话作文至关重要。
要想提高表达水平非像夏衍老人说的那样练好语言基本功不可。
而语言基本功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语言音乐美训练。
数十年来，我们不重视语言音乐美训练，使我们写作水平有所下降。
社会成人甚至作家如此，中学生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我们要想提高作文教学水平，就应当在汉语言音乐美训练方面下功夫。
三、学习传统重视“诗教”的经验，在培养学生道德情操、
提高语言表达力方面下功夫
古人强调“诗教”，一方面在于培养人的道德情操，使人“温柔敦厚”“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另一方面，在于学习语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把话说得漂亮。
我们强调“诗教”，仍然不外乎上述两个主要目标，但是所用的教材不仅仅是《诗经》或主要不是《诗经》了。
历史的长河滚淌到20世纪的今天，通过“诗教”培养青少年的道德情操尤为必要。
我们的教育家提倡“要作文先作人”的主张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不以“诗教”为重要手段，这个主张不免成为一句空话。
如何学习传统经验，借助“诗教”实现教育家提倡的“要作文先作人”的主张，是个重要理论问题，我们非认真研究不可。
然而，笔者在这里论述的只能是语言问题，即在提高学生表达力方面。
教育家语言学家郭绍虞论述“诗教”问题时曾说：
“‘不学诗无以言’，并不是说要学诗以后才会说话，而是说学诗以后才会说漂亮的话，说得体的话”[19]。
说话得体不得体属于消极修辞方面的事；说话漂亮不漂亮属于积极修辞方面的事。
不管积极修辞还是消极修辞，只要进行“诗教”就会提高人的语言表达力，这是勿庸置疑的。
如若不信，请回顾一下我国文学发展史。
我们的祖先由于重视“诗教”，首先使诗歌创作光辉灿烂，不要说《诗经》以后的“楚辞”，仅是一个“唐诗”一个“宋词”就能说明问题了。
其次又使散文创作出现高峰，明清小说《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等就是代表。
这些小说诗文并举，且已达到“诗化”程度。
这是古人长期进行“诗教”的结果。
可惜这种“诗化散文”之作到了现代文学史上已经十分少见，到了当代就根本见不到了。
现代名家张恨水的煌煌巨著《春明外史》具有“诗化散文”的特点，遣憾的是现代文学史上仅此一部而已。
到了当代，不仅这样具有“诗化”特点的作品不复出现，却出现了社会文风直、露、浅的弊病。
所谓“直露浅”即书面语言太粗俗、太浅陋、太贫乏之谓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文风？
原因是基础教育阶段长期废除了“诗教”。
中小学阶段正是进行“诗教”的好时候，而我们的教育长期不让学生读诗或很少读诗，更不要说写诗了。
不读诗不写诗，怎么会出现“诗化”作品呢？
不读诗不写诗，怎么不会出现“直露浅”？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基础教育长期仅仅取法口语，实行“我手写我口”的政策，置传统“诗教”于不顾，社会文风怎么会不低下？
从表现上看是社会文风问题，从实质上看是基础教育问题，是教育理论问题。
理论家的年龄越高越伟大，教育的水平却越来越低下，不令人深思吗？
要想端正社会文风，首选要在中小学阶段强调“诗教”。
目前，仍然不去重视“诗教”，仅仅作些不疼不痒的社会文风批评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强调“诗教”的着眼点还在于辞令方面。
辞令问题属于口头表达方面，但与作文教学不无关系。
现代说写不分，说得好听，写出来也自然好看。
因此我们在学习传统时也不可忽略辞令问题。
《论语·子路》载：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寺经》是春秋外交语言的奇葩，以《诗》代言，赋《诗》明志，是春秋外交的一大特色。
赋诗在外交场合中的奥妙处在于以《诗》喻意较之出口直陈更婉转而含蓄，更高雅而传神。
同时在外交场合里，双方的政治意向、政策水平、国际知识、文化修养和个人品德等往往在讽喻中流露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赋诗乃外交人员素质的集中表现[20]。
郭绍虞也明确指出：
辞令渊源于诗。
他说：
“学诗以后，可以自己运用以委婉其意而善达其辞，便已很明显的指出辞令渊源于诗了”[21]。
辞令渊源于《诗经》，在春秋及其以后的外交活动中有很多的例子。
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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