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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清照

关于李清照

知道李清照,且对她有一点兴趣的,恐怕只限于文学界,和一些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那些细腻、温雅、锐感、多情,置身于现实生活的烦扰和平庸,却多少固守着一点纯净、理想和非现实梦幻的知识女性。

在这个特殊而又狭小的社会群体中,李清照被视为才华、智慧和优雅三为一体的古代偶像,并理所当然地还被认为是美丽的,尽管对这一点无从考证。

她就像一株空谷幽兰,从遥远的宋代,持续不断地在如水的月夜里,向今天传递着某种古典的雅致和淡淡敷色的华贵。

庄周梦蝶抑蝶梦庄周

庄子在《齐物论》中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说曾梦为蝴蝶,又惬意又快乐,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以为是蝴蝶;不久梦醒,又惊喜地意识到自己是庄周。

然而庄子却设问,究竟是我梦为蝴蝶呢,还是蝴蝶梦为我?

这里我们并不去讨论庄子用这个比喻的原意,而是转借这个比喻,用来说明这样一种状况:

李清照——作为一个宋代人,她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情感世界中的很多的东西我们还不了解,或不能理解——,和对李清照的幻想——来自于读者一厢情愿的愿望满足,而产生这种愿望满足的土壤则是彻头彻尾的现代生活——一直都被交织混杂在一起,就好似庄周梦蝶一般。

这种认识的状况或者叫作困境掩饰了一个事实,即我们看到的是自己所希望看到的李清照。

那是一个琼瑶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一般轻柔而曼妙的李清照。

她是山东章丘县明水人,自号“易安居士”,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大约卒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以后,享年七十余岁。

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

其父李格非,是著名的《洛阳名园记》的作者,曾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是当时的学者兼散文家。

母亲王氏亦知书能文(宋庄绰《鸡肋编》卷中载,李格非为汉国公王准之孙婿,秦桧为其曾孙婿,则李清照与秦桧之妻王氏为中表,这一记载与《宋史》不同。

《宋史·李格非传》载李清照的母亲是状元王拱辰之女。

王仲闻先生以为,庄绰与李清照同时,“且所云秦桧与孟忠厚为僚婿,与史实合”,故《鸡肋编》所载较《宋史》更为可信。

参见《李清照集校注》附录《李清照事迹编年》)。

杜甫当年在《梦李白二首·其二》一诗中曾预测,像李白这样伟大的天才势必生前寥落,死后显赫,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的确说出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伟大文人的真实境遇,因此杜甫才会认为“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而王国维也才会说出“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人间词话删稿》,见《词话丛编》第五册)这样充满了激愤和否定的话语。

相形之下,宋代文人的处境和感受远没有那样艰辛和愤懑。

李清照的文学才华在当时就得到了肯定。

在她去世后四十余年,有一个叫赵彦卫的,重刊《云麓漫抄》,书中极称李清照的文采,称“文章落笔,人争传之”,这或许有誉美之嫌。

而与李清照同时的朱弁记载,“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常对士大夫称赏李清照的诗文(参见《风月堂诗话》),以及晚于李清照47年的一代理学大师朱熹,对李清照文学和见识所表示的赞许(《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云:

“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

李有诗,大略云:

‘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云云。

‘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汤、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

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

”),却是事实。

甚至连诋毁李清照的王灼也推许其为“本朝妇人”,“文采第一”,“才力华赡,逼近前辈”(《碧鸡漫志》卷二),以至于《宋史》在其父李格非的《传》中附带一笔,称李清照的诗文“尤有称于时”。

当然,李清照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她的词,被许为“当行本色”(沈谦《填词杂说》),甚至被专列一体,宋代侯寘、辛弃疾等都有“效易安体”的词作。

北、南宋之交的著名词人朱敦儒词集《樵歌》卷上有《和李易安金鱼池莲·鹊桥仙》一首。

此外,李清照63岁时,曾慥完成《乐府雅词》一书,录李清照词23首。

65岁时,胡仔为《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作序,书内也载有李清照词。

南宋人对于妇女善文词、书画者,往往以李清照比之(参见魏仲恭《断肠诗集序》、张端义《贵耳集》、周密《齐东野语》等)。

简言之,李清照的词有如下两大特点:

其一,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琐细和平庸中,品味、熨贴出优雅浪漫的诗情,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譬如像酒醉回家,走叉了路这样的经历,谁会在意这种小事?

谁又会把它写在诗词里?

在李清照的笔下,这种不起眼的小事却被后续成“兴尽晚归舟”,误入了一片亭亭莲花、盈盈碧水之中,惊扰了“欧鹭”的休憩,纷纷飞起,使得词人已经阑珊的意兴,又柳暗花明,水穷云起一般氤氲起来,给这一整天的“意兴”又增加了一重额外的乐趣和回味。

这样一种意外的邂逅和兴致,使原本平乏无味的生活琐事,顿时具有了某种特殊的主观意味和诗情画意(《如梦令》[尝记溪亭]);再譬如伤春这类主题,几乎被宋词用滥、用腻和用死,李清照则灵巧地安排了生活中主仆间一段对话的细节,将一个抽象、空洞、人云亦云之伤春,表达得如此轻巧灵动,生气盎然。

先是主人公款款地问了一句,昨夜“雨疏风骤”之后,海棠花还安好吗?

这一问淡而有情,语近情遥,对海棠花之凋零所表示的赏爱、关切和怜惜中,未必没有些许自赏、自怜和自惜的意绪。

然后李清照安排了一个极粗糙寡情、不解人意的侍女,她似乎看也没看就回答道“海棠依旧”,凸显出无情之极。

多情与无情之间,形成极鲜明的对比,无论从情绪上还是行文上都造成了曲折和摩宕,然后才反跌出一个婉转惆怅、带有结论性质的微嗔: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李清照就是这样毫不着力地在日常生活中选材、精致体味和发掘,用以编织和创造那个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单纯、细腻的感情世界。

其二,中年以后,李清照经历了人生巨大的变故:

国破、家亡、夫丧、流离和独居。

她根据自己的教养、习惯和性情表达着这些感受,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节制,我们不妨把它叫作深深的痛苦,浅浅地诉说的方式,这被视为中国知识女性最温雅、柔韧、内敛的秉性,也是最高贵、最有魅力、最不敢小视的素质。

无论是生离之相思,还是死别之彷徨,李清照都能出之以一种静静诉说的口吻,仿佛与你抵膝而坐,吐气如兰地交谈着,或者自说自话着。

譬如清秋时节,女主人公轻掀其罗裳,独自荡舟于荷香散淡之水面。

思念的情怀与眼前的落花流水一样清丽芊绵、优柔杳渺,于是词人沉浸在一种美丽的忧伤中: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一剪梅》[红藕香残])从这些青山白水一般纯净无滓的词句中,有一种潜潜流转而出的美丽相思,像一首无言的旋律,在眉间心上徘徊不去。

李清照的后半生,的确令人不忍卒读。

不妨设想一下:

一个家庭由美满而突然至于幻灭;平生之收藏和心血突然毁于战乱和人祸,成为别人的东西;人情由“炙手可热”而突然至于冷淡无助;生活由繁花似锦而突然至于忧患艰辛,所有的一切,仿佛在一觉醒来之后都不复存在,仿佛昔日的繁华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影,迷离徜惶得分辨不出是真是幻。

此时的李清照,已然是风烛残年,但她仍然保持着一如既往的风度和节奏,还是那样轻轻诉说着: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声声慢》),将内心的支离、酸楚和破碎,将哀号和恸哭,转化为一种由内而外潜潜发散的、无声的哀伤和低吟。

这是一种温柔的、深刻的痛苦,就抒情的效果而言,事半而功倍,惹人无限爱怜。

无怪乎南宋遗民词人刘辰翁在读了李清照这一类词作之后,感叹唏嘘,不能自已(刘辰翁说自己三年之中,每次读到李清照感慨今昔的《永遇乐》[落日镕金]之后,便不禁涕下。

见《须溪词》卷二《永遇乐》并序)

当然,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李清照的资料中,最令读者遐想和慰藉的还是她的婚姻,即使从今天看来,那也像是一个奇迹,一份上天额外的馈赠,一种天上人间都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

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是一个收藏家和研究者,受家庭影响,自幼便喜欢收藏和整理金石书画,这种气质很适合李清照。

从十八岁到四十六岁,在二十八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与丈夫一起精心营建了一种艺术和学术的乌托邦氛围。

家庭的确成为他们在纷扰的党争中远害全身、保持心灵安宁的港湾和庇护所。

赵明诚曾写过一本研究金石的学术著作《金石录》。

在其去世的六年中,李清照一直在颠沛流离之中,平生收藏大半都散失了,而《金石录》则一日不曾离其左右。

李清照睹物思人,为《金石录》作了《后序》,其中追叙了他们夫妇之间情投意合的一些生活细事。

文中记叙,赵明诚做太学生时,每月初或月中会请假回家,途中常常典当衣裳,在相国寺买碑文和水果,然后回到家中与李清照一起“相对展玩咀嚼”。

她还回忆起这样一件旧事,曾有人持南唐名画家徐熙的牡丹图来卖,索钱二十万。

夫妇俩将这幅画留了两天,仍筹措不到钱,不得已将画还了回去,两人“相向惋怅”了很多天。

后来赵明诚出仕做官,经济情况好于从前,可李清照却宁愿“食去重肉,衣去重采”,不要名贵的首饰,也不要奢华的家具,倾竭其财,收集金石书画。

无论隐居还是出仕,夫妇俩都没有停止过共同校勘书籍、赏鉴古玩,几乎每夜都要燃尽一支蜡烛方肯休息,乐此不疲。

日积月累,他们的收藏愈来愈多,满眼望去,“几案罗列枕藉”,李清照反而认为这是一种享受,其快乐远“在声色狗马之上”。

赵明诚也有过类似的记载。

据近人缪荃荪《云自在龛随笔》卷二引赵明诚《白居易书〈愣严经〉跋》载,有一次赵明诚意外地得到了白居易手抄的《愣严经》,立即“上马疾驰”,赶回家中。

回到家已是二鼓时分。

夫妻俩烹小龙团茶,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久久不愿入睡。

除了共同的志趣外,《金石录后序》还记载了他们夫妻日常生活中的温馨片断。

李清照二十四岁的时候,公公赵挺之去世。

不过数月,因朝廷党争,朝廷又追回赵挺之的赠官并落职,赵明诚夫妇便隐居在青州旧居。

旧居中有“归来堂”,每次饭后,夫妇俩便在归来堂中烹茶,他们自创一种游戏,赌胜负来确定饮茶先后,即每次根据眼前堆积的书籍,看谁能说出某事在某书、某卷、某页、某行。

李清照的记性好,总是赢家,猜中后往往举起茶杯大笑不止,以至将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

我们今天读这些文字,仍然能够感受,在这样的夫妻关系和家庭氛围里,李清照的心神自然、健康而活泼。

这点点滴滴的回忆,构成她一生中最甜美的彩云,以至于赵明诚去世六年之后,李清照还能毫不费力地、带着一种温柔的心情,回忆起这些细节,甚至连最后分别时赵明诚所穿的衣裳、手势和“烂烂射人”、虎虎有生气的目光,也没有遗漏。

赵明诚死后的岁月里,夫妇俩毕生的心血和收藏,十去八九,大部分出于对谗言诬陷的恐惧而献给了朝廷,一部分寄托在亲戚那里,后毁于战火,还有一些被人穿墙盗走,并公然转卖。

李清照倒是想得开,在《金石录后序》中她写道:

“余……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

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

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

”难为一个女子能如此达观远视,不愧是缙绅家族中培养出来的大家闺秀风范。

就李清照留下的文字来看,似乎对于她来说,世间之一切,皆可以随缘,不迎不拒,来则无喜,去亦不悲,但是唯独夫妻间的感情,却丝毫没有褪色,也没有终结。

正是在李清照对自己婚姻描述的基础上,后世读者又演绎出更多的人间童话,其中尤以元伊世珍的《瑯嬛记》为代表。

《瑯嬛记》卷中引《外传》记载了这样一个听起来荒诞不经的故事:

赵明诚幼时,其父将为择妇。

明诚昼寝,梦诵一书,

觉来唯忆三句云:

“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

”以告

其父。

其父为解曰:

“汝待得能文词妇也。

‘言与司合’是

‘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

二字,非谓汝为词女之夫乎?

关于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一词,《瑯嬛记》又载:

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

明诚叹赏,自

愧弗逮,务欲胜之。

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

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

德夫玩之再三,曰:

“只

三句绝佳。

”明诚诘之。

曰: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似

黄花瘦。

”政易安作也。

王仲闻先生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说赵明诚喜爱金石刻,平生专力于此,不以词章名。

《瑯嬛记》所引《外传》,不知何书,殆出自捏造。

所云“明诚欲胜之”必非事实(参见《李清照集校注》),所言颇合情理。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直至今天,在推荐给大学生的教材里,《醉花阴》一词的“解题”中仍然保留着《瑯嬛记》的这些传奇故事,而不加辨伪。

此外,光绪年间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漱玉词》的附录中,有诸城王志修的绝句三首。

第三首说山东诸城有赵明诚、李清照同题之“云巢石”,其自注曰:

“石高五尺,玲珑透豁,上有‘云巢’二篆书,其下小摩崖刻:

‘辛卯九月,德父、易安同记。

’现置敝居‘仍园’竹中。

王仲闻先生曰:

明诚家居青州,二人所题之石,何以在诸城?

且宋人题记,多署名,极少用字……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并非字“易安”。

宋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未见其自称“六一”。

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亦未见题名自称“东坡”。

盖未有自号某某居士,而只称某某,略去“居士”二字者。

清照何以题名“易安”?

殆后人以明诚乃密州诸城人,因而伪造此石题记,置于诸城。

想必附庸风雅者所为。

又,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漱玉词》前有李清照画像,题云:

“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

有赞云:

“清丽其词,端庄其品。

归去来兮,真堪偕隐。

”后题:

“政和甲午新秋,德父题于归来堂”。

王鹏运称此画像藏于诸城某氏之家,而王竹吾舍人以摹本相赠。

王竹吾又云,他曾见过原画像,为李清照手持幽兰一枝,而刘炳堂摹本则居李清照词意改为菊花。

王仲闻先生亦辨其伪:

此画既为宋人所作,且有明诚手题,流传至清光绪年间王鹏运刻《漱玉词》时,已有七八百年之久,而迄未见诸收藏家著录。

此照尚有明吴宽题七绝一首云:

“金石姻缘翰墨芬,文箫夫妇尽能文。

西风庭院秋如水,人比黄花瘦几分。

”而遍寻《匏翁家藏集》七十余卷,不见此诗。

《匏翁家藏集》中题画诗甚多,而独无此首。

原本手幽兰一枝,而诗则只及黄花而不及幽兰,词意亦颇浅薄,殆伪作也。

邓之诚先生曾见告:

“世传清照画像,所衣非宋人服装,乃后人所作。

生活不是诗,李清照也并非全是诗意

我这样说,恐怕会伤害一些善感多情、单纯浪漫、丰富而优雅的听众和读者。

但是如果我们还肯承认文学艺术、幻想和愿望与现实生活的绝对距离,还肯从自己所编织的梦中醒转来,还不得不承认李清照是一个人,我们就得直面其晚境凄凉、孀居无子的现实处境,尤其是直面关于李清照改嫁的记载。

这些记载以生活最冷酷无情、平淡乏味之手,撕碎了李清照形象的所有诗意和梦幻色彩,露出其底色。

听起来那是一段又难堪、又屈辱的经历,许多读者宁愿相信那绝没有发生过,或者宁愿没有听到过。

宋代有不少关于李清照再嫁、以及又离异的资料:

1、李清照65岁时,胡仔撰《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书内载李清照再嫁反目,作《启》与綦崈礼一事,云:

“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

2、李清照66时,王灼《碧鸡漫志》成。

书中云李清照“再嫁某氏,讼而离之”。

3、李清照去世之后,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称李清照“先嫁赵诚之,有才藻名(此从袁州本)。

……然无检操(衢州本此下有‘后适张汝舟,不终’七字),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

4、李清照去世后大约十一年左右,洪适撰《隶释》,其中跋《金石录》一文曰:

“赵君无嗣,妻又更嫁”云云。

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八绍兴二年九月戊午朔记载:

“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

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

十月己酉行遣。

李氏,格非女,能为歌词,自号易安居士。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郡斋读书志》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提到李清照再嫁给一个叫张汝舟的人。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了李清照与张汝舟离异时,是向朝廷告发他“妄增举数入官”,欺罔朝廷。

李清照去世约半个世纪后,有位叫赵彦卫的,于开禧二年(1206)丙寅(秋九月九日),将其《拥炉闲记》易名为《云麓漫抄》,重刊于信安郡斋。

其书载有李清照写给翰林学士綦崈礼的一封书启,大概地叙述了再嫁以及离异始末,其中特别提到这一次再嫁不过“十旬”(百日),即不堪其辱,终于通过向朝廷告发其欺罔之罪,得以离异等情节。

綦崈礼,山东高密人。

政和八年进士,《宋史》有传,时任翰林学士(据宋洪遵《翰苑群书》下《翰苑题名》,綦崈礼于绍兴二年九月乙亥,1132年9月18日,除翰林学士。

《宋中兴百官题名》与此记载相同)。

綦崈礼与李清照有亲戚关系,李清照讼事上闻,綦崈礼必从中援手,故以启谢之。

原文摘抄如下:

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

清照启:

素习义方,粗明诗礼。

近因疾病,欲至膏肓,

牛蚁不分,灰钉已具。

尝药虽存弱弟,应门唯有老兵。

既而

仓皇,因成造次。

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

弟既可欺,

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

僶俛难言,

优柔莫决。

呻吟未定,强以同归。

视听才分,实难共处,忍

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

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

去;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

遂肆侵凌,日加殴击。

怜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

局天扣地,敢笑谈娘之善诉;

升堂入室,素非李赤之甘心。

外援难求,自陈何害?

岂期末

事,乃得上闻。

取自宸衷,付之廷尉。

被桎俈而置对,同凶

丑以陈辞。

其惟贾生羞绛灌为伍,何啻老子与韩非同传。

祈脱死,莫望偿金。

友凶横者十旬,盖非天降;居囹圄者九

日,岂是人为!

抵雀捐金,利当安往;将头碎璧,失固可知。

实自谬愚,分知狱事。

此盖伏遇内翰承旨,缙绅望族,冠盖

清流,日下无双,人间第一。

奉天克复,本缘陆贽之词;淮

蔡底平,实以会昌之诏。

哀怜无告,虽未解骖;感戴洪恩,

如真出己。

故兹白首,得免丹书。

请注意这样一些信息:

首先是李清照与他的弟弟受张汝舟的欺骗而勉强再嫁:

既而仓皇,因成造次。

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

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

僶俛难言,优柔莫决。

呻吟未定,强以同归。

其次是张汝舟隐瞒了他的身份,李清照有所嫁非类之感:

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

安知。

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

王仲闻先生考,距绍兴元年九月已亥诏:

“文臣寄禄关,依元祐法分左右字,以示区别。

”二年二月起,选人亦分左右(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七,参见《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一)。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八绍兴二年九月戊午朔载,张汝舟时任“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属吏”,带“右”字,显为无出身人。

故李清照《启》中蔑称为“驵侩下才”。

再次是张汝舟不仅人品低劣,图谋李清照的收藏,而且竟然殴打相加,这是令人不敢也不愿相信的:

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

之。

遂肆侵凌,日加殴击。

可怜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

第四是李清照为摆脱这梦魇一般的生活,终于自讼于朝廷,与张汝舟对簿公堂;虽得如愿离异,但也身陷囹圄九日:

局天扣地,敢笑谈娘之善诉;升堂入室,素非李赤之甘

心。

外援难求,自陈何害?

岂期末事,乃得上闻。

取自宸衷,

付之廷尉。

被桎俈而置对,同凶丑以陈辞。

其惟贾生羞绛灌为

伍,何啻老子与韩非同传。

但祈脱死,莫望偿金。

友凶横者十

旬,盖非天降;居囹圄者九日,岂是人为!

如上所说,此事必得綦崈礼从中援手。

李清照讼张汝舟,有司判决张汝舟“徒”刑,那是一种在拘禁和监管中服劳役的刑罚。

按照宋律,“徒”至多三年,可赎,或可以官抵“徒”,五品以上,一官抵二年,九品以上,一官抵一年。

而张如舟竟因之除名编管。

又李清照虽所告属实,依律至少也须徒二年,然而却免刑,王仲闻先生认为这都与綦崈礼的援手有关。

李清照的书启内并未讲明綦崈礼帮助的具体细节。

王仲闻认为,据宋《新详定刑统》卷二十四《斗讼律》,李清照讼张汝舟,虽按问属实,自身亦应徒二年(《斗讼律》云:

诸告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

议曰:

告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依《名例律》,并相容隐。

被告之者,与自首同。

告者各徒二年。

《刑统》卷六《名例律》中有《互相容隐》一例:

有罪相容隐:

“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

”)。

依照《绍兴敕令格式》,李清照告张汝舟,以妻告夫,张汝舟得以自首论,而李清照自身,则依《绍兴敕令格式》,或应处徒二年以上刑。

由于綦崈礼从中援手营救,李清照遂没有连坐“告周亲以下罪”,不过仍在监狱中九日,故李清照投启谢之。

自明清以迄于近代,为李清照辩诬,主张其未再嫁者甚多,然而正如王仲闻先生所言,“无一能言之有故”。

那些为李清照辩诬的观点,因缺乏说服力,而且又只是所谓学术界一个过时的“风波”,故不烦一一征引,有兴趣者,可参考王仲闻先生的《李清照事迹编年》(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李清照集校注》附)、黄盛璋先生的《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辑注《李清照集》后附)以及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李清照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排印本)有关争鸣文章。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在那些为李清照改嫁辩诬的观点中,浮现出一些违背学术研究的应有的严谨和冷静,以臆断和猜想的形式流露出来的情绪:

清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见《癸巳类稿》):

余素恶易安改嫁张汝舟之说。

雅雨堂刻《金石录》序,

以情度易安,不当有此事。

……所言易安文案谢启事可知,是非天下之公,非望

易安以不嫁也。

不甘小人言语,使才人下配驵侩。

今人缪钺先生写于1986年3月的一篇《论李清照词》的论文附注中,较详细地例举了自明清以迄于当代所有为李清照改嫁辩诬的著作、文章或观点,但对于1964年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好纸型、并于1979年10月出版的《李清照集校注》附《李清照事迹编年》以及《事迹编年附录》中针对各辩诬的主要观点所进行的考辨和驳难未置一词,遂认定李清照之改嫁的记载是“捕风捉影,造作谰言”,和“诬蔑不实之词”,这些素以严谨著称的学者对李清照改嫁一事的这些微妙的情绪反应实在是意味深长的。

诗意的李清照是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缺憾的补偿

宋人未必尽以改嫁为非,如王安石改嫁其子王雱之妇,魏了翁之女改适刘震孙等(参见《李清照事迹编年》附录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按援引魏泰《东轩笔录》卷七、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下),而唯独李清照的“改嫁”,却居然引起了一场“令后世争论不休”的学术界的“风波”(王兆鹏语,见袁行霈、莫砺锋、黄天骥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五编第七章第一节)。

我敢断言,这场所谓的“风波”是学术界的自说自话,是用来写论文、赚饭票的话题,与大众无干、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无干。

津津乐道于这种“风波”,只能暴露出随着社会的分工,学术界的日渐无聊、乏味和平庸,最终演变成知识分子的身份确认,和生存的基本手段。

试问,即使是对于一个古人,她的再嫁或旋即又离异,都是基于她特殊的条件和情况所作的唯一的决定,本不容别人来插嘴和评头论足。

李清照再嫁与否,与别人、或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有意思的是,我们竟然拿这个挺“无聊”的话题在这里宣讲。

不管打着怎样冠冕堂皇的旗号,如“向大众普及文化知识”,或“提高大众的素质”等等,都掩饰不了那些所谓专家、学者和权威,或者叫作“精英”们垄断说话的讲台和权力的本质;也掩饰不了他们与大众传播媒介联手,操纵和生产大众趣味,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从中赚取利润的本质。

这决不是我站在这里的理由。

我的初衷和目的,是想请在座各位,以及偶尔坐在电视机前听我饶舌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尝试某种趣味或思维的转向:

从轻松的消遣转向或许不那么轻松的思索;从对古人或随便什么人的逸闻轶事的猎奇,转向对我们自己这种猎奇心理的关注;从把李清照及其改嫁作为“找乐儿”或“说事儿”的对象,到最终观察和沉思我们自己怎样把一个个沉重的话题变得轻松肤浅、搞笑和“无厘头”,从而消费这种沉重;从单纯地关注李清照,到关注我们自己理解、诠释李清照的过程。

那么这种趣味和思维的转变的目的或者说是动机何在?

我想小心地提请各位注意,其实我们看到或读到的是自己所愿意看到的李清照,在我们认识和理解李清照的过程中,某种被称为“愿望满足”的因素,一直在持续地、不被人察觉地发挥着解释的作用。

基于这种潜在的“愿望满足”,我们改写了包括李清照在内的所有古人。

我不妨大胆地推测,无论李清照改嫁与否,都不会影响和改变在座各位对她的印象。

这种“愿望满足”,即使在训练有素的学者那里也不免时时浮出表面。

譬如说上面所引俞正燮和缪钺先生的例子,我们发现,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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