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验与东亚发展型国家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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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验与东亚发展型国家1
日本经验与东亚发展型国家
[内容摘要]日本经济模式的显着特点就是政府主导，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又与日本发展模式极为相似，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东亚“发展型国家”。
那么，日本政府导向型经济的具体特征是什么？
对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影响？
发展型国家与比较优势是怎样结合的？
日本主导的东亚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那些变化？
本文力图回答这些问题。
[关键词]日本东亚，发展型国家，比较优势
自明治维新以来，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里，日本从封建锁国的农耕经济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堪称近代以来经济发展最为迅速、最为成功的国家。
但是，日本的成功并非孤立的现象，二战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遵循着与日本大致相似的发展模式，也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
东亚发展模式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在对东亚模式的研究中，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理论影响巨大，因为它捕捉到了东亚经济增长中的一个显着特征，即国家主导作用。
那么，日本政府导向型经济的特征是什么？
对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影响？
发展型国家与比较优势是怎样结合的？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意味着什么？
这都是本文力图回答的问题。
一、日本经验：
国家的视角
1854年，面对美国人的坚船利炮，日本被迫开国，而到200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约为亿美元，雄居世界第二。
日本在种种不利条件下，仍然能够维持经久不衰的经济增长，其中的奥秘不由使社会 科学界着迷。
诚如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Johnson）所言，不管是否称日本经济为“奇迹”，“那肯定是值得研究探索的一个现象”。
的确，日本经验吸引了大批研究者，他们研究的领域极为广泛，从研究取向上来看，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1、微观管理机制取向，即强调日本独特的企业管理制度。
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等人认为，日本公司具有十大优势：
高质量和低成本；广泛的产品类型和特征；精益生产；视雇员为资产；终身雇佣制；共识型领导方式；发达的公司间关系网络；长期目标；面向高增长行业的内部多角化投资；与政府密切的工作关系。
日本人自己也认为，终身雇佣制、年资工薪制和企业工会制是企业成功的“三件神器”。
2、新古典经济学取向，持新古典经济学观点的学者往往认为日本并无特殊之处。
帕雷克和罗索夫斯基（HughPatrick.&HenryRosovsky）在其影响巨大的着作中指出，日本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各项生产要素的成功组合，例如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环境、异乎寻常的高储蓄率、具备良好教育和技能的劳动力、市场导向的企业投资等，日本的发展体现出市场导向的私营企业系统的成功运作。
3、文化取向，即认为日本乃至东亚的主流价值观有利于经济发展。
学者们认为，日本文化强调忠诚、奉献、勤奋、协作，创造了一种鼓励创新和奋斗的经济氛围。
从更大的层面来讲，整个东亚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强调对教育的重视、强调贤人政治，也鼓励节俭创业、勤奋工作、敬业乐群等价值，凸显出与新教伦理异曲同工的“资本主义精神”。
微观管理机制取向反映了日本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独特性，但是简单的微观研究难以反映市场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因而是不完整的，例如倘若让美国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恐怕会很快破产；新古典经济学趋向注意到日本在生产要素构成及组合上的优势，却没有深入探讨日本为什么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得如此成功；至于文化决定论，的确看到了日本经济背后的文化动力，但是文化并不是直接发挥作用的，文化需要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作为传递机制，而这方面的研究显然很不够。
在众多研究中，发展型国家理论出现的最晚，也最引入瞩目。
发展型国家取向，即强调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导向作用。
这方面的研究以查默斯.约翰逊为代表，他认为日本属于“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capitalistdevelopmentalstate）”，日本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甚至可以称为独裁式发展（dictatorshipofdevelopment），但日本比前苏联的高明之处在于日本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而不是用计划来代替市场。
因此日本是介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发展模式。
发展型国家理论抓住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即政府主导——进行分析，因而富有很强的解释力。
事实上，各种有利条件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无论是良好的微观管理、文化因素或者是生产要素的组合，归根到底都离不开日本政府具有高度技巧的整合和指导行为。
在查默斯.约翰逊的经典着作《通产省与日本奇迹》（MITIandtheJapaneseMiracle：
The GrowthofIndustrialPolicy，1925—1975）中，曾详细指出日本模式的四大要素
1）精干的公职队伍：
能够制订具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迅速找到发展特定产业的最佳方案，而且有能力对战略性产业部门的企业竞争进行监督；
2）公平高效的办事制度：
在立法和司法部门发挥制衡职能的同时，确保经济政策部门的独立性和管理职能，抵制社会利益集团的不正当活动；
3）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干预手段：
在确保经济优先目标的情况下，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同时宏观调控手法不能沦为粗暴的行政命令，要注意运用金融、财政手段，直接投资科技研究，注重政商之间相互协调等；
4）具备一个像通产省那样的领航机构：
赋予该领航机构成套的、适度的权力，至少应当兼管计划、能源、国内生产、国际贸易和部分金融权力，使之能够制订和实施完整的产业政策。
发展型国家事实上反映了政府与特定产业部门的结合，政府按照长远发展战略，为特定产业部门提供优惠条件和补贴。
在经济追赶期，产业成长是政府政策的首要目标，政府与产业界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利益竞争发生在各个产业集团之间，它们力图争取政府对自身的支持。
总的来讲，日本的税收及财政支出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不大，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是很低的。
政府的产业政策之所以对企业具有约束力，是因为政府实际上掌控着银行金融系统，从而也就掌握着企业所需的巨额资本。
通过具有战略前瞻性的产业政策选择，日本形成了一批世界级的产业和企业，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二、日本经验与东亚奇迹
不过，日本的政府导向型经济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如果我们从世界经济的长期演化史来观察，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看似独特的发展模式。
格申克龙（AlexanderGerschenkron）是后发优势理论的首创者，他认为后发展国家固然在经济上出于绝对劣势，但也因此能够获得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
正是由于落后，后发展国家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来移植和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制度乃至市场结构。
只要能够有效地运用后发优势，落后国家就有可能在经济上实现飞跃（greatspurts）。
但是，落后就意味着资本和技术上的不足，为了在短时间内弥补这些不足，就需要能够聚集资本的大企业和大银行、越来越强的组织力，乃至由国家出面直接干预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实施强有力的产业政策。
例如，19世纪晚期开始快速发展的法国和德国，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和国家扶植的大企业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国家干预的力度要远远高于英国。
20世纪初才步入快速发展行列的苏联和日本，国家干预力量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国家亲自参与了资本的积累、金融系统的构造乃至大企业的组建，国家还实行强制性的产业政策。
日本作为后发展国家中最为成功的范例，迅速迈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经过极短的时间，日本就以具备强大的现代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并籍此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先后侵占朝鲜和中国台湾等大片殖民地。
虽然在二战中经历了惨败，到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经济已超过东亚地区生产总额的2／3。
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全部始于二战后，时间上已比日本晚了数十年，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
在此情况下，虽然日本对外侵略扩展的过程令人不齿，但其成功的经济发展经验却让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能小视。
从本质上讲，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全部都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
韩国和中国台湾都设有类似于日本通产省的政府部门或指导机构。
日本的殖民遗产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发展，中国大陆的东北重工业基地也有日本人经营的遗产在内。
与亚洲其他列强的殖民地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相比，韩国和中国台湾经历了比较先进的工业化过程，拥有比较先进的制造业基础，而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英荷统治之下除了某些原材料加工和食品加工业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制造业。
在韩国，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管理经验、韩国人对日本经济统制模式的认知，都有助于韩国模仿日本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
韩国有不少军事领导人参加过太平洋战争，他们对日本政府和大企业以高度集中的金融为核心的广泛合作印象深刻。
日本殖民统治给韩国人留下了独裁的、干预主义的政府和日本财阀的样板。
事实上，韩国政府扶植的大“财团”与日本的“财阀”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指出，事实上东亚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有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它们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那些极不完善的计量经济工具能否测算到这些影响、是否支持这种观点，这都是事实。
除了香港比较特殊之外，以东亚四小龙中的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均为政府导向型经济，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1）韩国。
韩国采用了一种以信贷为基础的产业金融系统来建立财团。
韩国企业负债率一向居高不下，企业资金中约2／3来自借贷，据统计，借贷中52%来自国内银行和金融机构，29%来自国外，19%来自其他方面。
由于韩国政府控制着国内金融机构和国外贷款，从而也就控制着私人企业的发展。
政府通过强有力的信贷杠杆引导企业行为，并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之中，故而韩国企业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保持高度一致。
2）中国台湾。
国民党政权虽然在大陆一败涂地，却在败退台湾之后实施了极为成功的发展战略。
首先，进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为工业化扫清了道路；其次，发展国有经济，国民党政权对私人企业的影响力不如韩国，而是依靠国有企业来弥补不足，并进而控制台湾经济；第三，特别关注宏观经济稳定。
不过按照韦德（RobertWade）的看法，国民党政权最重要的作用还是在生产要素组织方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是控制产品的构成和流向，而是驾驭投资结构的组成与改变。
3）新加坡。
新加坡的发展过程显示出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与自由市场的完美结合。
新加坡政府实行严厉的儒家权威主义管理，惩治贪污、奖励清廉，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整顿各种落后的文化风俗。
新加坡政府高居于社会之上，几乎不受任何社会特殊利益的左右。
新加坡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是全面的，政府支出并不大，但是政府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设计者、推动者和监督者。
同时，新加坡实行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大量吸引外资及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外资经济常年占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
此外，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发展程度较低，比东亚四小龙起步晚，但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各国政府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此不再赘述。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东亚地区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国民生产总值节节攀升，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三、比较优势与日本在东亚的战略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亚发展型国家和地区中，虽然政府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但政府并没有取消市场，而是最大可能地利用市场合理配置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
通过运用市场手段，东亚国家和地区充分发挥了各个发展阶段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
资源禀赋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具有很大的不同，而某个国家在各个发展阶段上最大的不同就是资本在资源禀赋中的相对丰富程度。
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就能获得较快的发展速度。
充分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并非易事，这需要一系列恰当的制度安排。
世界银行把东亚奇迹仅仅归结为重视教育、高储蓄率、努力学习西方技术、良好的公共政策等表面因素，显然忽视了东亚国家或地区在制度变革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
市场经济强调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强调通过“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但是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并不是自发形成，而是由政府创造的。
诚如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所言，没有通往市场的市场之路，“自由放任经济是有计划之政府的措施所造成的”。
一个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出面配置完善的法律制度、金融制度、产权制度、公司制度等，同时为市场运行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也就是要求政府制订良好宏观政策。
作为后发展国家，除了给市场经济创造必要的制度安排和外部条件之外，还需要政府对经济发展发挥主导作用。
后发展国家面临的是一个技术含量日益增加、竞争烈度日益强化的世界市场，这就需要国家采用强大的组织力量把优势资源整合起来。
关于发展型国家的研究表明，在国家官僚、私人企业和产业界密-切合作基础上，在持续发展意愿的驱动下，实施符合比较优势的有选择的产业政策，能够推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当然，国家干预经济必须符合特定要求，比如要求国家有较强的自主性，要求政府和商界之间有良好的沟通渠道等，这些也都有赖于一系列特定的制度安排。
任意的政府干预不但不能推动经济增长，反而会造成市场秩序紊乱。
观察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都可以看到一个连续化的工业化进程。
先是农业部门，然后是资本需求较少的工业部门（轻工业），再到重化工业，然后是精密电子工业、金融服务业等等，产业的持续升级保证了各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
如果一个经济体只依赖于一种工业，高速增长是难以持续的。
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日本学者赤松要、小岛清等很早就提出了“雁行发展模式”。
所谓“雁行发展模式”，是指在东亚地区按照产业结构层次的高低，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适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形成了以日本为首、其他国家和地区紧密跟随的产业梯队，随着各国产业升级，产业由先进国家向后进国家依次转移。
作为一种产业分工体系，雁行发展模式将东亚地区看作是一组雁群，其中日本是领头雁，东亚四小龙紧随其后，第三序列是东南亚诸国、中国、印度等。
例如只有最复杂的高端产品在日本生产，中端产品由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生产，劳动密集型低技术产业则由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承担。
根据伊藤和森井（ItoandOrii）的实证研究，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确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将制造业不断地向更具成本优势的后进者传递，后进者在产业升级后继续向后来者传递。
日本作为发展型国家的先行者，又处于雁行模式的头雁位置，自然位于亚洲产业链的顶端，并对作为产业链下游的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有着支配性影响。
从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进行了三次产业结构大调整，逐步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1955-1970年）、第二次产业技术密集化（1970—1980年）、从技术集约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1980—1990）。
日本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加强了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资本输出和技术转移。
日本对东亚地区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从纤维、杂货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电子、电器机械为中心的机械行业转移，投资产业日趋高度化。
至于技术输出，东亚向来是接受日本技术输出最多的地区，并且在日本技术输出总额中所占据的份额最多。
日本的产业调整给亚洲其他国家带来了发展的契机，日本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大多转移到了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促进了它们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促进了新型国际分工的形成。
这些日本的劣势产业，仍然具有资金、技术方面的优势，通过利用亚洲各国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可以重获生机。
通过在亚太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结构，日本能够有效地克服本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瓶颈制约因素，也有助于自身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因此，雁形模式带给日本和东亚、东南亚各国双赢的局面，而东亚经济秩序也就形成了以日本为主导的局面。
四、日本与东亚发展型国家面临的挑战
从二十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发展型国家的示范效应下，在东亚层次分明的纵向国际分工中.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经济格局保持了长期的稳定。
二战中日军参谋总部妄图通过武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破灭了，而在80—90年代，日本用经济力量支配的亚洲区域显然已经不小于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这种经济格局，实际上反映了日本在亚洲的超级经济大国地位。
但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日本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维持在较低的增长水平，失去了亚洲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
其次是因为以纵向分工为基础的雁形模式的衰落，其他东亚发展型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和台湾发展很快，产业升级的速度更是惊人，跳跃式地追求高新技术产业的跃进，使得日本的很多产业已经或者正在失去比较优势。
最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日本的领导地位形成了巨大挑战。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上涨，所产生的大量民间闲置资本流向了股市、房地产和相关传统行业，导致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于1989年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供给严重过剩、需求空前萎缩的状态，形成了日本失去的十年。
泡沫经济之后，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但是都失败了。
此时，以美国为主发展起来的信息科技、生物科技产业成为新兴产业方向，日本却远远落后了。
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日本早已竞争不过东亚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而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却日益感受到欧美的压力。
日本在东亚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发生了动摇。
日本社会开始重新思考发展道路问题，日本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也受到很大质疑。
与日本经济衰退相对应的，东亚其他发展型国家和地区在高端产业上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
例如韩国在消费类电子产品、电子元件、运输设备行业的优势不断增强，在以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行业直追日本。
新加坡的情况与韩国近似，在消费类电子产品、电子元件行业的比较优势非常突出，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
事实上，东亚四小龙在信息产业革命浪潮中，结合自身优势不断闯入资本密集型行业领域，与日本的产业结构形成趋同的态势，大大削弱了日本在这些领域的比较优势。
这样，以纵向分工为基础的雁形模式衰落了，有人认为，实际上演变为网络型符合分工结构的“后雁形模式”。
自二十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在改革开放中，中国通过渐进改革实现了成功地转型，从最受压抑的农业、轻工业着手，在改进激励机制、提高微观效率的基础上，逐渐向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推进，通过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改变了原有的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6年1月9日的公告，1979年至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
印度经济改革始于90年代初，改革措施包括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削减关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国内股票市场等，还使卢比在经常账户下实现了自由兑换。
这些常规化的市场经济政策使印度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而且为进一步市场化开辟了道路。
经过改革，印度的GDP增长率大幅提高，年均为%，近年来更是达到8%以上，直逼中国的高增长纪录。
中国和印度给日本经济和东亚经济格局带来的挑战是极为复杂的。
中国与其他东亚发展型国家和地区比较相似，在政府主导下逐渐走向市场经济，由政府制订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大国，实际上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重化工业、设备制造、航空航天等方面逐步成长为富有竞争力的国家。
印度在制造业、基础设施等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但在金融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等方面却成就惊人，远超中国。
印度与中国一样，也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中印与东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大区别。
如果说亚洲其他国家只能在某些特定行业与日本竞争的话，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则意味着可以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等多个层面，与日本形成了全方位的竞争关系。
五、结论
在二战后亚洲经济版图中，日本的分量依然是最重的。
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有力地推动日本成长为世界性经济大国，也使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群起仿效，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东亚发展型国家群。
日本和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令人惊叹。
日本不但在发展模式上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还在实际经济中引导着东亚其他国家的发展。
落后产业向国外转移及由此形成的雁形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起飞，推动了这些地方的经济增长，不过东亚四小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给日本经济带来很大的压力。
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的崛起，实际上给日本带来了更加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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