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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庾信前后期诗文风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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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摘　　要3

引　　言4

一创作题材从艳情宫苑转变为战乱乡思5

二感情基调从纤弱苍白转变为真挚深沉、热烈奔放7

三、艺术表现手法从以绮丽取胜转变为“文采”与“风骨”兼备8

结　　论9

参考文献10

附　　录11

摘　　要

庾信是中国文学史上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作家，在诗赋等创作领域中均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他的一生可以其四十二岁出使西魏被羁留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其文学创作亦据此分为前期和后期。

纵观庾信作品不难发现，其诗文风格在这两个时期中呈现出明显的变化。

前期风格轻靡浮艳，主要是狭小单一的描写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艳情宫苑类作品，内容上空洞乏味，因而比较缺乏真情实感，感情基调纤弱苍白，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以绮丽见长，追求声律、辞藻、对仗、用典等形式的完美。

庾信后期作品的创作题材由前期的艳情宫苑转为战乱乡思；其作品倾注了作者强烈的真情实感，感情基调从纤弱苍白转为真挚动人、热烈奔放；其艺术表现手法从以绮丽取胜转为“文采”与“风骨”兼备。

形成了悲凉凄怆、沉郁慷慨的晚期诗文风格。

关键词：

庾信；前后期；风格；变化

引　　言

庾信（公元513-581年，字子山）是中国文学史上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作家。

他前期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写景状物、吟咏艳情的“徐庾体”或“宫体”，以讲究声色、对偶、用典、隶事、辞藻华美等见长，文学成就不高，没有创作出真正有思想内容、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也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

他晚期的文学创作，把深沉悲壮的亡国之痛与精湛工丽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1]“悲感之篇，常见风骨”,[2]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向盛唐文学过渡的重要桥梁。

庾信的一生可以其四十二岁出师西魏被羁留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文学史家亦据此将其文学创作分为前期和后期。

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年），由于梁朝内部猜忌斗争不绝，西魏乘机进攻江陵，在此危机之际，梁朝派遣庾信出使西魏，当他刚刚到达西魏都城长安之时，西魏便攻陷了江陵，梁朝随之灭亡。

当他尚留在长安之际，西魏出兵南讨，不久江陵被陷，梁元帝被诛杀，梁朝灭亡。

庾信因为其文学成就被西魏羁留，后梁为陈代，西魏亦禅北周，庾信归国无路，北周的开国皇帝又特重庾信，因此又续为周室所重用，先后被授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等要职。

正如宇文逌所说的“高官美宦，有逾旧国”，除赐高官显爵外，北周统治者们还与庾信的关系“有若布衣之交”，这一切足以表明庾信在北朝可谓声名显赫、身价极高。

然而政治与物质生活上的优渥待遇并没能弥补其精神上的失落与空虚。

国破家亡、羁旅北地使庾信的内心极度痛苦，他常常想念祖国和故乡，对自己的屈节仕北感到怨愤和羞愧。

这种情绪一直萦绕于心，不能排解，他终生过着“其面虽可热，其心常自寒”[3]的生活。

庾信出使西魏被留而屈节仕于敌国，这不仅是他生活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创作道路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他生活环境的巨变和由此而产生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的极大变化，使他的诗赋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风格特征上都呈现出不同于前期的风貌，诗文在这两个时期中呈现出明显的变化。

唐代大诗人杜甫对庾信推崇备至，曾对他晚期的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

“庾信文章老更成”[4]“暮年诗赋动江关”，[5]就是指他晚期的诗文风格更加成熟，更具有动人心魄的强大魅力。

那么，庾信晚期诗文风格较前期到底有哪些变化呢？

本文试从三方面加以探讨。

一创作题材从艳情宫苑转变为战乱乡思

公元513年，庾信出生于一个官居显要、世代书香的家庭中。

父亲庾肩吾八岁就能赋诗，初为晋安王常侍，累官太子中庶子、度支尚书，是萧纲的“高斋学士”，也是齐梁时期享有盛誉的宫体诗人。

周滕王逌《庾信集序》中说：

“（庾肩吾）文宗学府，智囊义窟，鸿名重誉，独步江南，或昭或穆，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章，贵族华望，盛矣哉！

”庾信生在这样一个世代书香兼官僚的家庭中，自然从小就受到浓厚的文学气息的熏陶，加之他自幼“聪明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6]这些均培养了他文学创作的天资。

十五岁时即任昭明太子的“东宫讲读”，开始了他文学侍从的生涯并且文章已经展露颖锋。

十九岁时与其父庾肩吾并仕于朝，凭着父亲庾肩吾在宫廷中的显赫地位，“独步江南”的文坛声誉，以及自己聪明过人的才华和文武兼备的才能，他在青年时期便出入禁闼且深受梁武帝的宠信。

《北史·庾信传》记载曰：

“父子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

”家庭的影响，虽说为庾信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稳固的基础，但同时也使他一开始创作就踏上了父辈的足迹，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充沛精力倾注于描摹诸如春花宫女这类供君王消遣娱乐的事物上，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宫廷文学侍臣，文学被禁锢于贵族阶级的藩篱，这对刚刚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庾信来说，无疑是一个大不幸。

他在此期间创作出了大量思想内容轻浅单薄、轻靡浮华的宫体之作。

如《和咏舞》、《奉和春秋》、《镜赋》、《鸳鸯赋》等。

这类作品大多是描写风花雪月、醇酒美人、歌声舞影、香脂白粉的，创作题材基本不出艳情宫苑的范围，特别是19岁至36岁在东宫任职期间的诗赋，如《和咏舞》：

“洞房花烛月，燕余双舞轻。

顿履随疏节，低环逐上声。

步转行初进，衫飘曲未成。

鸾回镜欲满，鹤顾市应倾。

已曾天上学，讵是世中生”。

这首诗是和梁简文帝《咏舞》的，诗中生动细腻地描绘了舞女趋节顿屐的舞姿，形象栩栩如生，但内容却空洞乏味，格调极低。

再如《镜赋》描写的是一个贵妇人起床后对镜整容，细心装扮的动作和情态：

“玉花簟上，金陵林里，始揩屏风，新开户扇。

朝光晃眼，早风吹面”，“竞学生情，争怜今世。

鬓齐故略，眉平犹剃”，“悬媚子于骚头，试钗梁于粉絮”写贵妇的梳妆姿态，笔触细腻、惟妙惟肖，但内容轻靡浮艳，具有典型的齐梁之风。

亲身经历了建康及江陵两次败亡的庾信，羁旅异国，尽管在北朝他一直位望通显、特蒙恩礼，魏周给他的厚遇较梁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对故国的眷恋之情始终那么浓郁而强烈的在他胸中炉火般的燃烧。

反映在创作中便是他已不满足于如前期那样对景物美色作穷形尽相、尽态极研的描摹与刻画，而是致力与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抒吐自己强烈的思乡念国之情。

创作出一大批具有很强自传性和现实性的不朽之作，如《哀江南赋》、《拟咏怀》、《拟连珠》等，无一不饱含忧国忧民之泪，凝聚着伤时责己之痛。

既往的那种艳情享乐的情调被梁亡的血泪现实冲刷的干干净净；既往的那种颓废浮靡的内容也被家破国亡、屈节仕北的悲愤洗涤的荡然无存。

创作题材上发生了变化和拓展。

题材的开拓和创新是文学发展的重要课题，庾信在这方面成就斐然。

关塞流离、家国俱亡的独特经历使他能够在后期的作品中冲破题材选择的局限，创作取材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前期狭小单一的描写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艳情宫苑类作品转变为“穷者欲答其言，劳者须歌其事”的阔大多元的“战乱乡思”。

表现“战乱乡思”是庾信由南入北后作品的主要内容，这类作品，姑且不论其思想艺术的高低，仅看其数量，也颇为可观。

庾信在北朝所作的八篇赋中，有六篇都是表现“战乱乡思”的，诗歌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清朝倪璠在他的《注释庾集注题辞》中说：

“《哀江南赋》序称’‘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

予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

”如《哀江南赋》、《拟咏怀》二十七首等，这些作品或直接抒发情怀，或以咏史为比兴，均表现了一个亡国子民的哀痛和对故国家园的深深眷恋。

《哀江南赋》是庾信晚年在北周怀念故国、自悲身世的作品。

赋中除哀婉梁朝的覆亡之外，几乎全是对家国的思念。

他全篇的感情正如赋中所云：

“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

在这篇冠绝古今的抒情骈赋里，作者深切的表达了对故国家园的深深眷恋和对在战乱中遭受巨大灾难的人民的无限同情。

赋的前半篇，竭力渲染梁初的表面繁荣，虽然对梁武帝萧衍不无溢美之辞，但也清醒地看到了国家存亡的严重危机，请看赋中的两段描写：

于是朝野欢娱，池台钟鼓。

里为冠盖，门成邹鲁。

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

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

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

西尽浮玉，南琛没羽。

吴歈越吟，荆艳楚舞。

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

五十年中，江表无事。

班超为定远之侯，王歙为和亲之使。

马武无预于甲兵，冯唐不论于将帅。

岂知山岳暗然，江湖潜沸，渔阳有闾左戍卒，离石有将兵都尉。

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飞灰，辨常星之夜落。

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

这里，前一段是对梁朝建国初年歌舞生平景象的描写，虽然有些夸大，不是梁朝的真实写照，这是庾信心目中的祖国，但我们能因此而责备他的描写是失真或有意粉饰太平吗？

这里只要看他仅接着在第二段中对梁朝的潜在矛盾的清醒认识便明白，庾信并不是想掩盖矛盾、美化现实。

比如他批评梁武帝沉溺于佛教，“设重云直讲，开士林之学”，国家不修武备，崇尚空谈，以致“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等等。

表现了作者对当时形势的敏锐认识。

接着，赋文对梁朝君臣纵容姑息侯景从而导致叛乱的做法提出批评，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加以痛斥。

而他之所以用自豪的口吻夸耀故国的历史，无非是借以表达对它灭亡的痛惜之情。

的确，当自己所热爱的一切将永远失去的时候，此时此刻，满腔强烈的眷恋之晴自会由于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回忆中变得比实际不知美好多少倍。

正是由于他那颗为故国而忧虑的心从未平静过，故“哀”怨成了他后期作品的基调，透过其中，我们可以窥见他那颗爱国之心。

《拟咏怀》是诗人摹拟阮籍的《咏怀》诗而作的组诗。

在魏周，庾信亡国之臣的身份使他不能够直接地痛斥敌人的铁蹄践踏了自己美好的家园，所以只能借咏怀述恨的方式来发泄个人的哀叹，以此来凭吊故国故君。

诗中抒发了他因羁旅不归而产生的孤独、苦闷、甚至是绝望的心情，即使在如此困窘的情况下，庾信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

与此相反，这种感情却随着年龄的增长愈来愈浓烈，甚至他的一些常为人忽视的应用性文章也不例外，如他为一位具有相同命运的友人的去世而作的《思旧铭》，由人及己，怆然生悲：

“几乎垂翅秦川，关河羁旅，降乎悲谷之景，实有忧生之情。

美酒酌焉，犹思建业之水；鸣琴在操，终思华亭之鹤。

”所有这些都给人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

庾信虽身处异乡，但他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从没有泯灭。

随着庾信晚期文学创作题材的转变，作品的思想也已深化，比较一下，我们能够清楚的发现，如果说前期作品留给我们的印象是镶金帖玉、炫人眼目，呈现出来的是盈盈粉泪、楚楚可怜的韵致，那么后期的诗文却给我们以“天惨惨而无色，云苍苍而正寒”[9]的凄苦、伤感、忧愁甚至是绝望的呼喊和呻吟。

可见，以自己的独特经历和真实感受表达爱国之情是庾信“战乱乡思”题材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羁旅生涯的抱怨和悲叹是庾信“战乱乡思”题材的另一个方面。

尽管庾信在北朝一直位望通显，但这并不能使他心安，反而加重了他的内疚。

他本以其才华出众而自负，然而在侍魏周以后，却再三的表示自己无意于仕途。

他说；“黄鹤戒露，非有志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

”[10]又说“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人留”，[11]以遭强聘的“倡家”和被强留的“质子”比喻自己被魏周统治者强逼致仕。

在《枯树赋》中，他借隐寓寄托表达他身处异国不能明显披露的情怀。

他笔下的那颗大树，当初是何等的生意盎然：

“平鳞铲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

”后来却变的了无生气：

“拔本垂泪，伤根沥血。

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敧卧，顿山腰而半折。

”不难看出，枯树正是庾信自己的化身。

他正是通过对仕途的冷淡表达忠于故国的感情。

庾信的“战乱乡思”包括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除此以外，还包含了对造成国家灭亡的罪魁祸首的痛恨，对遭受巨大灾难的人民的同情等等。

总之，在庾信晚期的文学作品中，“战乱之思”是其文学创作的母题。

其绝大多数诗赋都成了他的怀乡情结的载体，甚至连应用性文章也不例外。

他在羁旅异国、家国惧亡的情况下，以他的那支“凌云健笔”和“纵横出奇”的文思，创作出了大量充满血和泪的“悲感之篇”，犹如一股清气，不仅冲击着南朝文学的胭脂粉黛，同时，也给专门模仿南朝文学而又寂寞无闻的北方文坛带去了勃勃生机。

在南北朝众多的作家中，庾信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题材的开拓和创新方面，成就是无人可以与之比肩的。

二感情基调从纤弱苍白转变为真挚深沉、热烈奔放

由上可知，庾信前期由于受家庭时代等各方面的影响，生活经历偏狭，思想感情也受到局限。

作品中难免含有为文造情的成分。

如一些奉和类的诗赋：

《灯赋》、《镜赋》、《对烛赋》、《七夕赋》、《奉和同泰寺浮屠》等。

这类作品是为了奉和帝王和他人而产生的，属被动性的创作。

往往过多地否定了主体的能动性。

因而比较缺乏真情实感，感情基调从整体上看纤弱苍白。

因情而造文，感情真挚深沉、热烈奔放是庾信后期文风的一个突出特点。

文学创作是作家主观情感的表现，因情而造文。

作为一个正统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而建构生成的文人，庾信也同样认同这一观点。

他在侍北之初的《伤心赋》序中很明显地流露了这一点。

他谈到《伤心赋》的产生过程时说“既往伤心往事，追悼前亡，唯觉伤心，遂以伤心为赋。

”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婕妤有自伤之悲，扬雄有哀祭之文，王正长有北郭之悲，谢安石有东山之恨，斯既然矣。

至若曹子建，王仲宣、傅长虞、应德琏、刘韬之母、任延之亲，书翰伤切，文辞哀痛，千悲万恨，何可胜言？

”[12]这些伤感性的作品都是由悲情激励而产生的。

在他著名的《哀江南赋》里，他更深切的认识到自己的赋文创作完全是因为“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13]的绝望中“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14]的结果。

在庾信看来，既然文学是言情的，那么他的个人悲剧命运和祖国人民的悲剧命运就是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之一。

于是他在《伤心赋》里写到：

五福无征，三灵有谴，至于继体，多从夭折。

二男一女，并得胜衣，金陵丧乱，相守亡殁。

羁旅关河，倏然白首，苗而不秀，频有所悲。

一女成人，一长孙孩稚，奄然玄壤，何痛如之。

”

写出了自己极度悲痛，长歌当哭。

在《哀江南赋》里又写到：

下江余城，长林故营；徒思拑马之秣，未见烧牛之兵。

章曼支以轂走，宫之奇以族行；河无冰而马渡，关未晓而鸡鸣。

忠臣解骨，君子吞声。

章华望祭之所，云梦伪游之地；荒谷缢于莫敖，冶父囚于群师。

硎谷摺拉，鹰鸇批。

冤霜夏零，愤泉秋沸。

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

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澠一乱。

雪暗如沙，冰横似岸。

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

况复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

才人之忆代郡，公主之去清河。

栩阳亭有离别之赋，临江王有愁思之歌。

别有飘飘武威，羁旅金微；班超生而忘返，温序死而思归。

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

他写出了祖国和人民的不辛，长哀大悲，如怨如哭，动江关而泪下，昏天地而神伤，将因情造文的文学推向了高峰。

另外，庾信后期诗赋中有不少写景咏物之作借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抒发他内心凄苦的情怀，感情真挚、沉郁悲凉。

此时的写景咏物已不同于南朝时的那种只是照镜式的反映，丝毫不涉及个人情感，而是带上了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不论是良辰美景还是凄风苦雨，在他犹如槁木的心中，引起的却只有伤感和忧愁。

如“鸟多闲暇，花随四时。

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

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15]“离关一长望，别恨几重愁。

无妨对春日，怀抱只言秋”。

[16]他笔下不止一次的出现“天惨惨而无色，云苍苍而正寒”[17]“风骚骚而树急，天惨惨而云低”[18]的景象，这是因为在他满含愁苦的眼里，大自然也好象失去了明朗的色调，被笼罩上了一层愁云惨雾，甚至连花草也脉脉含愁：

“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19]山水更是悲痛欲绝：

“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寸断”，[20]可见，作者是借对景物的描写来悲悼祖国的沦亡，人民的痛苦以及抒吐自己悲凉落寞、沉郁惆怅的心情和悲苦无告的乡关之思。

庾信由南入北，北方文人崇尚质朴的风气和刚健豪放的风格以及直抒胸臆的手法都给庾信入北之后的创作以直接而深巨的影响。

众所周知，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影响到南北文学，风气迥异，各有长短。

《北史.文苑传》云：

永明天监之际，大和天保之间。

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

河朔辞义贞刚，重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

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吟味，此南北辞人得失之大较也。

这里反映出的是南北文学风尚差异的基本情况。

南朝文学常常刻意地追求语言形式的华美，永明体就是突出的代表，使诗赋在艺术形式上沿着讲究藻饰、声律、对偶的方向向前发展。

北方文坛则质朴少文，奏章符檄之篇较多，体物缘情的诗赋较少，作品多是反映北方文坛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

例如《木兰诗》、《敕勒歌》这些作品，词义壮烈、气魄宏伟，较之南朝文人写的内容空虚、雕琢求巧且风格艳丽柔弱的作品，自然是“尚质”之作，这些均与南朝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文学创作上，庾信能够融合南北文风，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了自己丰富多采的艺术风格：

“夫南朝绮艳，或尚虚无之宗；北地根株，不祖浮靡之气，若子山，可谓穷南北之胜。

”[21]他既注意摒弃齐梁文人雕章琢句过分追求华美之弊，又避免了北朝作家质朴有余而文采不足的缺陷，在创作中把江南细腻秀丽的“清绮”之致和北地慷慨豪迈的“贞刚”之气有机结合起来，运用在南朝是积累的丰富的艺术技巧，吸收南北的文化气韵，穷南北之胜，来抒吐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

“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

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

”（同注释[1]）从而使自己的作品超过时人，为祖国的古代文学宝库提供了不少光辉篇章，如《哀江南赋》、《拟咏怀》二十七首，这些作品通过回顾自己一生的遭遇为线索，反映了梁朝灭亡的原因以及梁朝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描绘出一幅幅浸渍着血和泪的时代画卷。

既有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又有自然真切的感情内容，从纤弱苍白的文风转变为真挚深沉、热烈奔放的文风。

如《拟咏怀》其十八云：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

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

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

残月如初月，新愁似旧愁。

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

这首诗吸取了南朝诗善于运用句调渲染情绪的技巧，抒写身为羁旅之臣，早年壮志付诸东流，又不能乐天知命的忧愁。

作者的忧愁，不只是仕途不达的失意之悲，更是不能为国建功立业的失志之恸，因而无法给自己留下排遣或超脱的余地。

此诗“琴声”两句中，“遍”字强调琴声之响，“满”字强调书卷之多，完全从语气上渲染出作者徒有学识而枉自废弃的烦躁，“残月”四句写景，句式巧拙相间，且能投射出诗人独有的心境，在年年相似的月色和秋夜中，暗寓岁月不断更新，而自己的心情和处境却年年如旧的感叹。

这首诗丝毫没有使人感到是在故意雕琢，而是觉得流丽和亲切，这是因为他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

总之，正是由于庾信晚期的独特遭遇，使得他能融合南北文学之长，将北方文学的刚健清新与南方文学的华美绮丽结合起来，同时他又把充实的内容和乡关之思、故土之念、亡国之痛用他那熟练的写作技巧和多样的表现手法结合起来，使作品具有深切动人的情感，因此才打动了后世无数读者（包括诗人杜甫在内）的心，也完成了从南朝文学的轻柔到南北相融的“刚柔并济”，熔铸出晚期文学沉郁悲凉的艺术风格。

三、艺术表现手法从以绮丽取胜转变为“文采”与“风骨”兼备

《文心雕龙.风骨》指出：

“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

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22]在这里，刘勰提出了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是文采与风骨的结合。

庾信后期的作品可以说是文采与风骨兼备的，沈得潜《古诗源》在评论庾信时说：

“北朝词人，时流清响，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所长不专在造句也。

”（同注释2）杨慎《升庵诗话》也肯定“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

”[23]大诗人杜甫更是高度赞扬了他的作品有风骨：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同注释3）可以说，正是庾信以其“凌云健笔”结束了六朝文学的淫靡与浮华，为初唐陈子昂等的提倡风骨做了先驱，所以杨慎说：

“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

”[24]总之，庾信晚期的文学创作冲破了前期作品以绮丽取胜的桎梏，而走向以绮丽的外皮包裹沉甸甸的现实内核，达到了“文采”与“风骨”相结合的新境界。

庾信屈仕魏周之后，他的诗赋题材从艳情宫苑转变为战乱乡思，文风从轻靡浮艳冶变为沉郁悲凉，其创作艺术也因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完美而日益“老成”。

他晚期的《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竹杖赋》、《伤心赋》五篇名赋，都是自悲身世、伤怀故国的血泪迸溢之作。

《哀江南赋》运用典故或成言灵活自然、层出不穷，如“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这一典故原意是说殷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这里却说餐周粟，是反其义而用，写自己在北周供职。

再如，“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这一典故出自《左传》，原文意思是说晋人只是派人吓了季孙平子一顿，赶他回国，并无“留守西河之馆”，庾信这样说是为了切合自己出使西魏被留的实际。

借典故的运用表达丰富之情感，是庾信诗赋中常用的方法。

通过那些典故或成言所表现出的生活内容使沸涌在作者心中的亡国之痛、离家之悲、流寓之苦得以充分表达，使读者能够更深刻的感受到作者的思想感情。

句法以四、六句为主，杂以三、五、七、八、九等多种句式，潇洒活泼，疏密有致，并使作者慷慨悲壮的激情始终起伏与词章机杼间，震撼了读者的心弦，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小园赋》语言华美，对仗精工整饬，使人从中感受到作者羁旅难归、身负难堪的精神压力。

庾信后期作品的“文采”与“风骨”相结合的艺术境界,不仅体现在他的赋文中，同时也体现在他的大量诗篇中。

如《寄徐陵》：

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时。

莫待空阳路，空闻吹笛悲。

这首诗文字明朗精约，语虽简短，但寥寥数语中却寄托着作者因思念故国而肝肠寸断的沉痛情怀。

境界开阔，感情深沉，读之使人体味无尽。

再如《晚秋》：

凄清临晚景，疏索望寒阶。

湿庭凝坠霞，搏风去落槐。

日气斜还冷，三峰晚更霾。

可怜数行雁，点点远空排。

这是一首写景之作，诗人将自己悲凉落寞的心情融入到北方萧索疏淡的景色之中，抒发了自己抑郁寡欢的思乡心境。

主客观境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形成了清新中兼有枯淡的风格。

此诗后两句“可怜”二字，字面上在写雁，实质上是指诗人自己有家难归。

“空”字既实指天空，也指诗人内心由无奈而空然之意。

由于庾信后期经历过战乱，因而他对生活的感受大大加深，他的文学创作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他已不再如前期那样单独的追求辞藻，脱去了“瘠义肥辞”的弊病,而是在注重形式的文体里,注入了抒写悲痛现实的内核,内容与形式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形成了语言遒劲有力、意义明显、感染力强的特征，因此所谓“常见风骨”的确为中肯之论。

结　　论

综合以上三点可看出，庾信前后期诗赋无论在题材选择上、感情基调上或艺术表现手法上都具有迥然不同的面貌，诗文风格呈现出明显的变化。

他初步融合了南北文风的长处，达到了极高的造诣，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亦或在艺术成就方面都是收束六朝的集大成者，令他同时代的作家难以匹敌，成为“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25]的作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向盛唐文学过渡的重要桥梁。

参考文献

[1][清]永瑢、纪昀等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册，中华书局卷一四八集部一，1965年，第1276页。

[2]沈德潜《古诗源》卷十四，中华书局1963年，第346页。

[3][清]倪璠《庾子山集注》，《拟咏怀二十》，中华书局1980年校点本，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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