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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临床诊断的辩证思维

第四章 临床诊断的辩证思维

第一节 临床诊断的基本思想和发展趋势

临床诊断是医生对病人所患疾病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对病人所患疾病做出结论。

因此,一个正确的诊断可以反映出疾病发生发展的实质,也必然反映出医生的思想水平和思维能力。

所谓正确的诊断,应该包括病变发生的解剖部位、病理的性质以及局部病变对整体的影响。

此外,病因诊断也是一个完整诊断的组成部分,这就构成诊断在概念上的内涵。

为了说明临床诊断的基本思想,在此分别加以讨论。

一、局部定位思想

临床诊断中局部定位思想,即在对疾病的认识过程中,主要是以局部组织结构上的定性为基础,来判定病变在解剖上的特异性。

以结核病为例,在作出诊断时应考虑是哪一个脏器的结核,如肺结核、肾结核等。

如果结核呈弥漫性播散到多数脏器,则诊断为粟粒性结核。

在局部定位思想的指导下,有的病不仅诊断病变发生在哪一部分,还要进一步诊断病变发生在脏器的哪一部分,如肾小球肾炎和肾盂肾炎,就是两种病因完全不同的疾病。

当临床医师进行诊断时,病变部位和性质是不可分的。

在定位的同时,常常把性质考虑在内,除急性和慢性以外,还要指明病理性质,如胃溃疡、胃炎、胃癌等。

如果不能明确病变的性质,则只诊断部位,如腹部肿物、颈部肿物、肠梗阻等。

应指出的是,许多诊断是习惯用术语,看起来似乎不包括诊断的全部内涵,但概念是明确的,如地方性甲状腺肿,必然是指慢性的全部甲状腺组织的结节性病变。

由于疾病本身的复杂性,诊断也必然层次繁多,常常不是一个疾病名称就能概括的。

但不管诊断如何复杂,总是以局部定位作为诊断的基础,这就是当前在临床医学上作出任何诊断的一个基本思想。

局部定位思想的形成:

局部定位思想的产生是由于人们试图从解剖结构上来寻找疾病的根源,认为任何疾病都必然和一定的解剖结构相联系。

十七世纪,西顿纳姆(Sydenham,T.1624~1689)为了便于防治疾病,收集了各种病人的疾病表现并加系统化,按患者的病状和机体条件区分为不同病种,这种分类形成了疾病的实体观念。

十八世纪,由于解剖学的发展,对人体的正常结构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因而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认识到若干异常的形态学变化进而寻求疾病的实体所在。

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莫干尼仔细描述了疾病影响下的器官变化,开始用“病灶”来解释症状的出现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临床诊断中的局部定位思想。

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从尸体解剖和病人活体检查中收集了大量材料。

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细胞的病理变化,由此建立起细胞病理学,充实和发展了形态病理学。

魏尔啸根据具体和确切的细胞形态变化,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体液学说进行了挑战。

魏尔啸认为细胞是机体中基本的和自主的生命单位,“细胞本身和与其它连接的区域是病理过程发生的场所”,因此,一切病理均为细胞病理,疾病是由疾病细胞的内部引起,并在某一组织内扩散。

所以,“细胞的不正常活动是各种疾病的根源”,“疾病的本质是机体的一部分改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或一群细胞的改变”。

由此,形态诊断学在临床上取得了重要的地位。

人们借助显微镜和X线等技术,研究机体的液体部分和固体部分的组织结构和有形成份,如血液、骨髓和肿瘤组织,包括排泄物如尿及渗出物等等。

这样,使诊断学从直接观察病人转入有实验科学根据的一门学科,从而提高了鉴别诊断的水平。

总之,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使临床诊断中的局部定位思想有了实验的,并在临床中得到实践证明。

局部定位思想的合理性:

局部定位思想强调病变局部的病理改变,使疾病认识具体化,对临床医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人们的认识从局部或病灶开始,才能使研究深入。

例如,当我们观察某一个器官的疾病时,首先要了解这个器官的正常解剖与生理功能发生了何种异常变化,然后再确定是哪一种疾病。

整体是由局部以及局部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所构成的。

如果没有对局部变化的深入认识,也就无从认识整体和整个疾病过程,而只能是一个笼统的、模糊的甚至是抽象的认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

”在临床上,局部病变也常常是决定整个疾病进程的主要矛盾方面。

例如,肺炎可引起感染性休克,虽然肺炎是局部的病变,但它又是全局性的,决定着整个疾病过程的发展。

因此,根据局部定位思想,把握病变局部的病理变化,对了解整个疾病过程和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都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现代医学的发展,要求继续对机能失调、代谢紊乱、免疫缺陷、肿瘤发生、遗传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作局部深入的研究。

例如,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人们虽然已经注意到产生肿瘤的原因是癌细胞出现和丧失,但是对癌细胞的病因学、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以及对其有效的特异性治疗方法等等,目前认识还很不够。

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微观研究才能有所了解。

对各种新型药物的药理作用机理的研究,也要求深入到亚细胞和分子的水平。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已使过去无法观察到和进行定量分析的复杂变化,诸如功能表现中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相互作用,代谢过程中细胞内外物质交换的调控和酶的作用,免疫过程以及肿瘤发生中染色体基因的变化,药理进程中受体的作用等,日益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这就使人们能够在更深的层次上,提示出疾病内在过程。

因此,继续对局部或病灶进行深入的研究,仍然是现代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和途径。

局部定位思想的局限性:

局部定位思想虽然对推动临床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它对于提示疾病过程的全部内容和实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补充和发展。

机体对任何疾病的反应,总是由相应的一系列局部变化构成的。

各种疾病的局部反应及其发展变化,同时也是统一的整体变化过程。

例如慢性肾功能衰竭,由于代谢产物排除功能的丧失和水、电解质的紊乱,可以引起氮质血症、酸血症、水肿或者脱水、低血钾或高血钾和钠潴留、贫血、高血压等一系列变化;并可能由此影响心、肺、脑、消化道的功能,导致心力衰竭、肺部炎症、脑水肿、呕吐和腹泻等。

总之,疾病的表现和过程都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局部变化构成的。

这就要求我们具体地分析局部变化的相互关系,从局部与整体的统一上,全面地认识局部的内容和本质。

如果离开了局部变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不是把疾病作为一个整体动态过程来加以考察,就往往会导致对疾病认识上的错误。

在临床上,两方面,疾病过程是局部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局部变化又总是处于整体联系之中,受整体变化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局部变化往往以整体变化为前提。

例如在休克的早期,往往只有脉搏增快或脉压差缩小,并无低血压或少尿等表现,这是因为心脏输出功能或血管运动功能或循环血容量发生矛盾时,总是先由整体通过神经和体液系统调节心脏搏动和血管运动来进行代偿的。

只有在代偿不足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循环障碍。

但是,局部变化有时又可以是整体变化的结果,例如风湿热可以造成心瓣膜损害和局部关节病变,脓毒败血症可以继发肝脓肿等。

因此,魏尔啸断言:

“除局部病变外,没有任何其它疾病。

”这种把局部从整体中割裂开来的认识,常会遇到以下一些困难。

一种情况是,局部病变与功能障碍之间不一致。

例如,在不少情况下,心肌的病变与心脏的功能不全之间并不呈现正相关,例如风湿性心肌炎患者发生肌功能不全,常不能只用心肌间质的炎症或范围不大的心肌纤维营养不良去解释;风湿性心脏病患者和高血压患者出现的心功能不全,往往也不能证明患者的心肌已有明显的能量生成减少和缺氧。

这说明,单纯以局部病理变化作为诊断依据是不够的。

另一种情况是,局部病变与症状之间不一致。

由于患者的代偿功能不同,即使同一局部疾病,其症状表现也不尽不同,甚至相去甚远。

例如冠心病患者,有的因侧枝循环能够充分建立,虽然冠状动脉本身局部病变严重,但症状却很轻。

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由于肾外因素引起代偿失调,这时肾小球局部并无明显的进一步损害,而病情却明显加重。

由于个体反应性的不同,也会出现局部病变与症状之间的不一致。

同是中毒性痢疾,下部肠道同样都有广泛的病变,有的出现休克,有的则不一定出现休克。

还有一种情况是,局部病变处于不同的整体联系中可以出现不同的后果。

冠状动脉硬化,可以引起心绞痛和心肌梗塞,也可以引起心律不齐和诱发心力衰竭;动脉硬化症,有时导致脑溢血,有时又导致肾功能不全。

诸如此类疾病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是因为患者的年龄、性别、既往病史、个人生活史和营养条件、精神神经系统活动的特点、遗传因素等多方面原因,从而造成个体反应的显著差异。

用局部形态变化为根据来考虑诊断,则很难解释疾病的复杂性。

总之,任何疾病既是局部的,又是整体的;各个局部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疾病过程的复杂性。

当然,局部变化作为机体变化的原因或是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体的变化,但局部变化并不等同于整体变化。

局部定位思想在认识过程中有的忽略了复杂的整体联系,不能全面地反映局部形态变化与整体病情之间的有机联系。

在考虑诊断时,应当考虑到局部定位思想的局限性。

局部定位思想在现代诊断学中的地位:

现代医学的发展,特别是遗传学、免疫学、神经和激素调节以及代谢等领域的发展,日益提示出机体各个局部的相互关系及其与整体的关系。

许多过去认为没有直接联系的局部之间,也发现存在着互相节制或促进的关系。

例如,胃底与胃体部分泌一种内因子,如果缺乏的话,则可造成巨幼红细胞性贫血;肝脏需要一种可能来自胰腺的致肝因子作用,才能维持它的正常组织结构和功能。

不仅如此,人们在对组织结构的微观变化进行深入研究时,逐步认识到一些不同的疾病却有着共同的发病基础。

例如临床上几乎毫无关系的多发性内分泌肿瘤,包括胰岛素瘤、垂体瘤、甲状旁腺瘤、甲状腺腺瘤等的同时存在,现在发现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发病机理,它们都来源于外胚叶发生的一种特殊的具有内分泌功能的APUD(amineprecursoruptakeanddecarboxylation)细胞。

这一事实生动地证明了的整体统一性。

随着临床实践的发展,代谢性和功能性的疾病日益增多。

许多疾病并不能找到明显的病灶。

它们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组织器官之间相互关系的紊乱。

例如,闭经、经前腹痛等月经异常,是由于大脑皮层、下丘脑、脑垂体前叶和卵巢之间相互关系的紊乱,从而使子宫内膜的周期性变化失常。

在临床治疗中经常发现,在解决局部病灶的同时,必须兼顾整体。

例如,恶性肿瘤的治疗,无论是采用手术方法还是化学疗法,效果都不满意,目前已开始注意到提高机体的免疫机能。

此外,对免疫缺陷病、变态反应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血液病、传染病以及寄生虫病等,也开始从局部和整体的联系上进行研究。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

局部定位思想的产生是由于客观上具备了观察细胞病理变化的条件。

而目前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微观的研究更为深入,却发现了原来认为毫不相干的局部病理变化却有着惊人的联系。

同时,人们又发现局部定位的诊断方法已不能解释丰富的临床实践所提出的日益增多的问题。

于是,人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开始研究疾病的整体过程。

所谓对临床诊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要求诊断更能反映疾病的实质。

从今天的认识来讲,疾病的实质应包括局部、整体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

因此,继续深入探索局部的微观变化,同时在洞悉微观的基础上加以更高层次的综合,从而根据局部和整体的辩证关系来认识疾病的实质和整体过程,这就是局部定位思想在现代诊断学中的地位。

二、特异性病因观念

病因诊断是人们对疾病实体认识的进一步体现。

在对疾病的定位和定性问题解决之后,进而对致病的原因加以思考,这就使诊断更为完善,在探索病因的过程中,特异性观念一直对诊断有着重要的影响。

所谓特异性病因观念,就是认为疾病的发生有其特异性致病因素。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细菌或微生物侵入人体导致疾病发生的观点,受到人们高度的注意,在医学发展中曾经占有重要地位。

特异性病因观念的形成:

特异性病因观念是随着菌原说的确立而形成的。

十九世纪前半期,欧洲先后发生过天花、霍乱、斑疹伤寒的大流行。

每次流行都造成数以十万计的病人大批死亡。

当时,手术后死于化脓和败血症的比率也很高,这迫使人们必须和传染病与感染作斗争,促进了微生物学的发展。

巴斯德首先发现了葡萄球菌和链球菌,肯定了微生物对发生传染病和感染的作用,发展了十八世纪的接触传染学说,开创了医学的“细菌学”时代。

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相继发现了一系列传染病的病原体,并开始研究它们的特性,对机体的致病作用和防治的方法。

随着菌原说的确立,人们能够进一步根据各种病原体的特点对病因进行分类,从而形成并加深了特异性病因观念。

在临床诊断上,特异性病因观念促使病原菌的分离、特异性免疫学试验及变态反应等诊断方法得到了应用。

在疾病治疗中,特异性病因观念改变了以前只是使用一般对症治疗的状况,推动了针对各种病原菌的特效药物的研究。

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弄清楚了结核、伤寒、急性呼吸道感染等传染病的致病原因,并发现了青霉素等特效抗生素,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染病死亡率极高的情况。

当前传染病死亡率已从首位降低素心血管病、脑血管疾病、肿瘤等疾病的死亡率之后。

此外,特异性病因观念还促进了无菌术的发明和应用,降低了伤口的感染率,促进了外科手术的发展。

总之,特异性病因观念使临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几乎控制了近百年临床医学的理论与实践。

特异性病因观念的合理性:

特异性病因一般是指环境中的致病因素,常常是疾病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

环境中的病原体或微生物是重要的致病因素,而它们的不同性质,对疾病过程的特点和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

例如:

乙型脑炎病毒由蚊子作媒介侵入人体,所以乙脑多在夏秋季节发病;病毒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神经细胞;脑脊液改变中先以中性白细胞增多为主,后以淋巴细胞增多为主,但糖和蛋白的变化不大。

脑膜炎双球菌经呼吸道传播,所以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多在冬春季发生;病变主要是脑膜的急性化脓性炎症,脑脊液中糖明显下降,而蛋白和中性白细胞显著升高。

由此可见,病原体不同,流行季节、病理损害和临床表现特点也都不同。

从病变程度来说,它与病原体的关系也很密切。

例如,金黄色葡萄球菌导致的伪膜性肠炎,一般要比大肠杆菌引起的肠炎凶险得多。

因此,不了解病原体或微生物的性质和致病特点,也就不能全面认识疾病的过程。

所以特异性病因观念认为,疾病由于特异性病原体引起的特异性损害,而有其特殊的临床表现。

大量临床实践证明,这个论点有其合理的一面。

于是人们对每种疾病都试图找出其致病的微生物,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出特异性防治方法。

在这方面人们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许多传染病因此而得到控制。

特异性病因观念的局限性:

疾病的发生是非常复杂的,特异性病因观念虽有其合理性,但不能解释疾病发生过程中许多复杂的现象。

例如,大约50%的正常人,上呼吸道中有致病的肺炎球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致病。

这表明,能否发病往往取决于机体抵抗力与病原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只有在病原体的致病作用超过机体抵抗力,或是机体抵抗力受到损害,如被覆的上皮细胞有破损,才能形成疾病。

如果说病原体是疾病发生的条件,那么机体就是疾病发生的依据,病原体必须通过机体才能致病。

机体内环境的稳定,组织结构的正常和免疫功能的健全,显然是极其重要的。

在自然灾害之后,常常接着发生传染病的流行,可以充分说明这点。

正是因为病原体是通过机体起作用的,所以在疾病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在发病、病理损害程度和临床表现等许多方面出现不同的个体差异,这不但和与病原体的性质、特点和数量密切相关,也和人体的抵抗力、组织器官的功能和代谢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

同是结核杆菌感染,有的人发生肺结核,有的人发生肠结核或肾结核;同是肺结核,有的人发生干酪样或空洞型肺结核,有的则发生肺结核瘤。

同一种病原体,因为机体的状况不同,病理变化亦有所不同。

有时,不同的病原体作用于同一组织器官,又可以发生相似的病变,出现相似的症状。

阿米巴性肝脓肿和细菌性肝脓肿,并不一定在临床表现上有显著的区别。

特异性病因观念认为一种病原体只能引起机体产生特异性疾病,所以,它解释不了疾病过程中的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

特异性病因观念在认识疾病上的这种局限性,使它在诊断中难以充分说明疾病本质的各个方面。

特异性病因观念,把机体看成是各种外因作用的被动场所,因此,在治疗中过份强调消除病因。

尽管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中,特效药物能使疾病被控制,但由于机体本身的条件不同,并不是都能起到特效的作用。

如果根据患者机体的条件,在使用特效药物的同时,注意改善机体的防御能力,则常能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以烧伤患者防治败血症来说,除了注意无菌环境和有针对性地使用特效抗生素药物以外,还需要积极设法消灭创面和增强患者的体质,因为只要创面存在,加以病人伴有严重的消耗,细菌容易大量繁殖并引起败血症。

单独强调消除病因,还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

例如,抗生素药物通过负反馈作用,可抑制机体本身的免疫功能;被动输入特异性抗体,可抑制机体对特异性抗原产生特异性抗体的应答能力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消除病因的对因治疗是不全面的。

特异性病因观念在现代诊断学中的地位:

二十世纪以来,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学说和塞里的应激学就,开始探讨大脑皮层和体液机制在发病以及抗病中的作用。

发现在急性感染、烧伤、创伤等不同病理刺激下,都出现相同的应激状态。

因此在疾病过程中既包括病原体引起的特异性损害,又包括应激所造成的非特异性损害。

免疫学说的发展进一步说明,过去认为完全取决于病原体的各种传染病,只是在免疫系统功能低下时才会造成疾病。

近年来还有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机体的遗传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例如,目前体细胞杂交的实验证明,疥疮、结核、脊髓灰质炎等疾病,都和第六对染色体上的主要组织适合性复合体有着明显关系。

随着免疫学、医学遗传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还存在许多免疫缺陷病等由内在因素起决定作用的疾病,这就突破了原来只讲病原体致病作用的特异性病因观念。

目前还发现在外界的致病因素中,除各种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等以外,物理和化学环境以及社会因素对发病也有重要的作用。

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生活经历的突变等,都对疾病的发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所以疾病发生的外界致病因素,也决非特异性病原体学说所能概括。

疾病发生和发展过程终究是人体的异常变化,即使是以病原体作为主要致病因素的传染病,由于特异性损害与非特异性损害交错发生、相互依存,所以病人的年龄、营养状态、体质以及心理等因素,也明显影响着机体对传染病的易感性和发展过程。

因此,认识疾病过程不能单纯寻找外界致病因素中的特异性病原体,还要对各个方面的发病机制进行广泛的研究。

在临床上有些疾病,如胃溃疡、原发性高血压等,长期找不到特异性病因;即使把特异性病因观念扩大到包括生物、物理、化学、神经体液等引起疾病的其它许多病因在内,也仍然不能解释所有的疾病过程。

因为在复杂的疾病过程中,疾病的特异性原因常常是相对的或者是综合性的。

例如胃溃疡,从病理生理学上讲是由于胃粘膜的粘液屏障减弱,使粘膜容易受到胃酸侵蚀;而从精神神经因素上来看,是由于迷走神经兴奋导致胃酸分泌过多的结果;从遗传学上考虑,则是由于遗传因素造成的个体易感性。

这些病因可能都存在,而且可能是互相补充的。

癌症、心血管疾病、精神病也都是如此。

随着认识的发展,这类问题还会日益增多。

由于人们对于疾病过程中有关致病因素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只根据线性决定论将很难做出结论。

因此,进一步研究病因学诊断是十分必要的。

从发病机制上研究病因学诊断,弥补了特异性病因观念的不足,对于认识疾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例如,肾性高血压是由于肾脏在慢性缺血的情况下,不能产生相应的高血压素酶以对抗肾素在肝脏中形成的高血压素,二者失去平衡,遂使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又使肾小动脉痉挛,更加重了肾脏缺血,恶性循环的结果,导致肾性高血压。

而高血压性肾炎的高血压,主要是由神经系统的调节发生障碍和抗原抗体反应产生的血管紧张素所造成,这种高血压与肾性高血压不同,它并非肾脏内在因素比例失调的结果。

我们必须了解它们不同的发病机制,才能深刻地理解其不同的本质和发展变化。

不仅如此,由于疾病进程中因果交替的发展,病情还可以因发病学的主导环节发生变化而变化。

例如,当肺炎并发中毒性心肌炎或阿米 巴性肝脓肿继发化脓性感染时,病情的演变就大不相同。

目前临床治疗中,针对特异性病因的治疗仍占据主要的地位。

随着对疾病过程中内在联系的深入了解,人们日益重视要同时通过促进机体自身的防御、代偿和调节适应能力来获得持久而稳定的疗效。

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是使机体由疾病状态转变为健康状态的又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各种治疗措施取得疗效的基础。

人们通过调动和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使机体在主动的活动中达到治愈的目的。

例如,由于性激素分泌紊乱而造成的功能性子宫出血,使用激素药物治疗,虽然可以暂时止血和调整月经周期,但激素药物不能代替机体自身的生理功能,疗效不稳定。

现在从调整和恢复卵巢正常排卵功能上着手,结合必要的激素药物治疗,使疗效得到提高。

现代医学的发展,也正在为临床治疗提供越来越多的调动机体抗病能力的有效治疗手段,诸如对重症衰弱病人的要素饮食和静脉高营养方法,对某些疾病的免疫疗法以及运动疗法等等,临床实践已开始改变了特异性病因治疗的程式。

三、现代临床诊断学的发展趋势

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突破了局部定位思想和特异性病因观念,要求临床诊断能够更全面、更准确地说明疾病的实质。

在当前临床诊断中,至少有以下几个发展趋势是舍得注意的:

(一)要求综合性诊断。

所谓综合性诊断就是在做出诊断时,要兼顾病因、病理和机体对疾病反应各个方面。

例如,对病毒性肝炎的诊断,不但要求确定病因(甲型、乙型、非甲非乙型)、病理(急性、慢性、迁延性、慢性活动性等),而且还应注意人体免疫状态以及遗传因素等。

也就是把致病的生物、心理和社会的因素,组织结构的变化和器官机能的改变等等综合在一起,判断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全面反映疾病的实质,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要求反映动态变化。

疾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疾病的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

因此,诊断不能只反映某一阶段的情况,还要求能够反映动态的变化。

这个动态变化,由于病人的健康状况、诊断和治疗的水平以及疾病的特点而有所不同。

所以动态的诊断,对于决定治疗和判断预后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为了在诊断中反映动态变化和贯彻个体化原则,目前临床诊断中开始重视分型和分期诊断以及病情转变等问题。

(三)要求早期诊断。

早期诊断是治愈疾病的重要前提。

就传染病来说,早期诊断更有利于及时控制蔓延。

因此,长期以来,人们着重研究各种疾病的早期症状和体征,力图发现对疾病早期诊断有意义的特殊征象。

但早期诊断的难点,在于同一疾病的早期具有不典型性和不同疾病的早期具有共同性。

所以,很多疾病难以根据其早期症状来解决早期诊断问题。

而一般的检查方法,也往往难以发现早期疾病或不能肯定诊断。

目前,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为早期诊断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现代诊断学的检查项目日益增多,方法也越来越精细,形态学的检查深入到亚微结构,机能的检查进展到超微量物质的测定,这都使早期诊断成为可能。

早期诊断的概念,甚至扩展到早期发现对健康的危险因素,以防患于未然,这将推动人们进一步从根本上预防疾病。

此外,电子计算机在诊断中的应用,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把广泛而丰富的临床经验用数学的方法加以处理,使之转变为电子计算机的逻辑程序,通过实际运用,具体解决诊断,特别是早期诊断的问题,将会给现代诊断学提供新的诊断手段,提高早期诊断的水平。

第二节 诊断过程中的辩证思维

临床诊断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能否辩证地分析诊断过程中所收集到的资料,这对于正确的诊断与治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临床思维认识论特点

临床思维是医生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一系列诊察手段,运用一定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判断和认识疾病的认识过程。

临床思维作为一种具体的思维活动,具有自己的特点。

研究这些特点,对于认识临床思维的一般规律,进而指导临床诊断是有其意义的。

(一)临床思维由于认识的对象不同,认识的方式、方法不同,因而在认识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具体关系方面也就不同。

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不论如何复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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