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的写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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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的写作

人物传记

一、定义和类型

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当中，有些篇章记载了人物的言行业绩，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左传》里的《晋公子重耳字之亡》，还写了他的相当长的一段经历，写出了人物的发展变化，当然这样的篇章是极少的，但也不妨认为那时已有了传记雏形的东西。

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完成了以历史任务活动为中心内容的伟大著作《史记》，其中有很多篇章是成熟的典范的传记作品，有些传记堪称是历史性和文学性完美结合的杰作，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特征。

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开创了传记文学的体裁

西方古代传记写作的发展脉络，与中国有相似之处，也起始于历史典籍。

从时间来看传记的开端在古希腊，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传记失传很多，目前能知晓的较早的自述性质的历史著作是公元前四世纪色诺芬的《远征记》，叙述了他本人所参加的波斯皇帝之弟小居鲁斯谋取王位惨遭失败及其以后的辗转征战的艰辛经历，有一定的文学色彩。

他还写了一部比较真实的记载苏格拉底思想的作品《苏格拉底回忆录》。

郁达夫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中认为它是“西洋古代的传记”的“第一部”。

公元一、二世纪塔西陀的《阿格利可拉传》、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特郎奎鲁斯的《十二凯撒传》，对后世有不小的影响，也表明传记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已经形成。

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文主义、人权宣言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潮流，文学传记的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十八世纪詹姆斯·鲍斯威尔的《约翰森博士传》在完整的理解人物性格，恰切的心理分析和叙述的抒情气息方面都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

卢梭的赤裸裸袒露襟怀的自传《忏悔录》，深入内心和感情世界讲述自己的美德和罪恶，这种敢于解剖自身的精神，至今也是惊世骇俗之举。

文学传记真正成熟还是在二十世纪，因为这时有不少杰出的作家从事这一形式的写作，像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等都是传世的杰作，对于世界传记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些名著能够深入具体地描绘传主的性格气质和心理感情的特征，完整而准确地刻画出人物的精神面貌，使其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还有艺术的典型性。

在西欧还出现了四位多产的传记大作家，就是法国的特洛亚和特鲁瓦亚（或译特罗亚），德国的路德维希与奥地利的茨韦格，他们在一生中都发表了一、二十种传记，特洛亚还被誉为传记文学这一体裁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代表作《伟大的叛逆者——雨果》已于1986年译出，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但是，在中国的封建和半封建的统治时代，正如茅盾先生所深刻阐明的：

“有人说，中国人是有着五千年家谱的民族。

但是，中国人是未曾产生过传记文学的民族。

”当然这是醒世之言，未免让人感到有一种太过强烈的冲击波；但确实可以让人们好好想想的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那就是司马迁一方面被中国誉为传记文学的创始者，另一方面又被称为在封建社会里达到这种形式最高峰的文学家，简言之起点就是至高点。

这是因为司马迁虽然生存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期，但汉朝初年在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下，社会思想活跃的波澜还在时起时伏，司马迁也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同时还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黄老思想。

因而班彪、班固父子才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而这恰恰才能使司马迁以其独立的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人的本来的精神和性格面貌来抒写人物传记。

而这一点正是传记文学成功的枢纽。

后来在封建集权制和儒家思想严酷统治之下的漫长历史时期，则以对君王的态度来辩别忠贞和叛逆，以是否恪守儒道来划分圣贤和奸佞，做人的标准被简单化、脸谱化了，人的个性得不到发展和尊重，那么也正像茅盾先生在《传记文学》一文所说的那样：

“即使有所谓的人物传记，即也不过是家谱式或履历单式的记载，那只有列在讣文后面最是相宜，却不配称作传记文学。

”

（一）定义

传记源远流长。

上古，“传”的意思是对经书作解释的文字。

如《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对孔子所著经书《春秋》的解释。

因为解经文字均称为“传”，故又称之为《春秋左氏传》，《左传》是简称。

叙事、议论均可称为“传”。

至司马迁作《史记》，创“列传”体，这里的“传”仍有对传主的生平作解释，说明的意思，但已主要固定在叙事上，与今天的“传记”意义基本一致。

后代正史也多沿用这一体例。

“记”则偏重于记叙某事的首尾过程。

古代戏剧小说中，以人物命名则称“××传”，以事体命名则称“××记”。

传记合称则是近古之事了。

《四库全书·史部》有“传记类”，凡是圣贤年谱、名人谏录、名臣事略都归属此体。

传记作为一种文体，指的是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作品，它可以记述一个人的终

生，也可以叙写一个人的某一阶段。

（二）类型

传记至今还缺乏科学的分类，因为一般的划分都是把传记文体各具不同特征的形式平列起来，分为若干细类。

这样一来不同层次的形式列在一个平面上，必然产生交叉现象，界限的清晰度就比较差了。

如果按照不同的层次，如果只是着眼于现代还为人们采用的形式，那么传记类别的划分，或许线条倒是清楚一些的。

首先，从传记的叙述者来划分：

1、自传

自己叙述本人的生平经历即为自传。

这一类传记可长可短，鲁迅的《自传》不到900字，而沈从文的《从文自传》、《曹禺自述》、《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歌德自传》（诗与真）、《弗洛伊德自传》、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和《卓别林自传》，长达十几万言到几十万言。

短的一般只是按时序概括个人的简历或仅择取能代表自己水平的几件事略加陈述；长的则可以在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展开，不仅详述个人的身世，也常常涉及周围的人世变迁。

一位历史名人的自传，往往能够揭示这个民族的历史风貌。

正如佐治·布南德斯在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英文本序》中所论述的：

他描写同时代人的心理较描写自己的心理更努力。

在他的书里我们可以看见俄国官场与下层民众的心理，前进的俄罗斯与停滞的俄罗斯的心理。

他叙述同代人的故事较叙述自己的故事的心更切。

因此他的生活记录里面便包含着当时的俄国的历史，也包含着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劳动运动的历史。

当他沉入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时，我们又看见外部世界在那里反映出来。

由于自述者的志趣和身份的不同，自传的内容和写法也不拘一格，很难用两三个模式加以概括。

有的用历史笔法，有的用散文笔法，还有像《从文自传》里面常常穿插一些作家所见所闻的真实的小故事，其形象之生动简直犹如读沈从文的小说。

而《萨特自传》（直译为“词语”）着重写他的思维世界，他的内心历程，那些按时空推移的事件、经历似乎没有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连时间、空间本身的自然序列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纽斯威克在本书的《英译本后记》指出了这个特点：

从外表上看，《词语》一书容易为人所误解，因为是它是萨特的自传，是对自我起源的一次极其生动的描述，是关于过去的一个梦，并且是一部严剖自己的个人传略，从另一个极端来看，它也是正规的哲学。

然而，象卢梭和圣·奥吉斯丁的《忏悔录》一样，本书也超出了它的体裁和场合的局限而成了时代精神的镜子，成了人不断突破其存在的樊篱的记录。

从一个人的自传之中能够反射出社会历史的面貌，成为时代的镜子，这是杰作的标志。

2、他传

为别人的生平经历作传就属他传。

从古至今留传下来的还是为他人作的传居多，这是一批宝贵的人类精神财富，无论是英雄豪杰，还是奸雄丑类的传记，对于同代人和后世都会产生效益，优秀的传记是时代和人类的镜子，让人们既可以理解别人，也可以认识自身。

下面就他传的写作模式，再划分一些细类。

⑴从篇幅长短划分

A大传

只能用模糊的语言来说规模大、篇幅长的传记为大传，至于大和长到什么

程度，很难划界。

一般地说大传往往能反映一个人的全貌，反映传主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风云变幻，反映传主周围有各种联系的其他人物的侧面，因其所揭示的客观世界范围宽、时间长、容量大，故称大传，像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李忠一的《袁世凯传》、王兆胜的《林语堂大传》、程中原的《张闻天传》，还有国外著名的艾·居礼的《居礼夫人传》、司蒂芬•支魏格（此人就是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和尼·伊·帕甫连科的《彼得大帝传》等。

（《攻克柏林》作者，亦译为巴甫连科）写大传是很难的，倪振良下面的话道出了其中的甘苦：

赵丹是颗影坛巨星，这部传记须着力写出赵丹艺术探索的足迹，并且这又要与赵丹生活的坎坷、政治的遭际糅合在一起写。

赵丹的事业与生活又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与社会风云、时代变迁紧密地联系着。

要真实地再现赵丹的形象，必须对中国话剧运动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革命史等有关方面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将人物摆到当时当地特定的环境中去描述，同时还须与一代艺人的活动、命运联系在一起。

一部《赵丹传》应该是中国话剧史与电影发展史的一个侧面，也是一代影星的缩影，我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

B小传

也称“略传”，用较短的篇幅简略地记述他人的生平事迹。

近年出版了许多

人物的传记合集，多为小传，如《民国人物传》、《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外国历史名人传》、《中外年轻有为的历史名人200个》、《世界名将正传》、《美国总统（全传）》等。

有的小传按时间顺序，从出生到辞世写出一个人的主要经历，贡献或罪恶。

有的着重描写一个人物的特征，经历一笔带过，只择取其中几件有代表性的事例。

前者像南纪德的《纳尔逊》小传（《外国历史名人传》），开始写1758年这位英国海军名将出生在一个小村庄的牧师家庭，12岁就当了战舰的见习随员，20岁升舰长，而后写他自1780年——1805年所参加的一系列战斗和战役。

当然写他的战绩也要有重点，小传着重描述了圣文森特截击战、尼罗河口阻击战与在特拉法尔加歼灭战中的为国殉难。

（1797年2月，圣文森特海战大胜

1798年8月尼罗河口海战摧毁几乎全部法国战舰，使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半途而废。

1805年10月特拉法尔加海战，以少胜多，摧毁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彻底解除了法对英的海上威胁。

纳尔逊是在此役结束时被流弹所毖。

）

这样写小传有全貌，又有侧重点。

后者像司马迁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其中写蔺相如的一生只突出了三件大事，即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交好廉颇，这样就把蔺相如的精神境界之襟怀宽宏、无私无畏突现出来了。

不过，有的传记称小传或传略，不一定篇幅短小。

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开始写了十三万字，后增订为十八万字。

朱正的《鲁迅传略》第一版十万言，二十五年后又出新一版，增至二十万言，但仍叫传略，因为作者认为：

“尽管有二十万字，对于叙述鲁迅这样的重要作家的一生，依然只能是十分简略的。

”（《鲁迅传略·重版后记》）这真是小传不小，传略不略，看来大传与小传的划分只能是相对而言了。

⑵从笔法上划分

A历史传记

历史传记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以选取人物的历史资料之准确性为立

传原则。

其文笔朴素无华，以叙述为主，但也不完全排除文学笔法。

中国历代史书上的人物传记都属历史传记，司马迁《史记》中的《项羽本纪》、《留侯世家》、《李将军列传》等著名篇章被称为传记文学作品，就因为其中描写人物精神世界的笔墨强烈突出，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

但是司马迁的大多有关人物的本纪、世家、列传完全可以作为历史来读，与现代意义的传记文学几乎全面地囊括了文学笔法——诗歌的、散文的、戏剧的，尤其是小说的，还有所不同。

况且《史记》相当一部分传记作品的历史性高于文学性。

因此《史记》中的人物传记似乎属历史传记的范畴为适宜。

王观泉在《<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郁达夫传>自序及其他》一文中说过：

“我写郁达夫传，偏重于以准确为立传原则，既然是写真实的人物传记，就应当准确，重大事迹（包括重要细节）都要有据可查，不得含糊；写思想写气质写精神状态等抽象内容，也要经得起历史唯物主义检验，不得代传主‘假想’。

”

这里所言概括了历史传记的基本特征。

像朱庭光主编的《外国历史名人传》、郁达夫之子郁云著的《郁达夫传》和自传性质的《彭德怀自述》等均属历史传记。

B文学传记

也可称传记文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传记文学”条目指出：

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

①以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描写对象，所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许虚构。

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则可以运用想象或夸张，作一定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的特定逻辑。

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以虚构为主的小说。

②所写的人物生平经历必须具有相当的完整性。

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只写人物一事数事、突出性格某一方面的报告文学、人物特写等。

③它必须写出鲜明的人物形象，较生动的情节和语言，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普通的人物传记。

传记文学一般采用散文的形式和手法，有的和小说接近。

这里对传记文学与小说、与报告文学、与一般人物传的界说，阐述得十分精

当。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传记的主要撰写原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优秀的文学传记要如实地描绘有血有肉的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要坦诚地展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因此，必然要允许在生活细节上进行适度的想象与夸张，要允许符合真实人物心理活动发展逻辑的艺术加工。

在语言运动生动方面以生动传神的描写为主，追求语言的形象美和散文美，叙述语言还要渗透一种抒情气息，人物的对话和思维的语言应富有个性化的特点。

简言之，文学传记可以说是介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边缘性文体，材料的历史真实性与笔法的文学性要完美地相互结合，撰写成功十分不易。

国内不少文学家涉足于这种体裁，创作出相当数量的引人瞩目的作品，像自述传性质的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黄秋耘的《风云年华》、陈学昭的《难忘的岁月》等；他传性质的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尼土的《赵丹传》、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肖凤的《冰心传》等。

译作也多起来了，像李顿·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艾芙·居礼的《居礼夫人传》、安·特洛亚在《伟大的叛逆者——雨果》和埃立克·伯根格伦的《诺贝尔传》等。

C传记小说

传记小说严格地说不属于传记文体，而应列为小说的一个分支；但因其与文学传记的分野有不大容易说清的一面，故而略作说明甚有必要。

一般地说文学传记可用小说笔法，局部还可能写的近乎小说，当然这里指的是采用小说的以外形、对话、行动、心理以及景物、环境和情节发展等描写手段来塑造活生生的传记人物形象；但是如果不进一步地阐述也容易把传记小说看作文学传记，因为小说或者小说笔法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虚构与想象，可以说没有虚构和想象就没有小说，也没有传记小说。

固然，传记小说冠以“传记”一词为限制语，那就必须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作主线，不过在这座小说的艺术殿堂里要是坐着两三个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假想”人物，要是在主线亦或支线上有一些“臆造”的、然而在当时历史环境中可能或应该发生的故事情节，要是对于某些真实细节进行了大幅度的艺术想象和夸张，那是不足为奇的，而且是完全符合传记小说的创作规律的。

因而这种带有传记色彩的小说，不妨用一个模糊数量的词语来表达，叫作真假参半（当然这不能机械地理解为真人真事和虚构臆说非得各占50%），是不能作为人物传记来阅读的。

这就好比《隋唐演义》，不能作《隋书》和《唐书》来阅读一样。

像亨利·特罗亚的《神秘沙荒——亚历山大一世》（通译为《神秘沙皇》）和《风流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

（他还有一本很精彩的《一号囚徒----伊凡六世》（1740-1741年在位，）整个一生都在伊丽莎白和叶卡杰琳娜的监禁中，最后在被人营救时惨遭荼毒……）

欧文·斯通的《弗洛伊德》、加尔·久尔吉·山道尔的《李斯特》等属于这类作品。

还有的是自传体的小说，像列夫·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等。

D画传

画传在中国大约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一种新兴的传记形态，之所以放在按笔法划分之中讲述，是因为它不仅以文笔，更要用画笔，主要以摄影语言符号（也有少量的绘画）组合成传主的生平业绩的经历系列。

在2003年策划出版《宋美龄画传》的师永刚先生谈到创设这种形式的初衷：

“我们想开创一种‘新传记体’，用客观的笔触与真实的图像，结构‘我们发现的历史’”。

他强调指出：

“这些照片是会说话的真实影像。

她远比我们的描写真实，也比我们发现的历史的解读方式真实。

因为照片保留着当时她的想象力与眼神，甚至当时的细节。

”这种新的传记形式，诚然是在传统的文字语言传记基础上形成的，但决不是在文字传记里加配几十幅图片，亦或给上百幅照片分别加添文字说明，即可称之为一种新的形式——画传。

这几年画传的出版达二三百部之多，但其体式并未形成规范，就写作而言只能提出一些原则的要求。

首先，既然是画传，那就要以图片或曰照片为主体，图片要具有真实感、直观感、现场感以及所渗透着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图片还要形成传主一生经历业绩的历史系列，至少传主经历的主要历史阶段，主要的业绩成就须有系列图片。

《宋美龄画传》就搜集从宋美龄幼年到她人去楼空的照片二百多幅。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系列图片，倘若没有形成系列，那就必然以文字传记为主体，那图片就成了传统传记的插图，那就算不上什么画传了。

其次，图文的相辅相成。

图片即便形成密度甚高的系列，也不可能把传主生平事迹全貌、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生活环境、周围相关的各类人物等等一一交代清楚，这就需要另有相关的文字资料作为补充。

《宋美龄画传》里就有研究宋美龄生平的专家林博文撰写的六万余言的宋美龄传略，着重描述了静态的照片所无法反映的传主业绩以及传主及其相关人物的的言论和行动，文辞精炼，真实客观。

另外就是与照片相配合的解说性文字，一方面观者无法从照片上看出来的时间、地点、姓名、身份……自然需要简括说明，另一方面也不妨增加一点儿评述性和幽默感。

比如宋美龄1948年在南京款待女性国民大会代表用餐的一张照片，就作了如下解说：

“终于可以喘口气坐下来吃东西了，还得一边注意会场的大小情况，有没有人被冷落了，每一桌的气氛是否都愉快？

，美龄一手拿着汤勺，要把汤凑进嘴里，眼睛却丝毫不在食物上，要当个称职的女主人，可能比到战场上冲锋冒险还要困难呢。

”

（3）从内容或取材上划分

A外传

原为古代的一种传记形式，指有别于列入家谱、列入史书的本传而言，多记

载本传以外的补充材料，所以取名外传或称别传。

这种形式至今沿用，但取材和写法有新的发展变化。

例如：

余雍和的《周旋外传》，虽然也记载了周旋一生的遭遇，但取材时有一些轶闻轶事，较多侧重于传主的私生活——几次不幸的婚变。

在写法上不像一般的传记那样主要从历史性角度处理材料，而是比较注意生动性、趣味性和幽默性。

其经历的时间、地点的序列和关联的交代也不是十分严谨的，常有跳跃之感。

如果说本传能了解一个人身世的全貌，给人以历史感；那么，通过外传或别传往往只能知晓一个人的某些特征或侧面，令人富有兴味之感。

这就是说外传或别传多选取故事性的材料，在写作时也较多地采用讲故事的方法。

缺乏妙趣横生的笔墨，也就失去了外传或别传的风味了。

再如：

傅湘源的《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外传》的写法就更为特殊。

一是把三个人的轶事纵横交错起来描写，成了外传之合传，二是采取了章回小说的笔法，通俗生动，可读性强。

不过，外传或别传既然称之为“传”，就必须做到真人真事，正如傅湘源的《青帮大亨·前言》所说的：

“《青帮大亨》每回所记之轶事，均以笔者的见闻和当时主事者的回忆口述为依据，并考证有关文字史料，特别是《邑庙札记》，力求做到持之有据，真实可靠。

在叙事中，力求做到直笔无隐，功罪昭然，保持历史的本来面貌。

”

还有的人物“秘史”或“秘闻”，有的也就是外传或别传，像奥克塔夫·奥布里的《拿破仑秘史》就是如此。

这部秘史的选材视角和写法很能代表外传或别传的基本特征，主要是通过拿破仑的私人生活、内心世界，展示他的个性气质，以及对其政治生活的影响，从而塑造出了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拿破仑，使人们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这一历史人物。

概乎言之，当今的外传或别传，在写法上有别于古代这类体裁了，以专写真实可靠的轶闻轶事、私人生活，追求故事和趣味性为其特征。

B评传

评传的根基还是传，当然要记载一个人的生平、思想、事业的历程，但对这些要有所深入全面的评论，以至于这种评述文字所占的比重要大于记实的篇幅。

换句话说，虽然二者缺一不可，但是“传”却作为“评”的依据而存在，“评”决定“传”的内容，评述性是其写作特色。

例如：

《巴尔扎克评传》的写作重点是研讨传主的思想和创作道路，特别是评价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

郑克鲁在《奥勃洛米耶夫斯基的<巴尔扎克评传>》一文中谈到这部著作的写作特点时指出：

在论述巴尔扎克各个阶段的创作时，作者首先分析作家每一个时期的思想和文艺特点，介绍时代背景；在具体分析作家重要作品时，作者着重阐述作家写作的题材的变化，写作手法的不同，人物形象塑造方法的发展以及提出与同时代作家的比较。

在评传当中不一定需要反映出传主的生平事迹的各个侧面，因而那些在写一般传记时可能是塑造人物的富有特征性和趣味性的材料，但只要对于评价这个人物的生活道路、思想历程和事业功过没有多大关系，评传往往略去不提或采用概括的笔墨。

一部评传的成功与价值不在于“传”的完整与细致，而主要是看其能否提供可作为评价人物的丰富材料，能否对人物身上众说纷坛的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创见，能否对人物事业方面的成败功过作出深入细致的剖析。

简言之，是看其“评”的深度和广度。

评传的写作在文学界比突出，曾庆瑞的《鲁迅评传》、彭定安的《鲁迅评传》、卜庆华的《郭沫若评传》、陈丹晨的《巴金评传》、杨匡汉和杨匡满的《艾青传论》、范伯群和曾华鹏的《冰心评传》、孔庆东的《金庸评传》、李星和孙见喜的《贾平凹评传》、洪治纲的《余华评传》、贺绍俊的《铁凝评传》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陈贻焮的《杜甫评传》分上、中、下三卷，在百万言以上，是一部规模空前之作，渗透着几十年研究的心血。

评传合集有《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等。

当然还有些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教育家的的传记，虽然只标作“传”，但其中有的评论色彩强烈，不妨也看作评传。

二、基本特征

任何一种文体都有个写得像不像的问题，常听说这种非议：

你的这首诗写得像散文，或者你把电影文学剧本写成了小说。

传记也是如此，你把它写成了报告文学，写成了家史，或者按一般回忆录的要求来写，都不行。

必须要写得像传记。

这就要全面地把握传记的基本特征：

真实性、准确性、整体性和历史性。

（一）真实性

真实性是传记的灵魂。

《李维汉同志谈烈士传记的真实性问题》一文指出：

“第一要真实，第二要真实，第三还是要真实。

真实，真实，再真实。

”如此强调传记的真实，可谓无以复加了，足见失真就意味着传记的灭亡了。

传记的真实性首要的是史实的真实可靠，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确有其言，确有其行，就连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内在变化，也要有根有据，不能任凭揣测。

且不说重要的事件不能虚构，添枝加叶，就是生活细节，对于历史传记来说，可以写得十分生动丰富，但也必须是实况写照，以逼真取胜，不能有丝毫的夸张和想象。

即便是文学传记，虽然允许在人物的生活细节方面和性格刻画方面可以做出适度的符合真人真事发展脉络的艺术加工，但也不能搀兑假人假事，不能虚构故事情节，特别是关键之处的情节。

一旦在文学传记中被人发现了虚假的东西，那就要使传记人物失去了光彩。

尼·伊·帕甫连科在《彼得大帝传·作者的话》中特别对此做出了强调的说明：

“读者在本书里读到的一切，完全出自那暴风雨般的几十年流传下来的各种史料：

彼得的书信、同时代人们的札记和回忆录、沙皇的诏令、各国外交官的情报、政治著作和审讯档案。

书中人物的言谈并非向壁虚构，而是史料记述的原话。

只在某些个别场合对史料的行文作了若干的改写。

”艾芙·居礼在《居礼夫人传·导言》里以凝练感人的笔墨描述了居礼夫人的业绩之后也讲过类似的话：

“这个故事极像神话，假如把它稍加装点，我以为简直就是罪过；所以我所叙述的事迹，都是我确实知道的，我不曾改换一句重要的言词，也不曾捏造过一件衣服的颜色，事情都确实曾发生，引用的语句也都的确说过。

”

既然传记也包括文学传记的真实性需要如此的尊重，而不能有任何虚构的东西，那么文学传记在进行适度的艺术加工时，这个“度”如何把握呢？

马良春在这方面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