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如何反腐败.docx

雍正如何反腐败.docx

《雍正如何反腐败.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雍正如何反腐败.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雍正如何反腐败

雍正如何反腐败

2016-09-13王志明

雍正朝反腐和整饬措施方面注重对各层官僚人事更换，切断关系链，同时注重审计，严格执法。

雍正朝有选择性反腐的倾向，即借反腐严惩政敌，同时对功臣后代、能干官员不时宽免。

雍正反腐收整饬之效后，及时收敛，宽免时间久远的案件和常规性贪腐行为。

雍正反腐和整饬使各项改革有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其反腐和改革效果显著，但也强化了专制、人治的政治倾向，是乾隆朝以后的中国缺乏创新动力的重要因素。

一

清雍正朝（1723—1735）为期13年，在“康乾盛世”百余年中为时短暂，但具有扭转康熙末年吏治废弛、开启乾隆新政的重大意义。

在野史和民间传说中，雍正多是以纂位、残杀、严酷的形象出现，这与民国以来反满、反专制的社会思潮有关。

自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对雍正的正面评价渐多，特别是《雍正皇帝》电视剧所塑造的雍正反腐形象，更是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可。

雍正形象的转变，与民众对国家治理能力提高的期盼心理有关，带有“实质性民主”的政治文化心理倾向。

“实质性民主”是与“程序民主”比较而言的。

程序民主源于洛克、熊彼特等人的政治民主理论，认为选举是政府唯一的合法性源泉，选举、票决的公开、公正是政治制度设计的要意。

与西方政治文化不同，中国民众广泛认为“有好民主才有好生活”，实际生活水平的高低是衡量政治是否“民主”的标准，期盼的是“仁政”、“善政”，不太关心政权的程序合法性，在乎的是实际的执政效果，这就是所谓“实质性民主”。

要言之，“实质性民主”实质上就是“民之主”、“为民作主”，即常言说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此即“王道”、“开明专制”，西方政治理论视之为“无害的权威”。

由于“实质性民主”的政治文化心理，中国人对杀兄排父的唐太宗李世民，对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宋太祖赵匡胤，历来赞誉有加。

对雍正继位“程序合法性”的遗忘，对雍正朝政绩的充分肯定，也是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心理的延续。

“程序民主”重法制，“实质性民主”重德治、个人魅力和“帝王术”，所以近代以来欧美政治史很重视宪法及其修正案，中国自秦始皇“大一统”以来政治则强调“明君”、“圣德”，历朝的反腐、整饬、改革成为政治史的主要话题，雍正反腐在这一历史大语境中十分瞩目。

在中国大一统历史上，王朝建立之初一般尚能刑清政简，与民休息，但到后来道德影响力递减，贪官污吏丛生，财政危机，政治不稳定。

财政与王朝的治乱兴衰关系尤为密切，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雍正整饬，解决财政问题都是其重要目标。

为化解危机，王朝中期一般都有较大规模的整饬与改革，如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开国100余年后，张居正改革是在明开国200余年后，雍正改革在清开国70余年后。

较之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的改革最有成效，雍正改革后清王朝尚延约190年，王安石变法后北宋约延90年（北宋灭亡没有内部革命的因素），张居正改革后明朝约延70年。

雍正改革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君权神圣，王安石、张居正只是依托君权行改革，反对者势力大，尤其是张居正死后险遭鞭尸，人亡政息。

此外，雍正注意平衡各派势力，而王安石、张居正则是不遗余力打击反对派，这也是改革成败的要因。

二

雍正以反腐、整饬、改革著称（我们今天所说的“改革”具有变革政治、经济等体制的含义，雍正朝语境中的“改革”主要是指改正错误）。

反腐是关键，吏治整饬后各项改革能顺势而为。

雍正厉行改革，但只做不说，从不打改革的旗号，对前任统治者康熙赞誉有加，上台时曾说：

“我皇考临御以来，良法美政，万世昭垂。

朕当永遵成宪，不敢稍有更张。

”雍正大动干戈反腐、整饬，主要是因为康熙留下的帝王基业已经受到贪官污吏的破坏。

康熙帝以宽容大度著称，深受士人好评，但他在位61年，年老懈怠，吏治松弛，“清官”日少。

由于腐败和“宽纵”，雍正继位时财政危机十分严重，户部库存银不足千万两，各级地方政府的银两和粮食库存也都严重不足，社会和政治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库银和粮食亏空，是传统财政思想造成的。

中国历代统治者标榜“仁政”，国家规定的税率很低，以显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表面上看国家吸取能力不强。

由于财政不充裕，给官员的报酬也就不高，如清代县令年薪只有45两银。

县令一般还聘请幕僚和各种协助人员，他们的薪酬也是由县令自掏腰包支付。

为维持开销，即使“清官”也需私自征派、侵蚀，朝廷也默许他们这样做，如广东提督万际瑞告发碣石镇总兵陈良弼勒索每对渔船8两银，雍正“颇不以为然”，还教训万际瑞要爱惜历练之员。

这种制度是让皇帝和朝廷做好人，让官吏做坏人，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但中饱超过一定限度时即表现为“腐败”，过度的腐败会造成国库空虚，吏治废弛，影响政治稳定，必须整饬。

当皇帝整饬腐败时，更能得到百姓的拥护。

三

雍正朝整饬亏空和腐败，各种措施都很得力。

其一是官僚人事大调整。

因为官僚之间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特别是都对上级行贿，如江苏巡抚吴存礼亏空45万余两库银，分送给219人，其中包括大学士5人，部院尚书、侍郎30人，王公贵戚14人。

官员各种形式的“借”、“挪”公款都不准备归还，各类克扣、盘剥、勒索所得钱财也都是利益共享，进行人事大调整对打破关系链、利益链是必要手段。

刚继位半年，雍正帝就更调直省的巡抚10人，各省主管经济工作的布政使被大量撤换。

整饬具体省份时，府县中下级官员也被大量撤换。

如杨文乾受皇帝委托查福建钱粮其间，知府、同知、通判以及知州、县令各官共80员内（不含台湾府），因题参革职、勒令解任、改教职、休致等去任者多达50余员。

雍正朝人事调整的另一特点钦差、特派、“空降”官员到地方任职。

钦差和特派的官员，多是皇帝信得过的猛吏，反腐很得力。

这些人员往往不以“特派”的身份出现，而是以铨选形式到地方临时性任职。

如整饬福建时，核心人物是“藩邸旧人”、福建布政使沈廷正，以及宠臣杨文乾，他们受皇帝旨意不遗余力打击福建全省官僚，在整顿后讯速调离。

为突破地方官的关系链，雍正还将不少郎中、员外郎、御史、给事中等各部院的朝官空降任职地方知府。

县级单位太多，200余府级单位便于掌控，这也是加强中央集权、反腐整饬的手段。

雍正朝整饬亏空和腐败的第三大措施是严格审计，注重用密折沟通信息。

雍正特设会考府负责审计中央各部门，地方审计则由督抚大员负责。

会考府由怡亲王允祥等负责，权高各部之上。

在雍正支持下，会考府不畏权贵，秉公奏销，还查出户部亏空250万两银，责令由尚书到主事各级官员分赔。

地方审计表现最积极的为河南巡抚田文镜，因审计反贪得力，后调任山东巡抚，主持山东的审计和整饬工作。

审计和反贪极机密，一般多是用“密折”沟通信息。

臣僚和百官通过正规渠道上奏的报告手续繁琐，且不少是假大空的官样文章，雍正皇帝为了解下情，鼓励臣僚具折直接向自己汇报情况，私密性极强，故称“密折”。

皇帝在密折上须用红色朱砂颜料批注意见，通常又称“朱批谕旨”。

雍正朝为时不长，但所存“密折”数量超过其他清代帝王，“密折”所涉反腐记录和皇帝的指导意见内容很多。

四

雍正朝反腐、整饬带有借机打击政敌的倾向。

雍正继位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其兄弟“皇八子”允禩、“皇十四子” 胤禵是皇位主要竞争对手，这些政敌及其党羽曾散布谣言攻击诽谤雍正，显然要被重点整饬。

雍正在继位次年说胤禵“在军前混用钱粮，以致亏空。

今不还补正项，私自忘费。

又因伊妻病故，欲造金塔每赏人，动用千金，其意不过欲花费罄尽，无可追赔耳。

” 胤禵军功卓著，贪劣并不明显，雍正指责他贪污的细节，不过是加重打击力度。

“皇十子”允【ネ我】曾与夺位诸兄结党，后以贪赃被抄家，查出现银60余万两。

更有甚者，“皇九子”允禟为“皇八子”同党，江苏无锡进士秦道然不过曾代允禟料理家务，雍正断定他品行贪劣，命抄家取10万两银充甘肃军饷，结果所有家常不足1万两银。

对继位威胁不大的兄弟们，雍正在反腐时也区别对待。

如“皇三子”允祉虽然曾“党附”皇八子、十四子，但不是主要成员。

允祉被查“在皇考时侵币婪赃，逋欠累累”，但追迫不紧，雍正甚至还“恐其完公之后家计未能充裕，两次共赐银十五万两，俾其饶足。

而允祉每以该旗该部催追数百两、数千两之处琐屑渎奏，怨忿不平，朕皆宽宥之。

”雍正对“皇十二子”允祹也较为不满，责令他赔补任内务府总管时的亏空银两，允祹“乃将器用小物铺列大街出卖，以示穷促”。

论者皆以为雍正反腐极严，连兄弟允祹都不放过，被迫当街卖物抵欠，其实允祹的行为是抵赖拒赔，雍正对这类兄弟都有宽免示恩的一面。

借反腐加重打击年羹尧和隆科多也是著名的案例。

二人都是雍正至亲宠臣，拥立雍正继位有功。

隆科多掌握禁军，系雍正舅舅，但他专断揽权，居功自傲，甚至以诸葛亮自比，又对雍正政敌有同情心，这是雍正决不能容忍。

隆科多囚禁后，贪赃银数十万两被揭报，全部家产抵补尚不足，官方另向其家人追赔。

候选州同佟世杰曾向隆科多家人借贷银两，亦令归还赔补，如果期限内未补足则将佟世杰抄家论罪。

年羹尧为雍正年妃之兄，又是“藩邸旧人”，但擅作威福，百官见他须下跪。

雍正特别强调年羹尧的贪罪，说他“赃私且至数百万”，而鳌拜贪污2000两银就“罪应伏诛”，将年羹尧正法根本不算严刑。

直隶巡抚李维钧在雍正初政时推行“摊丁入亩”有功，但雍正将厌恶他与年羹尧交密，查出他侵欠直隶库银数十万两，浙江总督李卫在李维钧家乡浙江嘉兴不遗余力抄家抵赔。

因为这些反腐事例带有打击政敌的意图，人们倾向将有关案件进行政治化联想。

如曹雪芹幼年遭抄家，论者或猜想是因为曹家与“皇八子”势力有联系。

其实曹家作为内务府官员，为皇室人员服务只是日常工作。

整体而言，雍正朝选择性反腐不十分明显，但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其选择性，这就是对功臣、宠臣、勤勉能干官员腐败行为的容忍和宽免，这一方面多被人们所忽略。

五

雍正反腐在有清一代最为彻底，其反腐力度在大一统历史上也很罕见，但反腐的最终目的是维护政治稳定，不会因反腐而破坏既有政治资源，因此宽容和默认了不少腐败现象，并非如时下历史反腐题材的文学作品所虚构、宣扬的那样完全彻底。

雍正反腐的让步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宽免案发时间久的事件。

雍正上台前三年打击腐败力度最强，当取得一定反腐效果、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后，见好就收，不少康熙朝发生的贪腐案件得到宽免，雍正五年以后赦免事例逐渐增多。

雍正八年皇帝披露自己的政策底线：

“若果人心知儆，旧习渐除，令朕可以施宽大之政，乃朕之至愿也。

此意系朕于元年二月间即屡向左右大臣等密言之者。

今观各省吏治虽未必能彻底澄清，而公然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亦觉甚少。

是众人悛改之象与朕期望之意相符，不至于不可化诲，亦可以遂朕宽宥之初心矣。

”但雍正四年以后胆敢再犯者不准宽免，关系到军务钱粮等要案虽在雍正三年以也不豁免。

所谓“远年承追之项”，从历史记录看主要是康熙五十一年前的欠项。

京师仓场亏空十分严重，雍正曾责令康熙六十年仓监督分赔以前数十万亏折米石。

在六年底雍正取消了这一追查令，甚至将那些已经赔补的“照数给还”。

让步第二大表现是优先宽免功臣后代的贪腐事件。

如柳国勋在任湖北驿盐道时，扣存工料工食银等14000余两为己有，雍正七年因其“先世效忠殉难”豁免。

雍正还特别强调，嵇曾筠父、钱以垲祖，以及赵申乔、杨宗仁等人都是功臣，“其任内一切应赔银两”皆宽免，不由其子孙赔补。

并命通查八旗功臣之后犯案者，共查得62员，名下应追未完银两共54万、金500两、米1721石，皆用内库银两照数拔补代为完项，本来拟流放、监候、妻子家属入辛者库等罪者也概行宽释。

 所谓“内库”为皇室专用银库，皆取之于民，用内库银还项完全是笼络示恩。

雍正朝后期对功臣后裔更为开恩，如雍正十年大学士马尔赛贪赃败露时，雍正念其为勋臣世家，多次为他“暗为消弭”，不仅暗销数万两赃银，还“赐币金以固其操守”。

让步第三大表现是保全有才能的官员。

王士俊是雍正赏识的人才，他在广东肇高雷廉道任内隐匿羡余银两，署广东总督阿克敦上奏要求革职追查，雍正知情后说：

“向来各处税银为地方官隐匿私用者，相延已久，乃通省之小弊，”并责备阿克敦不为国家爱惜人才。

据福建巡抚常赉告发，宠臣杨文乾在广东巡抚任内私设海关收税，又匿报侵吞国家海关税银，并勒索外国商人和国内出洋贸易人员，非法所得30余万两银。

对这样的巨贪雍正不加刑罚，反在批判教育后还指派他到福建省清查历年已久的粮食亏空案，居然成为领导福建肃贪的首要人物。

雍正还因儿子才能而宽免父亲追项，如山西按察使蒋泂为雍正赏识的能吏，其父蒋陈锡应追赔银230余万两，雍正大为豁免，仅赔20余万两了结。

蒋泂谢恩时，雍正激励他说：

“勉励为国家柱石之臣，有以利益社稷苍生，方为不负朕之格外施恩耳”。

此外，雍正向文武百官让步的事例也很普遍。

如八旗武官以兵丁生活需要名义向国库借钱不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雍正六年规定凡数在2千两以下者一概宽免，这项恩免政策使武官受益颇广。

镶红旗和镶蓝旗为保护本旗贪官的既得利益，抗拒、拖延清查案件，雍正于七年命犯案者认罪检讨，一概免追。

 雍正十年，雍正对八旗官吏和民人“远年之案”进行大范围赦免。

雍正在登基之初，曾命怡亲王允祥清查户部亏缺250余万两银，但只追还十之一、二。

允祥奏请以“余平饭银”（户部官员的一项生活补贴）陆续代为完补，到雍正八年陆续补完十之八、九，其余皆宽免。

六

反腐和整饬使雍正朝其他各项改革有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雍正朝改革力度大，乾隆朝逐渐将这些改革常态化、制度化，为清朝稳定奠定了基础。

雍正朝改革全方位，除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外，其他重要的改革有财经领域的摊丁入亩，行政领域的改土归流，政治领域的军机处设立和皇位继承“密建皇储”制度改革等等，影响都很深远。

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防腐的重要措施，也是向官僚让步的体现。

所谓“耗羡”也是朝廷许可的。

州县官员在征收的地丁银散碎银两时，须按规定成色和分量重新熔化打造上交，其中的损耗另征，即“火耗”。

漕粮征收、保管和运输过程中也有损耗，如雀啄鼠啃即为“鼠雀耗”，运钱人力支付即为“脚耗”。

征收“耗羡”无统一标准，各地相差很大，如山西省正税一两火耗达为三、四钱，河南、山东多达到八钱。

这些耗羡为州县官的“小金库”，自肥外也有办公开销、巴结上司、沟通左右等等支出。

雍正二（1724）年实行的“耗羡归公”规定由国家统一标准征收“耗羡”，以省为单位，州县所征皆上交省库国库，这样州县官即使多征也不能自肥，对百姓搜刮有所减缓。

耗羡归公后，再按标准公开发给各级官员费用，即所谓“养廉”。

这样，督抚、道府、州县各官的实际收入大增，如知县的养廉银有的高达2千余两，是正俸四五十倍。

归公的“耗羡”一部分也用来抵补地方亏空，这样国家的财政有了保障，官员的腐败又有所抑制，可见此项改革利国利民。

因地方官养廉银较多，京官竞相到地方任职，此为雍正朝以后清代选官的一大特点。

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稳定了官僚队伍；摊丁入亩沿袭了唐两税法和明代一条鞭法，目的是保障财政；改土归流使云贵地区深度整合到中央政府；军机处架空了相权，加强了皇帝的决策权；“密建皇储”保障了皇权的平稳过度。

这一切改革都利于皇权和中央集权的加强，使秦以来大一统帝国的政治运作模式更为完善。

七

雍正反腐与改革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但也突出了专制、人治这一传统政治性格的弊端，挫伤了官员的行政主动性，官员的依附人格更突出，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受到打击。

雍正朝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反不如康熙时代，禁止天主教传播，对民间信仰也有很多限制，而且屡兴文字狱，限制绅士的社会活动空间，这一切严重摧残了思想和社会活力，是乾隆朝以后的中国缺乏创新动力的重要因素。

从世界眼光看，雍正时代现代西方文明方兴未艾。

英国早已完成了“光荣革命”，洛克的民主政治理论在西方世界已有广泛的影响，雍正在位前后英国已经由第一任首相罗伯特·华尔波尔执政（1721－1742）。

俄国彼得一世去世后，继任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执政时间为1725—1727）还继续着学习西方的改革。

法国虽然还处于“绝对国家”时代，但教会和封建主势力、以及司法系统的权力制约着王权，资产阶级正在兴起，宫廷对各种思想也有较大的包容度。

同时代的雍正王朝在思想和社会包容度方面还不如康熙时期，这种极权、专断、人治的政治传统在乾隆以后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阻力。

雍正反腐和改革的成功，皇权和中央集权是其重要保障。

晚清洋务运动、变法和新政的失败，重要因素是太平天国后中央权威的衰落。

中央权威的衰落也为西学东渐、地方自治等新思潮和政治民主化提供较契机，但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没有重要改变，在重塑中央权威的历史进程中，皇权思想不断催生新独裁者，这就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困境所在。

作者:

王志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