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传统文献学术史论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研究的关系与出路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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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传统文献学术史论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研究的关系与出路一

出土文献?

传统文献?

学术史——论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研究的关系与出路

（一）

【内容提要】

屈原特殊的身份、个性、遭遇、追求，决定了“楚辞”的政治学意义与丰富、生动的古史信息。

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我们，以考古新发现、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是“楚辞学”学科建设与深化的必然途径，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探讨与尝试。

楚文化的研究正处在动态发展之中，逐步明晰了出土文物与传统文献的关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

在楚文化与楚辞两个密切相关、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应该强调楚文化与楚辞的双向互证。

一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特征：

楚辞是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20世纪20年代李济主持的考古发掘，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迈出了第一步；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则奠定理论基础。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周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指出四大发现：

第一，1898—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史”观不攻自破；第二，西域木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的根本认识；第三，敦煌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经书和唐史的许多认识；第四，清代内阁大库三千多麻袋档案被罗振玉抢救，使人们对明清史研究的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同时，王国维又以四大发现为例证，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勾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①。

我们还可以通过商代先公先王的考证，尤其是王亥、王恒、上甲微的考证——这一典型的常常为后人称道的“案例”作些分析。

第一，在王国维之前，清代学者（主要是楚辞学者）已经作过理论研究，提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

《楚辞?

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

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四句之释，是一个历史疑案。

清代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管城硕记》指出，“该”，为冥子垓，是即该也②。

刘梦鹏据《左传》、《竹书》、《山经》指出“该”即殷先公之“王亥”，“有扈”为“有易”之讹，“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即王亥败于有易，有易“困辱之，使为牧竖”③。

第二，一百多年后，王国维据甲骨卜辞进一步证成其说，断定卜辞中的王亥，亦即《山海经》之王亥、《竹书纪年》之殷侯子亥。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云：

季亦殷之先公，即冥是也。

楚辞《天问》曰：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曰：

“恒秉季德”，则该与恒皆季之子，该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见于卜辞。

则卜辞之季，亦当是王亥之父冥也④。

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

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

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

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

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⑤。

王国维又说：

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

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

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当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

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解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所当同声称快也⑥。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指出，“商代的王位是‘兄终弟及'，这是在历史上有明文的”⑦。

卜辞和楚辞所记殷先公，有亥、恒兄弟相继为王的事实，正是这一制度的反映。

而《殷本纪》省去了恒，由亥的儿子上甲微直接继承王位，这正是周代父子嫡长继承制的反映。

第三，王国维的结论还不完备，楚辞学者张崇琛复据《楚辞?

天问》圆通其说，恢复历史原貌。

张崇琛《〈天问〉中所见之殷先王事迹》指出，《世本》、《史记》既漏载恒一世，则不得不以微为亥子；王国维将恒补入，却又不知微即恒子。

于是，张氏依据《天问》并结合甲骨卜辞及先秦有关典籍，将历来鲜为人知的殷代先王恒的事迹作了较为系统的勾勒，并考定上甲微为恒之子，而非传统所说的亥之子，可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之不足⑧。

第四，关于殷代先公亥、恒、上甲微的系列考证，最有力的资料是卜辞与楚辞。

所以，王国维进而推论，“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

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

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⑨。

这一典型“案例”说明，中国考古学的民族特征，决定了楚辞在考古学、古史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而楚辞之所以能够成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则是与楚辞本身具有丰厚的上古史内涵分不开的。

作为一位失败的政治家、一位成功的政治型诗人，屈原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同时又具有浓烈得近乎狂热的从政热情，加之“自以为才能高超的贵族性、复杂政治生活的幻想性、企望权位官阶的高层性”，极其短暂的从政经历与始所未料的挫折，给屈原身心造成极大的创伤。

他自以为“竭知尽忠，而蔽鄣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卜居》），满腔的悲愤与委屈，上下求索与君王不寤的无奈，“定格”在一生的倾诉与追求之中。

司马迁《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曾分析屈原创作目的，“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基此，屈原的表白、倾诉、泄愤、舒愁、发问、追求，采用了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

从内心转向外物，从大地转向苍穹，从现实转向历史，通过时空转换，将视野投向遥远的神话、传说。

因此，屈原作品从不涉及自己的家庭情况，从不直接涉及当时的国家大事，从来不涉及先秦诸子。

反复出现的人物与事件，基本上集中于君王系列、忠贤系列，或“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班固《离骚赞序》），或“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王逸《楚辞章句?

离骚经序》）。

同时，屈原还提到了一些前贤，如挚（伊尹）、咎繇（皋陶）、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往往吟唱他们生得其时，羡慕他们巧遇明君，向往他们有所作为；又提到不少“前修”，如伯夷、比干、梅伯、箕子、彭咸、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往往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佩服他们的忠而死节，追迹他们的以身殉节⑩——这就是屈原作品充盈历史要素，尤其是上古史信息的主观原因。

姜亮夫《屈原赋中的北学》曾列举十五例说明“屈赋所说到的许多史实（应当说传说），都与《诗经》《书经》《左氏传》相同或相似”，并说，“屈子所传殷的先公先王比北土所传翔实，孔子说夏殷之礼文献不足，而《天问》所传夏殷史实较儒家所传为多”11。

郭沫若曾经这样评价《天问》：

“这篇文字在研究中国的古代史上可以说是极重要的一项资料，它替我们保存下了无数古代的神话传说，可惜直到现在有好些都还不得其解”。

“单就它替我们保存下来的真实的史料而言，也足抵得过五百篇《尚书》”12。

孙作云通过十个例证说明，“做为史料的源泉，《天问》对于我们研究上古史，特别是氏族社会末期史，及从氏族发展到国家的历史，是有很大贡献的”。

“根据《天问》中所保存的神话传说，可以恢复或部分地恢复我国氏族社会末期史，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甚至于一部分阶级社会史”13。

林庚认为，《天问》是古代传说中的一部兴亡史诗，“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从中可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的面影”14。

面对楚辞丰富的古史信息，郭沫若、孙作云等前辈学者均已自觉意识到：

应该用考古材料与楚辞相印证，以再现古史原貌，纠正文献记载的讹错，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

正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新版引言》所述，“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15。

要之，屈原特殊的身份、个性、遭遇、追求，决定了楚辞的政治学意义与丰富、生动的古史信息；而楚辞拥有的古史系统与“版本”价值，则使楚辞成为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由于古史研究对考古学的过于依赖，也导致了楚辞在古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

有时，仅仅是楚辞与考古发现互证，即能担当证史或补史之重任。

二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

利用出土文献是学科深化的必然途径

楚辞研究肇源于贾谊与刘安，奠基于司马迁。

1977年以来，这一专题研究似乎进入了饱和鼎盛期。

据笔者统计，1985—1997年之间，出版楚辞研究著作132种，与楚辞有关或包括楚辞成果的著作105种；1900—1994年，发表楚辞研究论文4483篇，其中1977—1994年，发表3302篇16。

另外，西汉至清代，有楚辞著作138种；1900—2005年之间，出版楚辞著作882种。

因此，楚辞研究成果极为丰硕，累积至今，著作超过1000种，论文超过5000篇。

而在选题上，正如张志岳所说，“楚辞和屈原的研究在学术领域内一直是热门，凡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差不多都已经有人论证过，要前进一步很不容易”17。

但是，楚辞研究的效益，并不尽如人意：

一代代的研究者都在反驳、纠正或补充前人的说法；而他们自己又受到后代或同时代人的反驳、纠正或补充。

各家往往各言其是，虽然有一些证据，但合起来则相互龃龉。

论文发表虽然很多，而能被广泛接受的结论甚少。

每个个体总是虔诚地认为自己最了解屈原及其作品，而排斥甚至嘲弄他人成果，但同时代的人或后人对他的“独得之秘”往往不买账，目前研究中的这一困惑正是清代各逞臆说、言人人殊的延续，又可追溯到宋代义理探求在方法论上的不足18。

对于这一特殊的学术现象，不少学者试图作过解释。

崔富章指出：

楚辞不是偶然发生的孤立的文学现象，而它本身几乎是楚国社会生活的缩影，涉及到许多学科，需要作综合考察，而研究者往往显得功力不足，认识不足19。

对此，比如姜亮夫强调综合研究，其《楚辞通故?

自叙》云：

欲证史、语两者之关涉，自本体本质，有不能说明，于是而必需借助于其他科学，乃能透达者，故往往一词一义之标举推阐，大体综合各社会诸科，乃觉昭晰，举凡：

一、历史统计学，二、古史学，三、古社会学，四、民族学，五、民俗学，六、语言学，七、地理学，八、古器物学，九、古文字学，十、考古学，十一、汉语语音学，十二、哲学、逻辑学，乃至于浅近之自然科学，为余常识之所能及者，咸在征采之列，稍有发正，往往揉磨诸学于语言、历史中得结论，而求其当意20。

姜氏所述之“古史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尤为学界所重，以考古新发现、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即王国维《古史新证》提出的“二重证据法”：

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互相印证。

陈直先生提出“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1958年对其少作《楚辞拾遗》重加校补，其《自序》强调：

自1940年长沙战国时楚墓葬陆续被盗，后经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之正式发掘，所出铜、玉、漆、陶、竹、木各器，其花纹、绘画、雕刻，无不精致绝伦。

加以前此寿春所出各铜器，去年信阳所出漆器、竹简等，楚国文物，灿然大备。

知楚国由于经济之发展，反映出文化之高度成就，与屈原之作品，有互相联带不可分割之关系21。

于省吾在《泽螺居楚辞新证?

序言》中指出：

清代学者对于先秦典籍中文字、声韵、训诂的研究，基本上以《尔雅》、《说文》、《广雅》为主。

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的大量出土，我们就应该以清代和清代以前的考证成果为基础，进一步结合考古资料，以研究先秦典籍中的义训症结问题。

换句话说，就是用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近的地下所发现的文字和文物与典籍互证22。

基此，于先生的《泽螺居楚辞新证》为了解释楚辞若干字句上的义训问题，“多半取证于周代尤其是晚周的文字或文物”。

朱季海根据荆楚、淮楚之间的方言、风土、习俗等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从校勘、训诂、谣俗、名物、音韵等方面，对楚辞作研究，“务使楚事、楚言，一归诸楚。

其有明文者，必征其始；其无明文者，亦以参伍而知之”23。

汤炳正善于运用地下出土文物与楚辞文献相印证，为其治学之显著特征，比较突出的例子有：

利用陕西临潼出土利簋铭文“岁鼎克”、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五星占》推算屈原的出生时间24，利用安徽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句批驳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怪论25，利用包山楚简探讨《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26，据曾侯乙墓竹简考证“左徒”与“登徒”之同异27，据曾侯乙墓棺画研究《招魂》中的“土伯”28，以及《天问》“顾菟在腹”别解29，均新颖可喜，令人惊异。

至于字义训诂之间，亦注重文物资料的佐证，也有不少创获30，被有的学者称为“泰山不移”31。

此外，何剑熏《楚辞新诂》比较关注考古新材料，并及时采用来破释楚辞疑难，如《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畹，王逸注为“十二亩”，班固云“三十亩”，又有人说“二十亩”，莫衷一是。

何氏引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残简“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等出土成果，证明“半亩为畹”。

从而使千年争讼，一锤定音。

赵逵夫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与屈赋比喻象征研究，唐勒赋残简校释与《远游》作者研究，以及泰安铜缶铭文、曾侯乙墓竹简与“左徒”研究，包山楚简、长沙铜量铭文等与战国屈氏世系研究等。

汤漳平有楚墓竹简与《九歌》研究、唐勒赋残简与宋玉作品真伪研究、两周金文与楚文学渊源研究等，还出版了专着《出土文献与〈楚辞?

九歌〉》。

至于萧兵运用马王堆帛画研究楚辞神话、曲宗瑜利用出土文物研究《离骚》、《哀郢》的产生年代，郭在贻以马王堆汉墓漆棺画考释《招魂》之“土伯九约”，刘信芳运用秦简《日书》研究屈原生辰的宗教意义、利用包山楚简研究《九歌》等，亦值得重视。

又，黄灵庚公开标举“二重证据法”，据楚汉简帛文字诠释屈宋辞赋，复取证于传世文献，着《楚辞简帛释证》，“发明前贤剩义”，在文字笺释方面，获得较大进展，对于学科建设亦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于屈原生平、仕履的考述，本人也作了一系列考证，撰有专着《屈原考古新证》，发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兼论屈原生平研究》、《屈原仕履考》、《屈原考古研究的时代内涵与实证基础》、《出土文献与屈原研究》、《三闾渊源考》等论文。

但从总体来看，尤其是与出土文献的丰富多彩相比，利用出土文献与考古成果研究楚辞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了解与掌握考古信息还不够全面。

据陈桐生《二十世纪楚辞考古文献著述表》，列出海内外学者著作论文，仅61种，其中还包括部分楚墓、楚简、汉墓、汉简、帛画的原始资料。

但是，大量的出土文献（主要是简牍帛书）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而整理出版比较滞后，有的简帛资料出土之后，整理出版长达20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1973年出土，至今才出版壹、叁、肆三册，专业研究成果的出版又在其后，比如《马王堆简帛文字编》，至2001年才出版。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老一辈学者未能看到及运用近30年来的数量巨大的出土文献，这是历史造成的学术遗憾。

而大部分中青年学者往往理论上认为重要，而难以突破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显得功力不足。

因为出土文献涉及到多个学科，面广量大，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学者，往往望而生畏，不敢问津。

一些敢于尝试的楚辞学者，基本上是利用考古学界现成的结论，而缺乏评判鉴别的学科能力。

当然，考古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的专家，亦熟悉楚辞，他们也注意到出土文献与楚辞的关系、作用，但他们往往居高临下，点到为止，有时仅仅是一种怀疑与推测，比如，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竹简报告，涉及“唐勒赋”残简仅云：

“唐勒宋玉论驭赋（疑为宋玉赋佚篇）”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