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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杨振之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与乡村度假地的规划设计
杨振之
（根据2010年4月10日在全国旅游景区建设第十二期景区培训班上的录音整理）
首先，我代表成都的市民们欢迎大家来到成都。
我们这次景区培训班的主题就是“景区提升平台，技术交流课堂”，之前我已经多次给大家上过课，今天又在成都见到大家，很高兴。
今天听课的人很多，后边的学员可能连PPT都看不清，更难看见我的面容。
我想“听其声如见其人”就行了。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乡村让城市更向往”，副标题是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及乡村度假地的规划，这是国家旅游局去年给我的研究课题。
研究专著还有十多天就可以出版了，书名为《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的研究我写了很多文章，主要是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土地的流转、城乡统筹中乡村的发展怎么进行整治和村落的保护、乡村的意境如何保留下去。
我曾经在专著中提出了“原乡规划”的概念，以后的城乡发展应该走原乡规划的道路，不能在城市发展出现千城一面后，到乡村发展时也是千村一面。
我认为我们现在发展乡村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毁灭乡村的非物质文化，毁灭乡村的意境和村落。
现在看来乡村的发展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历史性的机遇，但同时还也是对乡村的毁坏。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乡村未来的发展与乡村旅游之间的关系。
同时，成都和重庆是作为国务院的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我们在土地利用制度上做了很多探索，已经做了五年的探索。
也就是在国务院不准大量搞小产权房的时候，成都已经在搞，而且搞得很符合法规。
土地在流转过程中，乡村旅游获得了升级。
我今天讲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乡村旅游的发展历程，我简单勾勒一下，因为成都是乡村旅游的起源地，实质上成都已经经历了三代发展历程。
我们要去红砂村看的成都五朵金花其实是第二代产品。
然后我再说一下乡村发展的问题，最后我要讲一下转型升级的目标。
首先我想勾勒一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历程。
这个历程第一个阶段就是起源于成都郊区，在我们郫县、温江、都江堰一带。
现在他们真的很厉害，一会说郫县是发源地，一会说温江是发源地。
其实我认为就在成都的郊区，龙泉地区也是发源地，时间就在80年代的中期，大概85，86年，那个时候主要是依托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村落，一天消费很低，20至30块钱，然后在农家吃一顿饭两顿饭，产品形式非常单一，那时候对成都人来说最好，十块钱打一天麻将，斗一天地主。
所以很多人都批评成都，消费这么少，乡村旅游这么低怎么能行？
待会我再讲第二代第三代农家乐，乡村旅游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80年代中期，我觉得打麻将也不是一件坏事。
现在我们在中国的死海正规划设计一个项目，死海离成都只有一个小时，我们正在给它规划设计中国麻将城，右边是中国死海，左边是麻将城。
这个项目发展起来也非常漂亮，那里就是成都重庆打麻将的好地方。
那个地方正好从重庆过来一个半小时，从成都过去一个小时。
而且以后还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一个中转站。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准备做麻将城，而且我们这个麻将城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所以下一次你们来可以带你们到中国麻将城去打麻将。
言归正传，实质上就是80年代中期消费很低，产品也很单一，那时候政府和投资商的规划根本没建立起来。
这个时候主要是依托田园风光来做的农家乐。
目前在很多省市地区，很多城市周边还保持在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其代表就是你们下午要去看的红砂村。
已经开始进行统一的规划，统一的管理，农业进行了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发展。
这个时候的红砂村发展，是由锦江区政府的区长亲自抓起来的，我们是作为专家参与论证。
由锦江区来投入道路和基础设施，水、电、气等。
这个村落的改造由锦江区政府投入，投入以后就开始流转一部分土地。
其实中国农村的土地流转是从红砂村开始的，他们从90年代的后期就开始探讨，怎么流转呢？
因为这个地方的农业产业基础主要是生产花卉，我们知道成都这个天气也不是很好，太阳出的也很少，花卉长得也不是很好，比不上昆明。
但是，红砂村就是成都的花卉基地。
每天早晨五点钟花卉批发市场就开始了，从红砂村批发到城里零售市场售卖。
红砂村就成为花卉的生产基地和销售基地。
依托这个当时还搞了个花卉博览会，以博览会作为一个契机做规划和开发。
开发的过程中采取了几种方式：
一个是对农民的村落进行了一个改造，村落的改造实质上是比较失败的，它其实是对文化的一个破坏，我已经写了很多篇文章在批判他们。
听说你们明天还安排了要去看洛带，洛带古镇我待会可以讲，那个案例是我做的，做了六年才给它做起来。
从龙泉山到红砂村整个叫成都的东山，就是龙泉山脉，是客家人的聚居地。
你们要去看的红砂村，其中70%是客家人，以前我就在那个山上读书，在那里读书时就发现全是客家人，而且这个地方种花的历史可以延续到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当时有几家花园叫王家花园、李家花园，这些是给清代宫廷做花卉培养盆景的。
王家花园一直是给康熙皇帝进贡盆景的，他的盆景做的很好，所以一代一代传下来，但是这些东西你现在去看就看不到了。
因为在整个的规划开发过程中已经全部被毁掉，以前全是客家的村落，待会我要给你们讲客家村落是什么样子的。
后来他们由于疏于论证，就完全搞成川西的民居，虽然住的是客家人但是却没有客家符号了，客家文化也没有传承下来。
但是有一点他做了很大的探索，就是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营销，而且对院落进行了统一的环境整治，村落的整治。
所以农民收入也提高了，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招商引资，就是把一部分的村落进行土地的流转，让有些农民集中居住。
我们知道宅基地就是农村的公用地进行流转，流转出来以后进行招商引资。
所以大量的园林公司和花卉公司就进去了，进去以后他们主要做园林、花卉加餐饮，又做花卉又做餐饮，但是这一部分开发商他们没有所有权，他们是和农民签合同或者和村委会签合同，获得了几十年的租赁权，这是一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就是采取农民和投资商合股的形式，农民是保底分红，比如以前农民一亩地要收获一千斤大米，也就是差不多1000-1200块钱，这是保底的。
也就是说，开发商进来后，农民可以联合起来给开发商几十亩地，即把这几十亩地流转出来，让他们做园林做餐饮，开发商给农民每亩地1000-1200的保底，同时，农民把土地租赁给他们以后，也可以给农民分配一定的股份，让其分红。
而有些直接给租金，有些则是租金+分红等，现在对这些流转方式已经进行了一些探讨。
所以，土地流转在后期一些乡村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这个时候我们更像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就像当时邓小平和赵紫阳在四川广汉和安徽凤阳搞那个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一样，那个时候的土地流转其实就是从乡村和其它几个景点开始的。
那个时候的土地流转，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非法的。
因为在我国的宪法体制上面，我们国家农民土地的所有制是国有制，是属于集体所有制的。
国家后来出的物权法，解决两个问题，要么是公，要么是私，对于那些非公非私的产权所有，如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是没有办法鉴定的，这个所有制是村委会的，是农村的一个基层组织来决定的。
按照我们国家现在发展方向，如果在三农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在土地制度上不进行改革的话，很难有资本进入农村。
说穿了，中国农村要现代化，中国农业要形成集约化的发展，要进行农村制度的变革，首先是土地制度变革。
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解放了生产力，但是下一步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是重点，因为如果农村土地不变革，投资商进不去，经济也就难以得到发展。
事实上，现在很多农民已经没办法了，很多土地是荒废的，所以农村要现代化，必定是大量资本进入农村。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前，就把成都、重庆作为土地流转改革、城乡统筹的一个试验区。
而城乡统筹这个试验区里，重庆做的不太好，基本上是成都做起来的，而成都做起来基本是靠乡村旅游做起来的，并且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道路。
第二个阶段是从九十年代后期以后，大概98、99年到本世纪前几年。
所以我们去看的红砂村，实际上就代表了第二代产品，是一种景区的统一管理、统一规划和统一营销的方式，来实施的一个景区，而且是国家4A级景区，这就是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在土地的制度方面处于一个探索阶段，所以其集约化程度很低。
什么是集约化程度呢？
就是农业的现代化必须要进行集约化的经营，农业的现代化首先是产业的现代化，产业现代化就是土地要集中，要形成集约化经营的规模。
如果没有走到这一步，还是一家一户的刀耕火种，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国家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跟2000多年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有什么区别？
其实是没有区别的，还是一家一户的刀耕火种。
只不过是用了现代的肥料、现代的机械。
所以，中国的生产力实际上一直没有得到发展和解放。
那么，第三阶段就是我说的，成都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了，尤其是地震以后的建设，已经完全变化了，这个变化其实国内很多人都不清楚，我在我的专著中已经做了一个很深的研究。
我认为中国乡村旅游的第三阶段已经进入了乡居和乡村度假阶段，这个时候的代表就是农业产业进行了全面升级，就是刚才我说的集约化建设，社会资本大量进入农村。
比如我们在成都郊区已经做了几十个点，从策划规划设计，有些上万亩，有的几十平方公里，一个投资商过来，就把二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圈下来。
农业产业的升级和乡村旅游的转型其实是需要我们规划公司、政府和投资商联合起来一起做的。
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有几点始终是保持不变的：
第一，基本农田完全保持不变，即基本农田的性质是不变的；第二，就是在土地上进行流转，农民要么保持特色村落，要么在有些地方集中安置。
首先，基本的村落形式要保持下来，之后投资商做两件事：
第一，他有义务把基本农田保持下去，而且做企业化经营，他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农业公司，或者委托一家农业公司，他要投多少钱，要把投入的20%投入到农业和旅游业上面，80%做房地产，房地产的土地怎么来？
就是通过农村的土地流转出来的，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乡居和乡村度假。
我们现在第三代的乡村旅游已经完全进入了乡村度假阶段，这个在其它省是没办法实现的，因为没有政策。
但这个政策经过成都的试点，估计在三五年之后会在全国推广。
所以我们在天津、浙江做了很多项目，这些项目都很难做，因为政策没办法。
山东也没办法，广州现在可以了，因为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以前是在重庆做书记的，他在重庆就是做城乡统筹的，所以他到广州还是做城乡统筹，这样广州开始起来了，之后整个广东就开始起来了，但是国内其他省还没有。
我估计三到五年之内，这是一个发展方向。
从景区管理和旅游局的工作来说，下一步应该是向农村进军，所以我的题目是“乡村比城市更加美好”。
下一步向农村进军，开发农业，可能是一个主流。
这就是第三个阶段，乡居和乡村度假阶段。
成都已经做了大规模的探索，特别是在灾后重建，就是地震以后，第一步是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第二个是灾后重建的联建建设，联建就是说当时农民很多房子震垮了，农民又没钱修，国家又没有这么多资金，怎么办呢？
这时就充分利用了城乡统筹的土地流转政策。
我们这个川西平原上有很多林盘，很多村落，有的一户人家的宅基地就占了几亩地，那么地震后他们没有钱建房子，怎么办呢？
由成都市市民，还有很多上海市、北京市的市民，都跑到这个地方做乡村别墅。
他们来和农民签合同，帮助农民把房子建起来，而他自己就在宅基地上建一栋别墅，这个就叫做联建。
这样土地就流转出来了，现在很多城市的人都在乡村居住，至少投资了一栋乡村别墅，这就叫联建政策，这个是国务院批了的，所以其他省市难以享受到这个政策。
那么现在这个联建政策出来以后，又做了一个优化，就是可以采取一个村、一个乡的农民集体流转。
投资商来了以后，我们通过联建的政策把宅基地全部拿给投资商，他们就做乡村别墅，所以现在我们这里投资商能够拿到几千亩甚至上万亩、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乡村土地，就是这个政策在起作用。
所以，成都的城乡统筹可能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沿，可能已经超前了十年的时间。
那么我刚才讲的中国农村的变革实际上是在解决了农村土地制度这个瓶颈以后来消除城乡发展二元化的问题。
我给大家讲一个启示：
法国的乡村旅游是怎么做的？
法国的农业在全世界是排在第一位的，它是整个欧盟最大的农业国，我们看新闻经常会看到法国的农民把牛、羊赶到巴黎去堵塞交通、罢工，为什么呢？
因为法国的农业是由国家统一补贴，很多地方实行了免税政策，而且还要给农民补贴，那么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工作就是村落整治和规划，大概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我们成都和重庆现在探讨的这个政策，这样一个土地流转的过程，在欧洲、美国、加拿大一百多年前就完成了。
乡村旅游其实保持了较高的私有化程度，我们知道国外土地都是私有的，保持了私有化程度，关键在于农业的集约化和产业化的经营做得非常好，它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地的、景观的背景和旅游的核心吸引物，所以很多人考察了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以后，发现怎么美国和欧洲的那些乡村村民好像比我国的农民还要淳朴，而且它们的乡村更像乡村。
所以在成都市提出的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时，我个人提出了一个观点：
最后的发展是城市更像城市，乡村更像乡村，我们不能把城市变成乡村，乡村变成城市，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
我以法国波尔多为例做个说明，去年我们对法国的规划做了一个完整的考察，对图卢兹、普罗旺斯都做了详细的考察，考察后我们就总结了很多东西。
从发展来看，首先，波尔多是世界葡萄酒的主要基地，主要是比较高端的葡萄酒，那么在这样一个地方，如果要形成乡村度假产业，那么乡村度假产业应由哪几个东西来支撑呢？
第一个肯定是大面积的葡萄种植园，农业首先要有集约化和规模化的生产，波尔多地区一共有1200多家酒庄，这1200多家酒庄依托的背景就是大面积的葡萄园，所以产业要集约化、规模化。
第二个就是葡萄的加工酿造，每一个酒庄都是一个葡萄酒的品牌，它有很多很多的品牌，这些品牌都是通过加工酿造以后出口到国外，全世界都在喝波尔多的葡萄酒。
通过这样一个规模化的酿造和加工，同时把旅游业和它完全的结合起来。
一个葡萄酒的酒庄有生产加工厂，也有手工制作厂，有酒窖，同时在参观的过程中，也提供餐饮和住宿。
每一个农庄都有餐饮和住宿，而且高端的酒庄还有葡萄酒的养生，葡萄的按摩等。
他们提供很新鲜的还带有水气的葡萄，在你身上给你按摩，把你的皮肤、穴位全部按摩，再把葡萄籽压碎，再在身上按摩一遍，最后再洗浴一下。
这一套过程做下来要1000多欧元费用，相当于我们人民币10000多元，这在国外并不算高，但对于我们来说比较高。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乡村度假产业，其实它观光也不多，也没有团队去游览，这些农庄只对散客、商务游客、去考察的客人和喜欢葡萄酒事业的人开放，团队很少接待，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乡村度假体系。
还有普罗旺斯，是典型的薰衣草产业。
薰衣草主要靠阳光，成片的薰衣草种植，主要是为提取香精香油，所以有大量的香精厂香油厂对产品进行加工，其农业不仅仅是种植，还有加工，我们现在农业就只有种植。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有大规模的种植业，还有深加工业，这样产品和旅游就整合在一起了，这样就把一产、二产、三产全部整合，整合以后就形成了产业规模。
可以看到，普罗旺斯有成片的薰衣草，这就构成了大地景观，非常漂亮，也很浪漫。
当时梵高的一幅印象派作品叫《麦田》。
其实这种景观在我们国家的东北、新疆地区已经可以做了，因为新疆的兵团早就实现了这种集约化发展，东北也是，可以完全做出这种景观，而且东北有很多浅丘，很多缓缓的山体，做出来非常漂亮。
但是没有把种植业和深加工结合起来，而是完全做的种植业，下一步中国农业的发展一定会这样。
如果中国农业不这样发展，中国的经济也很难起来，经过三至五年的探索，我们国家应该可以走出一条更高水平的路子。
第二部分就是乡村治理，乡村的治理首先要基础设施十分完善，道路体系四通八达，停车场设施完备，标识系统完善。
法国的人口不多，和我们四川省的人口和土地面积差不多，法国人口还要少一点，5600多万人。
法国的基础设施很完善，大的村落都有停靠站，道路交通四通八达。
除了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联通是高速公路之外，其他的乡村连接都是8米宽，有的只有5、6米宽，乡村公路非常漂亮，两边就是农业大地景观。
我们国家现在是主通道是主通道，不是主通道也是快速通道，这个发展还是有问题的。
美国村落的公共设施也十分发达，每个村落有超市、有医院、有图书馆，所以乡村治理除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之外，还需要解决服务设施的体系。
我们现在的服务设施没做好，乡村道路欠缺，没有乡村超市，没有乡村医院，没有图书馆，文化公共设施也是差的很远，所以提出乡村治理的问题。
就是城乡统筹的过程中要进行乡村治理，整个公共服务设施要配套。
中国现在在做“十二五规划”，我们说“十二五”期间已经不是在做什么大项目了，中国的政府应该转变观念了，大项目由投资商做，投资商找专门的规划策划公司来规划，而政府只需要做城乡规划，做好以后就对它的城市风貌、乡村风貌进行控制，对土地利用进行控制就解决问题了，至于做什么项目由投资商说了算。
而我们国家现在搞反了，我们现在做规划也很头疼，做项目规划还好办一点。
比如我们做一个市、一个省的产业规划——如一个地方的“十二五”规划要求我们做项目，我说这个简直就不行，为什么呢？
你把那个项目做下来以后，政府往往公布很多招商引资的手册，投资商一来看了发现项目做不出来，做了要亏本，怎么办呢？
政府就用土地来补偿，所以我们的土地就以很低廉的价格作为挂牌给了这些投资商，而投资商拿到土地以后就觉得没问题了，心里就踏实了，哪怕这个项目作亏，我的土地是会升值的。
反过来，我们看中国的GDP，有50%以上是卖土地卖出来的，根本不是行业、产业的发展成长起来的，这个GDP是假的。
所以美国、欧洲在叫嚣中国怎么强大，我说中国其实还差的很远，因为中国的GDP数值不是产业发展起来的，是卖土地卖出来的，这其实是政府和投资商的合盟在扼杀我们子孙的财产。
我认为这样的发展历程以后会背负很多社会包袱，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我经常这样说：
我们这个规划的系统是出了问题的，我做了20多年的规划，我发现越做越麻烦。
我们的思维会和政府发生冲突：
第一，政府要求宣传口号要做起来，我说你这一届是这个，下一届可能就不认你这个口号了。
光要求口号是不行的，要做产业，把产业做好，把产业的分工做好。
现在我们成都正在打造世界田园城市，这是19世纪末英国的霍华德提出来的，霍华德本人不是搞城市规划的，他是一个记者出身，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美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急剧扩张，发现城市越来越膨胀，贫民窟越来越多，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工业化搞的很喧嚣，所以他就回到了英国。
回英国后，提出了英国的发展不应该走美国的道路，而应该是一个城市群落，当然英国的人口很少，他就用英国的核心城市伦敦做了实验，核心城市不能超过32000人，周边有很多卫星城市，卫星城市和主城市之间保持田园风光，所以他就提出了未来城市的梦想是田园城市，美国后来也实践了他的很多东西。
伦敦现在其实是一个城市群落，有几十、上百个城镇组成的城市群落，每个城市之间全部保持乡村田园风光。
洛杉矶和旧金山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关键问题不是形式问题，而是城市发展的社会公正问题，还有就是产业分工问题，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组团和卫星城市之间一定要形成城市分工，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城市独立出来，形成一个大学城，所有的大学搬到这个地方，产业集中；比如你是搞影视制作的，你就专门做成类似好莱坞的一个影视城；你是做高新技术的，你就做一个硅谷出来；所以像好莱坞、硅谷这些都是专门的产业分工的城市，也就是说城市的特色就出来了，城市的产业竞争力出来了，城市和城市之间出现了产业分工，出现了不同的功能分区。
因此，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依赖性反而增强，城市的产业链也形成了，欧美很多城市的发展都是这样的。
我们国家每一个城市不管是大城、中城、小城市，就像俗话说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当然城市的配套是应该的，但是城市的功能和产业分工是不明确的。
比如，全中国的城市都在搞汽车产业，反正什么都是一哄而上，没有一个明确的产业分工和功能分区。
所以，去年和前年，国家发改委就专门做了一个全国的功能分区规划，这个是非常英明的。
在中国的几大区块和很多重要的地理区域里面，根据它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特征、人才集聚等等，进行了产业的分工。
这个分工是一个功能区划分，但实际上是一个产业分工。
举个例子，我们在广州增城市做了一个规划，现在全国都在学增城，因为李长春在抓这个点。
增城市我们设有一个办事处，增城市的整个规划都是我们在做，那里全部是ABS，A是广州人去玩，B是深圳人去玩，S是东莞，三个城市跟它的距离就只有60至100公里。
一开始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很强的功能分区，它的南部片区是中国的广州本田汽车生产基地，广本汽车全部集中在这个地方；还有中国牛仔服的生产基地。
他们的书记前几年专门抓工业，通过10年的发展工业一下就发展起来了；中部片区做人居，做房地产；北部片区增江流域生态非常好，我们让它全部做旅游，我们改造了很多客家村落，现在它就是用南部片区工业挣的钱全部用来做旅游业，所以功能非常清楚：
南部片区做工业，中部做人居，北部做旅游。
现在成了全国的典范，叫“增城模式”。
我们的设计人员会每周都会给他们出个方案。
所以，乡村的治理第三步就是乡村的社会保障要完善，要建立起来，实际上就是要建立高福利社会，农业产业化的结果是农民变成产业工人，
那么像红砂村已经做了这样的探索：
采取分红、基本工资+分红或者基本租金+分红的方式。
投资商进来后又把这些农民返聘回来做花工、做园艺工、做服务人员，领工资，到了年终还要分红。
现在红砂村的好多居民已经不是原住民了，他们把房子租给别人让他们做餐饮，一年10来万的租金，自己外出打工，这样其实也不行。
不过红砂村的发展已经很前卫了，第一次村落改造的时候已经把很多客家文化毁掉了，现在原住民已经慢慢搬出去了，和丽江古城一样，现在丽江已经很少看到纳西人，都是外地人过去做生意，纳西人都在外面买了新房子，丽江古城就让一些纳西妇女们到四方街上跳舞，渲染一下氛围，一天给几十块钱的补助。
这种做法对旅游也是不行的，原住民一定要住在村落里，但是这个问题是政府控制不了的，专家学者也不行，也只有呼吁，但是要探讨出一个机制——利益机制。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浙江做一个仙山湖的度假区规划，其中涉及到城乡统筹这部分，我们就叫农民全部种四季的花卉，这些花卉是不让农民出钱的，政府每一亩地投入一些钱，然后再给农民一些补贴，这样一下就做起来了，农民开始种四季的花卉，春天种油菜花，种了还可以收入一部分，同时如果农民统一种植的话，政府每一亩地再补贴1000元，这个就是利益机制。
夏天种向日葵，也是成片的，成千上万亩，向日葵可以卖钱，同时政府再补贴1000多元钱，这样农民就相当于挣了两份钱，他们当然愿意留下来。
所以，这些方式其实我们探讨了很多，而且在不同的地方要做不同的探讨，那么这种做法其实对农民很有好处，这样一来农民种田就有了积极性，而且还有可能把远房的亲戚叫过来给他帮工，这样一来整个的人力资源也流动起来了，我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办法。
那么对于我们国家的乡村旅游，我觉得有几点启示：
第一，要明确我们做乡村旅游的目的是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规划；第二，就是合理布局乡村的产业；第三，建立合理、平等的城乡关系。
实际上，要明确乡村旅游的目的，我认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问题，做乡村旅游要挣钱，要是靠收门票挣钱那是不行的。
还有就是富民的政策，这也是一个吸引投资商的一个政策，要吸引投资商的开发，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但政府在里面是没有多大的利益的，政府是做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而且我觉得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乡村旅游是带动农村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把它叫做1+N产业，就是农业产业加N个产业。
农业产业做起来了，然后农产品深加工是第二产业，做起来了，第三产业是旅游的服务，做起来了，还有，比如说，文化创意，都可以和乡村结合起来，还有旅游地产，田园度假等，都可以和它结合起来，所以它是1+N的产业。
实际上是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整合了各大产业链条，这是核心的东西。
而且增加了农业的附加值，提升了农业的文化品位。
第二就是合理布局乡村的产业，乡村旅游的发展一定要规模化、集约化，但是我们也不能到处都搞，那样也不行，要对乡村旅游进行合理的布局。
所以在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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