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文化的协同演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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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文化的协同演化
经济与文化的协同演化
李建德程芸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摘要：
后发展地区的中心问题是制度的发展，而影响区域制度演化路径的主要因素是区域
的亚文化，但是，不能由此而成为“文化决定论”。
本文通过中国缠足习俗指出，文化的形成到
消失都是利益诱致的：
并以赣文化的历史变迁说明文化与经济是协同演化的：
进而以江西省余江
县锦江镇的微型电子元件集群的形成过程，说明产业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文化现
代化是协同演化的。
总之，优秀的文化可以通过引进产业、引进技术、引进新的组织形式、引进
政府政策及其实旌而获得的。
关键词：
文化技术产业集聚协同演化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正确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
园素（诺斯，中文，1991）。
后发展地区的中心问题是制度的发展，而制度的演化（evolution）
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也就是说．一种占优势制度的出现并稳定下来，不仅取决
于它是否是有效率的，而且，十分敏感地依赖于开始进行制度竞争时的初始条件，而这个过程是
“一种文化适应的累积过程”（诺斯，1991，中文）。
也就是说，能够影响区域制度演化路径的主
要园素是区域的亚文化。
在本文中，狭义地使用。
文化”这个概念，尤其是指制度经济学规范意
义下的非正式制度的总和。
文化在社会演化中的重要性，可以推溯到马克思·韦伯。
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这本书中提出一个清晰的因果链：
新教伦理一资本主义精神一近代资本主义，也就是新教伦理这
种文化决定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
韦伯的思想影响是广泛的，不少学者在解释国家、民族或区域的经济发展时，都倾向于文化
决定着经济发展。
Grief（1994）对比了11一12世纪时大利城邦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
马格里布，他发现马格里布人之中存在信息方面的高投资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在热那亚人
中存在着信息方面的低投资和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
它们在中世纪晚期虽然同样经历了繁荣，但
文化传统的不同终于导致了后来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
BarroandMcCleBxy（2003）以
i00个国家从1960年以来的数据为面板数据，实证了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
Guiso
SapienzaandZingales（2004b）通过研究欧洲市民问的信任关系，分析了文化偏见如何影响经
济变迁。
从而得出结论：
来源于文化的感知对于经济变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GuidoTabellini
（2005）以欧洲14世纪末的受教育率和过去几个世纪的地区政治制度这两个历史变量，进行了
地区水平上的研究，证明了文化和当前的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很强的联系。
SpolaoreandWacziarg
（2005）最近的研究则发现国家问的收入差距与文化基因和地理距离之间有着很确定的关系，表明
文化可以阻碍国家间的创新的传播。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浙江尤其是温州地区的经济发展时，强调了文化在其中所起的决定
性作用。
如仇保兴认为，历史上的工商业传统是浙江地区专业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历史基因（仇保
兴，1999）：
李永刚认为．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和“宁作鸡头不作牛尾”的
传统心态是浙江地区中小企业集群的文化因素（李永刚，2000）。
一些学者认为“温州模式”
的形成，是由其独特的文化决定的。
如李晓钟（2002）认为永嘉学派“义利并举，王霸并用”的
功利主义在理念上催化了民营企业家的产生，并且使温州人较早地进入非公有制经济和商业服务
业领域从而率先致富的：
陈湘炯（2001）认为“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发展起来的温州模式，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温州人重商、言利的传统和人生哲学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
物”；全广明（2000）也认为温州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源于沉淀在民间文化传统中的重商思想和开
放观念”。
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一切轻视传统与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都不会是
正确的。
但是．超越真理一步，那怕是小小的一步也会成为谬误：
过于强调文化的意义。
一不小
心就会陷于“文化决定论”。
在文化决定论者看来，在没有浙江的文化传统．没有“永嘉文化”
的地区，学习“温卅【模式”是太不可能的。
“美国学者艾伦·刘在阐述温州模式对中国现代化的
意义时曾经指出。
⋯⋯温州模式成功所依赖的群众的创造性、流动性和善于远途贸易这些因素，
与温州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中国有多少农村社区具备这些条件很值得探讨。
”（引自史
晋JII朱康对，2002。
）
如果真是如此。
美国的制度是由美国的文化特质所决定的，那么，别的国家就难以学习美国
的制度经验；而温州的经济成长对永嘉文化有着高度的依赖，那么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就不存在复
制温州模式的可能。
这就成为了文化决定论。
而文化决定论必然是一种宿命论。
因为如果文化决
定着经济的发展，那么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只能被已有的文化“锁定”（10ck—in）。
正如5chlicht所指出的，“广泛地看，当今的社会理论是由两个相反的关于文化和经济相互
作用的观念所支配。
一方面‘经济决定论’的观念把文化看成是一个由更为基本的经济和演化竞
争过程中所产生的附带现象：
另一方面‘文化决定论’或‘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主张．在任
何社会。
社会现实是一个彻底的社会建构——经济环境被描述成为是由文化所决定的，而不是决
定文化的。
”（施里特．中文，2005，导言第2页。
）
新兴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文化的历史意义，而不赞同“经济决定论”，但也并不认同“文
化决定论”。
我们认为，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与经济协同演化（科Ⅲfgicevolution）的；经
济与道德、经济与文化之间是互动的并构成了反馈链．丽并不是单向的决定因素（李建德，罗来
武2004）：
文化既是决定的因素，同时也是被决定的因素。
任何既定的文化因素，都起由之前以
及同时的诸种自然的和社会的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当然，文化一旦形成，她就成为一种新的现实
的社会存在。
影响或决定着此时的和此后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更准确地说。
新兴马克思主义者
是演化论者，主张的是文化与产业、技术、制度（指正式制度）的协同演化。
本文的主题是；·落后文化的消退和优秀文化形成并不依赖文化的批判，她是由一定的社会条
件所诱致的。
落后的文化是与落后的经济协同演化的，而先进的文化是与先进的经济协同演化的。
落后的民族或地区可以通过引进产业、引进技术、引进组织和引进政策及其实施来获得先进的文
化。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案例分析。
本文以下分三个部分来阐述以上主题。
本文的第二部分，以中躅缠足文化的产生与消亡为例，
说明习俗文化是由利益而诱致，文化批判并不是导致文化变迁的决定因素。
第三部分通过江西社
会经济的变迁过程，陈述赣文化与江西经济的协同演化。
第四部分则以江西省余江县的锦江镇为
例，说明产业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是协同演化的，可以通过引进组织
和制度，在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同时，获得新的文化。
二、习俗文化在利益引导下的诱致性变迁
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的趋势”（林毅夫，
1989）。
由于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意义，对于后发展民族、后发展国家与地区而言，就期望加快
文化的变迁，尽快消解落后文化对社会与经济的影响，从而获得加快经济发展的效果。
具体行为
往往选择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中国五四以来就以批判传统作为文化的主流，直至“文化大革命”
的发生；今天不少中西部地区也普遍有着种种挖掘并批判本地落后文化形态的冲动。
落后的文化会因为文化的批判面消解吗?
这是本文必须问答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选择中国历
史上最为丑陋的习俗一妇女缠足为案例。
关于缠足习俗的由来，我们以高世瑜（1999）的研究为基础。
根据高世瑜的研究，宋朝张邦
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载：
’李后主嫉宙娘，纡丽普舞，以帛裹足，令纤小屈上如新月状，由是
人皆效之。
’，元朝陶宗议‘南村耕辍录》中有记载：
“知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也就是说缠
足大致是起源于五代南唐李后主的后宫。
入束之初，缠足还主要仅是宫中女子时兴的习俗，北宋的熙宁、元丰（1068—1085）以前，
民间缠足还很少见。
大约在此后，进入了教坊乐籍的舞女仿效后富足样的阶段。
直至南宋中期，
缠足也并非都缠得骨折变形，只是尽量缠小而已，人们也不一定都崇尚它，有人还赞赏那些没有
缠足的朴素劳动妇女。
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缠足已经成为了审美情趣的“时尚”中的一种，尤__
其还未在贫家劳动妇女中流行。
南宋末期，女孩自幼年缠足已是当时社会比较普遍的风气。
到了元代富贵人家女子已全都缠
足，到元末。
这已是无论贫富贵贱的普遍风俗，元末陶宗仪《辍耕录》说：
“近年则人人相效，
以不为者为耻也。
”清代福格的<听雨丛谈》中更是明确记载“以足之纤巨，重于德之美凉，否
则母以为耻，夫以为辱．甚至亲串里党传为笑谈，女子低颜自觉形秽。
”（泉莹2004）缠足已
经成为了一种女性行为规范，表示对礼教的遵从。
缠足从～种对舞姿的特殊的审美趣味，经过长期的演变，直至成为不惜残害身体的文化习俗，
甚至是相当严格的社会规范，而它的初始条件却纯属偶然：
一个昏庸皇帝的奇特偏好。
重要的是，
某个个人的偏好要瞧成为社会习俗必须具备该行为。
适者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个人在作出该
行为选择时需要有足够高的收益和相对低的机会成本。
不仅如此，要在形成该社会习俗的长时期
内，这个价格结构不仅不能弱化，而且还需要强亿，才能使该个人行为不仅是演化的稳定策略
（evoluticnaritystablestrategy，ESS），而且具备随机稳定性（stochasticallystable）
（FosterandYoung，1990），从而才能在长时期内不受其它偶然性突变行为的反复冲击而终于
演化成社会的普遍习俗。
而在那个历史时期，中国恰恰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首先分析行为选择的收益。
缠足首先是由于皇帝的喜好。
塞帝的喜好决定着那些想讨好皇帝
的大臣们的喜好，因此也争相效仿，以小脚为美。
这使得教坊乐藉的舞女为讨好达官贵人，以缠
足使脚小；富贵人家女子为能嫁进比自己家族更上层的达官贵人家为妻或为妾，也开始缠足。
如
果能够进入更上层的社会，不仅女儿可能过上“好日子”，父母也将获得更厚重的社会资本。
而
婆家所迎娶的是没有自立能力的女子，甚至成为不能行走的。
抱小姐”。
会使该女子对婆家有更
丈的依赖性，成为更可靠的养儿育女的工具，所以才会超越单纯的审美情趣而成为稳定的婚嫁对
象的选择。
所以，女子要想嫁进富贵之家，就得有一双小脚，而且由于长期的过度竞争，这时的小脚标
准已经不是天足能达到的了，必须缠过才能实现。
而缠过的足不仅对女子个人是有着高度的身体
与心理的负担，而且会有巨大的社会机会成本。
而正是中国甚至只有中国使这一成本降到了最低。
中国从秦以降开始向土地主义社会过渡．到了宋时，已经完成了这一过渡。
土地主义社会就是指
土地替代劳动保护能力成为了最稀缺的要素，相对于土地，劳动要素的稀缺性下降。
同样土地所
能承载的人口藿大增，随着劳动边际收益递减，导致劳动要素的价格下降到十分低的水平。
到了
清代，中国“甚至应该被认为已经是一个‘过熟’的土地主义经济了”，农业劳动者处于严重过
剩的局面（参见李建德。
2000，第123—26页，第470-80页）。
这样的要素价格结构不仅使得富
贵家的女子不用劳动．还拥有大量的奴仆侍候，因此，富贵家的女人不仅不用劳动，甚至行走都
不多，元代人伊世珍所辑《邓嫒记》卷中的一段记载便表明了这一点：
“本寿问于母日：
富贵家女
子必缠足，何也?
其母日：
⋯⋯所居不过闺阁之中，欲出则有帷车之载，是无事于足者也。
”（高
世喻1999）甚至民闻的女子也大多无需从事重活了，这就导致了过度缠足的机会成本最小化，
才有可能使缠足成为普及至普通民间的民俗。
当缠足成为一种文化后，只要行为选择所面对的价格结构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不仅不会被
个人的理性所改变，相反，只会是就自我增强的，也就是被“镇定”了。
即使缠足是对人体的摧
残，是一种明显的陋习，但是，个别人，甚至是一部分人理性思考和理性的批判，但都不能够改
变已经形成的集体记忆。
其实，早在缠足开始风行的宋朝就有人批判缠足，车若水《脚气集》就说“缠得小来，不知
何用?
一元人自班《湛渊静语》卷一记载，理学家程颐六代孙程淮家族中“妇人不缠足、不贯耳，
至今守之”。
清初袁枚对缠足予以猛烈抨击：
“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a不知裹足从
何起?
起自人间贱丈夫。
”（陈文联，2001）清末很多来华的传教士也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对缠足
陋俗进行了抨击。
他们认为：
缠足摧残妇女身体，“召病疾”，又使女子。
不能操作”·影响家
庭生计，还危害社会，造成“民用空乏，而国计困穷也”（陈文联，2001）·在中国掀起批缠足
风潮的是光绪时期的维新派，郑观应先后写《论裹足》、《女教》等文，详细论述缠足之害，康
有为、粱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对缠足更予以猛烈抨击，把缠足和强国强种、挽救民族危亡联系起来
（陈文联，2001），但是他们举办的不缠足会都是由男子举办的团体，参加者大都是士绅，其章
程也多是由他们之问的君子协定．而对真正下层的妇女来说，影响却未涉及（陈文联，2001）·
局部的文化理性对传统无可奈何，那么，正规制度的强制行不行呢?
我们的案例给出了充分
的说明：
清朝政府曾经制定法令，明令禁止缠足。
满清入关后，对汉族男性及女性的身体都视图
加以控制，男性要薤发，女性则禁止缠足。
清军入关前，皇太极就曾经传谕礼部：
“有效他国衣
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
⋯他国”自然指的是明朝，这是清朝皇家禁止缠足的第一条“上谕”。
清王朝建立后，“宫中守祖宗制，不蓄汉女”。
孝庄皇太后谕令有以缠足女子人宫者斩，又定顺
治二年（1645年）以后所生女子禁止缠足。
也来个“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顺治亲政后，下
令全国禁止缠足，有违背旨意者，缠足女子的父亲、丈夫要受惩罚。
这样的重罚下，汉族的女子
仍然输偷地缠足（泉莹，2004）。
康熙初年，朝廷再次禁止缠足，在令中规定：
凡是康熙元年以
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女父有官者，交吏、兵部议处，兵民交付刑部，责四十扳，流
徙；其家长不行稽察．枷～个月，责皿十板”。
但是由于推行不下去，这个禁令在康熙七年，即
经礼部奏罢（泉莹，2004）。
在这种严峻的法律下，不仅汉人女人没有停止缠足，甚至连没有这
个习俗的旗人女子也偷偷地裹起了小脚。
核心的阔题是：
面对并没有改变的价格结构．那个父母
敢于首先让自己的女儿不能嫁到好丈夫昵?
“没有非正规制度支撑的正规制度是不可实施的。
”
那么，放足运动最后是如何成功的昵?
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这些“庚款留学
生”和后来的大学生们，以及很多海外归侨受到了新式的教育，希望娶的是那些同样受到新式教
育的女子；而教会的女子学校有体育课．并有意识的借体育活动让女孩们明白缠足的弊害。
“女
塾添设体操课，要这些小脚的姑娘，在操场上站一点钟．这简直是刑罚。
这样，她们自对缠足厌
恶”。
到后来，女校就规定进校前须放足，因此这些能嫁给这些当时的上流社会的女子都是放了
脚的。
“⋯⋯不缠足的女子不容易嫁人，到了现在，变成不读书的女儿不容易嫁人了⋯’⋯为
着容易嫁人而进学校读书”（夏俊霞，2002），而为了读书，就不能缠足，就得有取天足。
此外，当时的中国由于内外战争，人口减少很多，又由于现代工业的引入，尤其是纺织工业
的引入，不仅农业生产中也需要妇女劳动力的参加，而且．还有可能参加新型的工业劳动，总之，
妇女成为重要的劳动力，具备了形成生计的现实可能。
总之，由于现实的社会经济的变迁，使缠足的收益大大下降，而缠足的机会成本显著上升，
从根本上改变了缠足行为所面对的价格结构，使原来有净收益的行为成为只有净成本的行为，结
果，经过百年才形成的缠足习俗，而放足的行为变迁在短短几十年就在中国各地较快地完成了。
文化的变迁不是文化批判的结果，而是形成原有文化的社会经济条件改变的结果。
中国缠足
与放足习俗的历史变迁，充分证明了文化习俗是由社会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充分证明了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我们早已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仅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蓦本的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唯一必须坚持而不能改变的
命题，同时也是唯一的全称命题（李建德，2000）。
但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
识的定义仍然存在机械唯物主义的痕迹：
具体定义了一部分人造物如：
政治、法律、道德、哲学、
艺术、宗教、科学等只能是社会意识，而不能作为社会存在来看待，但是事实上，已经形成的政
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科学等会对形成中的新的人造物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醛
对这一诺难，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把这种影响称之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但是，这
样的方法存在二个根本问题：
首先，反作用这个概念来之物理学，在物理学或力学中的反作用力
是与作用力力量相同但方向相反的力。
而任何社会意识并不可能反作用于决定自己的那个已经存
在的甚至是已经过去的具体的社会存在，而只能作用于这一社会意识形成时和之后的社会存在：
更重要的是，如果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意识成为一般的命题，就成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
反命题，如果同时不能对什么条件下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又在什么条件下会有“社会
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作用”给予明确的界定，那么，就会为一切历史唯心主义打开了后门!
这
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会认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的提法，会提出“人有
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也才可能提出对待文化传统要“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等。
可以说，传
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主要错误，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而根子就在于这个“反作用”使历史
唯心主义合法化了。
新兴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同时，纠正了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的定义。
我们所定义的“社会意识”是指个人或社会群体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某一指认的思维
127__
与意识活动。
而决定这一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则包括了除已经指认的社会意识之外的全部现实
的存在，包括自然的物质世界、全部人造物品以及在该指认的社会意识之前已经存在的全部社会
意识。
这就是说，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是由具体分析的对象不同而不同的。
这才可能堵住任何历史唯心主义漏洞，才能成为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
当然，任何社会意识不是在其生存所必要的所有的社会存在都完全改变之后，才最终的改变
的·社会存在的部分改变，引起社会意识的改变：
而改变后的社会意识引起社会存在新的改变，
这是一个反复互动的过程。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经济与文化的协同演化的。
三、江西经济与赣文化的协同演化
江西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在历史上曾经并不落后的，与此相应，赣文化也曾经在中华文
化史上留有辉煌的一页。
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最早在黄河中游地区，那时，处于江南的江西在经济与文化上都是相
对落后的。
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也由于江南水稻耕作技术的发展，经济与文化中心逐渐向
南发展。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使江西一度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在那个历史时期，水路是最重要的交通手段。
隋朝开通的京杭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路，而进
入长江。
江西在长江中游．鄱阳湖直通长江，而都阳湖及其五大河流就有如张开的手掌，向东南
西三个方向展开。
就个地理位置使江西成为南北交通的中枢，从北方南迁的居民往往首先进入江
西，而后再向浙江西南部、福建、广东、湖南、广西、云南、贵州逐步转移。
南北的物流和物资
运输的集散，也以江西为中心。
其中著名的京广水道具有特殊的价值。
自唐开辟赣南大庾岭后，中国最主要的对外口岸——
广州与北方相通的主要商道，就是从中原穿过大运河，经长江过都阳湖进入赣江，至上游后翻过
大康岭进入珠江水系直到番隅（广州）。
即使在多次的海禁或锁困时，番隅也仍然保留为唯一的
对外通商的口岸。
这使江西成为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和运输的枢纽，“在清道光二十二年（1824）
前，江西是我国最重要的转运贸易区”（陈荣生，2004）。
交通的便利促进贸易的发展，也使江西的商业变得发达：
中唐以后，江西就出现了大量的民
间草市，在江州（今九江）和洪州（今南昌）的夜市也很繁荣。
到朱元朝时，江州已成为商品的
转运站，南宋进曾一度作为江南西路的治所，《马克·波罗游记》中记载：
“九江这座城市虽然不
大，却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船舶非常之多⋯⋯不下一万五千艘。
”草市在宋元时期更是
发达，遍及江西各个州县。
明清时期，江西的各交通要道上都分布了一批货物集散市场，如萍乡
县18市中商民就有1840家。
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人被称为“江右商”，江右商帮当时在全国极为
活跃，全国各地都有江西商人的身影，甚至在北京也多江右商人，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江右为多，浙、盔次之，闽粤又次之。
”当时还有着“无
江西商人不成市”的说法。
（陈荣生，2004）
江西曾经是中国的人13第一大省。
由于交通便利，自唐以来，中原人口曾因战乱几次大规模
的迁赣，明清时期，闽粤两省的大量的人口迁入江西的山区，使江西的赣南和赣西北山区得NT
开发。
到了明朝，江西已是中国的人口第一大省，时有“江西填湖广”之说（陈荣生，2004）。
人口的增加．使得农业劳动力的增加，耕地面积扩大，水利的*修和生产工具得到改进，江
西使成了国内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人口的增加土地的有限，劳动人口向非农产业发展，也使江
西的手工业空前发达，陶瓷，采矿，铸钱业纺织业。
造纸及造船等，在各个朝代都是很有名气的。
正是由于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发展，江西的文化在很长时期内也是中国的核心文化。
“江西
是书院的起源地，唐后期江州浔阳县障氏家族的院学和东佳书堂（故址在今德安县车桥乡）是我
国现知最早的私家书院。
五代南唐在庐山白鹿洞设立的国学⋯⋯，与金陵园子监同为国家级的大
学府。
江西地区⋯⋯是全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陈荣生，2004）。
唐时的江西还是中国宗教的一大中心．佛教禅宗中的南禅主要是在江西发展的，禅宗的“五
家七宗”其中有兰家五宗均出于江西．“唐代以至有‘求官到长安，求佛到江西’的说法”（陈荣
生，2004）。
宋元时的江西更是文风大盛，江西的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光辉亮点，被称为“理学的心脏
地带4（蔡仁厚，2002），或是“赣文化的内核就是理学文化”（周建华，2002）。
__
明清江西“承续宋元的发展，江西仍是人文光旺之区”（陈荣生，2004），江西的高官重臣极
多，仅宰辅中的江西人就有18位，时有“朝仕半江西”之说。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江西并不是现在看到的：
有“惰性”，是盆地文化，封闭的。
（马雪松、
傅修延，2005）历史上的江西在书院教育下形成精英文化，以“耕读传家”，形成“好讼”之风；
重视“修身”，砥砺节操，有“文节惧高”的特色（许怀林，1999）。
江西文化中同样有励志进
取，勇于开创的精神。
陶渊明开创田园诗，欧阳修倡导古文革新运动．王安石立志“变法”，黄
庭坚创立“江西诗派”，在工具技术上，江西人宋应星写出有历史意义的《天工开物》。
同样，
历史上的江西也不是封闭的，由于交通的通畅和多次人口迁移，各地的各种文化在江西交汇，明
末清初，又有大批闽粤人口带来的客家文化在江西扎根，形成了江西的赣南客家文化；意大利人
利玛窦在南昌建立了天主堂，传播洋人宗教，也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许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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