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阅读苏轼在黄州神宗时期44岁至48岁 陆蓉华 陈小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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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阅读苏轼在黄州神宗时期44岁至48岁陆蓉华陈小龙

专题阅读：

苏轼在黄州（神宗时期-44岁至48岁）陆蓉华陈小龙

陆蓉华陈小龙专题阅读：

苏轼在黄州（神宗时期-44岁至48岁）陆蓉华陈小龙吴泓工作室

苏轼在黄州

陆蓉华

内容提要：

谪居黄州的苏轼，走向内心审视自我，探索人生，总结故我，对儒佛道的各种思想武器融会贯通，加工改造，对道家养生之道身体力行，且以道家达生达观、任性自然的人生观和佛教万物皆幻，人生如梦的观点来充实儒家既积极进取，又乐天安命，安贫处穷，视富贵如浮云的人生哲学，在逆境中追求从容与旷达，从而履险如夷，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之境界。

黄州时期是苏轼初步形成旷达人格的关键时期。

关键词：

苏轼贬谪黄州佛老思想旷达人格

人之一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根源在于自身命运的不可把握，古往今来文人士大夫，大都背负灵魂重压或明哲保身，或隐居山林，或以死报国，而苏轼则不同于他们。

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意味深长的人。

他曾为帝王之师，也曾为阶下之囚，被多次流放；他处世天真无邪，但却常因天真无邪而树敌；他会因事发怒，憎恨天下邪恶之事，但他却不会恨欲将他置于死地的人；他一生坎坷艰辛，颠沛流离，甚至贫病交加，但他却怡然自适于陋室粗食，旷达直面惨淡人生，像清风一样自由自在地高歌，游于艺，不失为历代文人中最潇洒的一个。

他对待生活的萧散简远的旷达态度影响着后世文人。

早年的他，有着奋厉有当世志、修齐治平之志，初入仕途时他也认识到北宋王朝的内外危机，王安石变法时，他因不同意一些措施而被放逐杭州、徐州、密州。

一场乌台诗案，差点被杀，后贬谪黄州，成了他人生的折。

司马光上任后废新法，苏轼又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的主张，又被放逐，历任定州、杭州、扬州等知州。

哲宗亲政后，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又遭迫害，贬惠州，又贬琼州。

三年后，徽宗即位，苏轼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

苏轼曾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这样的总结：

身似已灰之木，心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可见他是钟情于遭贬几死而又无权签署公事的黄州时期和岭南时期的。

他对自己外在功业已无所挂心，而是注重于心灵感受和精神旷达。

黄州时期，是苏轼思想苦闷时期，却又是他文学创作丰收之时，同时也是他对儒佛道三教思想吸收加工改造，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他以旷者的胸怀，达人的修养，哲人的睿智来对待逆境中的苦难生活。

一、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荒唐——黄州生活

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打击是沉重的。

昔日的廊庙之器，一下沦为带罪之身。

被贬黄州的苏轼，生活上拮据无靠，团练副使仅是个八品小官，俸禄微薄，生活窘迫，不足以养家；安全上也无保障，本身属于管制对象，政敌诽谤依然存在。

初到黄州的苏轼住在黄州城南的定惠院，生活境况如他的《寒食雨二首》中写的一样：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萦萦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

但见鸟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飞不起。

春雨萦萦，谪居荒村，破灶空庖，穷愁潦倒，进不能见君王，退不能守祖坟，身陷这穷途末路的绝境，不由不令人心死如吹不起的灰烬。

在这里他写到了伤久雨、伤贫困到伤贬谪之悲，但苏轼并不是一个脆弱之人，在这样的境况下，他开始了躬耕生活，亲自参加了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

陶渊明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之句，真得惊人，而透出一股未必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之态。

谪居黄州后的苏轼，因生活窘迫，在友人马梦德的帮助下，请得东坡荒地，开始过起了开荒种地，自耕自食的农夫生活。

他仰慕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栽花种树于东坡，安享闲适之乐的情趣，苏轼曾说：

出处依稀是乐天，敢将衰朽校前贤。

他此时写的《东坡八首》，表现了其任真的态度，真诚的心愿，真实的疾苦和感受，胸襟、志趣、人品，无不坦坦荡荡，堂堂正正。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柔拓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福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东坡八首其四》），此时的他，俨然一位朴实勤劳的农夫，纵观《东坡八首》，有一种恬淡之情寓于其中，没有感伤，没有抱怨，有的是一种从劳动中获得知识之乐，耕种之乐。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没有丝毫的矫情，才显得如此朴实清新。

诗人最终以东坡居士自居，所谓居士者，应为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佛教在汉代后在中国广泛传播，号居士者，都与佛教有关，至少表达了景仰佛祖，愿意皈依之情，但对苏轼来讲，也可说标志在这流放的生活中，他意识中的佛教思想急剧增长了，但也不排除此间他儒家思想依然浓重，道家思想影响也颇深。

但若他还是死抱着孔子那套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学稼学圃小人的古训不放，就不可能放下架子，躬耕东坡了。

苏轼是个热爱生活之人，这样他才能从艰苦的劳动中体会到快乐，从现实生活中感悟生命的存在，经过今昔物我的自审，他能以旷放超逸的精神来对待现实，若没有这样的超越，摆脱世俗的偏见，即使为生计所迫，也不会亲自垦荒、建房。

他有名的《初到黄州》中写到：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厌酒囊。

其实，初到黄州的他居于定惠院，家眷来后无房住，于是便住于城南江边被废弃的旧驿站临皋亭，亭后有荒山竹林，亭靠长江，引发了诗人美妙的联想，看着诙谐与自嘲的笔调，叙述了面对现实的随缘自适，在此没有一种刻意的归隐之意，而是将这里的一切看作是顺其自然的人生经历，一种旷达之情，这是黄州生活对苏轼的影响，用这样旷达的精神来蓄养自尊与自信。

二、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对现实的矛盾与执着

黄州的生活是清苦的，那此时苏轼的思想有何变呢？

乌台诗案前，苏轼基本是比较单纯的儒家人格，早年的他是锐于报国的，他有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

烦冗的宦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乌台诗案后，留贬黄州，使他的思想和生活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并认为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

（《答李端叔书》），可见，他是经过了深刻地反省后，心灵得到了一种升华，探索到了人生真谛，能在逆境中求得旷达与从容。

苏轼的黄州生活是凄苦的，他的心是苦闷的，精神上是孤独的，思想上更是矛盾的。

一首《卜算子》道尽了他那份难言的孤寂：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

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自己也说月有阴晴圆缺，圆月与缺月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眼里看到的是缺月，而且是枝疏叶稀的桐树，整个意象萧条冷落，扑身一阵寒意。

谪居黄州的诗人常言自己是幽人，独来独往，如同缥缈的孤鸿影。

凉夜孤鸿，飞来飞去，却是有些孤芳自赏的冷落与凄凉。

孤鸿惊恐而回头，好像满怀幽恨，恨，应该是一种怅恨吧。

怅恨何在？

无人省，无人了解。

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

苏轼不是一个惹人嫌憎的人，虽多遭贬谪，却也因才气而趋附者众，可他也不愿随便拣根寒枝歇下自己的灵魂，只得寂寞地落到寒冷的沙洲。

人而似鸿，鸿而似人，似鸿非鸿，似人非人，难言的苦闷之情，使诗人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寻找无言的山水，远逝的古人，寂寞中反省自己，他渐渐回归于清纯与空灵，习惯于淡泊和静定。

然而，苏轼始终是个儒生，他对现实仍然是执着的。

他虽遭贬谪，但从未忘报国之心，《与藤达道书》中写到：

虽废弃，未忘国家虑也。

他仍然如以往一样，时时关心人民疾苦。

但令人饱我愁无的思想始终贯穿于黄州时期的生活。

他写了不少有关农事的诗，发明秧马的拔秧机，减轻农人劳动强度等，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尽量为老百姓多做好事，所谓任官一处，惠民一方。

苏轼能够随时体会老百姓的痛苦和灾难，如他出狱贬黄州时，值大雪，他立刻想到舍外无薪者，而为之耿耿不寐，写下了可怜忧忧雪中人（《次韵陈履常诗》）的句子。

再看其在黄州时所作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世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样的一首词，诗人借抒发对逝去英雄的追怀景仰之情，表现自己政治失意时的苦闷，虽遭贬谪，但仍压不住建功立业的雄心，在对昔日英雄的回顾中，突然到最终的人生如梦，于无可奈何中流露出壮心。

可见，苏轼虽身处逆境，然经世济时、致君尧舜之志并未泯灭，他虽一再表示睡足吾无事、江海寄余生，但内心却仍然关心大宋安危。

此时的苏轼是矛盾的，一心报国之志却无端陷于文字狱，无端被流放，在这错综复杂的挫折和矛盾中，他置于亲识断绝、书问旷望中，所以他渴望何时收拾耦耕身或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临江仙》）。

但他又知道无法摆脱社会关系，只好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古今。

在现实生活中，便成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的孤独者。

一句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洗儿戏作》）的戏言，又何尝不是苏轼对仕途坎坷的总结和无奈之情？

三、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古愁——对佛老思想的态度

初到黄州的苏轼，生活是困窘的，又加贫病交加，内心痛苦矛盾。

这一时期的他归诚佛僧，住于定惠院一间偏僻干净的斋房，闭门谢客，自我反省，专心研究佛经，对道家也有一定的探讨，以佛禅来洗刷自己的灵魂。

矛盾的想法，纷扰的思绪，最终在这里找到了清净的归宿。

此时他的思想，有人认为是儒佛道的大杂烩，有人认为是佛老思想占主导，有人认为是儒家占主导，但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的说，苏轼是广泛地吸收了儒佛道三种思想，为我所用，建立自己独特的旷达的人生观，此时的他彻悟到了人生的短暂与虚无，但他最终却是以热爱生命、尽享人生的乐观态度面对世人，并其善于解脱忧患的达观的处世态度倾倒了无数后世文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以儒家为思想支柱的中国士大夫们最熟悉的话，也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士大夫一旦失去了皇帝的恩宠，被贬放于天涯海隅，那些治国天下的抱负不得不收拾起来，佛道的出世哲学便自然亲近这些不得志的士大夫，所谓：

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而心灵敏感的诗人们，则最易倾倒于禅门，南禅宗的顿悟投合了他们的心意，不坐禅，不念经，不苦行，只不过是一种更精致高雅的生活方式，山居不如意，可隐于市。

历史上佛老思想也曾是一些困窘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支柱，而苏轼则从佛禅中寻找到了医治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反省过去，将佛教思想当作了度过厄运的忘忧草，从中得到一种精神的超越，求得了更为旷达和洒脱的人生态度。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到宋代佛教世俗化的趋势更为明显，提倡儒佛相通，禅教相通，试将儒家思想与佛教教义统一，儒佛道三教合流，是宋代强化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

南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易于被百姓们接受，一切生活琐事，最平凡的行为都是修行，对那些接触过佛教经典，同时有兼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的中国传统文人来说，这样宽容的宗教理念为他们在做官与归隐的矛盾中的心灵有了一个归宿。

中国的儒、佛、道三教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很好共容，是与禅宗与道教的宽容性分不开的。

苏轼一生才华横溢，胸怀大志，但命运多舛，仕途坎坷，遭遇颇似柳宗元，而柳宗元好佛及其儒佛调和理论必然影响到他，苏轼又性爱自然，不喜凡俗之束缚，又颇与陶渊明相吻合，苏轼曾有云：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

（《江城子》），渊明是他的前生，今生的他如渊明一样梦中清楚，醉中清醒，可见他对陶渊明的推崇，后来他还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所以陶渊明的出世归隐、远离尘缘的人生态度也必然影响到了苏轼。

此外，苏轼自幼对《庄子》也是耳濡目染，他不受拘束的自由思想和自由个性又决定了他必然对庄子产生共鸣。

庄子达生达观，鄙视荣华富贵的人生哲学也影响到了苏轼。

在对待三教繁荣态度上，他公开提倡三教合一，是以维护孔孟之道为前提，以孔孟之道为中心，让佛老为己所用，他发掘了佛老二教中与儒相通的部分，于是他才会一方面积极地在仕途上寻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另一方面，又以具有宽容性的禅宗的很多独有生活方式、修行方式来调节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