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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一代
稳一代——《中国周刊》
目录
“稳一代”2
用公务员捍卫爱情的人2
“羡慕嫉妒恨”2
赌博3
“逢试必考”4
成功“突围”5
在中国移动的日子6
选择国企6
优越感7
大企业里的小职员7
“你最好改”8
回家的诱惑9
曾经壮怀激烈9
城市自闭症10
到北京去大干一场11
一个工科生的就业选择题12
金田少年的纠结12
做大的蛋糕13
工科生就业趋势14
倾斜的天枰15
我们的八十年代16
梦的起航16
解放与回归17
南迁17
西行18
走出沉浮19
青春激情高选择余地小——王蒙20
只想户口前面加个“非”——金中一21
幸运儿——朱学东22
这里什么都有，但没有我的梦想——潘采夫24
王兴25
纵情向前25
博弈26
再次出发27
“稳一代”
我正好发了一篇文章，才买了一本《中国周刊》；正好在火车上没事，才把这期杂志的其它部分信手翻了翻。
但当我看完杂志上面的一组文章之后，却立下决心，一定要把这组文章的稿子拿到，发给你们看。
我跟编辑催要了三次，到最后他很惊讶，说想不到你这么喜欢我们这组文章。
我说，我要给学生看，他们很需要。
这组文章叫做“稳一代”，讲这一代年轻人找工作的选择。
名字已经很清楚，不解释。
内容也很有趣，分为两组：
一组是采访了几个年轻人的亲身经历和心路历程，有的跟你们一样大，有的大你们一两岁；另一组是6个名人写的回忆，从50年代毕业的作家王蒙，到最近2000s年前后毕业的王兴（人人网的创始人。
您好！
我这儿说您好呢）。
大概每十年一个人，回忆他们找工作的时代风潮和个体经历。
你们从进大学开始就在担心自己的职业选择，并为此感到迷茫。
我认为你们迷茫的主因是过于关注眼前，就像一株浮萍，在时代的风浪中摇摆，目光短浅，没有根基。
我不是批评你们，我也是这样。
也正因为我们一样，所以你们叫我精神导师。
其实成功的人生不是掌控，而是理解。
先是理解自己，然后是理解这个世界。
不要总听你们哪个成功的师姐怎么说，也不要总听某个精神病倒霉老师怎么说——这些人其实都在这个时代里飘摇。
去听听50年代的年轻人怎么说，听听80年代的年轻人怎么说，听听10年前的年轻人怎么说，你能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你会有历史的智慧，你会感受到某种东西叫做“变化”，你能更好地理解人生。
当然，最后的最后，不要忘了，听听你自己的内心怎么说。
找一个安静的上午，读完下面这组文章，跟你蒙蔽已久的内心对话。
用公务员捍卫爱情的人
工作一年后，王艾寒和同学谈起大家毕业后的发展，唏嘘一番，得出了一致结论：
“差异在逐渐拉大，考上公务员的过得都比较好。
”——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北京报道
两年半时间，大大小小十六次公务员考试，王艾寒笑称自己的公务员之路一直很有进取心。
“实际上更多的是时代帮我们做出了选择，年轻人只不过顺应了这个潮流而已。
”不过，他还有点额外的原因，要用公务员捍卫自己的爱情。
“羡慕嫉妒恨”
王艾寒第一次感受到“公务员热”是在大四上半学期。
“身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讨论公务员，宿舍里一共八个人，除了一个决心考研的，其余七个人手一册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
你枕头边不放上一本，都觉得不好意思。
”
2004年夏天，王艾寒从吉林来到济南，进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专业是新闻学。
开学初期，院里找大四的师哥师姐来做讲座，主题是如何成为一名“铁肩担道义”的记者。
他当时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职业规划。
什么是好工作，他也没有明确的概念：
“能挣钱，能轻松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他是在一种“比较懵懂”的状态下报考公务员的：
“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试试”。
后来他才知道，2007年国考，有60万人报名，比他入学的2004年翻了接近5倍。
这意味着当年全国近五百万大学毕业生中，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而他所在的文学院，作为这所文史见长的百年老校的头牌院系，超过95%的同学都报名参加国考，其余5%的绝大多数是已经取得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
他的舍友朱俊华是其中一位。
不同的是，王艾寒把国考当做一个可以试试的机会，朱俊华则视其为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大机会。
朱俊华来自陕西宝鸡一个普通农村家庭。
这个依靠助学贷款完成的平民子弟，希望当上公务员，进入体制内，进行人生中第二次“鱼跃龙门”，前一次是考入大学。
备考期间，朱俊华几乎是要抱着《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睡了。
此前，他的睡前读物是一周三期的《体坛周报》。
朱俊华还做出了一个颇让宿舍人吃惊的选择：
报考新疆塔城海关。
塔城，位于中国的西北角，中国离海洋最远的城市，语意为“旱獭出没的地方”。
宿舍人都觉得他疯了，朱俊华不为所动：
“你们都不愿意去，我去，你们都不愿意报，我自己一个人报更好。
”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
通过分数线之后，他面对的最终竞争者，其学校背景与个人能力均落后于他。
最终，朱实现了人生中第二次“鱼跃龙门”。
完成目标后，宿舍人熟悉的朱俊华又回来了。
他开始疯狂下载足球比赛，甚至为此买了一个硬盘，“万一那边看不到球怎么办？
”朱俊华的成功在文学院引起不小的震动。
王艾寒说大家的感受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羡慕嫉妒恨”。
不过，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鼓励和榜样”：
他考了120多分，可最终还是没有进入面试，原因是报考的职位太热门，竞争太激烈。
“感觉挺沮丧的”，他说，“要是也报一个偏一点的职位，会不会就成了呢？
”与他的沮丧不同，他的舍友李政则正陷入两难：
一方面是高分入围某中央部委的面试，在首轮面试后取得了综合成绩的第二名；另一方面则是其第二专业对外汉语的专业课程已经顺利完成，公派出国做一年对外汉语老师的机会摆在眼前。
赌博
如何选择，舍友李政感到痛苦：
继续中央部委的面试，则要彻底放弃第二专业，意味要放弃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中级）、海外教学经历和教育学学位证书；如果选择出国，则要放弃一个近在眼前的进入国家部委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风险颇大：
面试八人录取四人，笔试第二的他，也有可能最终被淘汰。
李政的爷爷是山东半岛一个小县城法院的副院长，整个家族中唯一的“国家干部”，年轻时参军，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九死一生，复原回乡，从入伍前的一个农民子弟成为一名基层法官。
“要想改变命运，我们那辈人就是参军，你这辈人差不多就是考公务员了。
”爷爷和李政开玩笑：
“你要是成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咱们家祖坟得长多高的一根草啊！
”李政做出了最终决定：
放弃公派出国，选择公务员最终面试。
他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家人、同学和朋友的支持。
李政去院办公室办理放弃对外汉语专业的手续。
他本以为会遭到院办领导的埋怨，可是听了他的解释后，院办领导非常赞成他的选择，热情地为他办理了相关手续。
未了，院办领导还鼓励他：
“机会难得，进去不易，好好把握啊！
”李政最终没有实现农家子弟的“一步登天”，录取前四名，他排名第五。
王艾寒曾听到过睡对铺的李政压抑的哭泣。
毕业前夕的一次喝酒，喝醉了的李政对他说，几乎所有人都说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尽管自己清楚知道那是一次赌博，可是还要赌。
毕业后，王艾寒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留在济南，或者是去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去了山东枣庄，做了一名区电视台记者。
他是为了追随女朋友才到枣庄去的。
王艾寒与女朋友大学相识，同是文学院传播学专业。
女朋友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们希望女儿和未来的女婿都能成为公务员，这甚至成为他们认可王艾寒的重要条件之一。
区电视台记者一个“杂活儿”：
摄像、编排、文稿都要弄。
王艾寒曾经有一个周每天早上7点出门，一直在外面忙到晚上8点回家，中间几乎片刻不得闲。
工作中有很多机会和政府人员打交道，慢慢地，他对于公务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以前，经常听到人们对于公务员的负面评价，认为‘事难办、脸难看、门难进’，也有‘蛀虫’这样的激烈说法，可是我接触了很多基层公务员，觉得其实绝大多数政府部门确实是有想法、有思路为群众办好事的，只是在工作效率和工作手段上还有待改进。
”当然，这并非是他对于“公务员”的全部认识：
有一次，他跟纪委去拍公务员上班不守时，到了九点半，有一些科室根本就没人来，打电话询问，都说在下面走访，而当天那些科室并没有出行安排。
大约毕业半年后，王艾寒接到了远在新疆塔城的大学舍友朱俊华的电话：
赶快准备红包，我要结婚了。
朱俊华成为成宿舍中首个结婚者。
他描绘了一种让王艾寒羡慕的塔城生活：
未婚妻是乌鲁木齐人，教师，工作稳定；自己在市中心位置买了一套房子，因为单位有补贴，价格至少比市场价低了三分之一；每天按时上下班，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里上上网，喝喝茶；把父母接了过来，帮他们开了一家卖蔬菜水果的小店，还帮学护士的妹妹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一家人其乐融融。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段，王艾寒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事，考上了福建某林业调查队。
同事把房子和车子都卖掉，举家迁往福建。
临走前，同事说，有了公务员的身份一切都好办。
毕业半年多的王艾寒开始真正决定“从内心里决定要从事这个职业（公务员）”：
“来自社会的影响，来自周围人的选择，来自长辈的压力，让我觉得还是考公务员吧。
”
“逢试必考”
到2009年夏天，王艾寒粗略算了一下，自己参加了国考、山东省省考和河北省公考，再加上青岛、枣庄和日照等山东省内地级市的事业单位考试，不下十次。
其中，枣庄和日照的事业单位进过两次面试，最终都没有考上。
公考从未进过面试，最少一次差0.2分。
“一直在努力，从来未到达，几乎逢考必考。
”他如此总结自己毕业一周年内的公考之路。
2009年10月，王艾寒和女朋友一起到济南参加公务员考试。
从大四毕业至今，他和女朋友一直结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考试。
“相互鼓励、互相帮助，爱情是一种动力。
”
考试结束，他们俩去看一对大学同学。
这次见面让王艾寒五味杂陈：
“男的在一家医院的办公室工作，打杂；女的在一家网站，工资一千挂零。
我觉得他俩的状态应该不会攒下多少钱，租的房子好像是450一个月，两个人订婚了，房子还没着落。
”告别的时候，男同学告诉王艾寒，他也正在准备参加一个事业单位的考试。
“看得出来，他真下了决心。
”
回枣庄的路上，说起了大学同学毕业后的发展，两人唏嘘一番，得出了一致结论：
“差异在逐渐拉大，考上公务员的过得都比较好。
”后来，王艾寒的女朋友率先突围，考取了日照市一个事业单位。
为了爱情，王艾寒辞去电视台的工作，追随女朋友，加入山东一家都市报的日照记者站。
王艾寒迅速感受到了市场化媒体的压力：
企业化运营，每月都有考核任务，至少多少篇好稿，至少多少分……当然，他最不能接受的是“没有时间复习公考”。
到了2010年夏天，王艾寒又分别参加了国考、山东省省考和一次日照市事业单位考试，分数一般，都没有进面试。
他总结失败的原因：
工作忙，长时间没有考上也有点松懈，自己也有点心灰意冷，有时甚至会想，我就知道考不上……他接到了又一大学舍友通知婚讯的电话。
毕业后，这位舍友回了老家广东的一个县城，其父是当地政府公务员。
舍友在广告公司呆了一段时间后，进入体制内，成为一个政府实权部门的公务员。
舍友曾经向宿舍里的兄弟们感叹：
花了好多钱的哇！
电话中，舍友说自己两年做的都是抄抄写写的工作，就是一个“高级打字员”，就像大家熟知的那样，机关单位没有太多的光明，没有太多的理想，仅存的一点点激情都会慢慢消磨掉。
不过，舍友也说自己现在也想通了，心里也坦然了许多，不再那么愤青，自己尽心尽力就好。
最后，他们在“公务员的魅力是什么”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第一，如果真的想做点实事、好事，处在公务员的位置上，有很大的空间能够发挥；其次，公务员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至少现在很多人找对象都希望找公务员；第三，不管怎么说，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不错，虽然没有企业挣钱多，但是其他方面比如退休后要比企业更有保障。
当然，对于王艾寒来说，公务员的魅力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能够更好的捍卫和保护自己的爱情。
2010年年底，他再次报考了国家公务员。
成功“突围”
王艾寒在临考前约一个月开始着手复习：
每天晚上做题，一共做了十套真题和几套模试卷，然后就到济南考试了。
他说，这绝非不重视，一是因为报社的工作很忙，二是《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加起来400多页纸，确实已经翻来覆去看过很多遍了。
成绩出来之后，他第一时间用手机发短信查询成绩：
进面试了！
他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他打电话报名参加某著名公务员辅导机构的面试辅导班，地点在北京，为期一周，学费4280。
其实，他本来想报名的是为期两周、学费一万的特训班。
校方承诺，参加特训班，如果面试失败，退款八千，而学费4280的这个班是不退钱的。
特训班针对考生要面试的某一职位特别设立，王艾寒报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职位已经有人报名了。
面试辅导班学习结束，王艾寒回日照，照常上班，静候面试的到来。
他比面试时间提前一天来到北京，选了一个离面试地点只需步行十分钟的宾馆住下。
面试前一晚，他承认自己“无比的紧张”，晚上一直不停给朋友同学打电话聊天放松，看电视没心情，翻了会儿书看不下去，十点不到就躺下睡觉，但是睡不着。
面试当天晚上，他接到了面试通过的通知。
本来说是第二天电话通知结果，他就把手机放在宾馆充电，自己出去闲逛了。
结果刚回房间就听到电话响，拿起来一看号码是北京的，心顿时一通狂跳，然后，他被告之：
面试通过了。
几乎没有时间激动，他接连拨通了女朋友和家人的电话报喜。
他永远记得面试通过电话打来的时间：
19点10分。
当天，在北京的大学舍友请他吃饭。
这么大的喜事，俩人没喝一口酒，害怕影响了王艾寒第二天的体检。
体检结束，王艾寒坐火车回日照，一路上还是一直打电话聊天。
尽管知道体检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他还是没敢吹牛说自己过了，在期盼已久、触手可及的成功面前，他一再告诫自己要“低调、再低调”。
回日照半个月后，王艾寒辞掉了报社的工作。
单位的人都知道了，自己也没有心思再干了。
辞职后，他每天上网，看书，因为将来要从事文秘工作，他开始特意关注国家政策和相关文件。
他已经开始进入角色。
可是，对于即将在北京开始的生活，他坦言并不喜欢如此快节奏的生活，蚂蚁一样的人群，还有永远灰蒙蒙的天，甚至开玩笑说日照厕所的空气都比北京大街的好。
他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练出挤地铁的本领，也希望自己的肺能够尽快适应北京的空气。
进入体制内，王艾寒也没有旁人所认为的特殊的成就感：
“考上公务员不代表任何成就，每个人只要努力都有机会。
只是，与其毫无意义地宣泄对体制的不满，还不如真正地进入体制，尽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点什么。
”不过，他还要面临一个新问题：
女友在日照当公务员，他在北京。
他用考上公务员捍卫的爱情，还要继续破题。
在中国移动的日子
他把这里当做极具魅力的城堡，消磨着曾经的热情，但并不后悔留下。
——中国周刊记者余芳倩北京报道
接连着两周，王林（化名）没有一天能在晚上十一点之前离开办公室。
周末也总被加班占据。
生活像一辆赛满了货物的桑塔纳，踏实地奔跑着，“司机”王林觉得有点失落。
刚步入社会时，他期待登上的是一辆沃尔沃。
“从小到大，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那百分之十。
但工作三年，越来越现实，觉得之前很多想法都不可能实现。
现在就想着房子、车子，实际的问题。
你要问我还有什么理想，其实挺可悲的，没有了。
”他低头看着桌上的杯子，沉默了一会儿，“当然，我并不后悔进入中移动。
”
选择国企
2008年，清华硕士毕业生王林手头放着几份offer。
毕业之前，他对人生的自我控制力都表现得比同龄人更出色一些。
他中学就开始学习大学的物理课程，大学学习的是英语物理课程，从来没有在学习上有过挫败感。
他是学生干部，会出色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但绝不会费心去主动策划一个活动。
总之，他承认自己是传统的好学生，不太喜欢冒险。
中学时，他想当个物理学家。
但在大学毕业前夕，他明白如果在中国当一个学者，恐怕缺乏一个好的环境和待遇。
毕业时，他还曾一闪念想到过自己去创造一个伟大的公司，某天甚至可以上市。
可是他最后承认，他很优秀，但和李彦宏、张朝阳这些人相比，他的简历上缺点什么，还是进入企业得好。
2007年11月份，水木清华论坛上一个招聘信息受到热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要来清华校园宣讲招聘了。
他投了简历，随后收到面试的通知。
国企招聘一般时间偏晚，早在中移动面试通知来寄来之前，NEC中国研究院和浪潮电脑等公司的要约已经整齐地摆在王林的桌台上。
前者是名列财富世界500强的日企，后者是国内新锐的电脑公司。
王林并没有左右为难，他迅速上网查资料。
谈起当初的选择，他像答考卷一样，逻辑严密。
“中国有在国企里工作四十年的例子，但是还没有在外企里待那么长的人。
外企在中国的发展，不确定性太多，晋升层级也太慢。
如果是去外企的公司总部，我还愿意考虑，但是如果是中国分公司，no。
”第一步，他把外企淘汰了。
任何民营企业，比起中移动公司的规模来，都显得苍白。
中移动公司上市香港，2007年利润达870亿元人民币，在电信领域，即便是当时四个垄断国企中，也是规模最大的企业。
更让王林心动的是，“中移动从电信局分拆而来，肯分拆来的，很多都是胆子大的年轻人，这样的企业相对老国企负担轻，应该更有冲劲。
”后来，国家开发银行也看中了他，他抱歉地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有了选择。
2007年春天，年轻的毕业生学生王林寻找到了一棵大树，他不想只是来乘凉的，他想和和这棵大树一起成长，做一番事业。
优越感
2007年夏天，北京的知了叫个没完，王林脱下了牛仔裤，换上商务休闲裤和新买的衬衣开始来中移动上班。
上班的第二天，领导把部门的新员工集合在一起，介绍部门情况。
幻灯片写了70页。
“当时震撼了，念书时觉得20页的幻灯片已经够长了，没想到在国企里，这么庞大。
”
位于复兴门的中移动大厦，由两栋楼组成。
初入职，他根本分不清谁是中移动的员工。
总部五六百人之外，还有和中移动有业务关系的厂商直接派驻的人员。
他惊讶的发现，所在的一层楼，百分之六十的工位是留给“外援”。
只要有新项目，总有合作厂商收费或者免费上门来为他们服务。
有些人和他朝夕相处了一年。
国企的“大”，“众星捧月”的感觉，在他工作的第一年，感受颇深。
工作后第一次出差，王林和部门领导飞到了南方某城市。
刚入公司，第一次出差，新奇之外难免有些紧张。
飞机落地后，当地市公司的领导，省会公司的领导，和省级分公司的领导都出现在机场。
他和领导被专车接走，整个出差过程被照顾得很好。
国企系统有时会发出电磁炉一般的温度，你可以感觉到“组织”强大带来的温暖。
后来，王林发现，其实系统内平级接待，根本算不上兴师动众。
如果你是部门领导级别，会有厂商去机场接送，全程接待。
如果是市场部出差，接送的可能是公关公司；如果是财务部接待的可能是咨询公司。
中移动作为行业领域内的老大，总能让员工感受到大公司的威仪。
更多时候，王林待在总部。
每天早上，一顿免费的丰盛早餐在中移动的食堂等着他。
中午花2元钱品尝自助餐厅的美食。
现在他已经习惯了，但工作第一年觉得吃得不错。
工作之余，国企也为员工提供了多彩的娱乐活动。
工会，这个在各大企业已经萎缩的名词已经偏向装饰作用。
但是在中移动这样的国企，它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每个职工给工会一年缴纳两三百元的会费。
工会成立了若干个组织，如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游泳协会……定期组织活动，提供场地、器材。
还有不少相关厂商等着赞助他们的活动。
比如冠名一个他们内部的篮球赛。
每月发工资的时候，那张长长的工资条上，基本工资“不好意思说”，但还好，收入在他手上的，有补贴：
每个月除住房公积金外，还2000元的房补，还有车补，劳保，等等，年收入十多万元。
大企业里的小职员
2010年，距离王林进入中移动已经三年。
三年中，中移动利润翻倍。
“中国最赚钱的中央企业”、“财富全球500强”等名号，王林早就烂熟于耳。
中移动公司总部分为各大部门，大部门里面各下辖着各处。
王林还处于中移动生物链的较低端，作为一名普通员工，渐渐感觉到大公司的微妙。
他要写一份材料，需要部门几个处之间的互相协作。
关系好的部门，材料两天就能给你。
关系不好的，陪上笑脸，一个礼拜也给不了你。
“你能怎么办呢？
不能生气，只能找你的领导，让他找他的领导。
”有一次，一个简单的任务，由于别的部门之间不配合，从处长之间的沟通上升到了部门主管之间的沟通。
王林很费解，也很沉默。
这似乎是成长到一定规模公司的通病。
华为在其内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华为十大内耗问题浅析》，列举了“本位主义”、“各自为政”、“站队”等内耗的问题。
王林和同事们一边看一边笑，把“华为”换成“中移动”就行，里面描写的问题，“简直一摸一样”。
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半个月朝九晚十一的工作就是为了写汇报。
通通都按照70页以上的标准来写。
“国企里，部门多，层级多，比较多。
大家做的事情非常相似，你怎么能突出你的成绩来呢？
只有拼命往里面填细节，事无巨细地写。
其实挺烦人的。
没什么价值。
但就要这样。
”
汇报用的幻灯片，一个主题，王林最多改过50次。
翻来覆去的改，斟酌每一个用词。
每一次都被领导打回来再改。
直到把每一条成绩说得更具体，把每一个牢骚写得更委婉，“你不用那么直白，领导都是聪明人，一看就知道有什么问题。
”
王林曾是个理想主义的青年。
他的朋友说，在学校时，王林喜欢谈论的是人生和理想，工作以后也会谈，“但渐渐认识到现实，有些无可奈何。
”王林现在已经不大谈理想，“只要在中国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他会和朋友讨论整个公司的战略和方向。
有的理解，有的不解。
作为普通的员工，赞同与质疑，其实都不重要。
“你最好改”
王林曾很有激情，很执着。
三年前，他面试的时候，对方问他性格有什么缺点。
他说，他太执着，认准的事情非要做下去。
上大学期间，导师明明告诉他一个研究方向行不通，但是他还是要试错。
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样的性格有好有坏，但是在国企，你最好改。
”对方说。
刚进入国企的时候，他雄心壮志地想“升官”。
按照规定，进入公司五年就有提拔为副处的机会。
三年后他说，“和我一样工作了五年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做管理工作，结果很难量化，如何能分出谁做得更好一些呢？
”
他内心仍有希望，但现在看起来更平和。
“有个刚提拔的副处长，听说，他的爸爸是某中央媒体的总编辑。
”他喝了口水，慢慢说，“中国有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
这是有道理的，家庭背景从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子女的未来。
当然，这些二代很优秀，即使但看简历也不输给任何人。
”
渐渐地，很多东西，他之前厌恶或者批判的，他开始接受。
“可能是因为我的立场不同了，也确实是看到了新的东西。
”“念书时，所有替运营商说好话的观点，我都能找到一一反驳的理由。
但是现在，我又能逐一反驳我以前的观点。
中移动的成本为什么这么高？
比如美国，在乡野和隧道可能没有信号，对美国运营商而言，这是不具备商业价值的投入。
但是对中移动而言，尽可能的覆盖，这是国企责任问题。
”
三年来，王林回头来看，进入国企确实是运气。
但是这样的运气并不能帮助他完全规避生活中的压力。
他眼下最紧要的就是房子问题。
在单位附近，他看了好几处房子，价格逼近四万。
如果没有家人帮助，他无论如何也付不了首付。
王林觉得委屈，中移动号称是最赚钱的公司，但是收入并不是最好的。
“因为中移动直接从百姓口袋里收费，社会上的情绪很大。
金融行业的利润不如中移动，但是他们收入是我们的数倍。
这公平吗？
”
他这样看问题的根源，普通百姓难以从国有企业的巨额利润中分享收益，这是体制问题。
但作为普通员工，承担这样的后果，王林想不通。
由于“社会议论”太多，2007年以后，新入职的中移动员工收入和老员工拉开了距离。
他在等待和老员工同等的收入水平。
现在看来，形势并不明朗。
他靠个人收入轻松买房，已经越来越遥远。
这几年，中移动总公司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开始有人员外流。
那些等不到升职加薪的年轻人，开始失去耐心。
“每年有十几人辞职去那些收入更高的公司。
我认识一个人，工作四年，每年都比别人做更多工作。
但是升不了职，走了。
”但更多的人留下来，“挤破头想进来”。
每年各省公司翘首以盼的就是总部的一个机会。
那些你见到在中移动大厦里工作了几年，仍然没有等到正式的编制的同龄人，热切渴望一个编制上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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