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为人做官的学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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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为人做官的学问
不一样的曾国藩：
为人做官的学问
前言：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然而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
曾国藩出身于耕渎之家，本身资质并不出众。
但他凭借自己出众的品格修为和独特的处世哲学，力挽狂澜，平定大乱，广揽天下英才，成就一番伟业。
也正因此，他思想谋略的精华，他的为人处事之道对后世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渺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
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
他也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
“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也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
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
“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处世方面，曾国藩则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
在识人用人方面，曾国藩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楷模。
他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
为了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
在用人方面，这主张知人善用、善待下属、发挥下属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真正做到人尽其才。
曾国藩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
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
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
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他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事为官之道。
曾国藩不仅在修身处事、用人治国方面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同样在治学持家方面也是人人推崇的模范。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
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
曾国藩在修身处事、治学持家、用人为官等方面，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处事为官绝学，本书通过大量的事实和事例，向人们全面地展示了曾国藩的为人处世和局官为政的智慧。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阅读本书，来深刻、细致地探究曾国藩的“经世致用”之道，为我们日后的工作生活做出正确的指导。
目录：
一、修身养性：
内外兼修，超凡品质
在古代，圣人大家对于修身养性都十分重视，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的一位重要的人物，尤其注重自身修养的修炼。
他始终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内外兼修，终被后人尊为一代奇人。
曾国藩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
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
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渺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以诚为本，诚信做人
《中庸》认为：
“遵道而行”，要有“择善而故执之”的主观精神——诚。
曾国藩以“诚”为本，认为“诚”就是天道。
掌握做人学问，诚是最基本的原则和思想。
所以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
曾国藩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作为将帅，他威震三军，权倾天下，但他待部下却处处不忘一个“诚”字，并且向手下人强调：
“诚”必须出自内心，内心之诚乃“血诫”。
他还强调：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亦避”，“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
曾国藩自身坚持“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
他常常告诫自己：
“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
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
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
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发不祥。
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
“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
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
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这是曾国藩对文武之臣对“诚”的不同表现的分析。
曾国藩也将“血诚”这一精神贯穿了整个人生。
我们来看一个故事：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了，曾国藩请假回到老家荷叶塘服丧。
一天，他在一家饭店写对联，被一名叫韦永富的太平军看见了，太平军要曾国藩帮忙抄几份告示，并说：
“我们太平军尊重读书人，你归顺我们，包你有吃有穿，仗也不要你打，日后我们天王坐了江山，给你一个大官当。
”
曾国藩先是有点紧张，但马上镇定下来思考对策，这告示是绝对不能抄的，否则曾国藩就是不“诚”的人了。
那人见曾国藩犹豫，就说不跟我们走算了，帮我们抄完告示就放行。
按常理说曾国藩为了顾全自身可以答应，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替太平军抄告示岂不是在为反贼做事?
韦永富把曾国藩带到一个村庄，将他安置在一间屋子里。
一会儿，太平军端来了饭菜，说：
“先生，吃饱了，然后抄三份告示。
”说罢将写着告示内容的纸展开放在曾国藩的面前，曾国藩一看，见是《奉天讨胡檄》。
曾国藩看完后，气愤地拍桌子骂道：
“胡说八道!
天诛地灭的贼长毛!
”他把告示推向一边，做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
我们尚且不管太平军是否顺历史而为，仅看曾国藩内心对清政府的诚意却是真实的，这也与他做人的基本原则相符合。
他常常告诫自己：
“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
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
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异心者有不测之祸。
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破不详。
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之纷者以静。
”
事实证明，曾国藩做到了言行一致，他装病不写告示，恪守“血诚”。
太平军的将领罗大纲听说军中来了一个读书人，便连夜跑来看望，希望他归顺太平军。
可曾国藩却以敌意的目光看着罗大纲，不为所动。
罗大纲是位爱惜人才的将领，他没有计较曾国藩的态度，在曾国藩身旁坐下，以尊重的口气说：
“老先生路上辛苦了，兄弟们少礼，你受委屈了。
看样子你是个饱学之士，我们太平军中正缺你这样的人，你留下来吧，我向天王举荐，你就做我们的刘伯温、姚广孝吧!
”
曾国藩回答道：
“刘伯温辅助朱元璋打江山，姚广孝却是朱棣篡夺侄儿位子的帮凶，这两个人怎能并称?
”
罗大纲哈哈大笑，他说：
“先生，你也太认真了。
刘伯温、姚广孝都是有学问、有计谋的好军师，如何不能并称?
至于是侄儿做皇帝还是叔叔做皇帝，那是他们朱家自己的事，别人何必去管!
方孝孺不值得效法。
我看成祖也是个雄才大略的英明之主，建都北京便是极有远见的决策。
老先生若是对此感兴趣，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商榷。
”
曾国藩没有料到太平军中也有人才，谈起历史人物是颇有见地。
罗大纲临走时希望曾国藩抄几份告示，因为第二天要用。
曾国藩说自己病了，头昏脑胀，无法胜任。
罗大纲上前摸了摸曾国藩的额头，果然滚烫，便不再为难他，叮嘱手下人去找医生来给先生看病。
谁知与罗大纲一起来的一个湘乡籍士兵认出了老先生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罗大纲。
罗大纲惊讶不已，他冲到曾国藩面前吼道：
“你原来是个大清妖头，险些被你骗了!
你不在北京做咸丰的狗官，为何跑到这里来了?
”
面对怒气冲冲的罗大纲，曾国藩只要向反贼乞求饶命，不仅性命可保，还会捞个官当当，但那就不是曾国藩的为人风格了，宁做方孝孺，不做姚广孝，大不了一死罢了。
儒家讲中庸，但并不提倡明哲保身，“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儒家一直把“诚”视作中庸德性观的轴心，它是联结天人，使之合一的规范，是人的道德思索与行为规范的凭借；“诚”是贯通天地人的普通规范，它能够将三者有效连接，从而使人的生存处于一种相互和谐的格局之中；“诚”既允诺了在具体的、不完满的伦理实践中，达到全体的、完满的道德理想的可能性，从而开启了“血诚”作为实践导向的大门。
曾国藩对这些道理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使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他任凭罗大纲威逼利诱，就是坚守对清政府的“赤诚之心”，让罗大纲无计可施，后来，曾国藩在义士康福的帮助下逃出了太平军大营。
假使曾国藩没有逃脱太平军的魔掌，我们也可以猜到，他定会心怀“血诚”而慷慨就义的，因为忠诚之心已经作为他的人生准则而不可动摇。
在曾国藩看来，“诚”可表现天地之真，充实天地之美，完成天地之善。
“诚”为人性中第一美德，为英雄豪杰、伟大人物立德、立言第一要素，有了真诚才能体现人的文明与高尚。
曾国藩修身绝学
要让自己的话使别人相信，就得把握一个“诚”字，这是人能够立下大业、成就大业的根基。
曾国藩把“诚”字作为自己立身的根本，他一向以“诚”字来训导自己的下属，要他们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做起，说实话，做实事，以诚相见。
他还专门举了北魏高允的故事，用来说明“诚”字的重要，并感叹：
“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
”
严以律己，身先士卒
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服众，就需要不断完善自己，只有使自己不断趋于完善才能树立威信，才有资格对别人加以指导。
最好的推出自己的方法就是成为众人的榜样。
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办事总能达到让人满意的效果，因为他们对自己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为人处事讲究原则，高标准、高要求获得高效率。
但能做到对人的过错不计较、不苛责的领导者并不多见，曾国藩却是这方面的典范。
有一个故事生动地表现了曾国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官员作出示范，使大家深受教育。
秦淮河是古都南京名胜，也是游船画舫的聚集地。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日渐萧条凄凉。
战争结束后，秦淮河畔出现了昔日的画舫，恢复了繁荣景象。
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对这种情形极为不满，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禀报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
曾国藩对涂廉访说：
“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
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
”涂廉访听后感到很不好意思。
没过多久，曾国藩约来各位官员共游秦淮河，并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
席间，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
“三十年前，我是心想游弋而不敢游弋，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
曾国藩以身作则，不只凭个人喜好处理事情，对秦淮河灯船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府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
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一时间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任人唯贤并听取贤者的意见和建议，是为官之人的基本素质。
但曾国藩自认为有权之人是很难做到的，但他还是尽力而为，在选用人才上尽量做到宽容有度，贤者优先。
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
“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员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息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
除此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
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
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
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对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
凡是那些在官场上奔波的人，仕途大都坎坷不平，身败名裂的也为数不少，有些人因为无形中卷入党派之争、官场是非，稀里糊涂地就被罢官免职了。
曾国藩总结出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字：
昏、傲、贪、诈。
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这四败：
“昏惰任侠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
”曾国藩认为居官就必须戒此四败。
欲不昏惰任职，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只有知人善任才可构成一支结构合理、战斗力强的队伍。
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正如某人后来的表现，验证了他的预言。
如他保举塔齐布说：
“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问罪。
”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做事讲究原则，对部下要求也很严厉，但不管是多急多大的事情，他都能冷静、客观地对待，不义气用事。
他认为陈国瑞率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军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
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很是嫉妒，于是产生了抢夺的念头。
但他采用的方式过于激进，又杀人又抢夺激怒了刘铭传，刘铭传把陈国瑞的士兵全部打死并将他软禁。
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
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耳闻，火并事件发生后，他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十分不满，但在向皇帝的呈禀中，他仍客观地讲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只是受到了适宜的制裁。
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而且能够做到身先士卒、严于律己，他提倡节俭就由自身做起。
一般认为，做官的人都很贪图安逸，而曾国藩则是一个例外。
曾国藩的日常生活及其简朴，对家人也同样这样要求。
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儿媳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织麻纺纱之事。
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却与普通家庭并无两样。
曾国藩在过三十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但平日并不穿在身上，只有遇到庆典或者过年时才穿一次，所以，虽然那件衣服伴随了曾国藩几十年，拿出来仍然如同新衣。
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
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
“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
和上下级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
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分内的事。
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虽然只是普通的家书，但是却反映了他严于律己的作风。
身为一家之长、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忠于职守；对部下，他赏罚严明，管教有方；对子女，他言传身教，管理有道，曾国藩为人处世始终有自己的原则。
既是名人就必有非议，功过是非必有定论。
作为后世的人，要学会借鉴前人，取长补短，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曾国藩修身绝学
《论语·子路》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曾国藩严于律己，凡事都以身作则，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忠于职守；对部下，他赏罚严明，管教有方；对子女，他言传身教，管理有道。
总之，曾国藩为人处世始终有自己的原则，为下属、子女以及后人都做出了良好的表率。
坚韧不屈，成就事业
“坚韧”是两个极奥妙的字，“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韧”即忍，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
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十分相合。
一个人只要能坚能韧，就会无敌于天下。
“坚韧”一次可以，“坚韧”一生却难。
曾国藩正是一生“坚韧”，所以，最终成就了令后人敬仰的事业。
他的身心虽然因此而备受煎熬，但也终有所值。
曾国藩一生的功绩不能算空前绝后，但也算是数一数二。
他的成功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韧”是密不可分的。
曾国藩对坚韧的理解是：
君子稳重而有威严，有坚强忍耐的性情，灾难面前毫不畏惧，刀架在脖子上就当作没看见。
想立功德创伟业就必须要有“坚韧”之心，战场上有此心就会所向无敌，生活中有此心就会有所修为。
对外无敌、对内有为才是厚德载物的境界。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
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5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子说：
“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
”
曾国藩就是靠坚韧成就了他的事业。
青少年时代靠坚韧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韧战胜了磨难。
他懂得忍辱包羞、屈心抑志的道理才能安稳地渡过坎坷。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
湘军将士虽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
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
靠的就是坚韧。
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激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
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
靠这种坚韧，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于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
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曾国藩，这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境，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
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使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
因为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轻视他，他在江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
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
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惨淡度日。
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八十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身念念不忘。
势力、人心、友情、困境太多东西在他心里纠结，使他在逆境中看清楚了官场和世事，做到人情冷暖心中自知。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
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
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
咸丰五年（1855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
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
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
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景德镇城下。
曾国蒲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内容十分凄婉动人。
其中有：
“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
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想：
这到底是为什么?
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受到全国人的唾弃。
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好几次被逼自杀。
思前想后，就感到越来越凄愤，以至于不想再过问世事。
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
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
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
至l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渡过险难。
l861年4月，他移驻休宁。
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
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焦虑的心情，大意是说：
今天各营进攻徽州，我的心忐忑不安，多次登楼观望。
到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心如火燎的更加不安了。
傍晚接信知道各部都因雨而败，心中又忧又气。
这场仗关系重大，若能拿下，则周围三县皆有粮饷接济，若拿不下，三县都保不住。
夜里竟然着急得睡不着，口干舌燥。
并且，当曾国藩看到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湘军大败。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
他悲观到了极点，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
伤心归伤心，他仍旧未忘记战略考虑，为了稳定军心，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
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作的许诺，克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他还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
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作了这样的预测：
若皖南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
他愿意用自己的苦守坚持、内心的反复伤痛换得战事的转机。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
直到l861年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
曾国藩为安庆会战做了最大的投入。
曾国藩修身绝学
要想成就大业，恒心是必不可少的。
恒，贵在坚持。
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低头，而以“坚韧’面对。
坚持得久一点，胜利就近一点。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益于坚韧二字，用梁启超的话来说：
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知足慎独，戒傲自律
世上有两种人：
一是不知足者，二是自我满足，自我满足者又有两种：
一盲目满足，二知足常乐。
前者就是物欲横流，后者心灵通达。
曾国藩不计较得失，知心足志方为好，并以“知足慎独”为人生学问，可谓智者!
曾国藩有一首诗最能代表他的“知足”观：
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
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
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
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
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
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
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
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
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
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
举首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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