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一样的曾国藩为人做官的学问不一样的曾国藩:为人做官的学问前言:中国自古就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然而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 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出身于耕渎之家,本身资质并不出众。但他凭借自己出众的品格修为和独特的处世哲学,力挽狂澜,平定大乱,广揽天下英
2、才,成就一番伟业。也正因此,他思想谋略的精华,他的为人处事之道对后世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渺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也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对交友之道也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则认为,“
3、处此乱世,愈穷愈好”,“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在识人用人方面,曾国藩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楷模。他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了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在用人方面,这主张知人善用、善待下属、发挥下属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曾国藩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
4、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事为官之道。曾国藩不仅在修身处事、用人治国方面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同样在治学持家方面也
5、是人人推崇的模范。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曾国藩在修身处事、治学持家、用人为官等方面,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处事为官绝学,本书通过大量的事实和事例,向人们全面地展示了曾国藩的为人处世和局官为政的智慧。下面就让我们通过阅读本书,来深刻、
6、细致地探究曾国藩的“经世致用”之道,为我们日后的工作生活做出正确的指导。目录:一、修身养性:内外兼修,超凡品质在古代,圣人大家对于修身养性都十分重视,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的一位重要的人物,尤其注重自身修养的修炼。他始终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内外兼修,终被后人尊为一代奇人。曾国藩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 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渺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以诚为本,诚
7、信做人中庸认为:“遵道而行”,要有“择善而故执之”的主观精神诚。曾国藩以“诚”为本,认为“诚”就是天道。掌握做人学问,诚是最基本的原则和思想。所以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曾国藩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作为将帅,他威震三军,权倾天下,但他待部下却处处不忘一个“诚”字,并且向手下人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内心之诚乃“血诫”。他还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亦避”,“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曾国藩自身坚持“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
8、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这是曾国藩对文武之臣对“诚”的不同表现的分析。曾国藩也将“血诚”这一精神贯穿了整个人生。我们来看一个故事: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了,曾国藩请假回到老家荷叶塘服丧。一天,他在一家饭店写对联,被
9、一名叫韦永富的太平军看见了,太平军要曾国藩帮忙抄几份告示,并说:“我们太平军尊重读书人,你归顺我们,包你有吃有穿,仗也不要你打,日后我们天王坐了江山,给你一个大官当。”曾国藩先是有点紧张,但马上镇定下来思考对策,这告示是绝对不能抄的,否则曾国藩就是不“诚”的人了。那人见曾国藩犹豫,就说不跟我们走算了,帮我们抄完告示就放行。按常理说曾国藩为了顾全自身可以答应,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替太平军抄告示岂不是在为反贼做事?韦永富把曾国藩带到一个村庄,将他安置在一间屋子里。一会儿,太平军端来了饭菜,说:“先生,吃饱了,然后抄三份告示。”说罢将写着告示内容的纸展开放在曾国藩的面前,曾国藩一看,见是奉
10、天讨胡檄。曾国藩看完后,气愤地拍桌子骂道:“胡说八道!天诛地灭的贼长毛!”他把告示推向一边,做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我们尚且不管太平军是否顺历史而为,仅看曾国藩内心对清政府的诚意却是真实的,这也与他做人的基本原则相符合。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异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破不详。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之纷者以静。”事实证明,曾国藩做到了言行一致,他装病不写告示
11、,恪守“血诚”。太平军的将领罗大纲听说军中来了一个读书人,便连夜跑来看望,希望他归顺太平军。可曾国藩却以敌意的目光看着罗大纲,不为所动。罗大纲是位爱惜人才的将领,他没有计较曾国藩的态度,在曾国藩身旁坐下,以尊重的口气说:“老先生路上辛苦了,兄弟们少礼,你受委屈了。看样子你是个饱学之士,我们太平军中正缺你这样的人,你留下来吧,我向天王举荐,你就做我们的刘伯温、姚广孝吧!”曾国藩回答道:“刘伯温辅助朱元璋打江山,姚广孝却是朱棣篡夺侄儿位子的帮凶,这两个人怎能并称?”罗大纲哈哈大笑,他说:“先生,你也太认真了。刘伯温、姚广孝都是有学问、有计谋的好军师,如何不能并称?至于是侄儿做皇帝还是叔叔做皇帝,那
12、是他们朱家自己的事,别人何必去管!方孝孺不值得效法。我看成祖也是个雄才大略的英明之主,建都北京便是极有远见的决策。老先生若是对此感兴趣,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商榷。”曾国藩没有料到太平军中也有人才,谈起历史人物是颇有见地。罗大纲临走时希望曾国藩抄几份告示,因为第二天要用。曾国藩说自己病了,头昏脑胀,无法胜任。罗大纲上前摸了摸曾国藩的额头,果然滚烫,便不再为难他,叮嘱手下人去找医生来给先生看病。谁知与罗大纲一起来的一个湘乡籍士兵认出了老先生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罗大纲。罗大纲惊讶不已,他冲到曾国藩面前吼道:“你原来是个大清妖头,险些被你骗了!你不在北京做咸丰的狗官,为何跑到
13、这里来了?” 面对怒气冲冲的罗大纲,曾国藩只要向反贼乞求饶命,不仅性命可保,还会捞个官当当,但那就不是曾国藩的为人风格了,宁做方孝孺,不做姚广孝,大不了一死罢了。儒家讲中庸,但并不提倡明哲保身,“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儒家一直把“诚”视作中庸德性观的轴心,它是联结天人,使之合一的规范,是人的道德思索与行为规范的凭借;“诚”是贯通天地人的普通规范,它能够将三者有效连接,从而使人的生存处于一种相互和谐的格局之中;“诚”既允诺了在具体的、不完满的伦理实践中,达到全体的、完满的道德理想的可能性,从而开启了“血诚”作为实践导向的大门。曾国藩对这些道理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使他的
14、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任凭罗大纲威逼利诱,就是坚守对清政府的“赤诚之心”,让罗大纲无计可施,后来,曾国藩在义士康福的帮助下逃出了太平军大营。假使曾国藩没有逃脱太平军的魔掌,我们也可以猜到,他定会心怀“血诚”而慷慨就义的,因为忠诚之心已经作为他的人生准则而不可动摇。在曾国藩看来,“诚”可表现天地之真,充实天地之美,完成天地之善。“诚”为人性中第一美德,为英雄豪杰、伟大人物立德、立言第一要素,有了真诚才能体现人的文明与高尚。曾国藩修身绝学要让自己的话使别人相信,就得把握一个“诚”字,这是人能够立下大业、成就大业的根基。曾国藩把“诚”字作为自己立身的根本,他一向以“诚”字来训导自己的下属,要他们从自己
15、的日常生活做起,说实话,做实事,以诚相见。他还专门举了北魏高允的故事,用来说明“诚”字的重要,并感叹:“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严以律己,身先士卒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服众,就需要不断完善自己,只有使自己不断趋于完善才能树立威信,才有资格对别人加以指导。最好的推出自己的方法就是成为众人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办事总能达到让人满意的效果,因为他们对自己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人处事讲究原则,高标准、高要求获得高效率。但能做到对人的过错不计较、不苛责的领导者并不多见,曾国藩却是这方面的典范。有一个故事生动地表现了曾国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官员作出示范,使大家深受教育
16、。秦淮河是古都南京名胜,也是游船画舫的聚集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日渐萧条凄凉。战争结束后,秦淮河畔出现了昔日的画舫,恢复了繁荣景象。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对这种情形极为不满,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禀报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对涂廉访说:“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后感到很不好意思。没过多久,曾国藩约来各位官员共游秦淮河,并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想游弋而不敢游弋,三十年后,我
17、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曾国藩以身作则,不只凭个人喜好处理事情,对秦淮河灯船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府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任人唯贤并听取贤者的意见和建议,是为官之人的基本
18、素质。但曾国藩自认为有权之人是很难做到的,但他还是尽力而为,在选用人才上尽量做到宽容有度,贤者优先。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员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息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此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
19、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对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凡是那些在官场上奔波的人,仕途大都坎坷不平,身败名裂的也为数不少,有些人因为无形中卷入党派之争、官场是非,稀里糊涂地就被罢官免职了。曾国藩总结出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字: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这四败:“昏惰任侠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居官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职,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只有知人善任才可构成一支结构合理、战斗力强的队伍。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正如某人后来的表现,验证了他的预言。如他保举塔
20、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问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曾国藩做事讲究原则,对部下要求也很严厉,但不管是多急多大的事情,他都能冷静、客观地对待,不义气用事。他认为陈国瑞率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军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很是嫉妒,于是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但他采用的方式过于激进,又杀人又抢夺激怒了刘铭传,刘铭传把陈国瑞的士兵全部打死并将他软禁。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耳闻,火并事件发生后,他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十分
21、不满,但在向皇帝的呈禀中,他仍客观地讲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只是受到了适宜的制裁。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曾国藩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而且能够做到身先士卒、严于律己,他提倡节俭就由自身做起。一般认为,做官的人都很贪图安逸,而曾国藩则是一个例外。曾国藩的日常生活及其简朴,对家人也同样这样要求。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儿媳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织麻纺纱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却与普通家庭并无两样。曾国藩在过三十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但平日并不穿在身上,只有遇到庆典或者过年时才穿一次,所以,虽然那件衣服伴随了曾国藩几十年
22、,拿出来仍然如同新衣。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分内的事。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虽然只是普通的家书,但是却反映了他严于律己的作风。身为一家之长、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忠于职守;对部下,他赏罚严明,管教有方;对子女,他言传身教,管理有道,曾国藩为人处世始终有自己的原则。既是名人就必有非议,功过是非必有定论。作为后世的人,要学会借鉴前人,取长补短,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曾国藩修身
23、绝学论语子路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曾国藩严于律己,凡事都以身作则,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忠于职守;对部下,他赏罚严明,管教有方;对子女,他言传身教,管理有道。总之,曾国藩为人处世始终有自己的原则,为下属、子女以及后人都做出了良好的表率。坚韧不屈,成就事业 “坚韧”是两个极奥妙的字,“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 “韧”即忍,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十分相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韧,就会无敌于天下。 “坚韧”一次可以,“坚韧”一生却难。曾国藩正是一生“坚韧”,所以
24、,最终成就了令后人敬仰的事业。他的身心虽然因此而备受煎熬,但也终有所值。 曾国藩一生的功绩不能算空前绝后,但也算是数一数二。他的成功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韧”是密不可分的。 曾国藩对坚韧的理解是:君子稳重而有威严,有坚强忍耐的性情,灾难面前毫不畏惧,刀架在脖子上就当作没看见。想立功德创伟业就必须要有“坚韧”之心,战场上有此心就会所向无敌,生活中有此心就会有所修为。对外无敌、对内有为才是厚德载物的境界。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5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子说:“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
25、” 曾国藩就是靠坚韧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韧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韧战胜了磨难。他懂得忍辱包羞、屈心抑志的道理才能安稳地渡过坎坷。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湘军将士虽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靠的就是坚韧。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激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
26、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靠这种坚韧,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于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曾国藩,这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境,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使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因为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轻视他,他在江西用兵,军饷要江
27、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八十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身念念不忘。势力、人心、友情、困境太多东西在他心里纠结,使他在逆境中看清楚了官场和世事,做到人情冷暖心中自知。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
28、,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景德镇城下。曾国蒲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内容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受到全国人的唾弃。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好几次被逼自杀。思前想后,就感到越来越凄
29、愤,以至于不想再过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l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渡过险难。l861年4月,他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
30、接战,又都均告失败。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焦虑的心情,大意是说:今天各营进攻徽州,我的心忐忑不安,多次登楼观望。到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心如火燎的更加不安了。傍晚接信知道各部都因雨而败,心中又忧又气。这场仗关系重大,若能拿下,则周围三县皆有粮饷接济,若拿不下,三县都保不住。夜里竟然着急得睡不着,口干舌燥。并且,当曾国藩看到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湘军大败。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他悲观到了极点,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伤心归伤心,他
31、仍旧未忘记战略考虑,为了稳定军心,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作的许诺,克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他还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作了这样的预测:若皖南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他愿意用自己的苦守坚持、内心的反复伤痛换得战事的转机。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直到l861年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曾国藩为安庆会战做了最大的投入。曾国
32、藩修身绝学要想成就大业,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恒,贵在坚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低头,而以“坚韧面对。坚持得久一点,胜利就近一点。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益于坚韧二字,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知足慎独,戒傲自律 世上有两种人:一是不知足者,二是自我满足,自我满足者又有两种:一盲目满足,二知足常乐。前者就是物欲横流,后者心灵通达。曾国藩不计较得失,知心足志方为好,并以“知足慎独”为人生学问,可谓智者! 曾国藩有一首诗最能代表他的“知足”观: 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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