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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李中元

　　凝聚社会共识和精神，我们可以努力做得更好

　　——拜读泽鹏兄弟《社会契约论读后感》之愚想

　　近日，拜读了泽鹏兄弟写的《社会契约论读后感》，连读三遍，终不敢苟同。

同时，觉得此文似曾相识——在网络江湖，在部分人的作品、言谈中，在传说中的一些境外媒体（笔者山里人，从未直接接受过境外媒体传播的信息）和国内少数媒体信息中，常有核心意思或隐或显地相同、相近的表达。

遂将个人愚想整理如下：

　　一、如果承认”由于社会阶层分化导致各阶层的政治诉求重点必然存在不一致（其实也必然包括经济等各方面权力、利益的诉求重点不一致）”,那么”公共权力源自于公民之间的契约”似乎是个伪命题。

　　公共权力源于人民赋予。

其实质是：

社会各阶层通过斗争或协调达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利益分配模式。

社会总是不断发展。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对已有利益分配”平衡模式”,有可能被打破后建立新的”平衡模式”;也有可能逐步调整、逐渐形成新的”平衡模式”.古今中外，自奴隶社会以来的历史变迁莫不如此。

即使在被有的人贬之为（文化、民族）有劣根性的中国，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论断也早已是古代优秀政治家们的共识。

同样，即使是在若干人眼里系民主源头、民主楷模的美国，也是因为在关键时刻解放黑奴才借得黑奴们之力避免国家分裂。

因此，这样理解公共权力似乎更客观：

公共权力源于人民赋予，其最主要表现方式是由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阶层或阶层联盟为主协调社会各阶层、成员对社会总利益的分配。

由此，评判公共权力架构好不好关键看：

第一，看是否能尽可能激发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第二，看社会利益分配是否尽可能公平公正。

　　二、关于对中国和美国分别为典型代表的两种体制孰优孰劣的思考

　　笔者基于个人对公共权力架构好坏标准之愚见，坚定地认为中国的体制总体上优于美国（这绝不是为我国存在的问题诡辨。

关于我国相关问题的思考整理在后）。

理由如下：

　　1、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成果足以证明我国体制绝对有其长处，绝不会一无是处。

　　2、采用美国体制模式的国家，至今除了欧美日这些传统的资本主义强国外，鲜有成功程度超过中国大陆的例子（与大陆同文同种的台湾，飞速发展的时代为两蒋时代）。

更重要的是我国与欧美日这些传统资本主义强国的差距正在加速缩小，而不是差距长期”山河依旧”或愈差愈远（对此，调查统计若干走出国门到过欧美日的人们的认识可以佐证）。

　　3、需特别阐述的两个问题：

　　①美国之所以超级强大。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二战后其主导了国际货币大权（霸权），由此得以汲全球之力供养美国之强大。

即：

美国印钞可以直接买我国及其他各国的东西；而我国及其他各国印钞则只能在各自国内流通，出口货物必须以美元结算（由此出口企业结算美元后必须存在相关银行，若要在国内使用则按汇率兑成本国货币，若国外投资或采购进口货物则用外汇或兑换本国货币到境外使用）。

由此，美国可以超出其实际国力水平大量印制钞票，让全球为其”买单”.同时通过军事等各种手段打压潜在的挑战者，确保美元在全球始终是”值钱”的，以确保美元霸权。

　　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如：

与众多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让签约双方在互换货币额度内以各自货币进行贸易结算，避开使用美元），牵头成立亚投行（除由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由欧洲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将是影响力最大的且由中国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等等。

可以预见未来10年左右，将是国际货币秩序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同时必然带动国际政治格局、大国格局大变化）。

简而言之一句话：

美国全面动员资源围堵中国崛起（若其直接与中国开战，能赢，但必然自损较大，会让俄欧日渔利坐大，这样于美国也是不利的），中国则全力拉动能拉动的一切国家和地区搞平和发展、搞相互贸易，促进共同发展，以逐步消减美元霸权（习近平连菲律宾都去访问正是着眼于此）。

若美元霸权一旦不再，支撑美国强大军事实力和高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必缩，美国对全球高精尖人才的吸引力必减。

这对中国而言，必然是彼消我长的好局势。

　　②在中国体制中处于长期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过不少错，甚至犯过”文革中的若干大错”.对此，应实事求是、客观认识，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绝不应以往而断今、因往而贬今。

就好比不能因美国1960年代才从法律条文上取消种族歧视而否定美国体制的长处，也不能因为林肯时代才解放黑奴而否定华盛顿时代所奠定的美国现行”号称民主楷模”的国家制度的长处。

　　三、关于对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如何更好地凝聚社会共识和精神的思考

　　1、指导思想要突出：

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位一体的哲学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只有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才是在任何时期都要坚持的指导思想。

其他的内容都只是在某一特定阶段侧重坚持的指导思想，完全可以以决议或公报或其他形式来呈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形成的决议证明，内容正确的文献同样可以永放光芒。

作此妄论，绝不是想否认或贬低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和他们所处时代领导集体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而是心底里希望能从制度上杜绝”将指导思想搞成‘族谱’一样，最终累及国家发展”的可能。

　　2、包括党政、工商、学术等领域精英在内的社会上层建筑阶层对社会风气起决定性导向作用，其中，党政系统在上层建筑阶层中起主要决定作用，高级干部群体又在党政系统中起主要决定作用。

　　记得《论语》中一篇非常精炼、生动论述上层建筑阶层对整个社会风气有决定性引领作用的文章（《论语·颜渊》），大意是：

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政事。

季康子说：

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

孔子说：

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呢？

您行善，老百姓就会跟着行善。

上位者（上层建筑）的品德就好比风，下位者（社会大众）的品德好比草；风往哪边吹，草必定跟往哪边倒。

　　当下社会现实何尝不似孔子所言？

由于个人、单位、部门、阶层逐利的天性没有很好地通过法律制度规范好，因此腐败形势严峻，社会风气败坏，更可怕的是因上行下效、上好（爱好）下投，致使”逐利天性”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都强势存在，且很多情况下轻易超越了法律、道德底线而安然存在、甚至招摇自在。

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极大反感，也是部分人认为我国体制存在先天不足的主要原因。

　　如何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这必然是共产党长期执政所无法回避的课题。

真的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所标榜的体制模式才能”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吗？

真的如一些”神”论所言”只有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广大群众的整体素质提高到更高水平后，才能有效消除腐败”吗？

中国的执政党到底有没有可能保障长期地、始终地与全体公民的根本利益一致性呢？

有没有可能有效约束执政者（使之无可谋私利的特权），让政权真正贯彻公意呢（后两个问题也是泽鹏兄弟在大作中提出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不论有多少人论及多少种说法，笔者都坚定认为：

只要作为得当，现有政治体制完全可以兼容”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要求。

　　”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绝不是自剪羽翼放弃或改变已经带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且取得巨大成功的政治体制，而是不断完善制度、始终坚持规范用权、坚决砍掉执政阶层的特权。

要优先抓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尽快建立自上而下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多年来，因为有关重要信息采集及电子网络化管理运用工作缺失，许多地方政府不了解辖区内到底有多少人口、到底有多少资产（有的甚至连有多少国有资产都底子不清，更不用说知道各社会实体、自然人有多少资产）、到底有多少资金在流动（特别是现金流动）。

而清晰公私财产、清晰资金（特别是现金）流动是扎实推进反腐工作、建立长效机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同时对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公平税赋意义非常重大）。

由于底子不清，在当前认识到腐败已很严重且下决心反腐时，却只知道腐败分子藏身的大概方位，却不能及时看清具体有哪些人已经严重腐败。

　　第二，要改革财政资金分配方式。

财政资金分配方式的弊端只要看看各级财政机关分配资金文件中”戴帽分配”的情况和各级审计机关历年的审计报告即可知大概，由此衍生的吃吃喝喝、送礼收礼等系列问题则可谓”罄竹难书”.近几年，财政资金分配方式改革已有较大成果：

自上而下各级财政资金，除本级直接负责支出的资金（含本级部门直接负责实施的各种项目资金）以外，其他拟分配给下级的资金有相当比例基本都只明确所分配资金的大致使用方向，由下级政府将资金再分配方案上报后照方案下拨。

但这样的改革成果还很不够，笔者认为应尽快逐步做实各级政府、部门的预决算收支公开。

第一步至少要做到全覆盖的预决算详细情况向同级人大代表公开（涉密内容除外），第二步做到向全社会公开。

　　第三，要进一步加大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政府部门单位机关财务公开力度。

　　第四，要改革完善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制度。

仅从已曝光的工程建设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案件看，现行招投标和公共资源出让制度的严密性犹如”牛栏关猫”.笔者以为应按”只要不是涉密的或只能由独有的特定技术单位才能实施的项目，工程建设招标一律实行最低报价者中标；公共资源出让则一律实行最高报价者受让资源”的总原则，坚定不移推进其改革。

从相关新闻了解：

我国正在抓紧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子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网络平台，非常期待能有效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以上四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到位后，可以截断官员违法违纪获利的绝大部分渠道。

没有了利益这个原动力，所有涉及官方和官员的关系会清简很多，同时跑官买（卖）官现象自然会基本消亡（单纯为了更好地为全心全意人民服务而去跑官买（卖）官的可能性应该是零）。

　　反腐工作永远在路上。

要始终将杜绝后患作为反腐第一目标。

要根据”利益走向脉络”认真研究、科学设计防腐反腐制度（过来在之方面非常欠缺），真正实现：

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大步向现代水平迈进。

中国这么大（各地实情差异也很大），在高速发展背景下有可能滋生腐败的利益空间那么多、分布那么广，科学设计防腐反腐制度，除了科学的顶层设计外，一定要注重鼓励地方进行制度创新；不论是顶层还是地方，都一定要将便于社会监督作为科学设计制度的首要考虑因素。

监督工作绝不能片面过度依赖专门机构、专门人员（当下短期内需如此，长期绝不行，否则腐败问题极易前门拒虎后门进狼）。

　　第五，在重大决策过程中，既要尊重专家和注重总结基层经验，又要警惕为特定对象代言的”私”专家和少数贪功虚报的伪经验。

　　第六，要努力提升各个领域的社会管理和工作服务水平，全面丰富社会大众能感观的凝聚社会共识和精神的载体。

　　第七，在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同时，借鉴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历史经验，真正做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人民民主和政治协商民主（近10多年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政协委员推选被官方和商界垄断的现象比较突出，教训之深自不必说）。

　　没有批判就没有进步，这绝对正确。

同样，没有发展也不会有进步，这应该也没错。

当今中国，除了体制问题外，环保、社保、医疗、教育、贫富差距、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社会风气等等方面受到广泛批评。

其中，社保、医疗、教育、扶贫、安全生产等民生领域的问题毫无疑问只能通过不断发展，创造新的增量财富来逐步解决（绝不能回到均贫富的斗争思路）。

体制问题则是事关能不能保障持续稳定发展、如何保障持续稳定的发展成果让全体人民公平共享的关键。

批判国家体制存在的问题，是否一定要压倒性排斥他（体制）？

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尤其在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一系列巨大变化已广泛影响到全国各个层级、各个领域且这样的变化必将深入推进、久久为功的背景下。

因为国际社会的激烈竞争绝不会坐等我国争论清楚体制优劣，然后再大家到同一起跑线上去竞争。

若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沉沦了，吃亏遭难的必然是绝大多数国人同胞。

因此，如何凝聚社会共识和精神，共同推动我们的国家发展得更好更快更和谐，应该是包括上层建筑阶层和批判国家体制者在内的全体同胞的共同责任。

对此，只要有心，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