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对文化建设的启示基于多元文化语境的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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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对文化建设的启示基于多元文化语境的思考

贝尔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对文化建设的启示———基于多元文化语境的思考

关键词：

文化保守主义；多元文化；文化建设

近代以来，我国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迁与重构——由“一元专制”向“多元交互”转向。

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多元、复杂、转型的文化格局下，往往关系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兴衰成败。

贝尔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具有内在的预设性与外在的渗透力，对我国的多元文化整合与建构具有巨大的指引与借鉴意义。

一、多元文化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困境

近代以来，我国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迁与重构——由“一元专制”向“多元交互”转向。

文化的重构与多元局面给我国的文化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

（一）当代中国多元文化格局的演化与特征

“在中国文化史上，近代是一个文化革新、文化转型的时代。

”[1]14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逐步丧失政治、经济的独立性，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政治和经济独立性的沦丧客观上动摇了几千年来的文化专制的社会基础，统治者再也无法用“一元”封建文化来维系四分五裂的帝国体系，更无法用其来整合与凝聚社会力量。

依赖帝国的“裂缝”，文化领域迎来了“多元”的曙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同时也伴随着文化格局的重构。

这种文化重构主要体现在：

一是文化发展的自由度提升，独立性增强；二是文化交融与文化冲突、分化并存；三是文化多元格局深化并逐步确立。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现代性构建是以多元文化格局的演化与确立为落脚点的。

文化的多元性特征表现在：

一是中国文化的“兼容并蓄”性格得到延续，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利益格局的重新调配，新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断涌现，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社会矛盾协调与化解方式而获得了新的成长介质与发展动力；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现代化建构的文化基石与思想灵魂，其主导性地位与引领性作用得到强化与凸显；三是西方现代思想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下，在中国获得了生长、内化与创新的土壤；四是传统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思想都具有较大规模的认可、支持与内化人群，成为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显性”文化，但中国社会也存在一些“隐性”文化力量，这些文化力量往往具有传播规模小、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变化、更替周期快等特征。

常见的“隐性”文化力量包括草根文化、区域民俗文化、村落文化等。

（二）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建设的困境

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的文化体系构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风险：

一是文化多元的存在导致文化建设的协调与联动机制的薄弱或缺失；二是文化的多元性与发展不协调性会对弱势文化群体文化权益的保障造成危害。

1.文化多元的存在导致文化建设的协调与联动机制的薄弱或缺失

文化建设离不开各种文化因子的协调与共生发展，缺乏发展的协调性必然导致文化领域不和谐状况的产生。

文化的多元性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文化建设的协调与联动机制的创设与发展，这种阻碍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由于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发展轨迹与发展范式，进而不利于文化建设目标的明确化，也不利于文化发展路径的理论框架的构建与实际践行；第二，多元文化之间的“均势”与表达范式的异质性，不利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更不利于文化之间的“渗透”与“交融”；第三，多元文化之间内在理念与本质内核的冲突会腐蚀原本建立起来的文化发展的协调与联动机制。

2.文化的多元性与发展不协调性会对弱势文化群体文化权益的保障造成危害

“弱势群体文化权益保护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问题和重要任务之一。

”[2]1由于多元文化之间的传播与发展存在巨大的失衡性、失序性，它们之间的发展不是均势的、协调的。

这种发展的失衡性、失序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多元文化之间传承与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发展水平不一致。

例如，我国的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体系相比，传承性更为明显。

但是，根植于封建专制社会的传统文化缺乏时代性，无法有效地契合社会发展的脉络，更无法指引与预测社会发展的轨迹，这种发展上的劣势也进一步制约其影响力与渗透力。

同时，“人们在清理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业已逐渐将矛头指向孔子和儒学。

”[1]851因此，传统文化的拥护者在文化权益的保障与保护上处于劣势。

第二，“隐性”文化力量由于其传播规模小、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变化、更替周期快等特性，导致其群体的文化权益被无情地忽略，缺乏必要的文化保障设施。

二、贝尔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借鉴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年再版序言中明确指出：

“我是经济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者。

”[3]2他指出“文化领域总是存在着回归”[3]11，贝尔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对文化发展延续性的强调，对我国多元文化格局下的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启示。

首先，贝尔强调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内在关联性，反对文化分裂主义，这启示我们文化建设不能脱离客观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必须实现四者的和谐共生、协调共进与联动发展

贝尔在《文化保守主义矛盾》中指出“我将社会分解成技术经济结构、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

这三个领域并不互相重合，也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是这些领域间的不相调和造成了社会的各种矛盾。

”[3]9-10文化不是一个独立存在、自主发展的特殊领域，相反，文化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

这种内在关联性既是文化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文化有效、健康发展的内在源泉，否则就会造成文化领域不可避免的分裂局面：

“一是角色和人的分裂；二是功能专门化，或角色和象征表达的断裂；三是词汇从隐喻向数学的转变。

”[3]95文化建设不能脱离客观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必须实现四者的和谐共生、协调共进与联动发展。

一方面，我们应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权衡与把握多元文化建设的内在承继性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使我国的多元文化建设合乎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杜绝“后进”建设——落后于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规避“过度”建设、“超前”建设。

另一方面，文化建设必须充分考虑文化发展的客观环境，立足于客观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确立文化发展的具体目标与前行轨迹，制定适应外在环境的文化发展路径与文化发展策略，并通过对外在环境的考量突出多元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速度差异与要素差异，同时也要注重多元文化发展的区域协调、速度平衡与要素均衡。

其次，贝尔重视传统，强调文化的延续性，反对文化领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与自我主义，因此，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为增强文化发展的民族自觉性与民族本体性，更应该加强文化发展的承继性与多元文化发展的协调性

贝尔指出：

“在现代人千禧盛世观的背后，是使自我无限化的狂妄自大。

”[3]50同时，他还进一步强调：

“文化是借助内聚力来维持身份认同的持续过程。

”[3]35-36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呈现出以下乱象：

第一，近代以来，原有的民族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遭受多次重创，民族文化的“源”与“流”丧失了原有的“继往”与“开来”属性；第二，人民对多元文化与多元文化格局缺乏一种基础性的合法性认同，换种角度来说就是多元文化的发展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与拥护，认为当前的文化局面不能真正反映与代表自身的文化需要，更不能满足其文化需求；第三，多元文化的“各自为政”与“互不干涉”，不利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发展。

多元文化格局的存在实际是“文化权威”的式微，是文化发展凝聚力与向心力走向衰微的侧现。

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下，文化建设要取得成效必须找到促进“文化团结”的凝结剂。

“从文化发展演进的自身逻辑来看，突显文化民族性的文化保守主义理应得到某种程度的现实表现。

”[4]30贝尔的文化保守主义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第一，贝尔反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连续性的撼动，主张尊重传统、重视权威。

近代以来，我国的文化领域经历了多次“翻新”与“重构”，文化发展的规律性与文化建设的自觉性遭受怀疑。

迫切需要对传统的尊重，对文化发展连续性的强调来推进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和民族文化构建的自觉性。

第二，贝尔对文化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和自我主义进行了批判，强调文化发展的现实性特征，反对自我意识的无限扩张。

在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中也存在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表现在多元文化的内生性与民族性不够，缺乏深厚的时代精神、民族内涵和内在稳定性。

文化建设过度从“自我从发”，从“欲望”出发，未能真正从文化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文化建设的盲目性明显。

破除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就是：

一方面，厘清当前我国多元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结性，加强多元文化的整体性与局面性建设；另一方面，破除自我和人类自身的不合理欲望对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干扰与破坏。

三、文化保守主义与多元文化建设的践行路径

贝尔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对我国的多元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同时在文化建设的践行路径上也带来了强大的引导意义。

深入挖掘文化保守主义的合理因子，对我国当前的多元文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一）重构文化信仰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文化信仰是民族自我尊重、自我认同以及自我提升的重要旨归，是民族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取向的‘凝晶’。

”[3]182目前，我国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文化失衡性矛盾，这给我国文化生态的和谐造成了巨大的危机与挑战。

多元文化格局下的文化建设必须妥善处理好文化发展的平衡性问题，推进文化生态的健康有序。

文化生态有序发展的一条现实路径就是重构文化信仰体系。

通过信仰体系的合理性构建及其社会效能的发挥，规避文化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影响，同时引领与指导文化建设的历史前进方向。

贝尔认为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有效路径就是对宗教观念的理性回归，“当文化和宗教融合在一起后，文化以过去为基础来判定现在，也通过传统提供了过去和现在的连续性。

”[3]166贝尔主张用宗教观念推进文化生态和谐的历史回归，强调用宗教思想来构建与强化资本主义的文化信仰体系。

目前我们也迫切需要文化信仰的重构，不过我国的文化信仰体系有别于贝尔的宗教观念。

宗教观念在西方国家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甚至宗教思想已很大程度上内化为西方民众的行为方式。

因此，贝尔企图用宗教观念重构西方信仰、解决文化矛盾具有客观历史逻辑。

而在多元文化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本质与精髓，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运行轨迹与前进方向。

因此，我国的文化信仰体系必须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而非宗教导向的。

文化信仰的构建与核心价值观的推进是一个多维的历史过程，需要贯彻“重点突出、长效推进、多维互动”的原则。

首先，促进文化自觉，“一是对民族文化保持清醒的立场和态度；二是人个体的自省与自觉。

”[5]183其次，推动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认同感。

再次，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内涵与时代特色，保持与广大群众的动态平衡。

最后，加强核心价值观对我国多元文化的引领与融合作用。

（二）培育社会协商文化，促进多元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与文化团体有序沟通

贝尔对公共家庭的论述中强调文化领域利益协商的重要性，“所有问题都必须通过协商解决。

”[3]290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心理纽带对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性，“这种纽带将个体与他们所做的事情充分地连接起来，并在必要时让他们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

”[3]291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生态并不和谐，存在诸多的矛盾与冲突。

造成文化矛盾频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缺乏有效的文化协商，导致文化矛盾往往以社会冲突、利益冲突等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推进多元文化间的有效协商则可以有效地避免文化冲突，促进文化矛盾的有效预防与调解。

第二，伴随文化多元格局的逐步确立，我国的文化团体也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

不同的文化团体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利益，同时其文化利益的表达方式与所需的文化基础设施也不同。

这就造成了文化团体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以文化利益与文化信仰的冲突为主要表现。

要妥善解决多元文化间与文化团体间的矛盾冲突，社会协商精神的培育与有序沟通的开辟是必然路径。

首先，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积极培育具有包容、协商、理论对话精神的社会公民。

文化主体协商精神的培养与提升是构建良好协商文化氛围的基础性举措。

其次，提取多元文化中的协商因子，整合与创设出一套合符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新型协商文化，并将其有效地内化为各文化主体的行为方式。

最后，促进文化公共领域中“社会共识”形成机制的建立，文化团体间的矛盾必须通过达成“共识”来处理，而“共识”的达成则有赖于沟通、交流渠道的创建。

（三）推进文化领域社会共识的孕育与发展，提升民族文化的合法性与内聚力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知识界的异化”[3]191是美国社会动乱的一大根源。

因此，必须推进文化领域内社会共识的孕育与发展。

文化领域社会共识的产生依赖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

国家必须加强文化体系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自上而下推进文化的先进性与时代化建设，通过先进的制度体系有效地整合文化资源与文化力量，提升文化影响力与文化渗透力，打破文化发展目标与文化建设格局的多重异化局面；社会则必须警惕价值观念的分裂，促进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渗透，通过社会思想灌输于社会行为濡化，是价值分裂与价值异化现象逐步缓解直至消解。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出了“民族社会”和“公共社会”的概念，这两个概念都强调了民族“内聚力”的重要性。

文化建设同样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合法性建设与内聚力建设。

所谓民族文化的合法性建设是指结合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更新文化形式与文化内涵，使文化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与生产需要，并得到群众的认同和拥护。

文化的内聚力建设则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文化体系具备合理的形式与格局，即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与一元先进文化的有效引领。

第二，文化本质的先进性与现实性。

文化“内在本质”的先进性是其内聚力的根本源泉，同时也为其合法性奠定内在基础，而文化的现实性表现在对历史的合理承继与时代的动态平衡，它是文化内聚力的现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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