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牧歌临展文物28件讲解带图版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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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牧歌临展文物28件讲解带图版2
“草原牧歌”临展文物28件讲解带图版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xiàn）牛羊。
”一首流传千载的《敕勒歌》唱出了北方大草原的壮丽与丰美。
在这片恢弘辽阔的土地上，一个意为“镔铁”的马背民族——契丹，凭着智慧和勇气，冲破了中原王朝以正统自居的视野，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草原帝国，“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的神话从此破灭。
他融汇众长，以强烈自信心和慷慨勇武的个性，将草原文化推上了更高的台阶，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他如鹰击长空般扶摇而起，以致西方世界曾一度只知契丹而不知北宋，在王朝破灭后又神秘消失于历史长河中。
千百年后，我们站在古老的殿堂，为这曾经的绚烂赞叹歌颂。
就让我们穿越历史的阻隔，一同揭开这个马背民族的神秘面纱，聆听来自北方草原的悠远牧歌。
第一部分马背上的民族
相传，远古时期，一个骑着白马的英俊少年，在辽河上游的木叶山遇到了一位乘着青牛的美丽女子，他们相互爱慕，结为夫妻。
他们就是契丹人的祖先。
契丹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大草原上，射雕逐鹿、畜牧畋（tián）渔，马就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他们在马背上养成了剽悍勇武的个性，练就了令人惊叹的骑射本领，被称为牧马人。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牧马人在草原上是如何安身立命的。
立人柄曲刃青铜阴阳短剑
这把剑的剑刃呈柳叶形，柄部非常特别，由两个相背的男女裸体像接合而成，形象逼真，风格写实，体现出阴阳协调的意境。
根据考古研究，专家们认为这把短剑原本配有剑鞘。
这种短剑是契丹祖先东胡族常用的格斗兵器，也可以用来割肉。
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因居住地在匈奴的东面而得名。
秦时被匈奴击败，一部依鲜卑山而居住，称为鲜卑，一部分依乌桓山而居，称为乌桓。
后来，鲜卑的柔然部发展成了契丹。
卧马形金牌饰
说到草原上的动物，大家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马。
这件金牌饰的形态就是一匹憨态可掬的马，生动传神。
眼部和嘴部的小圆孔不仅仅有美观的作用，如果穿上绳线，还可以用来佩戴。
在草原上生活，无论是狩猎、放牧，还是征战、迁徙，都离不开马，而马又善解人意，让人觉得马是值得信赖的朋友，难怪草原民族对马如此钟爱。
人面纹金牌饰
这是一件鲜卑族的独特装饰品。
从人物的外形上看，卷头发、宽鼻梁，额头和颧骨高高凸起，典型的草原人形象。
有专家认为，这件牌饰很可能与萨满巫师有关。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很多游牧民族都信奉萨满教。
萨满巫师多为女巫，做法时常常佩戴金牌饰，显示自己拥有通天达神、感物知人的法力。
辽代疆域图（辅助图片）
趁唐末中原混乱之际，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916年建立契丹王朝。
耶律德光得到燕云十六州后，更国名为辽。
在萧太后和耶律隆绪执政期间，国力达到了鼎盛。
其疆域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南抵今河北和山西北部。
辽国雄踞于中国北方，与北宋、西夏形成了政权并立的局面，因此当时也被称为后三国时代。
1004年辽宋签订澶渊之盟，此后百余年间和睦相处。
1125年，辽被女真所灭。
不久，契丹民族就神秘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契丹大字铜印
契丹民族原本没有文字，在建立了王朝后，由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20年主持创制了契丹大字，这枚官印上的文字就是契丹大字。
后来又创造出契丹小字。
两种文字都参照了汉字的结构，它们的区别不是字体的大小，而是创制时间的先后和拼音程度的强弱。
契丹文字使用了好几百年，但很可惜的是，由于通读不易，没有深入民间，导致失传，铜印上的文字也无人认识了。
可它却极大地影响了西夏和女真文字，这也是契丹族对文化的一大贡献。
辽在政治上实行设南、北两面官制度，分别管理汉人和契丹人，官印也分别采用汉字和契丹文。
由此可知，这枚官印的主人是契丹人。
文房用具一组
契丹人生活在马背上，常常给人彪悍勇武印象。
其实，他们很重视文化，尤其崇尚汉族文化，渴望发展进步，生活中也学习汉人舞文弄墨。
在契丹贵族的墓葬中常有文房用具出土，如我们看到的笔筒、砚、盘和洗，出土时用小银链连着，放置在墓室的供桌上，砚台和笔洗的底部还存有墨。
与北宋文人多用石砚、瓷洗不同，契丹人使用银质的文具。
银质文具比瓷质、玉质文具更轻便耐用。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双联笔筒，可将毛笔装入，便于携带。
契丹的文房用具的设计和制作适于游牧生活的需要，反映出契丹民族的创新才能。
玉柄鎏金银鞘刺鹅锥、玉臂鞲（gōu）
您不妨先猜猜，这一套物品是做什么用的呢？
它们都是打猎用的。
渔猎在契丹民族的经济生活中曾一度占有重要地位。
辽王朝建立以后，皇帝和贵族们保持了渔猎的习俗，他们在不同季节围猎不同的动物，其中春季主要捕鹅鸭和大雁。
他们在围猎时，还经常放出鹰、海东青等猛禽辅助捕猎。
《辽史》就记载了围猎的场面：
皇帝身边的侍卫们都随身带着刺鹅锥一枚和鹰架一具，当鹰将飞禽俘获落地时，距离最近的侍卫就会用刺鹅锥刺杀飞禽。
我们看到的这件就是刺鹅锥，玉柄圆润、银锥尖细，它的鞘上有一根银链，以方便随身携带。
这件玉臂鞴出土时戴在墓主人的手臂上，是架鹰时用来保护手臂的。
马具一组
马，在契丹的历史上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
契丹人对马的感情非常深厚，他们凭借强壮的战马，驰骋疆场，征战四方。
为了更加方便地驾驭战马，他们设置了制造马具的部门，不断地对马具进行改造，其工艺水平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而贵族为了显示自己高贵的身份和地位，更是喜欢用精致的马具将马装扮得流光溢彩。
过去的东胡人和鲜卑人常在墓中随葬马具，契丹人沿袭了这一习俗。
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组文物就是马具，出土于陈国公主墓，可以说是辽代马具的精品。
我们可以先参考这幅图，从图中了解马身上的各种配饰以及装配位置。
首先看到这件的是包银木马鞍，
是现今发现保存最好的辽代马鞍。
契丹的马鞍在历史上非常著名，被北宋人评为“天下第一”。
这件马鞍的胎由柏木制成，最具特色的是外面这层金银饰。
外侧银饰用薄银片打制，并有贴金凤纹和云纹，但贴金部分已脱落。
前桥和后桥的银饰上有双凤戏珠纹和云纹等图案，鞍前部左右两侧各镶一个带有云纹的半月形银饰，非常美观。
这件叫做镶玉银马络头，
可以帮助人驾驭和约束马匹，保存得很完好。
它由项带、额带、颊带、咽带、鼻带组成。
用于制作各条带的银片很薄，厚度仅为0.5毫米。
骆头上还钉缀了大量的玉饰件。
接下来看到的是镶玉银胸带和鎏金铁马镫。
胸带也称攀胸，用玉将两条长银带和两条短银带节约连接组成，连接部位钉有银带扣。
银带上还有动物型玉饰。
马镫是骑马时踏脚的装置，它作用我们可不能小看了。
它可以使骑兵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把人和马的力量有机地结合，全力攻击敌人，充分发挥武器的效能。
在没有发明马蹬之前，骑马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当马飞奔腾跃时，骑士们只能用双腿夹紧马身，同时用手抓紧马鬃才能避免摔落马下。
这件马镫是铁制的，其表面采用了鎏金工艺。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马蹬的国家。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说：
“马蹬的出现就像人类发明火药一样具有极大的作用。
”
银蹀躞（diéxiè）带、鞧（qiū）带，都是用薄银片制作的。
刚才从图上看到，蹀躞带垂挂于鞍后两侧。
鞧带由1条长带扣和2条短带连成，同样钉有马形玉饰。
长带垂于马腹两侧，短带垂于马臀部两侧。
最后一件是彩绘银障泥，它是用来遮挡尘土的。
从中部的接缝来看，应当是用两块银片焊接而成的。
在障泥下部还能看到华丽的朱雀纹等纹饰。
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这套马具，部件齐全、装饰华贵、色彩艳丽，颇具辽代皇家气派，在国内实为不可多得。
绿釉皮囊壶
您看这件器物的外型像什么呢？
是不是像皮囊呢？
其实它就是模仿皮囊的造型制作的瓷器，叫做皮囊壶，是契丹民族的特色器物。
皮囊轻巧、携带方便，且不易破裂，因此成为游牧民族不可缺少的生活物品。
后来，随着国力的发展，契丹人进入了半农半牧的定居时代，但他们有着很深的马背生活情结，忘不了背着皮囊驰骋游猎的日子，于是把这种记忆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皮囊壶就是重要反映。
您看，这件皮囊壶器身上有仿皮制品的针脚和接缝，壶上有两个小孔，用来穿系皮绳，便于挂在马背。
该壶通体施以绿釉。
绿色代表着水草丰美、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寓意着牛羊繁盛、生活美好。
因此，契丹人偏爱这种绿色釉彩。
第二部分宴饮乐舞见豪情
餐风饮露、畜牧围猎，使契丹人形成了饮酒食肉、先汤后茶、具于碎器物的外型像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饮食结构。
豪放不羁的民族个性，又使得他们爱好歌舞。
在“逐水草而居”，迁徙四方的过程当中，契丹人自然倾向于使用便于携带、不易破碎的器具。
同时，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融合，契丹人将各文化的优秀因子也融入了饮食器具之中。
正是由于其善于学习、博采众长，他们才能将草原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摩羯形三彩陶壶
这个壶的造型像不像一条长了兽首的怪鱼，卧在莲花之上？
这种动物的名字叫摩羯，是印度神话中一种神异的动物，被尊奉为河水之精、生命之本。
在古代印度的雕塑和绘画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图纹。
它完全不同于西方神话中的形似山羊的摩羯。
东晋时期，随着佛经的汉译，摩羯图纹传入了中原。
到了唐代，它成了金银器中较为常见的装饰图案。
而由于在阿富汗和中亚的一些遗址中也发现了摩羯纹样，所以摩羯纹也有可能是从中亚间接传入的。
这个摩羯形三彩釉陶壶是辽三彩中罕见的精品。
辽三彩是辽代釉陶中最华丽的部分，出现在辽代中晚期。
它源于唐三彩，但釉质浓艳，主要釉色为黄、绿、白三种相间，故名辽三彩。
辽三彩大量用于饮食器、文房用具和明器中。
定窑白瓷瓜棱形注壶
这是一件瓜棱形注壶，胎体轻薄细白，釉色柔和，有美玉的光洁，其造型规整纤巧，表面隐现很浅的凹凸图案，纹样十分朴素，工艺水平相当高。
它虽然出土于契丹墓葬，但并非契丹器物，是一件北宋定窑的白瓷。
定窑位于今河北定州，唐代晚期就开始烧制了，北宋时成为五大名窑之一。
定窑白瓷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曾风靡一时。
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
由于定州靠近辽宋边界，多次被辽占领，所以定窑的很多的工匠转入了辽国，有了后来的辽白瓷。
战乱的影响使定窑逐渐衰败，元朝初期便不再烧制了。
白瓷注壶、温碗
北方气候寒冷，契丹人需要用酒驱寒，酒还能招待客人。
因此酒成了契丹人的爱物。
这套瓷器是契丹人生活中常见的酒具，壶的形态设计巧妙，宛若一朵绽放的白莲花，美丽而圣洁，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那么注壶和温婉如何使用呢？
大草原上漫长的冬季异常寒冷，契丹人将热水灌入注壶下面的温婉里，让酒保持温热。
我们不难想象，在寒冷的雪天里，主人坐在帐篷里，一边饮酒，一边赏壶，既展现出豪放的个性，又有浓郁的生活情趣。
这套酒具属于辽白瓷。
辽白瓷仿造宋定窑白瓷所烧制。
与定窑白瓷相比，辽白瓷多数胎质颗粒粗糙，白中泛黄或泛灰，糅合不好，胎体常有干裂现象。
这套瓷器胎体细薄坚硬，确实是辽白瓷中罕见的精品，令人赞叹。
鎏金高士图七棱扳指银杯
现在看到的这一对鎏金银杯，是不是与中国传统的酒杯器形差别很大呢？
这种七棱形的造型实际上源于中亚粟特系统器形，而组成棱的连珠纹则是典型的伊斯兰文化特征。
您再看看杯子的主要图案，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风格。
七面分别描绘了七位高士，他们广袖长袍，阔脸长髯，背倚竹树，坐于蒲团之上，展现出道骨仙风的世外高人形象。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看到，他们有的在抚琴，有的在翻书，还有的在饮酒等等。
有人认为，这些人物很可能就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
这对鎏金银杯将各种文化的因子融于一体，充分展示了契丹人对文化的接纳和吸收，而精美的外观则显示了他们高超的工艺水平。
双鱼形鎏金银壶
由于鱼和富余的“余”谐音，因此，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鱼是象征着富贵的动物，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年年有余等成语。
这个壶像就是由两条相对的鲤鱼组成，不但代表着富贵，还寓意好事成双、好运连连。
唐代时，这种鱼型酒器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传入了北方后，被契丹人所效仿。
这说明契丹是一个虚心学习、开放进取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的吸收中原文化为自己所用。
玻璃高足杯
这像不像我们今天喝红酒的玻璃杯呢？
从造型上看来，它具有典型的伊斯兰风格。
玻璃器在当时极为名贵，而埃及、叙利亚和两河流域是伊斯兰玻璃的主要产地。
玻璃器皿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大量流入契丹。
这些精美的西方玻璃制品爱备受贵族们的喜爱。
这件高足玻璃杯质地精良，晶莹剔透，是内蒙古地区考古发现的迄今保存最好、质地最优的玻璃杯。
玻璃器在辽代无疑只有贵族才能使用。
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辽代伊斯兰式玻璃器有四十多件，这正是东西方贸易和交流的真实反映
鎏金孝子图银长颈折肩罐
这是一件贮（zhù）茶用具。
人们将茶叶碾成茶末后，放进一个较大的容器中贮存。
唐代时皇室宫廷贮茶用金盒、银罐，辽代也大致如此。
这件茶罐通体錾花，技法细致入微，颈部和腹部还錾刻了八幅以孝为主题的故事图画，分别是“为母埋儿”、“闻雷泣墓”、“刻木事亲”、“搤（è）虎救父”、“劝父尽孝”、“卧冰求鱼”、“拾葚（shèn）供亲”和“扇枕温食”。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为母埋儿”这个故事。
晋代有一个叫郭巨的人，原本家道殷实。
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给了两个弟弟，而自己则独自赡养母亲。
后来家境逐渐贫困了。
郭巨的母亲非常疼爱孙子，自己常常舍不得吃饭，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孙子。
郭巨担心养孩子会影响供养母亲，便和妻子商议说，“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
”当俩夫妻挖坑时，在地下发现了一坛黄金，坛子上还贴着一张字条：
“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这真是孝感动天。
夫妻俩得到黄金后，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从此更加孝敬母亲了，美名也传遍天下。
“孝”，在中原文化的道德体系中据有重要的地位，银壶上的图案充分说明了契丹与当时的中原交往程度非常深厚，也体现了契丹民族是一个重视孝道的民族。
而银壶上的折肩，则是突厥族金银器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契丹在建立王朝以前，与突厥关系密切，并一度臣服于突厥，由此可见，突厥的金银器对契丹也产生了不少影响。
第三部分财富随身蕴异彩
穿金戴银、连珠缀玉，这就是契丹人的风尚。
金银不易损毁、便于携带的特点，恰好与北方草原的游牧生活相适应。
黄金不仅是富贵的象征，还能发出炫目的光芒，寓意着草原民族对太阳的向往和对荣耀的追求。
温婉典雅的美玉、绚丽多姿的玛瑙、幽香宜人的琥珀，随着文化的交流传入了草原，契丹人逐渐的接受，并将它们融入了自己的文化中。
契丹人在装扮自己，美化生活的同时，还向世界展示出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以及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侍吏图》壁画（摹本）
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服饰可以说是人的门面。
契丹人注重梳妆打扮，他们有着鲜明特色的妆饰习俗。
画中的男子穿着一件左衽圆领窄袖长袍，腰系革带，裤脚扎于长靴筒内，这与汉人的服饰迥然不同。
而他双手握着的一根顶端为瓜形的长柄器物，就是一种仪仗兵器——骨朵。
他的发型非常特别，只在两鬓留着一绺头发，其它地方全部剃光，这就是髡发。
契丹族无论男女皆髡发。
女子主要是剃掉沿前额边的头发。
嵌宝石鎏金包银漆盒、铜镜
这是一件极其华丽的漆盒，耀眼夺目。
它的表面用鎏金錾花银箔包装，中心嵌有一块浮雕团龙玉片，周围使用金、银、玉、玛瑙、松石等组成了奢侈的花纹图案。
盒盖内的银箔上还有一幅精美的“庭院赏乐图”，图画真实的反映了墓主人的生活。
如此奢华而繁复装饰手法，承袭了唐代中原的风格。
盒子内装有一面飞鸾凤纹铜镜。
这说明契丹也是很爱美的民族。
这件漆盒出土于吐尔基山辽墓。
该墓是辽代早期契丹贵族的墓葬，墓主人使用了八层彩棺，墓室四壁和顶部都有彩绘，墓中出土了大量陪葬品，包括金银器、漆器、玻璃器、和丝织品等，对于研究辽代的文化交流、艺术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有专家认为，墓主人的身份很可能是当过萨满女巫的辽太祖之女质古公主。
刻花高颈玻璃瓶
一个爱美的民族怎么能少得了香水？
在这个装饰几何花纹的伊斯兰玻璃器中，就装着来自古伊朗的蔷薇水。
伊斯兰世界是名香的世界，那里出产的蔷薇水在世界上享有美誉。
伊朗高原和西亚细亚一带常年盛开着蔷薇花，人们从摘取的蔷薇花中提炼出少量可溶于水的精油。
有时，为了提炼一升的蔷薇水，往往需要上百公斤的蔷薇花瓣。
蔷薇水可用于涂抹身体、喷洒室内或投入浴池。
这件刻画高颈玻璃瓶的的发现，说明了当时契丹已经打通了通往西方的道路,与阿拉伯世界有着直接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
我们不难想象，这些外来品曾经为契丹贵族的生活增添了多少乐趣。
迦陵频伽形金耳坠
提起“迦陵频伽”这个名字，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感觉比较陌生，其实迦陵频伽是佛教中的一种神鸟，其声音美妙动听，婉转如歌，胜于常鸟。
佛经中将其称为“美音鸟”或“妙音鸟”。
相传若是芸芸众生听到了它的声音，可以脱离苦难和烦恼的束缚，得到自在与清静。
我们看到的这件金耳坠便是做成了迦陵频伽的形象，手托莲花，驾驭祥云。
下有三串金片缀饰。
随着佛教的传入，迦陵频伽的形象也被广泛应用于生活之中。
其中比较常见的形象是人首鸟身，将少女的面庞与鸟的身体结合在一起，构思精巧，造型神奇。
您不妨想象一下，当一个美丽少女，带上这对耳坠时，金片随着脚步摇曳，发出悦耳的声音，那或许就是迦陵频伽的天籁。
摩羯形嵌松石金耳坠
契丹民族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带耳坠的习俗。
这件金耳坠便是男性使用的。
耳坠的主体为龙首鱼身的摩羯形象，并镶嵌有绿松石。
而U字造型的设计风格，源于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可见契丹的对外文化交流距离之远。
这件耳坠出土于耶律羽之的墓葬中。
耶律羽之是耶律阿保机的堂弟，是辽开国元勋。
他才智过人，曾担任过东丹国左相。
东丹王投奔后唐后，耶律羽之成为东丹国的实际主政者。
他的墓葬规模宏大，结构精细，墓室的设计典雅豪华，四壁满是绘画，地面还采用琉璃砖铺砌，犹如地下宫殿。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如此高贵的辽墓尚无先例，堪称一绝。
随葬品种类繁多。
该墓葬的发现，为研究辽代早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意识及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
琥珀璎珞
璎珞就是一种项链，契丹民族不论男女都喜欢佩戴。
这件璎珞由内外两组组成，采用银丝穿缀，共有三百三十三颗琥珀，是迄今所见最大的琥珀饰件。
您仔细的看，还能发现琥珀饰件上充满动感的龙纹，让人仿佛感受到了大草原上的勃勃生机。
这件璎珞出土时戴在陈国公主身上，尊贵华丽，凸显出了主人的地位。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民族像契丹人那样崇尚琥珀。
佛教认为水晶代表佛骨，而琥珀则代表佛血。
琥珀随着佛教的传播而流行，渐渐成了契丹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饰品。
此外，还有人认为，琥珀是虎之魄，象征着勇武霸气，而草原民族正是具备了这样的特性。
蟾蜍形嵌松石金戒指
看到这枚高贵华丽的戒指，您一定会被上面的蟾蜍吸引。
这只蟾蜍非常珍贵，它外面采用了金片，里面则包裹着水晶，背部还镶嵌了绿松石。
蟾蜍是幸福的象征，也有人认为它寓意着长寿。
不论是神话，还是现实生活，蟾蜍都与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对戒指造型构思巧妙、工艺手法精湛，将黄金、水晶和绿松石完美和谐的统一在一起，可以说是颇具匠心。
这种动物指环的设计则源自北魏的风格，可能是草原民族特有的。
它和前面看的漆盒一样，也是出土于吐尔基山辽墓。
双凤戏珠纹鎏金铜捍腰
捍腰又称为杆腰，是契丹民族的特色服饰，一般精选貂皮、天鹅的细毛皮或金银制成，既可保暖也可护腰，又有装饰美化功能，契丹人不分男女贵贱都可佩戴。
这件捍腰的质地是铜，表面采用包金工艺。
主体图案是浮雕双凤戏珠纹，周边饰如意云纹，纹饰和手法上接近唐代金银器风格，这说明了当时中原文化对契丹产生了的广泛影响。
镂花金香囊
大家对香囊应该比较熟悉，而这种用黄金制成的香囊想必是第一次见到吧。
这件镂花金香囊出土于陈国公主墓。
先用细金丝将两片扁桃形的镂花金片缀合成包身，再用一片形制相同、略小于包身的镂花金片连缀成包盖。
香囊上还穿缀了金链、金环、金钩等，便于佩挂。
包内残留了丝织品的痕迹，可能用了丝织品作衬。
整个香囊金光闪闪，十分耀眼。
在这里还给您说一个关于香囊的故事。
安禄山起兵反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往蜀郡避难。
经过马嵬（wéi）坡的时候，发生了兵变。
为了安抚六军，玄宗忍痛牺牲了杨贵妃。
后来西京收复，玄宗回到故宫，由于心中思念贵妃，于是暗中派人移葬其遗体。
办事宦的官发现佩戴在贵妃胸前的香囊还完好如昔，便取回来复命。
玄宗睹物思人，不禁老泪纵横。
这真是余香犹在，玉骨不存。
第四部分生命的遐思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和生死观，这也是人类精神世界里最深层次、最令人着迷的东西。
作为鲜卑族的后裔，契丹继承了传统，信奉萨满教，认为天地有灵，军国大事可以用自然天象来占验吉凶，他们也相信灵魂不灭。
受到萨满教的影响，契丹民族最初盛行天葬。
后来与在中原王朝的密切接触中，又将佛家的出世超越、道家的追求长生以及儒家的道德伦理融入了契丹民族的传统礼俗中，从而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局面。
而丧葬习俗也随之出现多元化。
石雕佛像
这尊佛教雕刻的即是释迦牟尼成道时的样子，他双腿盘坐在象征着圣洁的莲花宝座上，面容非常的平静安详，他左手手心朝上横放在腹前，表示他正在禅思，使内心安静；右手放在右膝上，掌心向内，手指指地，表示大地做证——他为了解救众生不惜牺牲一切言行。
佛像背光上的铭文表明它是在公元957年，也就是辽朝的兴盛时期塑造的。
在前面提到了契丹人最初是信奉萨满教的。
耶律阿保机在统一契丹各部之后，有意吸收中原文化以收揽汉人，因此建佛寺、迁僧人，在贵族中提倡信仰佛教。
后来历代的皇帝都对佛教特加保护和提倡，所以佛教在辽朝中期达到极盛，成为凝聚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社会成员的核心思想，并对契丹人的衣着服饰、生活饮食乃至政治国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凤衔珠鎏金银法舍利塔
俗语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那么，大家知道“浮屠”指是什么意思吗？
浮屠其实指的就是佛塔，佛教弟子认为，救人性命是功德无量的事，远胜过为寺庙建造佛塔。
这座舍利塔出土于庆州白塔中，里面藏有银版的《陀罗尼经咒》。
塔起源于印度，最开始是用于掩埋佛陀的舍利，因此又被称为舍利塔。
舍利塔后为佛教界人士尊为礼拜感恩的对象。
依佛经记载，礼拜、右绕舍利塔有“生于三善道”、“将得长寿”、“将生而美丽，且为众人瞩目”、“将权集一身，且享美誉”等十八种功德。
后来佛塔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工匠们将原有的塔造型与中国的传统建筑楼阁相结合，产生了楼阁式佛塔，也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座鎏金塔的样子。
塔的层数一般为单数。
木偶人像
这件木偶人像的高度足足有一米八，与真人等高。
它做工精细，不仅表面涂了彩，脚穿鞋，关节也可活动弯曲甚至拆卸。
让大家想不到的是，它其实是一个骨灰盒。
在木偶的身体背部有一个可以拉伸的盒子，骨灰就装在那里。
契丹人早期实行天葬，人死后将其尸体放在树上，以免被野兽撕咬，三年后将风干的尸体焚化，并以酒祭奠，祈求死者保佑生者多猎获野猪和山鹿。
这与他们“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后来随着汉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传播，火葬习俗开始产生，并逐渐流行开来。
盛放骨灰的骨灰罐也随之产生，出现了有不同的质地和造型，这件木偶人像就十分独特，反映了契丹人有着强烈的艺术思维。
在当时，实行火葬的人大多是出于自愿的佛教徒和契丹平民，契丹贵族则普遍采用筑墓入殓、陪葬丰厚的土葬。
契丹人相信灵魂不灭，渴望今生的显赫在来世延续。
随着与汉文化的不断融合，儒家事死如生的观念迅速传播，现实生活的一切以各种形式被带入死后世界。
丧葬习俗成了这些思想最好的反映。
金属敛具一组
20世纪80年代，当考古专家挖开陈国公主墓这座目前所见规格最高、保存最为完整的契丹皇族墓葬时震惊了。
摆放在尸台上的公主与驸马盛装打扮，浑身金光闪闪，他们头戴金面具、身穿银丝网络、脚着银靴，佩戴着华丽的金银珠宝首饰，静静地躺着，仿佛还停留在了下葬的那一刻。
他们是不是也像长沙马王堆的辛追老夫人一样千年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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