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歇尔和庞巴维克价值决定理论的比较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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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歇尔和庞巴维克价值决定理论的比较研究
对马歇尔和庞巴维克价值决定理论的比较研究
王瑶
2012-12-2011:
10:
45 来源：
《经济学动态》（京）2012年8期
【内容提要】以“市场出清如何达到”为共同主题，马歇尔用均衡价格理论讨论了茶市的价格特点，庞巴维克用主观价值理论分析了马市的交易过程。
问题是，将庞巴维克表转换成马歇尔图示会使人们产生新古典主义和奥地利学派价格理论“本质雷同”的认识误区。
本文通过追踪被忽略的英国新教传统和奥地利天主教传统，从哲学预设和研究方法两个层面分析了均衡价格和主观价值的本质差异。
结果表明：
马歇尔图示实质是采用同质性个体分析得出的预先价格决定论，而庞巴维克表实质是采用异质性群组分析得出的因果价格生成论。
【关键词】均衡价格/主观价值/市场出清/边际对偶
一、导言
学术界普遍认为，19世纪70年代早期发生的价值理论中的“边际革命”敲响了古典经济学的丧钟，这使得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把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归为一类，作为研究价值的相同方法的独立发现者。
这种倾向遮蔽了这三位经济学家在理论构建的本来目的和意图方面的本质区别，也遮蔽了他们的主要作品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区别。
特别是，最近的研究表明，门格尔经济分析的着眼点在于对主观成本（归属理论）和非均衡条件的研究，而不是关注函数的相对最大或最小问题。
其追随者庞巴维克发展了门格尔的主题，最明确地阐释了主观评价和交换过程决定价值理论的本质（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第261页）。
另一方面，施蒂格勒对杰文斯经济学研究得出的新发现是“他对古典理论有所背离，但更多的是补充”，因为“他的生产和分配理论……基本上是古典的”（施蒂格勒，2008，第11页）。
例如，杰文斯对生产成本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出现在论劳动的第5章中，而不是出现在更合适的论交换的第4章中，就是因为他想更多地强调古典派的劳动成本论。
根据马克•布劳格的说法，“杰文斯的劳动供给理论是他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布劳格，2009，第240页）。
马歇尔总的来说接受了杰文斯关于劳动短期供给曲线的分析，他的供求交叉模型实际上就是杰文斯关于产品边际效用和劳动边际负效用均等图示的一个翻版。
庞巴维克坚决反对劳动负效用是价值决定因素的英国传统论断（详见Bhm－Bawerk,1894）。
他的理由是非熟练劳动比熟练劳动更令人厌烦，但后者却比前者获得更好的报酬，这意味着以劳动强度测量生产成本与事实不符，因此，价值决定的唯一因素只能是产品的效用。
从中可以看出，庞巴维克根本不相信英国学派试图讨论的劳动供给曲线的有效性，他拒绝承认个别工人通过有效变动体力劳动的数量能影响产品价格的论断，并否认负效用可以影响各种用途之间劳动服务的配置这一观点。
基于此，庞巴维克批评马歇尔阻碍了英语世界的人们清晰地接纳门格尔发动的主观主义革命，特别是他通过使用供给和需求函数来解释价格形成时试图复活李嘉图的客观主义（至少在供给一方是如此），按照庞巴维克的解释，马歇尔剪刀的两边而不是一边，都基于效用的主观评价（详见德索托，2010，第61—62页）。
用布劳格的话来说，“英国学派试图讨论劳动的供给曲线，而奥地利人则努力要关上对这个课题研究的大门”（布劳格，2009，第241页）。
马歇尔则指责庞巴维克低估了其古典经济学前辈对生产成本和价值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他批评庞巴维克的主观价值理论是一种“企图借助于以价值的暂时改变或短期变动的原因为基础的论点来否认关于生产成本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的最后趋势或原因之原因的学说”（马歇尔，2005b，第400页），并进而指出：
“庞巴维克所提出的这个论点……是没有适当根据的，即价值一般地必须由需求所决定，而不直接涉及成本，因为劳动的有效供给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
因为即使严格地规定了一年的工作时数（实际上却不然），而工作强度也仍然是有伸缩性的”（马歇尔，2005b，第200—201页）。
由此可以肯定，奥地利的门格尔——庞巴维克传统与英国的杰文斯——马歇尔变体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尖锐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以“市场出清如何达到”为共同主题，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用供求交叉的马歇尔图示讨论了茶叶（谷物）的价格决定特点；庞巴维克则在《资本实证论》中用双边竞争的庞巴维克表讨论了马市交易过程。
问题是，将庞巴维克表转变成马歇尔图示后，我们会发现“主观价值理论函数”呈现出了与均衡价格理论相似的阶梯形的需求和供给函数，这一似是而非的理解难点极易造成马歇尔和庞巴维克各自的价值理论“本质雷同”的认识误区。
本文的基本贡献是通过分析英国传统和奥地利传统的哲学预设和研究方法的差异来揭示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和庞巴维克主观价值理论的本质上的分歧。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
庞巴维克对以主观成本为基础的效用的强调和对市场过程方法的强调都与马歇尔的需求和供给分析相对立。
二、均衡价格模型的理论构建
1.需求函数的逻辑基础：
货币购买力不变。
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将经济科学视为仅仅是亚当•斯密所倡导的“无形之手”思想的扩展与延续。
虽然新时代和新问题改变了经济分析的重点，但马歇尔仍然相信李嘉图和穆勒的价值理论分析能够经得起推敲。
他还进一步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过是对旧有的古典学说的一种现代版本的阐释。
在介绍需求理论时，马歇尔批评李嘉图和他的追随者“过于注重生产费用方面”；他们“虽知道在决定价值上，需求的条件与供给的条件同样重要，但他们都没有十分清楚地表明这样的意思”（马歇尔，2005a，第104页）。
马歇尔之所以极大地强调需求，是为了修正古典学说只强调把生产成本作为价值唯一决定因素的片面观点而减少其受攻击的程度。
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所开创的奥地利学派从未认真地提出效用衡量的问题，这表现在奥地利经济学家从整体上否定基数效用及可加的效用函数。
杰文斯起初也否认人际效用比较，但后来提出了接近于用“不变的货币边际效用”衡量效用的富有启发性的新方法，马歇尔通过对杰文斯的这一方法加以改进，试图从效用的可测量性入手来构筑需求函数的理论大厦。
在需求理论中，当一种物品的价格下降，会有两件事情发生：
第一，该物品与消费者预算中的所有其他商品相比将变得更加便宜，消费者将用这种商品去替换其他商品（这是价格变化的替代效应）；第二，因为货币的购买力提高而导致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增加，将引起消费者购买更多的包含在他的预算中的所有正常物品（这是价格变化中的收入效应）。
①在马歇尔的理论中，收入效应问题被巧妙地避开（参见马歇尔，2009a，第81—82页），其方法是限定所分析的商品只占消费者总支出中的一小部分。
对这些商品来说，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可以被认为是接近于不变的，从而为从效用到需求的完全转移扫清了道路。
忽视收入效应的逻辑推论是保持实际收入而不是货币收入与需求曲线一道不变，即货币购买力保持不变。
根据弗里德曼的解释，当所分析的物品的价格变化时，货币购买力能够保持不变的唯一途径是：
通过货币收入的变化或消费者在保持（以效用来表示的）实际收入不变的条件下所消费的其他物品的价格的相反运动使主体被补偿（Friedman,1949,pp.463－465）。
虽然在现实中，收入效应像替代效应一样是消费者行为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使得马歇尔的需求曲线没有经验的含义，但是从概念上说，马歇尔的需求曲线对于理解来说更简单，更接近于局部均衡分析的近似性精神。
马歇尔界定的“消费者剩余”可以用杜普伊特的方式，把它想象为通过差别定价可以从消费者分离出来的数量。
作为衡量消费者福利的有效工具，消费者剩余被普遍认为应该由边际价值曲线而非需求曲线得出。
然而，考虑到“收入效应”的边际价值曲线与需求曲线并不重合。
实际上，边际价值曲线总是在较低价格时位于马歇尔的需求曲线之下，而在较高价格时位于其上。
结果是，用需求曲线来表示消费者剩余的收益和损失会高估价格下降所得的收益或低估价格上升所产生的损失。
马歇尔通过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恒定不变”排除了价格效应中的收入效应而只考虑其中的替代效应，这意味着“不重要商品”（马歇尔用语）的边际价值曲线与需求曲线是重合的。
由此也可以推断出，马歇尔选择茶叶这样一种“不重要的”商品，恰恰是因为在这里实际收入的变化相当微小以至于可以忽略。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从价格变化中排除了任何收入效应的可能，马歇尔对需求曲线的讨论还避开了低档商品，特别是吉芬商品。
事实上正如马克•布劳格所说，无差异曲线技术（序数效用论）的优点在于，它通过“无差异”概念本身迫使我们注意商品间的相互关系（即替代性和互补性）。
然而，在无差异曲线方法中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间的区别纯粹是分类学的：
它给我们提供分类的盒子，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填满它们（布劳格，2009，第270—271页）。
故而我们的确可以用基数衡量效用来解释消费者行为。
马歇尔虽然承认效用比较在时间之间和个人之间存在实际困难，但仍然相信“如果我们所取的平均数非常广泛的话，足使各人的个人特性互相抵消”，特别是，“在经济学所研究的大多数事件，是以大约相同的比例影响社会上一切不同等级的人的事件，因此，由两个事件所造成的幸福的货币衡量如果相等的话，则这两个事件的幸福的多寡一般说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
因为这个缘故，在一个市场中对消费者剩余的正确衡量才有很大的理论上的兴趣，而且会有很大的实际重要性”（马歇尔，2005a，第39、149页）。
这样，马歇尔通过回避社会中的整个收入阶级，提出适用于加总个人效用的“代表性买主假定”。
这意味着，马歇尔关于消费者剩余的测量的讨论与他关于需求函数的规定是一致的，用这种方法他实现了个体剩余的可加性而没有产生总剩余如何在个人购买者中分配的问题，即个体需求可以被加总以形成市场需求曲线。
2.供给函数的理论基石：
劳动负效用恒定。
马歇尔相信经济福利既取决于资源配置效率（边际主义），又取决于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古典主义），故他从未放弃李嘉图——马尔萨斯式的古典信仰，这具体表现在，马歇尔师从穆勒学习经济学，通过“实际成本”的价值理论保持与古典思想的联系。
马歇尔表示，根据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教导，经济学起源于亚当•斯密。
在斯密那里，价值必须基于生产成本，而这种观点是借助于用劳动负效用测量生产成本来论证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1篇第5章提出了一种主观福利的劳动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劳动是令人厌烦的，是“辛苦和麻烦”的（斯密，2007，第26页）；作为个人劳作的心理成本，劳动是负效用的单位。
一种商品的价格（或“真实价值”）是由市场上在既定工资率条件下所能购买到的“辛苦和麻烦”的单位（即劳动负效用）衡量的。
斯密进一步指出，一种衡量标准本身必须是不变的，以便能准确地反映所衡量的事物的变化。
劳动负效用由于能随时间推移对个人的主观感受保持不变而最适合充当“真实价格”的衡量标准。
布劳格指出斯密的这一论断虽然“迷惑了如此多的评论者，在这种场合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布劳格，2009，第35页）。
不变的劳动负效用显然可以由一种“稳定尺度的工资单位”来表示。
斯密认为，就长期来说，“谷物工资单位”比银币更加稳定（斯密，2007，第32—33页）。
这是因为，农业上成本降低方面的进步会被“主要农具”牲畜的价格上升或多或少地抵消，特别是，谷物作为“人民的基本口粮”其价格能支配长期中的货币工资。
因此，以谷物衡量的普通劳动的工资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并且反映一种不变的劳动负效用。
这也解释了马歇尔在供给理论中选择“谷物”商品的原因。
在劳动分析中，杰文斯集中注意的也是痛苦或负效用成本问题。
他还认为效用的尺度具有一种可以确定的零点，并且相信人的感受可从正（效用）负（痛苦或负效用）方向加以衡量并用代数式予以表述。
马歇尔用心理成本来定义真实成本反映了斯密和杰文斯对他的强烈影响：
“供给主要是决定于克服不愿遭受‘负商品’的心理。
这种负商品通常可分为两类：
劳动和展缓消费所引起的牺牲”（马歇尔，2005a，第159页）。
从中还可以看出，马歇尔是将心理量看作是绝对量来一般化地定义劳动的。
布劳格指出：
“马歇尔坚持杰文斯劳动负效用作为支配短期中生产性努力供给的重要性”（布劳格，2009，第323页）。
事实上，劳动就是工作的负效用，是生产过程中唯一的基本成本要素。
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痛苦也在积累，因此从这个基本事实中就可以推导出一条代表成本增加的上升曲线。
马歇尔正是在检验其前辈的学说时，发现了边际成本随着产出而变动的观点从而将价格和产出同时带入了价格决定过程中。
根据马歇尔的观点，长期价格取决于生产成本，这种论证必须求助于他所说的“真实动力因素”，即对商品的欲望、为了获得商品而不得不工作所导致的负效用。
以劳动这种要素来说，工作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它带来的负效用等于工作收入带来的效用为止，这就使得负效用成了确定工资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李嘉图那里，劳动是一个创造性的要素，商品成本的源头在于创造性工作，而在马歇尔那里，所有这些都被转换为主观的特性，即劳动负效用成为测量生产成本的尺度。
也就是说，人类的心智能够在数学上把商品的微小增量与价格的微小增量联系起来。
马歇尔将货币成本定义为，对劳动和等待的痛苦努力所必需支付的货币额（马歇尔，2005b，第41页）。
无可否认的是，《经济学原理》经常给读者一种印象：
是各种“真实”力量，而不是货币因素决定了经济。
马歇尔是这样解释的：
“如果用努力来计算的货币购买力大致不变，如果等待的报酬率也大致不变，则用货币衡量的成本和实际成本相一致”（马歇尔，2005b，第42页）。
实际成本与货币成本相一致反映了马歇尔“同质性行为主体假定”的预设思想（参见施蒂格勒，2008，第54页）：
它要求所有商品的货币成本（和价格）与其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成比例，而且还要求各种可供选择职业的边际报酬相等。
这必然意味着，处于所有职业转移边际上的每个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相同，或者，除了别的以外，所有劳动者具有相同的负效用函数，否则，就不可能从两个商品的工资成本相等，推理出每个商品都具有同量的劳动负效用。
当货币是所交换的两种商品之一时，有可能通过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来构建所讨论的商品的一条需求曲线。
同理，当劳动是所交换的两种商品之一时，也可能通过假定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不变来构建所讨论的商品的一条供给曲线。
3.市场出清的效率检验：
帕累托最优标准。
马歇尔需求和供给的“交叉”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自由市场趋向于出清，为什么均衡价格一旦达到就可能是稳定的，作为信号价格如何把相关信息传送给买者和卖者。
用芝加哥学派的话来说，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几乎可以解释我们所了解的关于经济体系行为的每一件事（奥弗特瓦尔德，2010，第54—55页）。
马歇尔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价格理论，它也隐含着相互依赖性的观点，不过该理论在瓦尔拉斯的体系中才获得了精确的表述。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学原理》试图把生产过程涉及的物质要素和人类要素从根本上统一起来，从而为不同期间的均衡概念奠定基础。
只不过瓦尔拉斯处理的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马歇尔却把它转化成了一个“小”问题。
需求曲线的逻辑基础是商品的效用，供给曲线的逻辑基础是劳动的负效用。
马歇尔通过发明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两个概念来代替效用和负效用的专用术语，借助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来证明，一个自由的企业制度是保证社会获得超过均衡价格的最大的效用剩余（即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最大化）的资源使用方式。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表明，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商品的均衡价格实现了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换句话说，交换和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是对均衡价格效率的一种检验。
这种检验方法通过将生产领域中的要素变量（生产契约曲线）转换为统一的产品变量（生产可能性曲线）而与交换领域进行有效衔接，即奈特的现代经济环流图（“财富之轮”）暗含其中。
问题是，马歇尔的价格理论采用的是基数效用（加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和局部均衡分析，而帕累托检验针对的是序数效用和一般均衡分析。
二者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让我们回到推导马歇尔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时分别采用的杰文斯原理和维塞尔定律等式。
从（3）式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结论1：
局部均衡分析条件下的市场出清时的价格效率得到了一般均衡分析条件下的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的检验。
上述对局部均衡条件下市场出清的效率检验表明，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的意图是通过寻找两种内在一致的不变价值尺度（不变的货币边际效用和恒定的劳动边际负效用）分别作为需求和供给的测量单位来构建均衡价格理论体系的。
在论证过程中，马歇尔视商品具有可分性（茶叶为典型），以完全竞争状态下原子式的市场结构抽象出同质性的行为主体（代表性买主和代表性买主），并运用微分学推导出连续、光滑的供求曲线，最后借助于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作为测量效率（福利）的工具来讨论最大化资源配置及个体加总问题。
三、主观价值理论的马歇尔图示
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共同创建的奥地利学派建立了一种系统的经济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作为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另一类思想一直流传到今天。
庞巴维克继承了由门格尔和维塞尔发展的投入和产出定价的归属理论和机会成本等主观价值论主题。
在《资本实证论》中，他以马市交易为例，用双边竞争和边际对偶讨论了买者和卖者的不同主观价值如何决定客观价值（或价格）的界限。
其意在说明在交换中起基本作用的是买卖双方的主观因素。
1.单边竞争与交易过程。
庞巴维克主张用主观价值（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观交换价值（购买力）来替换英国古典经济学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
此外，他还建议在价格理论中应避免使用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术语，因为供求平衡只是一个特殊的巧合情况，“产生这种结果的巧合的情况在经济生活中确实是很少遇见的”（庞巴维克，2009，第231—232页），更基本的要素是需求的强度和商品的效用，故而他主张分别用买主和卖主对物品与等价物的主观评价来代替需求和供给这两个词。
庞巴维克认为在交换买卖中，进行交换的前提是“购买者对物品必然比对‘等价物’估价估得高些，而出售者适相反”（庞巴维克，2009，第213页）。
在此条件下，追求利己动机的行为主体进行有利交换的原则是：
“第一，只有在交换给他带来利益的时候，他才愿意交换；第二，他愿意为较大的利益不愿为较小的利益而交换；第三，如果不交换便没有利益可得，他愿意为较小的利益进行交换，而不愿意不交换”（庞巴维克，2009，第212页）。
简言之，第一条交换原则可表述为“宁可无交换不可有损失”；第三条交换原则可表述为“宁愿得小利而不愿不交换”。
④马市交易的结果正如庞巴维克所言：
“在双方面竞争中，市场价格被决定在这样一个范围内：
其上限由实际进行交换的最后的买主（简称最后的买主），和被排斥的最有能力的卖主（简称最早被排斥掉的卖主）的评价来确定；其下限则由实际卖出货物的能力最小的卖主（简称最后的卖主），和被排斥的最有能力的买主（简称最早被排斥掉的买主）的评价来确定。
这两个界限的意义是，无论在哪一个场合，它是决定价格的较小的限度”（庞巴维克，2009，第225页）。
如果马的价格超出这个范围，“买卖双方的平衡要遭到破坏，而过高出价和过低讨价又不可避免地要使竞争继续下去，直到价格被限定到所述的范围以内为止”（庞巴维克，2009，第224—225页）。
也就是说，超出这个界限，买主和卖主就可能无限地增加，但对“均衡价格”毫无影响，正是边际对偶对价格决定有着缩小界限的影响。
根据上述论证我们会发现，综合庞巴维克表（拍卖思想）和马歇尔图示（函数交集）两种思路，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方法得到了具体化阐述，特别是主观价值理论作为一种因果生成论还得到了良好的证明。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原理》中的马歇尔图示与庞巴维克表的本质区别在于：
马歇尔采用的是个体分析（同质性行为主体假定），庞巴维克采用的是群组分析（异质性行为主体假定）。
四、马歇尔与庞巴维克的区别
1.哲学预设的分歧。
（1）同一性vs.异质性。
马歇尔的同一性假定最鲜明地体现在“代表性企业”的概念上。
这一概念是由完全竞争条件下无数原子式的行为主体（经济单位）抽象而得。
具体地说，马歇尔的自由企业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因为其根基是由许多小型商业单位组成的市场，其中任何一个单位都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影响总需求或市场价格。
这意味着代表性企业必须放在拍卖情境中研究，它无法允许生产技术、人口和消费者口味发生显著的变化。
所有这些当然需要许多前提假设：
自由企业、稳定的财产权、人口和资本的逐渐变化、经济行为只有利润最大化这一个动机、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都拥有完全信息。
在这种意义上，“代表性企业”的概念展示了马歇尔对现实主义的不停探索以及他对静态假设限制的选择。
用吉尔博的话说，它是“一种处于真实的动态世界和静态假设之间的概念的未建成的房屋”（转引自布劳格，2009，第304页）。
马歇尔把它描述为既不是一个新来者，也不是一个建立完善的企业，而是一个具有平均内部和外部经济的企业（马歇尔，2005a，第327页）。
它是代表性的，与规模没有关系，但与平均成本有关。
马歇尔把它比作原始森林中的一颗典型的树，因为它总是保留该行业厂商平均生命周期的代表性，就像该行业本身那样成长。
代表性企业给我们提供了行业供给曲线的微缩的解释；它的单位成本代表该行业厂商的平均单位成本，它的单位成本曲线描述了在长期调整过程中供给对厂商数量和规模的反应。
换言之，“代表性企业”的概念虽不包括趋向均衡的路径分析（市场过程），但它产生了一个与静态状况（而非静态条件）相一致的、具有动态性质的长期均衡的概念。
说穿了，马歇尔通过“代表性企业”这一概念将单个企业的成本分析与整个行业的供求分析连为一体。
借助于完全竞争条件下代表性企业是一个价格接受者，并且新企业可以自由进出该行业的假设条件，马歇尔的分析视角由短期均衡的静态状况延伸到了为实现长期均衡的比较静态状况（具有动态性质）。
据布劳格的解释，在马歇尔实际使用的同质性市场行为主体这个工具中，“消费者剩余”之后总是跟有所有格符号：
使他感兴趣的是市场上所有买者的共同收益。
他从个人的剩余开始，并运用了这种看法，即就购买者收入阶层来说大多数市场是同质的，以证明个人是该组的一种典型代表。
以这种方法他实现了可加性而没有产生总剩余如何在个人购买者中分配的问题（布劳格，2009，第282页）。
庞巴维克的主观价值理论是采用市场行为主体异质性假定的群组分析来论证的。
这种方法认为，不同行为者对其目标的主观评价的心理强度各有不同，甚至同一行为者在其一生不同时期也可能变化很大，这取决于他们各自特定的情境。
这种反映在每个行为者价值尺度上的不一致性，意味着在一个由很多经济主体构成、其中每个经济主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和可变的时间偏好的市场中，将会出现各种双赢的交易机会。
庞巴维克还是维塞尔分层定价原理的早期接受者，这一原理认为在现实经济中，交换价值不仅依赖于效用，而且也依赖于购买力。
结果，在社会经济中，价格往往是分层次的，这反映了不同类别的商品分别与不同的社会阶层相关联这一现实。
⑤在这个问题上，庞巴维克和凡勃伦一样，也认为炫耀动机对市场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里，价格变成了一种社会制度，把不同的人撮合在了一起。
概言之，分层定价原理（或凡勃伦效应）是通过区分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即“行为主体的购买力异质”）而得出的，这意味着通过加总个体消费者剩余而获得市场上所有买者的共同收益是不可能的。
因为原子式的个人与社会环境中的个人并不是一回事。
个人很容易受到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是后者决定了消费者选择等东西。
因此，任何想从个体行为推导出总量的努力都会产生严重的逻辑问题。
（2）客观性vs.主观性。
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乔治•施蒂格勒将奥地利学派界定为“在主观价值论形成中起过卓越作用的所有奥地利经济学家”（施蒂格勒，2008，第132页）。
主观价值理论的本质是价值是由单个使用者的主观评价构成。
具体地说，一件商品对一个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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