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全蜀艺文志》版本及流传考略.docx

杨慎《全蜀艺文志》版本及流传考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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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全蜀艺文志》版本及流传考略

杨慎《全蜀艺文志》版本及流传考略

作者：

罗超华

来源：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1期

        收稿日期：

2014-04-06修回日期：

2014-05-05

        作者简介：

罗超华（1990-），男，四川广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摘要：

《全蜀艺文志》为明代杨慎编纂的一部有关四川地区的诗文总集，此书编成后影响甚大，对巴蜀文化的传承有重要意义。

而是书又因作者杨慎的名气，自嘉靖二十年（1541年）成书后，被多次刊刻、抄录，流传颇广。

现今能明确的刻本八种、抄本三种，其中最优的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邹氏刻本，最劣的为“四库本”。

而其流传情况，则是清代、民国时期以江浙一带为盛，现今呈现北京、成都、上海三地并举的局面。

其流传版本，则以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张汝杰刻本最广，嘉庆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最少。

        关键词：

《全蜀艺文志》;杨慎;版本及流传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68（2015）01-0081-06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曾状元及第，明代大文学家。

《全蜀艺文志》是杨慎于流放途中返蜀时，受时任四川巡抚刘大谟所邀编纂《四川总志》的一部分，后单独刊印成册。

《全蜀艺文志》刊行前，四川已有一部影响较大、由宋人袁说友编纂的地方艺文集成——《成都文类》。

然而正如清人朱彝尊所言：

“杨文宪公慎《全蜀艺文志》所由本也，自杨氏《志》行，而袁氏之《文类》束之高阁矣。

”[1]又据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

“艺文若专录篇章，则自杨慎《全蜀艺文志》始也。

”[2]可见，杨慎的《全蜀艺文志》影响更大。

《四库全书·全蜀艺文志·提要》载：

“博采汉魏以降诗文之有关于蜀者，汇为此书，包括网罗，极为赅洽。

所载如宋罗泌《姓氏谱》、元费著《古器谱》诸书，多不传于今;又如李商隐《重阳亭铭》为《文苑英华》所不录，其本集亦失载，徐炯、徐树糓笺注《义山文集》即据此书以补入。

如斯之类，皆足以资考核。

”[3]由此可知，此书亦对巴蜀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意义。

        一、《全蜀艺文志》刻、抄本情况

        《全蜀艺文志》是一部有关四川的诗文总集。

自嘉靖二十年（1541年）成书后，在四川被多次校订、刊刻，同时亦被其他地区的一些文人所传抄，因此，流传版本较多，现今能明确的就有刻本八种、抄本三种。

（一）嘉靖二十年刻本（已佚）

        杨慎在此版序中说：

“开局于静居寺，宋、方二公祠，始事以八月乙卯日，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轸，二十八日以毕……乃嘱乡进士刘大昌、周逊校正，而付之梓人。

”[4]12据考证，《全蜀艺文志》乃刘大谟主编《四川总志》的一部分，而《四川总志》最早刊行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

因此，若真如杨序中所说此集成后“嘱乡进士刘大昌、周逊校正，而付之梓人”，那么，此版极有可能是最早刊行的单行本，可惜它现已失传，学界也普遍对其真实性持存疑态度详情参见旷天全《〈全蜀艺文志〉编者考论》，《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蓝勇《〈全蜀艺文志〉的编者是谁？

——400多年前的一桩著作权案》，《文史杂志》，1997年第1期;刘琳、王晓波点校，《全蜀艺文志》，线装书局2003年版。

。

然而，明代何宇度撰《益部谈资》时称：

“（艺文志）惜太繁，刻在藩司，已不存。

”[5]按《全蜀艺文志》曾于1545年刻于《四川总志》后，可知它仍然留存，何氏所说“不存”，当指最初杨慎交由乡人所刻单行本不存，后吴之皞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修《四川总志》时也曾说：

“……独艺文出升庵手选网罗，金石鼎彝、秦汉之文几尽，竟可单传。

”[6]由此可见，此单行本确实存在过，可以被视作《全蜀艺文志》的最早刊刻本。

（二）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此刻本并非单行本，而是附着在《嘉靖二十年·四川总志》后的，是目前所存最早的《全蜀艺文志》刻本，共六十四卷，正文十三行二十六字。

版心刻有“全蜀艺文志”，并标明了卷数、页码。

此版杨序刻于刘大谟、谢瑜分别所作《重修四川总志序》、《重修四川总志》后;其后又接王元正所撰《全蜀人物志序》;正文列于十六卷《四川总志》后;正文后又有谢瑜所作《重修四川总志后序》，考之与前序相同，其后还有崔廷槐、周复俊分别所作《四川总志后序》。

笔者所见为《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收录版，此版《全蜀艺文志》后有手书“此书从赵君斐云假得略校二卷无瑕遂反也”、“壬午中秋之夜江安傅增湘藏”等字，并留有印章。

可见，此为赵斐云家藏本。

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对是版则有如此说明：

“《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杨慎辑。

明嘉靖刊本，十三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阑。

”[7]此版其他藏家也有著录，如清人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称：

“《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嘉靖刊本，汪季青家藏本。

”[8]并云此书上有“屐砚斋图书印、摛藻堂藏书印、古香楼休宁汪季青家藏书籍诸印”。

不过，此书却题作者为周复俊，而仅说杨慎作序按此版最末《四川总志后序》中有“嘉靖壬寅夏四月朔旦按擦司副使周复俊撰”等语，著录者当以此误为周撰。

有关《全蜀艺文志》作者的考证，详见旷天全《〈全蜀艺文志〉编者考论》，《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

。

        （三）万历四十七年刻本

        此刻本也非单行本，而是附于吴之皞、杜应芳所修《四川总志》后，共六十四卷，正文九行二十字。

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单边，框高24.7cm，宽15.7cm。

版心下镌刻工名：

“光”、“生”、“见”、“富”等。

        按吴序：

“予亟谋重梓，赖督学杜君，雅与同嗜，搜购古本，得二、三残牍凑之。

幸断圭复完，恨原日笔讹刀误，殊多鲁鱼，况岁久漫涣，难以竟读。

遂檄诸帐下士拣其品识超韵者，司编校焉。

”按杜序：

“中丞饶公、直指吴公，慨然兴文，旁求旧本，得什之七八，乃应芳遍构，复得二、三……亟刻《艺文》。

”由此可见，此版为吴、杜二人搜罗旧版（当为嘉靖间刻本）再校刻而成，且校刻得非常谨慎，清黄廷桂修《四川通志》时曾说：

“杜公应芳，复搜获于灭末之余，只字吉光，不敢妄臆增损。

”又据杜序：

“二、三子殚厥校雠，良工心苦，已贾余勇，大肆搜罗。

”可见吴杜二人确实在此版校刻上颇为用心。

刘琳、王晓波在重新点校《全蜀艺文志》时则对此刻本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对嘉靖本略有校正，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讹误。

”此外，杜应芳在修此本时“更出心裁，补续新艺（文）若干卷，俾成全书”，即为杜本《补续全蜀艺文志》五十六卷。

        （四）嘉庆二年朱遐塘刻本

        此刻本为现存最早的单行本，六十四卷，正文九行二十四字。

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十六册本。

首页分别题有“杨升庵先生原本”、“嘉庆二年重镌”字样，每页左下角有“读月草堂”字样。

正文前有杨慎原序，俞廷举嘉庆元年（1796年）序，并附有“杨升庵先生原本”、“江陵朱云焕遐塘”、“温江张鹏翼培南校”等字样。

        此版俞廷举作序于锦城修竹轩，序云此书淹没已久，朱氏购得抄本（万历间刻本），详加校刻，越三寒暑乃成。

又参见其后谭言霭所跋云，朱氏久任潜溪书院院长，该书院正位于宋、方二公祠旧址，即杨氏修《全蜀艺文志》旧址，因此有感而重修此书。

清人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对此版有所著录：

“《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周复俊编，明刊本，江陵朱氏刊本。

”[9]

        （五）嘉庆二十二年张汝杰刻本

        该刻本共六十四卷，正文九行二十四字。

小字双行，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眉上镌评，框高13.4cm，宽8.2cm。

它又分十二册本、十四册本、十六册本、二十册本和二十四册本。

下书口镌“读月草堂”字样，内封镌“杨升庵先生原本”、“江陵朱遐塘先生校正”、“安岳谭静山太史重订”、“嘉庆丁丑重镌”、“犍为张氏小书楼藏板”等字样。

        笔者所见为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十二册本，首页题有“张氏藏书”印章。

此本缺杨序1、2页，后抄补上，然多有错字。

其后分列俞序、谭跋。

同馆所藏十六册本则无“犍为张氏小书楼藏板”字样及印章，并缺杨辅《古书岩留题》一文后半部分及单夔《州学留题》、李埴《卧龙行纪》、黄人杰《卧龙纪行》等数篇行纪。

此版每卷前皆有目录，正文前则有“安岳谭言霭静山重校”、“乐山张汝杰樗山重刊”、“犍为张汝照□□□校”等字样。

笔者所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二十四册本，钤有“犍为张氏小书楼珍藏书籍字画印记”印章;所见暨南大学图书馆所藏十六册本，钤“姑苏”、“原版”字样，或为抄刻地，卷端又镌“乐山张汝杰樗山重刊”。

        谭言霭在《重校全蜀艺文志跋》中说，此版为嘉庆十二年（1807年）绵竹唐张友、犍为张汝杰、金堂陈一津、达纪等人发起，购买朱氏原版，重加校刻而成。

而清人王培荀《听雨楼随笔》亦有此记载：

“犍为有张汝杰……购藏朱霞堂所刊《全蜀艺文志》板片。

”[10]此版按谭氏所说：

“中如《破吐蕃露布》，实王应麟所拟，误题韦皋;陆游《牡丹谱》，本集实三篇，然两篇误合为一。

此类则证据之可寻，有待校正。

”可见，其刊校皆有据可寻。

又按谭氏《又跋》中所说：

“此书丁卯七月所校，粗得崖略，未即刊正印行。

……辛未季秋言霭又记。

”知其刊行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对此版有所著录：

“明周复俊编，嘉庆丁丑谭言霭刊小字本。

”[11]

        （六）光绪十五年邹兰生刻本

        该刻本共六十四卷，正文十一行二十四字。

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上镌书名，下镌卷次，版框高17.3cm，宽12.4cm。

它又分十二册本和十六册本。

内封有“光绪己丑刊于余山房”等字，正文之前有“明新都杨升庵辑，安岳邹兰生梦馨氏校”等字。

        此本邹序列于“全蜀艺文志总目”之前，其序曰：

“先大夫濯亭公连平州牧任所，每喜闻乡先达轶事，趋庭时授以是书，乃嘉庆间朱氏重刻本，间有伪误，为之口讲指画订正者，百数十余条，尔来二十余年矣。

意欲物色善本，参互改订，而卒不可得。

继闻嘉定间有原板尚存，辗转访求得之，则已残缺不完。

”“此书谨据朱刻为稿本”，由此可见，此版即为邹氏据朱氏刻本重校而成的。

而邹氏在校刻过程中极为细致谨慎：

“丁亥岁，长夏无事，读书余暇，追维往训，笔之于书又证之方志，改之本集，要使一字一句悉有援据。

其单辞只句，散见他说者，亦必精校细勘，勿使伪谬，思其误而不得，则任阙如盖，其慎也。

”因此，此本当优于前面几个版本。

此外，邹序中还谈到重校刊刻的原因：

“非特表升庵先生之遗书，亦以完朱氏未竟之志也。

”而序后又有“光绪十有七年岁在重光单阙病月安岳邹兰生序”等字样，所以，此版又被称作“光绪十七年版”。

        （七）光绪三十一年邹兰生刻本

        该刻本共六十四卷，正文十一行二十四字，十二册本。

此本与光绪十五年（1889年）间刻本基本相同，按此本序中所说，其实为“落难之时，借刻书而陈己志”，并附有邹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后，数年间所受冤落职之事，而序后也题有“光绪三十有一年岁在□蒙大荒落，安岳邹兰生序”等字。

此外，序中又有“为是广征群集，求证原书，始刻校论精详，用成升庵先生完善”等话语，可见，确实是在十五年版基础上重新订正过的。

然而，笔者考之二版，所异之处甚少，校正讹误处仍多，因此其所说“校论精详”之语尚有待商榷。

        （八）民国三年昌福公司铅印本

        该铅印本共六十四卷，正文十一行二十八字，二十册本。

笔者所见为四川省图书馆藏版，原为绵阳图书馆藏本，封面有“绵阳图书馆章”。

每页左下角有“蜀藏之一”字样，右下角有“昌福排版”字样。

此本内封面题“全蜀艺文志”，内有“中华民国三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字样。

正文前有“杨升庵先生原本”、“江陵朱云焕遐塘”、“温江张鹏翼培南校”等字样，可见，此版底本仍为朱氏刻本。

而按刘琳、王晓波先生点校《全蜀艺文志》时所说，此本“错字亦多，殊无足取”[4]8，可知该版劣于邹氏版。

        （九）两淮马裕家进呈本（抄本）

        该抄本又名“四库本”。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

“菡芬楼旧钞本，乃四库底本。

”[11]按刘琳、王晓波先生点校《全蜀艺文志》时所说：

“清乾隆中修《四库全书》……以‘两淮马裕家本’作为底本收入《四库全书》。

这个本子实际上是嘉靖刻本的一个传抄本。

”[4]7查看现存《四库采进书目》中所收书目，并无两淮马裕家进呈的本子，也没有《全蜀艺文志》一书，其原因可能在于马裕是分前后两次进呈藏书的，《四库采进书目》中所记仅为第一次所呈书目，而包括《全蜀艺文志》在内的第二次所呈藏书并未被记录下来。

按《扬州画舫录》载：

“（马裕）恭进藏书，可备采择者七百七十六种。

”[12]而《四库采进书目》中仅录六百八十五种，另外九十一种未被录入，而《全蜀艺文志》应该就是其中之一。

马裕在进呈藏书时，乾隆曾说：

“俟将来办竣后，仍给还各本家自行收藏。

”[12]然而，《四库全书》成书后，原书并未返还各藏书家，而马裕这个嘉靖间的抄本也不知所踪。

现存“四库本”经四库馆臣删改后，已面目全非。

不过，正因为收录于《四库全书》，此本也成为现今最易得的版本之一。

        （十）结一庐旧钞本（抄本）

        朱学勤在《结一庐书目》中曰：

“《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周复俊编，计十六本，旧钞本。

”[13]

        （十一）台藏蓝格旧钞本（抄本）

        此抄本共十行二十字，双栏，白口，单黑魚尾，编者题周复俊。

此本现存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

是本上有“王氏二十八宿研/斋祕笈之印”朱文长方印、“恭/绰”朱文方印、“遐庵/经眼”白文方印、“玉父”白文长方印等[14]。

        二、《全蜀艺文志》收藏、著录及流传情况

        《全蜀艺文志》自成书后，或因作者杨慎的名气，或因《四库全书·蜀中广记·提要》中所说的“谈蜀中掌故者，终以《全蜀艺文志》及是书为取材之渊薮也”[3]等缘故，而被历来的藏书家及目录学家所重视。

因此，是书被广泛收藏、著录，流传甚广。

（一）藏书家收藏著录情况

        《全蜀艺文志》被历代收藏家收藏、著录的情况如下所示：

        1.汪曾唯辑《振绮堂书目》：

“《全蜀艺文志》并续编四十册。

《志》，六十四卷，明杨慎编。

”（浙江杭州）

        2.钱曾《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

“《全蜀艺文志》五十卷，十本。

”（浙江杭州）

        3.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

“《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嘉靖刊本，汪季青家藏本。

”（浙江杭州）

        4.丁仁《八千卷楼书目》：

“《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周复俊编，明刊本，江陵朱氏刊本。

”（浙江杭州）

        5.范邦甸《天一阁书目》：

“重修《四川总志》六十四卷刊本，明嘉靖二十年王元正重编，刘大谟、谢瑜、周复俊均有序。

”此即为嘉靖二十四年，附于《四川总志》后的《全蜀艺文志》刊本。

（浙江宁波）

        6.缪荃孙、吴昌绶、董康等撰《嘉业堂藏书志》：

“《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万历刻本。

”此版现存浙江大学图书馆，实为万历四十七年《四川总志》中《全蜀艺文志》的单传本。

而缪氏在考证此版时，题作者为周复俊，并称“此系初刻本，字大悦目，尤属难得”。

（浙江湖州）

        7.徐干学《传是楼书目》：

“《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杨慎，二十本。

”（江苏昆山）

        8.钱谦益《绛云楼书目》：

“蜀艺文志。

”（江苏常熟）

        9.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杨慎《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

”（江苏南京）

        10.[明]徐火勃《徐氏家藏书目》（又称《红雨楼书目》）：

“《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杨慎。

”（福建福州）

        11.[明]朱睦□《万卷堂书目》：

“《全蜀艺文》六十四卷，杨慎。

”（河南开封）

（二）其他学者的著录情况

        其他学者对《全蜀艺文志》的著录情况见如下所示：

        1.万斯同《明史》：

“杨慎《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

”

        2.张廷玉《明史》：

“杨慎《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

”

        3.嵇璜等编《钦定续文献通考》：

“周复俊《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

”

        4.嵇璜等编《钦定续通志》：

“《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周复俊编。

”

        5.王太岳《四库全书考证》：

“《全蜀艺文志》明周复俊撰”，共有考证三十六条。

        6.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嘉庆丁丑谭言霭刊小字本。

”

        7.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

“《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杨慎辑。

明嘉靖刊本，十三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阑。

”

        （三）部分省市及高校图书馆收藏情况

        我国部分省市及高校图书馆收藏《全蜀艺文志》的刻本情况如下：

        1.嘉庆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

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2.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张汝杰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湖南图书馆（2种）、南京图书馆（3种）、北京大学图书馆（2种）、清华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2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2种）、南京大学图书馆（2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3.光绪十五年（1889年）邹兰生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4种）、上海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2种）、湖南图书馆（2种）、山西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4种）、复旦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

        4.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邹兰生刻本：

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

        5.民国三年（1914年）昌福公司铅印本：

上海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西南大学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2种）、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2种）、苏州大学图书馆。

        三、《全蜀艺文志》版本流传的几点结论

        通过对《全蜀艺文志》抄刻版本、著录及流传情况的系统考察，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全蜀艺文志》自嘉靖二十年（1541年）被刊刻后，在明代两易其稿，但均附于《四川总志》后。

明代现存的两个版本，除刊印板式有异外，其他内容基本相同，这可能与其均为官方刊刻、较为尊重作者原稿有关。

该书流传至清代后，虽被多次翻刻，但多为藏书家的个人行为。

这些藏书家包括朱云焕、张汝杰、邹兰生等，均为当时有学识的文士，且在蜀多年，情感深厚，自然对每次修订甚为严苛，力求减少纰漏，以达到弘扬蜀中文化之目的。

此外，就其抄本的情况来看，现仅存3种，大陆地区有2种。

这与其刻本相比，数量较少，但这并不能说明《全蜀艺文志》在流传过程中传抄不广，只是说抄本总量较少，受清末长期战乱的影响而多有散佚。

        其次，从历代藏书家收录《全蜀艺文志》的情况来看，大多保存的是刊刻本，而抄写本流传下来的较少。

同时，就收藏地来看，主要集中在东部浙江、江苏两地，究其原因，可能是明清两代，江浙一带藏书家众多，因而收藏亦较多。

据郑衡泌《中国历代藏书家籍贯属地的地理分布和变迁》一文统计，明、清两朝，江苏、浙江的藏书家分别有324人和795人，约占当时全国总数的70.90%和65.92%，而四川则分别仅有4人和5人[15]。

又考《中国藏书家史》、《中国历代藏书家词典》、《历代藏书家词典》等著作中所载明、清两代藏书家的情况，亦大致如此。

由此可见，《全蜀艺文志》在明、清两代多见于江浙的藏书家亦属合理。

然而，这并不是说包括蜀地在内的其他地区没有《全蜀艺文志》流传。

以蜀地为例，清代《全蜀艺文志》几次均在此刊刻，而是书又记蜀中诗文，因此它不可能未在蜀中流传。

也许只是由于清代、民国年间，蜀中目录学家较少，故少有著录;或是曾有著录，但著录书籍已经亡佚。

        再次，从现今各省市及高校图书馆对《全蜀艺文志》的收藏情况来看，江浙等地虽仍收藏有较多版本的《全蜀艺文志》，但主要集中在上海一地。

清代的主要收藏地——苏州，仅苏州大学图书馆存有一套民国三年（1914年）的铅印本，该地藏书家所存刻本可能已外流他地。

北京地区则存有较多的版本，这与此地高校众多及重视古籍收藏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

而四川作为清代《全蜀艺文志》单行本的校勘、刻印发源地，仍有多种版本流传，主要集中在成都市内的三大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和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除这三个主要收藏地外，其他省市虽也有收录，但较为零散稀少，如重庆也仅西南大学图书馆一处存有一套民国三年（1914年）的铅印本。

        最后，从单行本的流传情况来看，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张汝杰刻本流传最广，其次为光绪十五年（1889年）邹兰生刻本和民国三年（1914年）昌福公司铅印本，而嘉庆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邹兰生刻本则流传较少，甚至嘉庆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仅保存在四川省图书馆，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然而，从清代历次刊刻所作序跋来看，朱氏刊本是以明代万历年间刻本为底本修订刊刻的，而张氏、邹氏刻本，则均以朱氏本为底本校勘，民国年间的铅印本，经考证底本也是朱氏本。

由此可见，朱氏本自刊刻后一度流传颇广，可能是因为张、邹二人所刊本是在朱氏本的基础上经过再次校勘，减少了讹误，因此更受推崇的缘故。

至于民国年间的铅印本，笔者则认为可能是由于公司化经营，铅印成本低，因而发行量较大，且距今时间近，因而保存下来的也多。

        综上，《全蜀艺文志》自刊行后曾流传八种刻本，现存七种;三种抄本，大陆地区现仅存两种。

在这些版本中，最早刊刻本当为嘉靖二十年（1541年）杨氏嘱乡人刊刻本;最优者当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邹氏刻本，最劣者当为“四库本”。

从其流传情况来看，清代、民国时期以江浙一带为盛，现今则呈现北京、成都、上海三地并举的局面。

其流传版本，则以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张汝杰刻本最广，嘉庆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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