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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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文化

状元的来历

要追溯状元这个词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唐朝。

依唐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皆须投状，其居首者被称做状头。

但是状元的称谓并非起源于唐代，而是起源于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王嗣宗科，从此历代进士第一人正式称为状元。

而相对于状元称谓出现更早的状头，宋代以后就成为状元的别称。

状元的产生由多种因素构成，从个人因素上来说，状元从小就有较好的资质，或聪明好学，或记忆力惊人，才思敏捷，或少年老成，志向远大，或文学成就较高。

状元的获得与当时的社会风气、皇帝的喜好和一些其他因素也有关系。

同时家庭出身、游学拜师和地域文化对状元的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

宋代状元初授官职基本一致，在以后的仕途生涯中，却表现不尽相同。

对于状元仕途来说，升迁相对比较平稳，也受其它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有的升迁较快，有的则升迁较慢。

状元作为当时选拔人才的产物，势必对当时的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影响主要集中在对国家和文化教育两个方面。

说到状元，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

科举创始于隋代，是设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其名称由分科取士而得。

武则天时，创立殿试制度，即皇帝亲自在殿廷上向考生发策问的考试，此外还增加了武举。

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

宋以后，统治者对科举越来越重视，皇帝多亲身干预。

考试的内容以经义为主，至明清两朝，考试的题目皆出于四书五经，文章的格式规定为八股文，解释则必须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

到了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推行新式的学校教育，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方告终结。

状元文化与政治

科举为的是选官，它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科举实行以前，中国的官吏任用主要是世袭制和荐举制，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

到了后来，选拔人才的权力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单凭门第出身看人，弄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一般平民百姓乃至中小地主阶层在这种情形下便难有入朝为官的机遇。

科举制度为中下层读书人打开了一扇改变命运之们，虽然真正能进入此门的人甚少，但被希望鼓动起来的人却甚多。

俗话说得好：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并且数千年来人们据此教诲后代子孙读书的重要性———“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在科举制度中自然要考试，状元则是考出来的魁首。

历史上有“三元及第”的说法，其中提到的“三元”，更是百年难遇的考试天才，堪称状元中的状元。

所谓“三元”，是指解试（后称乡试）、省试（后称会试）、殿试（后称廷试）均为第一，因这三试的第一名分别称做解元、会元、状元，故合称三元。

据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八“三元”条考证，自科举实行以来，连中三元者，不过区区十几人而已。

状元难考，一旦考上便荣耀非常。

宋朝建立以后，宋太祖将武则天时曾偶尔举行的殿试确立为固定制度，让考生直接与皇帝发生联系，考中者称“天子门生”。

皇帝对新考中的进士赐宴，叫“闻喜宴”，因为宴席总是设在琼林苑，所以也称做“琼林宴”。

为提高状元地位，皇帝还常常赐诗，这也是宋以前未曾有的事。

唐代进士及第以后有雁塔题名之制，宋代仿效此制，让新进士在汴京桂籍堂题名。

此外，宋代增加了传胪仪式（即殿试揭晓唱名），在殿试公布名次之日，皇帝至殿宣布，由阁门承接，传于阶下，众卫士齐声传名高呼。

此制为明清所沿袭，为状元等考中者的极大荣光。

状元进士们面对种种恩宠的欣喜心情，大约多与唐代诗人孟郊在《登科》诗中所述相仿：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

荣耀归荣耀，要想考中状元，首先得有“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和“十年寒窗无人问”的等待。

其实，十年只是约数，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个状元岂是十年就能读得来的？

在科举历史上，还有不少百岁考生，也并没有以期颐高龄感动上苍，让魁星点他们为状元。

平心而论，状元是富有才学的，他也应该是考生中最有才学的人之一，但事实上要摘取状元桂冠却不一定全靠真才实学，机遇等因素在这里也颇能起到相应的作用。

例如，据《清朝野史大观》等书载，乾隆有次阅卷时，第一、第二名皆江浙人，第三名为陕西人，他感到江浙人历年考中状元者甚多，而陕西人在本朝却无人中过状元，于是他御笔一挥，排名第三的王杰成了状元，文章做得最好的赵翼便只能屈居其后了。

状元与人才培养

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培养人才的最为重要的教育形式，也是人才擢升的最好机制。

从隋朝中期初创到清末废除，经历了近1300年的历史，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

其中状元700多名，有名有姓、有案可考者620余名。

许多清官廉吏都是通过科举选拔上来的，那些叱咤风云的名臣、名相，那些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思想家，那些光照千秋的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外交家，不仅在那个时代光彩夺目，至今还熠熠生辉——

隋朝的房九龄，唐代的张九龄、陆贽、韩愈、柳宗元、贺知章、宋之问、王昌龄、王维、岑参、刘禹锡、白居易、杜牧、裴度、李商隐、颜真卿、柳公权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曾巩、黄庭坚、秦观、沈括、苏轼兄弟、柳永、程颢、朱熹、包拯、寇准、吴潜、吕蒙正、文天祥等；元代的泰不华、李齐、施耐庵等；明代的汤显祖、张居正、齐泰、杨慎、海瑞、徐光启、袁崇焕等；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方苞、王士祯、林则徐、魏源、翁同龢、张謇以及近代的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蔡元培等，不是高中状元就是进士及第，都由科举产生，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璀璨。

他们是朗照中国文明的英才，不只属于他们那个时代，也属于今天，属于永远；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

可以说，没有古代的科举制度就没有中国历史上群星闪耀的状元，就没有宏大瑰丽的中华文化气象，就不会诞生一大批视点治国安邦、经天纬地的民族栋梁，就没有灿烂的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早在几千年前，柏拉图就告诉世人，他的理想国是哲人统治的国家，只有哲学家变成国王或国王变成哲学家时，人类才有太平盛世。

明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的一个意外发现是，这个古老而遥远的东方之国原来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他告诉西方人的一个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

他还煞有介事地告诉欧洲老乡，“而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做科举制”。

状元文化的弊端

在民间，人们常将婚姻与科举联系起来，称结婚为“小登科”，状元及第为“大登科”。

著名的《四喜诗》也把缔结良缘和科场得意同列于人的情感巅峰体验（简称人生四大幸事）：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中国人喜欢“喜”，更喜欢“双喜”，这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从社会学方面讲，“状元文化”实质上反映的就是封建社会的人生价值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伦理价值观。

因为在封建时代，非官非贵之家的下层人士，要想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唯有科举取仕一条道路。

难怪一些人终生参加科举考试，年逾花甲甚至百八十岁，还在为科举考试折腾不已。

功名利禄之心，驱使人们“十年寒窗”甚至“头悬梁，锥刺骨”，千军万马拥上科举取仕的“独木桥”，虽使一些人美梦成真，但也害苦了更多的读书人。

状元文化和科举制度的实质就是崇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给文人学士设好一个“学而优则仕”的愿景，做“人上人”，闻名四方，威风八面。

于是乎，数千年来，中国文人学士们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大多便空耗在那些四书五经等古书堆里了。

更糟糕的是，数千年来科举取仕侧重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等纯人文的为政之道，考核的是文人学士们的“温文尔雅”之德，即使后来增加的武举考试也只不过考些骑马、射箭、刀剑之术，对于理工科学、辩证逻辑思维知识却是全部排除在外的。

如此的考试内容和用人导向，使科技知识及进步思想数千年来被束之高阁，研究科技理工科的人士被打入冷宫，即使明末清初江南初步萌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意识也倍受打压中途夭折，致使中国空有“四大发明”却在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下受尽屈辱，更错失西方早期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繁荣昌盛的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机遇期。

难怪到近代中国有志有识之士崇尚“西学”、叫停“八股取仕”和“科举制度”而备受民众的拥护。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科举取仕制度”终于先于清朝的灭亡而寿终正寝了。

清朝后期中国各地的新式教育便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地理、法律、哲学等等新学科，中国人的文风、学风、世风和思想也为之一新。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客观存在，后世无法抹去也无法回避。

科举制度确实存在诸多弊端，尤其是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一心读死书，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遏制了创新人才的拍样，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状元文化的积极意义

在科举制度和状元文化的作用下，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至今，我国高层政权结构里还有这种浓厚的色彩。

唐代取士重诗赋，宋代取士重策论经义，这不仅推动了唐诗宋文的繁荣，而且客观上形成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尚文”特色，造就了大批的文化精英。

封建科举制度的施行，还推动了当时私塾、县学、州学及京师国子监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中国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教育是培养人的，如果说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是知识分子，那么中国汉代以后历代知识分子的面貌、气质、精神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

可以说，科举制度从中国文化土壤中产生出来后，又再造和提升了中国文化。

最重要的是，科举制度所坚持的“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开启和奠定了公平竞争的考试文化，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

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日趋完善的宋朝，采取了特别举措限制“贵家”子弟，这客观上给予了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的机会。

宋朝不但出现了众多的“平民”状元，而且很多普通百姓子弟通过科举改变了自身及其家庭的命运。

海外不少汉学研究专家也因此把中国的宋朝称为“平民社会”，宋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开明、社会最为和谐的时代。

教育要理直气壮说“状元”

“状元文化”的价值内核具有跨越历史、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状元文化”也是国粹，理应光大，甚至可以申遗。

“状元文化”的现实教育价值显而易见，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功教育”的宝贵资源。

历经时代变迁，状元文化的影响力并未减退。

现在，好多地方都留有“状元坊”遗迹，有的还专门斥资修葺或复原历史上的状元牌坊和相关遗迹，许多地方都成功打造出了状元街、状元公园、状元广场、状元村、状元路、状元文化博物馆等地方“名片”；耳熟能详的有状元红、状元笔、状元糕、状元楼、状元宴、“金榜文化节”等品牌和活动；还有以政府名义举行的“百业状元”表彰大会，等等，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官方或民间积极的“状元文化”心态，反映了“状元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无时无刻不在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

尽管这里面难免有些作秀的成分，但比之那些捕风捉影争抢“西门庆”籍贯之类的无聊与低俗，要纯正、健康、高雅得多。

“状元”情结深入人心，。

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产生于过去并已沉积的历史文化，还是一种链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命之流。

当继承并发扬光大。

中国人的血液和心灵里都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和营养。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用“状元”说事，折射的都是那种沉淀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文化情结。

文化是一种“记忆”，是民族的记忆，也是民间的记忆，对“状元”这个特定历史产物的尊重，就是对先哲圣贤的尊崇，就是对历史文化的敬重，就是对中华民族优秀精神遗产的坚守和弘扬。

现今，人们对“状元文化”的投鼠忌器大多源自对“高考状元”的误读。

“高考状元”之说属于一种讨口彩的说法，是全社会喜闻乐见的一种表达方式，比之“第一名”“第几名”“名列前茅”之说更富有传统文化意味，这是社会大众健康的文化情结，是一种正常的社会文化现象。

虽然并不排除确有个别“高考状元”是只会读死书的“书呆子”，是只会考试的“考试机器”，但无法否认的是，绝大多数高考状元并不是“样子货”，没有真才实学，或是心智不全的青少年学生是难以获此优秀的。

对“高考状元”的适度关注和宣传，切合民众心理、顺应社会文化。

一方面，对相应的学校、校长、教师、学生来说，是一种“肯定和激励”，也是整个社会重视知识、崇尚智慧、追求成功的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另一方面，通过宣传“状元”们刻苦学习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可以启迪同龄人热爱学习、勇争一流，追求卓越，志在成功。

以榜样的力量激励成长、激励成功甚至出人头地，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本来就是“成功教育”的题中之义。

对现行教育而言，“状元”并没那么大的破坏力，如果说一提“状元”就干扰了素质教育，那只能说明我们目前搞的“素质教育”未免太脆弱了，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对“素质教育”的定位和推行策略，而不是跟“状元”过不去。

教育也不要低估了老百姓的觉悟，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理念、人才理念的不断更新，老百姓的认识也越来越理性，他们心中的“状元”就是孩子爱读书、会读书、读得有出息、会生存、会生活、会做人，未来能比别人做出更多的贡献。

“状元文化”的价值内核具有跨越历史、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状元文化”也是国粹，理应光大，甚至可以申遗。

“状元文化”的现实教育价值显而易见，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功教育”的宝贵资源。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传承创新，理直气壮地谈论“状元”，谈论“状元文化”，才能弘扬“状元文化”。

状元文化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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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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