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塑工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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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塑工艺

魏晋南北朝的雕塑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雕塑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雕塑制作规模之巨大、传世作品数量之多、艺术技巧成熟，以及雕塑艺术对广大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都超过了前代。

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内各族人民，在雕塑艺术领域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流、融合，有力地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发展和提高。

佛教雕塑在这一时期居于主体地位，成就是最为突出。

吸取、借鉴外国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佛教雕塑中，经过众多雕塑匠师的创作实践，丰富了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

在帝王和贵族的陵墓建筑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型纪念性雕刻，和供帝王及上层人物陪葬用的陶俑等雕塑品也出现了新面貌和新成就。

第一节东晋南朝的雕塑名家

和绘画相同，东晋至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第一批知名的雕塑家，由于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理论修养和努力钻研的实践，在雕塑艺术发展史上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而大量遗存在无名工匠所创造的艺术品则为人们展现出绚丽多彩的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风貌。

雕塑家中最负盛名的戴逵（约326—约396年），字安道，谯郡轾县（今安徽宿县）人，徙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县）。

东晋著名画家，也是最有影响的雕塑家、哲学家、音乐家。

工书画，博学而有才气，终生遁世不仕。

在绘画方面，擅长表现人物、故实、佛像及山水。

顾恺之认为他画的《七贤图》，人物形象和意趣超过了前人（前面讲绘画时所看的竹林七贤砖画，或许其底稿即出戴氏所为）；谢赫列其于第三品，与顾恺之相同，评论他的作品为“情韵连绵、风趣巧拔。

善图圣贤，百工所范”。

他的作品对民间创作有很大影响。

戴逵尤以擅长佛教雕塑著称，他努力探索和完善铸造、雕刻的技法表现，改善国外传入的佛像式样而创造出为当时民众易于接受的佛教雕刻形象，为外来佛像样式的本土化改造做出了极大贡献。

“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至逵始大备”。

在为灵宝寺造丈六无量寿佛和男相端净的菩萨木像时，潜藏于帷帐中听取观众的褒贬，详加研讨，积三年时间方才制成而受到好评。

又以十年精力制作五躯佛像，此像与顾恺之画维摩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进献的玉佛像并称瓦官寺三绝。

戴逵的儿子戴颙（378—441年）字仲若，自幼受家学影响，善琴书，也成为东晋至刘宋时著名雕塑家。

他在处理大型雕塑作品时有丰富经验和娴熟的技巧。

尝和其父一起参与众多佛像制作，尤其对大型雕塑的制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据记载“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

乃迎颙看之，曰：

非面瘦乃臂胛肥耳。

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

戴逵父子的众多造像保存至隋唐时期，极受人们的珍视。

第二节石窟造像与陵墓雕塑

千余年前的遍布各地的佛教寺院均已荡然无存，保留至今尚有数量相当可观的金铜、石刻造像以及残留着壁画的和雕像的石窟寺供人们研究和观赏。

北朝石窟造像在保存下来的石窟雕塑作品中，当属莫高窟十六国洞窟的雕塑和甘肃炳灵寺石窟（永靖县西北，刘家峡上游）169窟西秦建弘元年（420）的雕塑为最早，这些泥塑作品的形象和表现技法反映出西域传来的影响。

北魏统一北方后，佛教传播日渐兴盛，继在京域修建大规模寺庙和铸造佛像之后，由沙门统昙曜主持在京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之西武州山开窟造像，即今日的云冈石窟。

昙曜修造了五处洞窟，其造像“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即云冈16—20窟，通称昙曜五窟，为北朝佛教雕像的早期代表。

曜昙五窟规制宏大，平面成椭圆形，立面为穹窿顶，造像多为三佛，设计别具匠心，五个窟主要造像征五世帝王，突出宣扬了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的思想。

主像形体塑造充塞窟内空间，异常高大，强调给礼拜者以无比威严和压抑的气氛，是君权、神权高度统一的象征。

雕像粗壮雄伟，面型方圆，鼻梁直挺，衣纹处理也比较简洁质朴，显然受了西北地区凉州造像的影响，并反映出中亚造像的特色。

中期：

继昙曜五窟之后至迁都洛阳（494年）以前，皇室勋贵在云冈开凿了一批重要洞窟，即1、2、5、6、7~13窟，这些洞窟均以双窟形式出现。

一些窟形为平面方形或有前后室；另一些则出现中心塔柱。

壁面雕刻内容繁复多样，已不再雕凿大像。

随着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前后实行汉化改革，造像出现了褒衣博带式的汉装。

这时期许多作品技巧高超、塑造了面貌清癯、眉目开朗、神采飘逸的形象（秀骨清相，与卫协、顾恺之、陆探微等人的绘画相一致）。

第五窟后室西壁北侧佛龛和南壁门拱西侧菩萨像，第六窟后室中心塔柱上层立佛和供养菩萨可做为这种风格的代表。

晚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13公里处伊水河畔，开凿在东西二山上，又称伊阙石窟，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再次开凿的一处石窟。

此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等续有雕造，唐代贞观至天宝年间（627~756）此处造像活动又曾十分兴盛。

北魏时的代表洞窟有宾阳洞、古阳洞、莲花洞、石窟寺洞等。

宾阳（中）洞，由皇室出资修造，在龙门的北魏石窟中，不仅以其规模，而且以其内容丰富、布局完整统一以及雕刻之精工，堪称北魏后期龙门石窟中之杰出作品。

圆拱形的窟门外两侧，各有一高浮雕力士。

窟内平面作马蹄形，进深11米，面宽11.10米，高9.30米。

窟正壁是以面相丰满、着厚重冕服的坐佛为中心的左右二罗汉二菩萨五尊雕像。

左右两壁又有一佛二菩萨立象，佛、菩萨的后面都有华丽的浮雕背光。

窟顶为穹窿形，中央雕重瓣大莲花图案，四周围有十躯伎乐天和供养神，前壁浮雕分上下四层：

上层为维摩、文殊问难，次为萨那太子、须达那太子本生，再次为前拥后护的皇帝、皇后礼佛行列、最下层为奇形怪状的十神王。

洞窟的地面雕出走道及莲花图案。

古阳洞，是龙门较早开凿的一个洞窟，它不同于宾阳（中）洞，由皇室集中设计，统一施工完成，而是由贵族达官们分别具名出资陆续雕造而成的。

进深13.50米，宽6.90米，高约11.10米。

正面主像为圆雕的一佛、二菩萨，左右两壁各三层，每层四个大龛（唯右壁下层仅有二龛），各龛中有释迦佛坐像，或弥勒交脚坐像，或释迦、多宝并坐像。

佛像造型都是笑容可掬的秀骨清像，衣褶稠叠而有规律。

龛楣和佛的背光，都有极其精致富丽的浮雕装饰，有的还有佛传故事和维摩变等浮雕。

古阳洞的大小佛龛旁，大多刻有施主的姓名、官职衔位、造像原因、造像名称和年月的“造像铭”。

字体为典雅的“魏体”。

有名的“龙门二十品”，其中十九品选取自古阳洞。

莲花洞，开凿开北魏末。

进深9.6米，宽6.15米，高6.10米，本尊为5.30米高的立佛及二菩萨像，佛像与菩萨像之间有迦叶、阿难二弟子浮雕。

窟顶为一装饰化的大莲花浮雕并有飞天一周。

龙门的北魏造像已达到北朝雕刻的颠峰，呈现着浓郁的中国作风和气派。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附近，始凿于十六国，目前保留下大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泥塑作品。

其艺术风格有异于云冈、龙门石窟那些雄伟、庞大的石刻造像，呈现出秀丽、典雅的风格。

新发现的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的不少佛教造像与麦积山造像风格上有相近之处。

南朝雕塑的代表：

南朝陵墓雕刻与陶俑在今南京郊区和句容、丹阳县境内，分布着30余座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帝王、贵族陵墓，墓前依一定制度树有神道石柱、石碑、石兽等。

陵墓前石兽一般通称辟邪，形如狮子而有翼，有角或无角，它们是根据传说臆造出来的，借神兽立于墓前取其驱邪求福或升仙的含义。

根据文献资料，可将双角者称为辟邪，独角者称为天禄。

这些石兽形体硕大，气度恢宏，形象虽源于狮子，但形体极尽夸张，整块石头雕凿的兽形一般身体颀长。

有趣的是它们身上虽雕出飞翼，但绝无轻灵欲飞之状，而是强调以体积感和重量感来突出轩昂威严的气势，以此来表现墓主人无上尊贵的身分。

在这批石兽中齐武帝陵前的天禄、齐景帝陵前麒麟、肖景墓前的石狮等具有代表性，雕刻设计的意向是十分成功的。

南朝石兽就其形式来说是承袭汉代石兽雕刻的。

尤可注意的是，它的渊源可以上述到古代波斯的雕刻。

这种形式虽然后代不再有，但善于利用整体石材，以洗练的手法表现雄伟的气势，显然影响着唐代陵墓前的石狮形式的创造。

陶俑的制作，其人物类型更为多样化。

东晋、南朝的陶俑沿袭汉魏传统，北方地区则大量出现少数民族的人物，多以出行、仪仗的形式排列，间有庄园内的生活场景。

西安草场坡北魏女乐俑虽无大的动势，却透发着娴雅、诱人的气度；大量北魏的铠甲俑则以夸张的表情表露着勇武奋进的精神。

这些小型雕塑品的塑造倾注着作者的感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在艺术成就上也为其后光彩夺目的唐三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的青瓷、漆器与丝织工艺

两汉蓬勃发展、品类繁多的工艺美术大多为两晋南北朝所承袭，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青瓷烧造技术有很大提高，墓中主要殉葬品已用青瓷代替了陶器。

青瓷以浙江越窑质量最高，胎质致密，釉色均匀。

器物类型除生活用具外，鸡首壶、莲花尊、谷仓罐等具有时代特征。

南京东吴墓出土人物堆塑缺罐造型结构复杂，并出现坐佛形象，尤可注意。

莲花尊通体选取取莲花为造型手段，以直径不一的仰覆莲瓣构造型体，厚重而饱满，淡雅光亮的釉色增加了器物的高雅。

北方青瓷烧制不如南方，出现酱褐釉、黄釉瓷器。

北齐墓出土的典釉乐舞扁壶，壶体塑造出多人组成的胡人乐舞，场面欢快而有运动感，再现了胡旋舞的风貌。

两晋南北朝漆器发现不多，但却很有特色。

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风十分少见，采用了勾描等手法绘制出故事画而令人瞩目。

宁夏固原出土北魏漆棺，其上绘满宴饮、孝子故事、游独以及繁缛的图案，足以代表北方漆工制作的水平。

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浓郁色彩、由中亚流传进来的金银器很有特点。

北魏冯素弗墓出土镂空金饰带，镂刻精巧并饰以珠宝，显示出草原民族的生活气质；山西大同北魏墓出土的高足鎏金杯也来自中亚，或以锤鍱（音谢）方法制出缠枝葡萄纹及高雕人物；宁夏固原北魏墓出一件铸塑鎏金银壶，器身上雕三组神话故事，是这类器物中最为精致的作品。

这些工艺美术品为研究5世纪前后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佐证。

魏晋以后，由于北方的长期战乱，使过去丝织品的著名产地齐郡和襄邑日渐衰落，而四川成都、河南陈留，丝织工业得到发展，“蜀锦”成为最著名的丝织品。

中国的织锦技术，不但传入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且也经“丝绸之路”向西贩运。

这时期织锦，早期的仍承汉锦纹样。

晚期的作风粗放简朴，色彩布置单纯、纹样中植物增多，对禽、对兽纹为主，也有散点朵花和波斯风的联珠纹及源于近东的卷草纹。

实物资料有1959年亲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石墓出土的《鸟兽树木纹锦》和1967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石墓出土的《夔纹锦》和1972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凉承平十三年（公元455年）的墓葬中出土的《禽兽纹锦》。

织锦之外，刺绣也有发展，遗物有敦煌石室北魏刺绣佛像一幅，像下发愿文中绣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广阳王”字样，人物空间都用彩丝锁绣，行针随笔势运转，采用两三晕配色技法绣出，增强了立体感丰富了彩效果。

这对了解当时绘画、工艺都有是极为宝贵的一件珍品，是现存最早的一幅满地施绣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