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产业发展理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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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产业发展理论
第六章产业发展理论
产业发展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也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目的。
研究产业类型、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组织是要从各个不同方面研究产业发展的规律，最终都是为了促进产业发展。
本章首先介绍了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接着介绍和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最后分析论述了产业衰退和对衰退产业的调整。
第一节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增长理论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1、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是最早在理论上系统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家，其代表作《国富论》通篇都是对经济增长性质、原因和如何为经济增长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的研究。
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人均产出的增加，或劳动产品即社会纯收入的增加。
斯密将经济增长因素归结为五个方面：
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环境，用总量生产函数表示为：
Yt=f（Lt,It,Nt,Tt,Vt）
其中：
Yt表示时间t时的总产出，从Lt～Vt依次表示t时的劳动就业、资本存量、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利用率、技术变革率和社会经济制度。
斯密从其劳动价值论出发，把劳动看作是极其重要的增长因素。
他明确指出，人均产出的增加，一方面取决于投入生产中的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的比例。
斯密认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对国民财富增长的作用不同。
前者能够创造价值和物质财富，为工人提供工资收入和生活保障，为雇主提供利润和积累资本，从而进一步推动国民财富生产和增长；而后者则消耗社会财富，妨碍资本积累和生产增长。
2、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
李嘉图是斯密的继承者，但他又与斯密不同，他将考察的中心转向收入分配问题，着重分析了各种收入分配比例如何通过影响资本积累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斯密的总量生产函数虽然从形式上看也完全适用于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但是，二者的立论基础却截然不同。
斯密的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性，生产实际成本会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因为市场容量在扩大，社会分工在不断深化。
而李嘉图的生产函数则受制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
认为土地、劳动、资本的边际产品均递减，技术进步只能抵消部分递减，但不能根本改变这种下降趋势。
由于收益递减，生活资料价格上升，故工资的自然价格提高，地租率提高，利润率必然下降，利润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相应下降，资本积累因而趋于萎缩，经济增长放慢。
任何促进边际生产率提高的措施（如改良农业、机器的采用、廉价谷物的输入、削减赋税和公共支出等）都会提高利润，从而提高资本形成率，加快经济增长。
可见，李嘉图虽然从收入分配角度研究经济增长，但仍突出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1、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英国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R.Harrod）和美国经济学家埃夫塞·多马（E.Domar）经过各自独立的研究，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短期静态分析长期化和动态化，以考察一国经济长期增长问题，从而建立起第一个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
这一模型起初是为了解释发达国家的增长问题，但其基本原理与方法目前已广泛地用于发展中国家。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假定。
（1）全社会生产的产品只有一种，该产品既可作个人消费，又可作生产要素投入生产。
（2）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力与资本。
（3）资本与产量比率固定不变。
（4）不存在技术进步或只有中性技术进步。
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G=s/V
式中：
G表示收入（或产量）增长率即经济增长率，亦即本期收入（或产量）增量与上期收入（或产量）之比（Δy/y）；s表示平均储蓄倾向，即总储蓄与总收入之比（s/y）；V表示加速系数，即投资与产量之比（I/Δy）。
多马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F=s·δ
式中：
F表示投资增长率，即本期投资相对于上期投资的增量与上期投资的比率（ΔI/I）；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即储蓄增量在收放增量中所占的比率（ΔS/ΔI）；δ表示资本生产率，即产量或收入与资本总投入的比率（Y/K）。
由于他们都假定资本--产量比率不变、储蓄率不变、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不存在生产能力闲置等，所以哈罗德公式中的平均储蓄倾向S等于多马公式中的边际储蓄倾向S；哈罗德公式中的加速系数的倒数1/V等于多马公式中的资本生产率δ；哈马德的经济增长率G必然与多马的投资增长率F相等，两者实际上一致，都可称作经济增长率。
因此，经济学家将二者统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为经济增长理论向动态化、长期化、定量化、实用化方向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由于这一模型高度抽象、简化、便于测算，它已成为经济学家及一些国家用以研究预测经济增长、制定经济计划的便捷手段。
但是，由于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经济增长率在一系列其他因素不变的假定下，只有储蓄率S和资本——产量比率V（或资本生产率δ，δ=1/V）两个变量来决定，而且其中V和δ也被假定为不变，所以经济增长率只由S一个变量决定，即只受储蓄率亦即资本积累率决定。
事实上，经济增长受到多变量影响。
因而在上述不合理的假定下所建立的均衡增长途径就像“刀刃”一样狭窄。
同时，该模型过于笼统，它既不能提供进行细致计算的基础，也不能说明结构的和地区的问题，因此，应用起来困难较多。
2、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针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存在的问题，索洛（R.Solow）和斯旺（W.Swan）作了修正和补充，将其发展为一个“新古典模型”，即后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假定。
（1）全社会只有一种产品。
（2）只有资本与劳动力两个生产要素，但两个生产要素可相互替换，即资本——劳动比率与资本——产量比率可按需要进行调整。
（3）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收益不变或成本不变，但资本（或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
（4）市场属完全竞争型，即价格调节机制起主要作用。
（5）索洛——斯旺模型中不存在技术进步。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含义。
设Y为产量，K为资本，L为劳动。
在技术条件下不变的条件下，总量生产函数为：
Y=f（K,L）（6.1）
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有：
ΔY/Y=a·（ΔK/K）+b（ΔL/L）（6.2）
式中：
a=MPK·K/Y和b=MPL·L/Y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也称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且a+b=1。
而MPK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MPL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公式（6.2）即为索洛——斯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它表明，经济增长率是由资本与劳动的增长率及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共同决定的。
若考虑技术进步因素，则有如下模型：
ΔY/Y=λ+a（ΔK/K）+b（ΔL/L）（6.3）
上式中，λ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率。
公式（6.3）称为索洛——米德模型。
它表明，经济增长率是由资本与劳动的增长率，资本与劳动的产生弹性，以及技术进步共同决定的。
索洛的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突出地强调技术进步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基本反映了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和由技术进步决定的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份额日趋增加的现实，并将其动态化、模型化，从而将“技术进步决定论”的经济增长理论向计量化、实证化方向推进了决定性的一大步。
但是，这一模型把所有除劳动和资本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之外的全部剩余都归因于技术进步这一因素的做法，有将技术进步庸俗化为除投入要素外什么都可以塞进去的无所不包的不可捉摸的“大杂烩”的倾向，因而不利于科学地、精确地认识和把握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真实作用。
3、诺斯的经济增长理论
道格拉斯·诺斯（D.North）以经济史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和依托，大胆创新，提出了他的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成为经济增长理论流派中“制度决定论”的代表。
诺斯在充分肯定其他流派关于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的同时，认为它们“显然存在漏洞”。
他指出，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要到制度因素中去寻找。
因为，如果经济增长所需的只是投资和创新，那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种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呢？
我们过去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经济增长的条件。
诺斯从1961年开始另辟蹊径研究经济增长因素，试图以制度变化解释经济增长。
他发现，历史上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制度变迁亦能促进生产率提高和实现经济增长。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诺斯逐步构建了一个以产权为基本概念，以制度变迁为核心，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严密理论体系和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其核心内容就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参数即产权制度来解释经济增长，基本命题是：
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是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
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前提下，行为主体才会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变迁。
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
关于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斯认为，国家是产权的奠定和实施单位，有关的各种基本规则由国家或政府制度、变更或维持，因此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4、新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人立足于舒尔茨（T.Schultz）等创立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将人力资本因素系统地引入经济增长模式，并把它置于最突出的决定性地位，创立了“新增长理论”。
他们试图以此来修正和发展索洛等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致力于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改造成为既研究产出即GNP增长，又关注国际国内范围内的收入分配和发展失衡等发展问题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力求使增长经济学成为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学科。
“新增长理论”建立在“人力资本决定论”的基础上，正确地反映了现代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因素的突出地位和作用，并揭示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同样在于人力资本的持续增长和积累，因而对经济增长的历史和现实更具有解释力，对各国经济增长实践更有指导意义，因此它才逐渐成为经济增长各流派中的主导流派。
罗默模式是一个“收益递增的长期增长模式”。
众所周知，生产要素的收益问题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不但仅仅从纯粹单一的物质资本（非人力资本）前提出发，而且往往假定资本边际产出率递减，因而这些理论也就无法说明和保证产出及消费的长期增长。
李嘉图由于认定物质生产要素收益递减，致使他得出悲观的结论；在哈罗——多马模型中，物质资本积累（储蓄和投资）是唯一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因而在假定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的条件下，产出的总趋势仍是递减的；索洛（R.Solow）、丹尼森（E.Danison）等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也同样恪守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信条，尽管他们认为，引入其理论模型的技术进步这一外生变量能够产生递增收益与物质资本收益递减两相抵消，使总的规模收益保持不变，但仍无法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
在罗默模式中，技术变革不仅被内生化，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是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增长的结果。
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取代物的因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原动力。
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不仅自身收益是递增的，而且能通过其外部效应使物质资本及其他因素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R.Lucas）在198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提出并比较了三个增长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新古典模型，强调舒尔茨（T.Schultz）型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学校正规与非正规教育获得人力资本）的模型和强调阿罗“边干边学”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他的经济增长思想。
二、经济发展理论
（一）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罗斯托（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是西方现代经济发展阶段论的集中代表，也是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
罗斯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可以分为六个“经济成长阶段”：
（1）传统社会；
（2）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3）“起飞”阶段；（4）成熟阶段；（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在这六个阶段中，最关键的是“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阶段。
如何在落后国家的传统社会经济里为“起飞”准备条件并尽早实现经济“起飞”，是罗斯托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因而罗斯托的理论也被称之为“起飞”理论。
罗斯托指出，所谓“起飞”就是使一国经济突破传统停滞状态，犹如飞机滑离跑道，腾空而起。
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
一是要有较高的资本积累，要使生产性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到10%以上；二是要“有一种或多种实质性的制造业部门”作为“起飞”的主导部门“发展起来，增长率很高”；三是要建立起一种能保证“起飞”的制度即必须有一种政治、社会和制度的结构的存在或迅速出现，这种结构开拓了推动现代部门扩张的力量和“起飞”阶段的潜在的外部经济影响，并且使成长具有不断前进的特征。
罗斯托认为，“起飞”的决定性因素是一个发生扩散效果的环境中引进新的技术，而新的技术又总被吸收在特定的工业部门。
这些特定部门由于采用新技术，降低了成本，扩大了市场，增加了利润和积累，扩大了对其他部门的产品需求及其所在地区经济的影响，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罗斯托称这种起引擎作用的特定工业部门为主导部门。
经济成长阶段的交替表现为主导部门顺序的变化，现代经济发展实际上是部门的成长过程。
当主导部门的先进技术及其影响已经扩散到各个有关部门和地区之后，它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这时就会有新的主导部门代替旧的主导部门，主导部门的不断交替，带动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罗斯托在说明主导部门为什么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时指出，主导部门的作用是通过三个方面的影响来实现的。
第一，回顾影响，即主导部门对那些为其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影响；第二，旁侧影响，即主导部门对所在地区经济的影响；第三，前瞻影响，即主导部门对新工业、新技术、新原料、新能源的诱导作用。
主导部门通过这三种影响，使其与其他部门组成了一个主导部门的综合体系，这个综合体系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有力的带动作用。
（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
刘易斯（W.A.Lewis）在其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论文中，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式。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的弱小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的强大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二元经济。
基于这一特点，发展中国家应通过扩张工业部门来吸收农业中的过剩劳动力，从而促进工业的增长与发展，以便消除工农之间以及工农业内部的各种结构失衡。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实际上就是两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发展模式。
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农业部门大量使用的是土地等非再生资源，根据边际生产力递减原理，当人口迅速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必然很低，其中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甚至可以到零。
因此，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很低，通常只维持自身和家庭的最低生活水平。
正是这种生存收入决定了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限额。
工业的工资水平不能低于或等于这个限额，否则工业部门就不可能吸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工业的工资水平只能高于这个限额但不能高得太多，否则，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就会超过工业的就业创造能力而迫使工资水平下降。
刘易斯经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工业的工资水平比农业大约高30%左右。
由于工业与农业的工资水平存在差异，吸引着农业劳动力流入城市。
现代工业部门大量使用的是厂房、机器设备等可再生资源，其规模可随生产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而不断扩大，而且扩大的幅度可以大于人口增长的幅度。
由于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农业国，农村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只要工业部门扩大生产规模，就可用现行工资水平雇佣到所需的劳动力数量。
正是这样，刘易斯认为，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的固定工资水平上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任何劳动力的数量，即现代工业部门存在劳动无限供给的状况。
在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而资本是稀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呢？
刘易斯认为，实现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是利用利润进行投资。
由于工人工资低，仅够糊口，没有什么储蓄，因此，投资只有来自资本家的利润。
虽然资本家获取的利润也要用于消费，但为分析简便，刘易斯假定资本家的利润全部转化为储蓄，以作为再投资之用，从而就可以吸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
这个过程不断反复，直至工业部门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这时，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也相应增加。
工业部门要想再获取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
这样，整个经济就摆脱了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而走向一个良性循环的经济增长。
刘易斯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始由于工业资本不多，无力吸收全部剩余劳动力，因此无论对劳动力的需求如何扩大，总能在不变的低工资水平上源源不断地得到劳动力供给。
这样，工业总产值中利润部分的增长速度将大大超过工资部分增长的速度，于是出现一个资本加速积累和迅速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长时期，直至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
此后，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由于劳动力也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是稀缺的，而不再是无限供给的，因此工资水平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利益开始在两个部门之间以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
刘易斯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第一阶段。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一词，最初出现在80年代中期的一些发达国家的文章和文件中，到目前为止，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处在形成的过程中。
其核心思想是：
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定的基础上。
它所追求的目标是：
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
它特别关注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资源、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应给予鼓励，反之则应予摈弃。
在发展指标上，不单纯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项指标来衡量发展。
这种发展观较好地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使经济能够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其具体原则有如下几个：
1、公平性原则。
所谓公平是指机会选择的平等性。
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公平性原则，一是指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性。
当今世界的现实是一部分人富足而另一部分人处于贫困状态，这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世界，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此，要给世界以公平的分配和公平的发展权，要把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特别优先的问题来考虑。
二是代际间的公平，即不同代际人之间的纵向公平性。
要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当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发展和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的条件——自然资源与环境，要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
三是公平分配有限资源。
目前的现实是，占全球人口26%的发达国家消耗的能源、钢铁和纸张等占全球消耗量的80%。
2、可持续性原则。
可持续性是指生态系统受到某种干扰时能保护其生产率的能力。
资源与环境是人类生产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离开了资源与环境就无从谈起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的保持是人类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
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根据可持续性的原则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生态可能的范围内确定自己的消耗标准。
3、共同性原则。
鉴于世界各国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政策和实施步骤不可能是唯一的。
但是，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的总目标，所体现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原则是共同的。
并且，实现这一总目标，必须采取全球共同的联合行动。
4.质量原则
可持续发展更强调经济发展的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量。
因为经济增长并不代表经济发展，更不代表社会的发展。
经济增长是指社会财富即社会总产品量的增加，它一般用实际GNP或GDP的增长率来表示；而人均GNP或GDP通常被用作衡量一国国民收入水平高低的综合指标，并常被用作评价和比较经济增长绩效的代表性指标。
经济发展当然也包括经济增长，但它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包括投入结构的变化、产出结构的变化、产品构成的变化和质量的改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分配状况的改善等。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的内容要丰富得多。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至于社会发展，它的涵义又远比经济发展更加丰富。
经济学家丹尼斯·古雷特（G.Dennis）认为，发展包括三个核心内容：
生存、自尊、自由。
这是从个体角度而言的，至于群体及群体组成的社会的发展则不仅包括了经济发展的所有内容，还包括生态环境的改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改善、教育科技的进步、文化的良性融合与交流、社会成员工作机会的增加和收入的改善等等。
因此，如果说经济学家提出绿色GNP是一大进步（充分考虑了经济增长中的环境问题），那么可持续发展则站得更高，它充分考虑经济增长中环境质量及整个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
5.时序性原则
时序性原则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
发达国家优先利用了地球上的资源，这一长期以来形成的格局，剥夺了应当由发展中国家公平利用的那一部分地球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会。
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控制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格局，这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因此，发达国家在可持续发展中应负起更多的责任，如在环境保护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应当把消除贫困作为最优先的目标，同时重视区域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平性，逐步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6.发展的原则
人类的需求系统分为基本需求子系统、环境需求子系统和发展需求子系统三个子系统。
其中的基本需求是指维持正常的人类活动所必须的基本物质和生活资料；环境需求是指人们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生活更加和谐所需求的条件；发展需求是指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为了生活更充实和进一步向高层次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按照人类三种需求全面衡量，不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原则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基本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满足，环境需求和发展需求更无从谈起，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对发达国家而言，生存问题虽早已解决，但从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人的物质与生活需求也不断增长的角度看，他们也必须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与量。
第二节产业发展模式
一、产业的雁行发展模式
（一）、雁行发展的形成及其存在的条件
所谓“雁行模式”，是指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赤松要博士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国产业发展具有“雁行形态”，战后经赤松要本人及小岛清、山泽逸平等著名学者加以拓展，使其成为从理论上解释以东亚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发展的颇有影响的一种学说。
即用于形容和说明东亚各国（地区）经济依次起飞的客观过程，并被形象地称之为“雁行模式”。
赤松要最初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日本的棉纺工业史时，发现明治维新后由于日本近代经济的发展，国内需求增加，棉线、棉织品的进口也随之扩大。
不久，国内产量猛增，逐步取代进口产品。
随着国内产量的不断增加，出口便开始扩大。
即通常经过三个阶段：
国外进口——国内加工生产——向国外出口。
赤松要把这种进口——生产、进口替代——出口的形式称之为“雁行形态”，因为如把这一过程用曲线绘成图形，在图表上呈倒"V"型，就像三只大雁结成雁群在空中飞翔。
他把这一过程称为雁行形态的基本型。
60、70年代，某些产业的生产和出口由于生产成本不断上涨而开始下跌，生产规模逐步缩小，对较落后国家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最后引起低价格同类产品进口，使该产业又变成净进口部门这一事实，上述基本型被扩展到五个阶段，即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
“雁行形态论”最早是被用来描述后起国（例如战前日本）某一特定产业（如棉纺工业）产生、发展和趋向衰退的生命周期或过程。
随着研究的展开，赤松要进一步发现：
进口——生产——出口这一变化是从棉线、棉纺织品开始，然后转向纺织机械、机械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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