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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北朝诗歌看南北朝社会与政治
王策 中国古代史上 期末论文
从货币视角看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
王策00732015
【摘 要】秦汉时期，货币类型发生了变化，铸造量有了大幅增加。
同时，铜钱成为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黄金在对外交往和贸易中广泛使用，这些说明了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
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当时的货币制度对货币流通也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关键词】货币 铜钱 黄金 商品经济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直接后果和重要体现。
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必然产生对货币的大量需求，同时也为货币的流通创造了条件，货币的产生应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也可以用货币来衡量。
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市场活跃，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本文试图从货币制度的发展历程这一角度来解读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 货币类型和铸造量
在中国古代“货”与“币”是两种不同物的总称。
《周礼·卷二》：
“以九贡致邦国之用：
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
”注曰：
“币贡，绣帛；货贡，珠贝自然之物也。
”此后货币逐渐发展为物品交换的媒介。
战国以后，黄金、铜钱和布帛成为通行的货币，其中以金、铜等金属货币为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时期，铁器、牛耕的使用，使得生产力大大提高，同时也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以及习惯的不同，于是形成了这一时期货币形态的多样性。
战国时期，黄金已作为高价值的金属货币进入了流通领域，如楚国的“郢爰”；此时铜质货币有四种类型，即布币、刀币、蚁鼻钱、圜钱等四种。
布币主要通行于韩、赵、魏三国，刀币主要通行于齐、燕两国，蚁鼻钱，通行于楚国，圜钱主要通行于秦及韩、魏等国。
又由于时间地域的不同，布币又有“空首布”、“平首布”等类型，刀币又大致可分为齐刀、明刀、圆首刀等类型。
不仅不同的国家通行不同的货币，甚至一国之内也同时流行着几种货币，这种混乱的货币制度，严重阻碍了跨地域、大范围的商品交换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系列措施，如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车轨、统一币制。
秦始皇废除战国时期各国形制、轻重不同的货币，定货币为二等：
以黄金为上币，重一锭（20两）；以铜钱为下币，重半两；同时还规定“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①]。
铜钱的形质沿袭两周的环钱，但不同的是将圆孔改为方孔，这样以木贯之，较能固定，便于存储。
铜钱的外圆内方形质，从秦代至清末，延续了两千多年，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钱，古字或借作泉，又有刀、布诸种名称，秦统一币制后，一律称为“钱”，其他的名号同时废止，自此“钱”的名号一直沿用至今。
秦自商鞅变法后，官府便将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从私人转移到官府手中。
总之，秦统一全国货币制度以后，不但钱的重量全部统一，大小形式完全统一，并且还统一铸造钱币、统一为全国钱币立法，这就为后来两千多年的货币制度打下极为重要的基础，同时客观上也推动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然而由于秦王朝暴政导致迅速灭亡，统一的币制并未给当时的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但是却为后世王朝所借鉴。
汉承秦制，继续推行金、铜为主的金属货币。
汉代的黄金货币是法定的上币，以饼块状为主，重一两或一斤左右，在使用时可根据需要任意剪、凿，分散使用，这些现象表明此时的黄金货币仍处于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
两汉推行过的铜钱的种类繁多，西汉先后推行过“榆荚钱”、“八铢钱”、“五分钱”、“四铢钱”、“三铢钱”、“三分钱”、“赤仄五铢钱”、“三官五铢钱”等。
西汉末年，王莽改制时，依托“古制”，将币制更改得五花八门，先后有过“大钱”、“契刀”、“错刀”、“五铢钱”、“大泉”、“小泉”，还有“宝货”，包括“五物”（金、银、铜、龟、贝），“六名”（金货、银货、龟货、贝货、泉货、布货），“二十八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泉货六品、布货十品），种类复杂，其中许多并不是铜币。
东汉时的铜钱，先后有过“五铢钱”、“四出文钱”、“小钱”等。
不过两汉大部分时间都是通行五铢钱，唯有乱世之时，当原有的币制遭到破坏，而统治者却不能完全理解货币、物价、经济关系的时候，才会不断推出各种货币，以期稳定当时的物价。
当一种货币得以长久的使用时，说明这段时间经济发展比较的稳定；相反，如果这段时期不断推出各种币制，则说明此时的经济结构已然遭到破坏，因而从货币的种类的多少亦可以看出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
从货币的铸造数量中更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管子·国蓄篇》：
“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
”[②]可知战国时期货币发行量已达到“人有若干百千之数”了，秦汉时期铸币数量更甚。
黄金货币的铸造量，虽然没有文献的系统记载，但是依然可以依据相关史料证明其数量之多。
根据统计，西汉一朝，仅皇帝赏赐的黄金数目可供考察的就达90万斤之多，约合今273.4吨[③]，那么黄金的实际铸造量可想而知了。
而且民间还流传着不可胜计的黄金数量，因而西汉又被誉为“黄金时代”。
至于铜钱的铸造量，秦朝至西汉前期，缺乏记载，不可考证。
但在汉武帝收回铸币权归中央之后，铜币的铸造量便有记载。
《汉书·食货志》有这样一条记载：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④]。
那么要知道铜币的铸造量，就必须正确理解“二百八十亿万”中“亿万”的含义。
秦晖教授认为“元狩”为“元鼎”之误，“亿”当视为“十万”，认为当时的铸币有“二千八百亿”之多，则这一百一十多年间平均每年发行二十五亿文左右[⑤]。
这是两个不能让人信服的数据，而秦晖教授通过一系列的例证证明这两个数据的合理性。
还有的学者认为“万”为衍字，发行量仅有“二百八十亿”文[⑥]。
这两个数据不论正确与否，都可以证明西汉，同时亦可以推断出东汉的商品经济已经高度发展了。
二、 货币的使用
战国时期各国已经开始使用金属货币。
秦国虽起步稍晚于东方各国，但发展很快。
睡虎地秦简中的《金布律》就是专门关于货币、财务的法律条款，从这些法律条文中就可以看出，秦货币经济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并确立金、铜并用的币制后，货币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两汉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不仅铸币数量大增，而且货币也得到了普遍的使用，无论是黄金还是铜钱。
铜钱具有成色、形制固定，易于辨认、计算和保存，体积小，单位价值不高，便于携带等特点，因而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得到广泛的流通。
秦汉时期的各级市场发展蓬勃，从京城到各级郡县乃至聚落，都涌现出大小不同的市场。
商品种类繁多，不仅用铜钱来标志商品的价格，而且商品的交换通常都是以铜钱为媒介来实现。
这样的史实不胜枚举，频繁的商品交换，大量的货币流通，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
铜钱还被广泛使用在赋税征收上。
秦汉时期，赋税的名目甚多，国家在征收各种赋税时，除土地税收取实物，其他税目，主要是人头税，征收铜币。
秦惠王兼并巴中时，规定“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一千八百钱”[⑦]。
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同样也是征收钱币，并且有明确的金额：
算赋，即成年人的人头税，年龄在15岁至56岁间，不论男女每人每年都得缴纳120钱；口钱，即儿童人头税，7岁至14岁未能服役的少年儿童，每年每人缴纳23钱；更赋，即缴纳300钱代替“戍边三日”的服役。
除此之外，当时的工商税、资产税等，通常也是缴纳铜钱的。
这种敛钱式的征赋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
另外，政府和百姓还利用铜钱来雇值支付，借贷，计量财富，收支政府财政等。
黄金早在战国时期便开始流通，秦汉时期更成为一种法定货币。
黄金具有稳定的性质，而且体积小、价值高、携带方便，便于大宗贸易的交换，因而在边境贸易市场和对外贸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如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去“金币帛直数千巨万”[⑧]，用黄金购买宛马。
黄金不仅是一种价值尺度，更是支付、贮藏的手段。
黄金是称量货币，在使用时需要切割，因而在国内市场流通不如铜钱广泛，但是它却大量通行于上层社会。
根据统计，皇帝的赏赐是用金最多的一项，统治者主要赏赐功勋卓著者、治绩优异者、征战有功者、善言劝谏者，如霍去病出击匈奴获胜，“天子所以赏赐数十巨万”[⑨]。
此外，高官要臣退任、大臣卒后、天子即位、立皇后、立太子等情况下，也有赐金。
另外还有人用金来馈赠、贿赂、悬赏、罚款、赎罪。
通过货币的流通量，可以看出此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
货币的铸造量取决于社会的需求，表现为货币的流通量，而货币的流通量又体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西汉时货币铸造量约为每年25亿文。
秦汉时期，黄金、铜钱一直是流通手段，商品交换的媒介。
此外，秦汉时期赋税高度货币化，不仅人头税，后来田租、徭役也有折征货币，“赋税货币化也就是国家财政的货币化，到西汉后期政府与宫廷的消费已是‘物物仰市’”[⑩]说明秦汉时期经济生活的商品化程度较高。
三、 货币制度对货币流通形成的障碍
秦始皇统一货币，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以黄金与铜钱并列的复本位制度，汉承秦制，使货币经济快速发展。
这种货币制度，加强了各地的联系，促进了商品交换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然而这一制度并非完美无缺的，在货币的流通过程中仍然产生了一些障碍，主要表现在钱币多变，轻重无常，损失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民间盗铸严重，劣质钱币充斥市场导致钱轻物重；黄金与铜钱没有给定的比价，给交易带来一定的不便；没有辅币，遇上“不值一钱”和“价值连城”的商品时就难以交换等方面。
汉初废“秦钱”，行“荚钱”，不仅是因为秦钱重，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汉初，社会凋零，经济陷于极度困窘的情况，物价飞涨，使得统治者认识到即使“减重”的秦钱也难适应“币重则万物轻”的经济规律。
所谓的“荚钱”就是“三铢钱”，即只有秦半两钱四分之一重的既轻且薄的“轻钱”，但仍名为“半两”。
同时汉高祖还放任自由铸币，这实际上是不利于当时经济的恢复。
钱币既轻，那么就可以购买更多的日用必需品。
然而，社会生产力的低落造成了物资的有限，而所流通的“荚钱”，由于掺杂大量民间铸造的，他们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使得流通的钱币越来越轻，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差。
这些最终导致了物价的不断膨胀，产生多卖多折本、少卖少折本、不卖不折本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反过来又导致了物价的上涨，最后形成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
这与抗战胜利初的“法币”以及解放前夕的“金圆券”带来的教训是一样的。
汉末出现的“黄金消失之谜”，我想与这货币制度的弊端也是有关系的。
秦汉时期巨大的货币流量，发达的商品经济，繁荣活跃的市场交换，必然不会是传统的封建自然经济所能包容的。
何兹全先生认为：
“它导致古代社会（战国秦汉时期）的兴起和繁荣，又导致古代社会的衰微和没落，又导致以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为主导的中世社会（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出现。
”[11]这里的“它”到底指代什么？
为何秦汉时期如此发达的商品经济在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却杳无踪迹？
中国的历史，并不是简单的西方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便能解读出其中的复杂性，需要研究探索出其独特的发展轨迹。
参考文献：
【1】班固：
《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
【2】范晔：
《后汉书》岳麓书社1994年版。
【3】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
【4】（日）加藤繁：
《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5】秦晖：
《关于西汉五铢钱的流通数额问题》，《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6】何兹全：
《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①]司马迁：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20页。
[②]管仲：
《管子》，第二十二卷《国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页。
[③]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70-71页。
[④]班固：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第四下》，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77页。
[⑤]秦晖：
《关于西汉五铢钱的流通数额问题》，《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⑥]（日）加藤繁：
《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5页。
[⑦]范晔：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248页
[⑧]班固：
《汉书》卷六十一下《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692页。
[⑨]班固：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482页。
[⑩]秦晖：
《关于西汉五铢钱的流通数额问题》，《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11]何兹全：
《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浅谈秦汉货币
历史学系吕璠1000014526
【摘要】中国古代金属货币自周起，至秦已成一定章法。
经过两汉发展，他的形制变化诸多。
其发展变化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但主要是为经济。
当然，也存在统治者主观决定货币变化的特殊历史时期。
这一枚枚富于变化的小小钱币体现着经济状况，又影响着经济的变化发展。
纵观历史上的货币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我们多少可以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秦汉货币经济
货币，作为一种等值量化的交换工具，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它用于交易，是人的养命之源。
从古至今，无数人以得到更多的它而奋斗，而无数的人更加视它为粪土。
据今考证，古代货币，“以金属制者为主。
其制兴于有周，故自周起。
”[1]《史记·平准书》中写道：
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
[2]而这之后的货币，大体沿用周代王朝旧规。
随着各个王朝对其的发展，至秦已成一定章法。
秦时货币分为二等，上币黄金，下币半两。
随后，汉承秦制，仍用秦钱，休养生息，进行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上对于货币的需求逐渐增加，高后二年，复行八铢钱，六年又行五分钱。
文帝五年，乃更铸四铢钱。
这期间货币的变化，对于当时的经济生活也产生着不同的影响，而当时的不同的经济状况也在促使着统治者们做出这样的决定。
公元六年，王莽摄政，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到天凤元年（公元14年）八年之间，仿周钱子母相权之法，进行四次货币改革。
可以看到的是，他每进行一次改革，便会给社会带来一次劫难，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更大的不便。
所以，这次的改革对当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王莽货币的精美程度也是许多朝代无法相比的，王莽的改革给人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货币财富。
到了东汉，“前人治五铢钱，于东汉最简略，盖史文无征而难以为断也”。
[3]但我们从相关的史料以及后人的考古发掘中，还是可以得出许多结论的。
于是，秦汉时期的货币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对其的影响便成为了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内容。
一、秦朝
诸侯割据的战国时期，各国推行自己的货币政策，导致币制十分复杂，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行为也因此而更加不便。
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天下，废除原六国货币，实行统一的以秦“半两”圜钱为法定货币的货币体系。
《史记·平准书》中说道：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
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4]为什幺秦始皇要以秦“半两”圜钱为法定货币呢？
通过查阅资料，我总结了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在秦统一中国前，各国均不同程度的使用着圜钱。
“进入战国中期以后，在北方以魏、秦为中心，出现一种新的货币体系——‘圜钱’。
这种钱始为圆形圆孔，可能源于纺轮或璧，以后逐步扩大流通，到战国末年，齐、燕、秦出现圆形方孔钱并最终统一了中国古代货币。
”[5]其主要分为：
三晋两周布币区的圜钱、秦圜钱和齐燕刀币区的圜钱。
齐国作为“海岱之间的东方大国”[6]，前期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立的刀币体系，到晚期出现了圜钱，并且从出现的时候便为圆形方孔。
北方大国的燕国，虽然燕明刀是其主要货币，其晚期也曾铸过圜钱，只是如今我们的考古方面对于燕国圜钱的出土十分少。
“燕‘一化’、‘明化’圜钱大多轻小质劣，有可能是基于边地交换的需要而铸造的”[7]，不过，这个地方毕竟是出现过圜钱的，而且曾经流通。
所有的这些均表明，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曾经有一种货币是在许多国家出现、流通、使用过的，而这为秦确定全国统一货币创设了条件。
其次，圜钱为秦国使用的主要货币之一。
著写《中国古代货币》的赵丛苍先生与马利清女士认为战国圜钱始于魏，而秦是魏的近邻，魏国李悝变法一定会对秦国产生强大的影响，因而在商鞅变法后铸行一两圜钱是有可能的。
[8]但一两圜钱是圆形圆孔的，怎么又到最后变成了圆形方孔了呢？
所以秦国还流通着另一种货币：
半两钱。
“体圆孔方的‘半两’钱是秦圜钱的典型形式。
”[9]再次，“圜钱的最初形状为圆形圆孔，周缘无郭，前背平素”[10]，这样，比其他的刀、币更加便于携带和授受。
王献唐先生认为这是秦始皇的一大贡献之一。
“始皇定半两环币为正品，去其不便之制，用其最便之形，铸造款式至此为一大改进。
”[11]
现在看来，主观上秦朝以前一直使用着圜钱作为自己本国的货币，并且这样的货币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客观上战国纷乱的局面中曾经出现了一种有共同特征的货币，这种主客观统一的局面的出现，使得秦始皇自然而然的下令秦半两为中国之法定通货。
《索隐》顾氏按：
古今注云：
“秦半两，径一寸二分。
重十二铢。
”[12]为什幺秦半两重十二铢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十分同意王献唐先生的观点。
他认为半两钱制之抽象意义之一便是与五德水数相应。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曾写道：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13]根据终始五德说，秦属水德，对应数字为六，六即为秦国做任何事情的数字依据。
但是，许多的时候，都是不能以六来作为数目的，所以，懂得变通的古人转变个思路，开始使用六的倍数，以解决一些无法使用六的问题。
所以，二倍十二，三倍十八，四倍二十四，以此类推。
而按照这个说法，秦半两重十二铢，也是十分符合常理的。
王献唐先生还举了其他的例子：
“其碣石、峄山、会稽诸石刻词，计核词句，均可以六除尽，海宁王静安已详论之。
除是而外，今传秦阳陵虎符，凡十二字，亦六之倍数也。
维天将灵十二字秦瓦，仍六之倍数也。
海内皆臣十二字秦砖，又六之倍数也。
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则六倍数也。
造金人为十二，亦六之倍数也。
金人各重二十四万斤，又四倍数也。
”[14]
另外，王献唐先生认为秦始皇泥于五德说，从而没有像西汉钱制那样，铸作八铢、四铢，虽然秦半两有些沉重，但这是宣传秦始皇思想的重要载体，所以将其定为十二铢。
谈及秦朝的经济，我們不得不将其分为几个阶段。
先秦时期，秦国为几大国之中发展最为落后的一个国家，尤为文化落后最为突出。
在其他国家纷纷发展文化的同时，秦国仍旧保留着“人殉”制度，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秦国较低的经济水平。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15]，随后秦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16]，允许商鞅进行变法。
果然效果显著。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鬭，乡邑大治。
”[17]这个时期，秦国快速发展，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
而这个时候的货币也是十分的精美。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战国秦‘半两’钱大且重，一般直径在3厘米以上，重量约在5.4~7.4克左右（即8~11铢），有些重至10克以上。
”[18]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汉书·食货志》中曾写道：
“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
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
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19]秦始皇耗尽民力，使得百姓民不聊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济发展并不十分向好。
而这个时候反映出的货币质量也随着经济发展的衰落而下降。
其最明显的下降的表现便是“名不副实”。
“与战国秦及汉初的半两相比，秦代半两钱的大小轻重介于二者之间，直径一般在2.5~3厘米之间，重4~6克左右，即相当于当时的5~6铢左右。
”[20]到了秦晚期，货币更加变小了。
“考古发现秦晚期出现的秦半两径不足2厘米，重量不足2克，孔大，钱文草率，字狭长，虽仍为秦小篆，但已有汉隶风韵，应是秦二世‘复行钱’时期的减重特甚的半两钱，有些可以称之为‘秦荚钱’，有些钱径较大，钱体薄，出现广穿半两钱。
”[2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秦晚期时，随着经济的衰退，货币也表现出质量大幅度下降的趋势。
《史记·平准书》中说：
“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22]。
秦半两虽然法定规定为重十二铢，但由于“铸造技术等原因造成的差额，以及秦代货币标准化并不彻底，对币材重量不再要求重如其文”[23]，再加上民间私铸、盗铸，势必会使秦代的货币出现“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24]的现象，但秦晚期时钱币质量总体下滑的趋势是无法辩驳的。
二、西汉
1、金币
汉初货币，最应先讲的便是金币，而金币也被王献唐先生称为：
“最能窥见高帝改制隐情者”[25]。
黄金在各个朝代都曾作为最好的货币使用。
班固曰：
“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
”[26]秦时，币分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
[27]而在西汉时期，我们也总在史书中见到关于金币使用的记载。
《史记·高祖本纪》中曾记载：
“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
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28]《汉书·食货志》中记载：
“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
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
黄金方寸而重一斤”。
[29]而我们在《集解》中却看到了“瓚曰：
「秦以一溢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
」”。
[30]可以看出，西汉与秦在金币的定重不同。
秦时一金为一溢，汉时一金为一斤。
这里的“一斤”为黄金单位。
据王献唐先生对于金币的考察，“镒在先秦为二十两，始皇或改为二十四两，而斤则十六两也。
”[31]显然西汉时一金的重量比在秦始皇时期减轻了八两之多。
而这带来的好处便是在铸造金币时一金只用十六两。
于是相比在秦以及先秦时期，同样的黄金就可以铸造更多的金币。
“用之于人，原为一金者，仍为一金，数目不减。
一转移间，即化少为多。
”[32]而这样做便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凋敝，如在文章之前所说。
由此可见，高祖的这一货币政策不失为一项好政策。
而心思缜密的高祖显然并不仅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进行这一货币改革的，对于这一点会在“荚钱”阶段体现的更加明显。
2、荚钱
经过几十年的秦末农民战争的摧残，汉初的经济凋敝，民生凋零。
《史记·平准书》曾记载：
“汉兴，接秦之獘，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
”[33]《汉书·食货志》记载：
“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
[34]同样的记载，班固比司马迁多加了一个字，那就是“荚”。
“荚钱”到底是什么呢？
蒋若是所著《秦汉钱币研究》中曾提到：
“或谓‘荚钱’本非其钱名，钱名半两，而形如榆荚。
不论荚钱之定名有何而来，皆因其钱小如榆荚而得名，这是学界的共识。
”[3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荚钱是极言钱币之小之意。
王献唐先生引《汉书·高后纪》八铢钱下注引应劭曰：
今民间名榆荚钱是也。
其钱传世尚多，文曰半两，形与秦钱相同，轻小而薄。
大者径长市尺五六分，小者三四分不等。
”而据今之考古发现，也有至少秦氏荚钱、一株“荚钱”、三株“荚钱”三种。
究其原因，也多与汉初高祖所实行的“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的政策有关。
由于国家政策法规规定民可以铸币，所以汉初私铸货币并不违法。
于是，我们看到了官铸“荚钱”与民铸“荚钱”之分。
据考古资料，官铸“荚钱”出土钱范，“有盘形阳文半两小钱一种，范径12.5—12.7厘米，范周起宽沿，沿宽约0.3—0.4厘米。
范内环绕著阳文半两钱模30枚，钱径1.4、范宽0.7厘米，穿与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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