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之祸根.docx
《中国教育之祸根.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教育之祸根.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教育之祸根
中国教育之祸根.txt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不能得到的更要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留作回忆。
找出中國教育危機的禍根
——專訪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
高伐林
“教育打敗中國”——《中國改革》雜誌2004年底推出這樣一個特別專題，著實有點觸目驚心，言簡意赅的警號不胫而走。
在中國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引進西方現代教育制度一百周年之際，多維記者在中國大陸見到各色人等，卻無不對教育界現狀痛心疾首，對可能造成的惡果憂心忡忡。
中國的教育危機到了刻不容緩的程度，嚴重威脅到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前景，威脅到中華民族的未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前武漢大學校長，72歲的劉道玉教授出版的《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迅速抓住了讀者的眼球。
《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新京報》等報刊都不吝篇幅，整版推介。
這是劉道玉自1988年2月被突然免職之後，如此醒目地重新回到公衆視野。
有人甚至認爲，這是劉道玉人生的又一個高峰。
這本書，被中國大陸媒體聯合評選爲“2005年好傳記”的第五位。
2005年12月，多維記者在武漢兩次見到了劉道玉。
盡管年過古稀，又於九年前在出國訪問的歸途上患過中風，但他頭腦依然敏捷而缜密，一席暢談，要言不繁地回答了多維記者的提問，披露了當年他如何反駁而得罪國家教委、湖北省委負責人的內幕，剖析了當今教育危機的本質與根源，闡述了他的教育改革的理念和對已近病入膏肓的中國教育除弊起衰的思路。
當今海外讀者未必熟悉劉道玉，這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教育界獨領風騷的改革先驅和有功之臣。
劉道玉在“文革”結束後不久，即擔任了教育部黨組成員和高等教育司司長，鼎力推動了高考制度的恢復，影響至爲深遠。
1979年他本想辭去官職回到武漢大學任教，卻旋即被任命爲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校長，1981年在他48歲時，又被任命爲校長，新華社消息稱他是“全國重點大學中最年輕的校長”。
他在任內，大力營造民主自由的校風，首創、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今天在中國大陸已相當普及的學分制、插班生制、導師制、轉學（包括轉系轉專業）制、主輔修制、雙學位制、貸學金制、學術假制等，當年都是由他在武漢大學首創。
他還斷然取消了大陸高校中實行多年的政治輔導員制度，引起巨大反彈。
1985年1月《中國青年報》連續兩天刊出著名作家祖慰的長篇特寫《劉道玉晶核》，指出劉道玉刮起的教育改革旋風，不僅對該校學生，而且對整整一代青年學子的命運和道路産生了重大影響。
他在1985年被授予法國密特朗總統榮譽勳章，1987年接受池田大作授予的東洋哲學學術獎章。
不難想象，劉道玉的教育改革探索觸犯了現行體制和既得利益的代表者。
1988年2月，他在54歲的盛年，突然被國家教委一紙電傳免職。
更讓人驚愕的是，武漢大學百年校慶，校方居然不邀請就住在校園裏的這位退休前校長。
劉道玉熱愛教育的初衷不改。
1995年，他從大學校長改當小學校長：
應邀主政一家民辦公司投資創辦的武漢新世紀外國語學校，繼續實踐自己的辦學理念，雖然教育改革試驗很成功，但因爲學校投資人出了經濟問題，這項改革被迫半途而廢。
2004年，他把原來以路石命名的基金會正式更名爲劉道玉教育基金會，提出“爲教育改革鋪路，爲創造性人才的成長鋪路，爲振興中國的教育事業鋪路”。
他表示，將《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的五萬元人民幣稿費全部捐給這個基金會。
盡管劉道玉被迫離開他教育改革實踐的沙場已經多年，海內外卻一直沒有忘記這位教育改革家。
1989年，他被英國劍橋名人中心收入世界名人錄，聘爲名譽顧問，後又獲該中心頒發的20世紀銀質功勳章。
在他被免職十年後的1998年，中國青年報社回顧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20年改革道路，在選擇教育界的改革風雲人物時，一致公認是劉道玉，派記者專程采訪做長篇報道，作爲紀念專題之一；這一年11月，中央電視台名牌欄目《東方時空》也“英雄所見略同”，將劉道玉作爲教改代表人物拍攝，彙集在專題片中播放；2006年１月，頭頂上時刻懸著達摩克利斯劍的媒體《南方周末》，又毅然刊出了祖慰的訪問記《教育改革家劉道玉棒喝教育》。
●教育改革的著眼點：
培養創造力
多維：
當年你走馬上任當武漢大學校長時，認爲當務之急要開刀改革的是哪些問題？
劉道玉：
我被任命爲校長，完全出乎意料。
本來我辭去教育部的官職回到珞珈山（武漢大學坐落在珞珈山麓——多維記者注），是要從事我的化學教學和科研業務，沒有想到回來不僅沒有擺脫行政管理事務，反而還把我推到了校長的位置。
不過自古華山一條路，上任了我就不能退卻。
既然報紙上說我是“年輕校長”，就得有年輕校長的樣子——朝氣蓬勃，立足改革，提出“臥薪嘗膽，十年雪恥”的口號，要改變武大“老牛拉破車”的落後狀態。
我當時最想做的，首先就是營造一個民主、自由、寬松的教育環境和學術氛圍。
我既崇拜蔡元培，也崇拜馬寅初：
蔡元培提出的大學獨立、學術民主、自由的辦學理念，是世界各著名大學辦學之通則，他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一文中寫道：
“政治家是以謀現世幸福爲其目的，而教育家則以人類的終極關懷爲其追求了。
故而前者常常顧及現實，而後者往往慮及久遠。
”馬寅初因《新人口論》而挨批，他寫了一份《附帶聲明——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書》說：
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衆，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爲止。
他們的辦學理念對我影響很大，一個校長，應該有這種瞻望民族前景的長遠目光，應該有這種堅持追求真理的獨立精神，在校內創造適合科研和教學的自由空間。
第二個，是著力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當時我推行一系列教學制度的改革，允許冒尖，允許跳級，就是爲了在制度上適應學生的個性與興趣，尊重學生的選擇權，爲富有創造力的人才的脫穎而出，從制度上給予保證。
當時我在武漢大學實行轉學制時，沒有請示任何人，認定我作爲校長就有權這麽做。
這個制度實行後，學生在校內可以轉系轉專業，文理科可以互轉，校外的也可以轉來——北大、上海同濟大學、中國科技大、武漢醫學院等校都有學生轉到武漢大學來。
平心而論，我們的學術水平和師資力量不一定趕得上他們，但爲什麽這些學生向往武漢大學呢？
就是因爲我們的比較自由民主的學術環境、尊重學生志趣的氣氛。
第三，辦學要確立“學生是主體”的觀念，學生既是受教育者，也是辦學的參與者；既是改革成效的檢驗者，也是教學改革的依靠者。
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參加學生的活動，接待學生，與學生通信——這也有利防止我的思想僵化。
多維：
對，你當時對校長辦公室有三條要求：
凡是學生寫給你的信不能扣押；凡有學生要見你不得擋駕（但可以約時間）；凡學生舉行的活動應當通知你。
●被免職最遺憾的是壯志未酬
多維：
你得知被免職時是如何想的？
劉道玉：
自從我選擇改革那一天起，就沒有凖備後退。
我預料到我的下場可能不妙。
果然，我的任期還沒有滿，突然地，以電傳的方式免除我校長職務。
我本來不想當官，對這個校長職務本身我並不留戀，如果說有遺憾的話，主要就是我正在制訂武漢大學改革的第二個十年規劃，還沒有出台，更沒有來得及實踐——至今我那些設想還沒有人提出來呢。
例如，我要改變“文理科分科招生”的模式。
現在我們實行的分科招生，其實是爲了提高升學率。
1949年以前和五十年代學生學理科學文科，都是自己真正有興趣，如錢锺書、吳晗這些人爲何選擇文科？
因爲他們熱愛。
但1961年之後，分文理科主要是爲了升學率，部分考生認爲自己數理化基礎不強，進大學把握不大，於是就轉向文科。
這就造成了某些學生的素質缺陷。
其次，我要改革文科的教學模式。
文科到現在停留在表述性的教學模式上，基本上沒有形成形象化、實踐性的教學手段。
我當時凖備在文科建立五大實驗室：
以哲學系爲基礎建立心理學和思維科學實驗室；在經濟學院建立經濟模型實驗室；在法學院建立模擬法庭，擁有民事審判的正式權限，有法官、庭長、書記員一整套編制——美國就是這樣，他們的一流法學院就有民事審判權；在圖書情報學院建立信息工程實驗室；在新聞學院建大衆傳媒實驗室，可以製作影視作品。
這樣就把理工和技術手段引進文科，徹底改造文科教學。
第三，如果說我八十年代中期重點是放在教學制度的改革上，那麽第二個十年想推出來的，是教學體系、課程設置上的改革。
多年以來我們的課程設置體系，都是重視知識的傳授，而不重視科學思維方式的傳授，我們90％的課程都是知識型的——像你們這一輩學生都是“灌”出來的，中文系弄那麽多小說選讀課，老師一篇一篇去講主題、結構！
我想大幅度地改革課程，將大部分、至少一半學時，來培養科學的思維方法。
這些想法不能付諸實踐，才是我最大的遺憾。
到現在我沒看到哪個學校想到這些問題，更沒推出改革措施。
●爲何得罪國家教委和省委負責人？
多維：
你被免職究竟是什麽原因？
在你的書中寫了，你被免職後，當時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在北戴河召見你，肯定你的教改，希望你去北京領導國務院屬下一個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的機構，或者選擇任何大學再出山當校長。
有人由此推測，你被免職，可能是一個在中國司空見慣的人事算計之謎。
你自己如何分析？
是當權者認爲你“離經叛道”，還是因爲他們的利益受到了觸犯，還是有某些恩恩怨怨？
找出中國教育危機的禍根
——專訪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續一）
高伐林
多維：
你被免職究竟是什麽原因？
劉道玉：
原因是多重的：
改革理念的分歧、“功高蓋主”引起的嫉妒、我的所作所爲對某些領導人的權威提出的挑戰……但我認爲核心的問題，是利益的衝突。
例如國家教育部門那位主管，就認爲我威脅到他的地位。
1982年，教育部長蔣南翔任職到期，誰來接任？
中共中央組織部到教育部來，對處長以上幹部進行一次“部長候選人”的民意測驗，我的得票是第一位，當時的這位副部長得票比較低，據說他爲此還氣病了。
當然，我是堅決不想當的，當時我就到中組部去陳述說，我已經在1979年當了一回教育部的“逃兵”，任命了我也不會來的，千萬不要任命我，免得我也被動，你們中組部也被動。
這是這位主管第一次感到我威脅到他的位置：
論年齡我比他年輕十歲，論在群衆中的威信我比他高，論教育論著我也比他多。
1985年，中央要把教育部改成比部高半級的國家教委，據說人事方案之一是由萬里副總理兼任教委主任，我擔任第一副主任，這消息傳得非常廣，我得知後，再一次到中組部去陳述我不能擔任這個職務的理由。
我非常高興後來中央決定了另一套人事方案，但這位主管又一次感到我是他的威脅。
關於改革理念，我與他們也說不到一起去，發生過三次衝突。
一次是關於“學分制”的。
這位主管在會議上公然說，搞什麽學分制啊，美國搞學分制失敗了，蘇聯不搞學分制，衛星上了天！
有次我與他辯論說：
“××同志，如果你不是健忘，你就是無知。
你從哪裏得知‘美國學分制失敗了’？
據我所知美國現在各大學依然還是學分制，而且更有發展。
至於蘇聯不搞學分制，我們也沒有說學分制是大學培養人才唯一的制度，可以試驗嘛。
”
第二次是關於培養“創造型人才”的問題。
他批評我們武大說：
提出“創造型人才”，就是好大喜功，好高骛遠，大學四年怎麽可能培養出“創造型人才”？
我說：
培養“創造型人才”，是我們提出的辦學指導思想，培養創造性人才也有一個漸進過程。
我們這麽提，是強調在教學過程中要開發學生的創造性素質，爲他們今後從事創造性的工作奠定基礎；也不排除少數出色學生在學習期間就能出創造性成果，現在不是就有學生出版了文學作品、學術論文嗎？
你認爲大學四年培養不出“創造型人才”就不能提這個目標，我倒要反問你：
現在提“要培養學生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是否能保證大學四年樹立這樣的世界觀？
如果說學生做不到，是不是我們也不能這樣提？
第三次，是關於政治輔導員問題。
一百個大學生配一個政治輔導員的制度，是1962年由清華首創，推廣到全國，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反修防變的産物。
我調查研究發現，這個制度並不受學生歡迎，政治輔導員隊伍也極不穩定——選業務好的教師來幹，他不安心；選業務不強的教師來幹，他沒有威信。
1985年，我將這個制度取消了。
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
教委主管指責我說：
你取消政治輔導員，就是削弱思想政治工作。
我說，加強思想工作不在於形式而重在實效，我們將英國牛津、劍橋的導師制引進來，規定每個講師以上教師都要帶十個學生，將教書育人制度化，這就是加強思想工作。
這幾次爭論，他雖然輸了理，但他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對我耿耿於懷。
多維：
武漢大學歸國家教委和湖北省委雙重領導，湖北省委的態度如何？
劉道玉：
我跟湖北省委主要負責人也發生過衝突。
那是1984年5月的事，武漢大學與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爲建房，爭占楊家灣80畝水塘，民工打起架來，雙方都有人受傷。
我當時在上海開會，回來得知後批評了我們學校有關部門。
省委書記的秘書是水院畢業的，不知他怎麽彙報的，這位書記就召集武大和水院兩邊領導和基建負責人開會。
那是一個星期天，開會是臨時通知的，我事先並不知道。
一大早我去漢口同濟醫院看望著名歷史學家唐長孺教授，參加醫院關於他病情的會診。
回家後，家裏人說你趕快到省委去開會。
我趕去了先檢討說因沒接到通知，來晚了。
省委書記大發雷霆說：
你們武大欺人太甚，逼得人家水利電力學院師生員工沒路走了！
我說，你這話可不符合實際，難道水電學院五六千人現在每天不能走路？
他又說，這塊地你們兩家誰也不給，省裏要收回！
我說，在中央的政策是支持教育，爲大學發展拓寬用地，你要將屬於學校的土地收去，是跟中央精神背道而馳。
如果你一定要收，我保留直接向中央申訴的權利。
他說，這塊地也不是你的呀！
我說，我們查過了，是1934年武漢大學從農民手上買的，地契至今保存完好。
他說，國民黨的地契，共産黨不承認！
我說，此話差矣。
香港是滿清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割讓給英國的，我們1949年以後也沒有“解放香港”啊？
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嘛！
他氣得說不出話來，說：
“你是個名人，說話要注意影響！
”我說：
“我不是什麽名人，今天我是在你省委書記主持的會議上，我是黨員，是武大黨委副書記，是省委委員，我不過是行使權利發表意見而已。
”
會後，我就到東湖賓館去找胡德平。
他是胡耀邦的兒子，當時是中央派到湖北來的整黨聯絡組長。
我說，如果兩個農民發生了矛盾，生産隊長會先聽甲方的道理，再聽乙方的說法，背靠背做工作，差不多了再弄到一起調解。
省委書記可倒好，將兩所大學的領導弄到一起，當衆支持水電學院來壓我們——這連生産隊長的水平都不如嘛！
這個話我在學校裏也說過，有人向省裏打了小報告，書記、副書記大動肝火，說這個劉道玉狂妄到了頂點，竟然說省委書記不如生産隊長的水平！
後來國家教委副主任彭珮雲問我是否說過，我說：
我是說了，但我是特指他處理這件爭地糾紛的水平。
●教育失敗的總禍根是當局決策失誤
多維：
在你被免職十七年後的今天看中國教育，我承認，我對中國教育當局的思路十分困惑。
從表面上看，主管更叠了好幾屆，都並未“因人廢言”，沒有由於你個人的悲劇性遭遇而否定你的教改實踐、你的教育觀念，甚至也沒有阻撓你率先創立的那些現代教育制度，在各大學推廣、施行。
但是，他們對你教育思想的核心——培養創造性人才，都避而不談；他們與你所憧憬的前景，似乎南轅北轍，漸行漸遠。
你對教育現狀怎麽看？
你認爲中國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找出中國教育危機的禍根
——專訪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續二）
高伐林
多維：
你對教育現狀怎麽看？
中國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劉道玉：
時至今日，不管是一般市民還是關心教育的廣大知識分子，教育成了大家議論的熱點，這既體現了民衆對教育的關注，也反映出了民衆對教育的不滿。
大學合併，鬧得天翻地覆；大學擴招，弄得天怨人怒；研究生、本科生質量下降，學術腐敗日益蔓延，學者剽竊抄襲時有報道；教授數量扒堆但素質卻嚴重下滑，有些人不務正業，在外兼職撈外快成風。
學術成果不能說沒有，但是真正原創性的、能夠跟國外的重大發明創造相提並論的成果，幾乎沒有……當前的危機，我覺得可以概括爲一句話：
大學失去了理念，失去了正確方向，失去了嚴謹學風。
這一切的原因是什麽？
有政治體制上缺乏民主制衡和監督機制的問題；有市場經濟導致消費急劇增長，人們一切向錢看；從學術上講，沒有自由民主，影響到學術的健康發展。
現在的中國，不僅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簡直就是一個沒有任何信仰的國家。
我們年輕的時候還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爲人民服務，信仰奉獻精神，現在什麽信仰都沒有了，就是信錢。
金錢成了人們最想要、唯一想要、永遠沒有滿足的東西。
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中也經過了早期斂財致富的過程，爲什麽沒有中國這麽亂？
他們的基督教對人們的道德起到了規範和制衡功能。
中國沒有這個東西，什麽制衡都沒有了。
根子追到哪裏？
我想去想來，可能還得歸結爲最高教育當局決策管理上的失誤。
“教育産業化”的口號究竟最先是誰提出的？
教育部後來否認說沒有這麽提。
我覺得問題不在於口號，而在於實際上怎麽做。
大學合併盡管遭到許多人反對，但還是要強行合併，從上一直合到下，提出要‘打造教育界的航空母艦’，牌子是誰批的？
教育界掀起持續的‘升格熱’，中專升格爲學院，學院升格爲大學，大學的系升格成院……是誰點頭的？
建設“211”工程（即“要在21世紀建設100所重點大學”），是誰訂的？
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是誰提的？
還有，各個學校急劇擴大招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産”，在拉動教育消費的思想指導下，超過學校承受能力的高速擴招指標，又是誰下達的？
現在不少重點大學積極參加“高校教育成果交易會”，簽訂那麽多毫無約束力的“意向合同”，這不是“産業化”又是什麽？
美國雖然是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但他們也沒有要求學校自給自足，中國是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怎麽反要求搞創收呢？
現在大學都在搞“圈地運動”，校園越來越大，樓房越來越高，辦公室越來越豪華，勤儉辦學的宗旨早就忘得一幹二淨了。
據說某重點大學創辦了三個“科技園”，還在全國各地建了五個研究院，大力發展所謂“成人教育學院”，實際上是降格以求的變相本科教育……這不是搞以創收爲目的的“産業化”又是什麽呢？
國家安全靠國防，國家興旺靠教育，這是民族生存發展的兩個命根子，保證國家安全的國防，誰都知道不能當成買賣；保證國家興旺的教育，怎麽可以當買賣呢？
這是最危險最可怕的買賣！
國家在這個買賣中巧取豪奪，教師在這個買賣中弄虛作假，百姓在這個買賣中不堪重負。
創建“一流大學”也是中央領導人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時喊出的口號，接著出現“千軍萬馬爭‘一流’”。
“一流大學”是靠提口號建起的嗎？
哈佛大學有名，是在三百多年的歷史中逐漸自然形成的。
世界一流大學都不是一朝一夕豎一個竿子就能見到影子的，它是長期的、甚至是上百年的積累。
教育決策失誤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
大致上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那是個分水嶺。
譬如“211”工程、“校長學者化”、“振興教育行動工程”……都是在那時候；“一流大學”、大學合併、“985工程”、大學擴招、研究生大發展等也都是九十年代末的事。
八十年代，中國大學還有一批職業教育家，他們都有比較強的決策能力，全心全意辦學，按照教育規律辦事。
可是，九十年代初以後的大學校長都是“雙肩挑”的學者，多數人沒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沒有獨立辦學權，只能上傳下達，照章辦事。
中國歷來有刮風的習慣，上面一刮風下面就跟風，教育領域的問題就越來越嚴重了。
想到教育問題，我就想用“醉漢”來比喻，酒鬼明明喝醉了，他就是不承認；教育明明出了問題，教育當局也是不承認，反而自我感覺良好，沾沾自喜。
這是非常危險的，諱疾忌醫，到頭來只能釀成大病，現在中國教育就是一個患了浮腫病的“病人”。
●出路在於改革教育部領導體制
多維：
用什麽辦法能夠對教育界起到強刺激作用呢？
教育如何走出危機？
劉道玉：
還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沒有出路。
要從源頭改起——從教育部領導體制改起。
關鍵是教育部要放權，大力精簡機構，轉變職能，不能再維持大一統的教育領導體制了，不能再以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通過控制、分配資源來領導全國教育了。
大一統的領導體制，一旦上面決策失誤，就是從上到下全局性的、長遠性的，上面決策錯了，下面跟著執行就要跟著錯麽。
如果是大學獨立辦學，你上面錯了，下面可以不執行嘛。
1985年，中共中央通過了教育體制改革的文件，我參加了那次會議，那個文件就是強調要放權，但現在基本上沒有實行。
美國是世界第一教育大國，但是美國就沒有像中國這種教育部。
美國於1980年才成立教育部，它只有兩項職能：
一是教育信息統計，爲全國提供信息；二是監督制衡教育公平問題，其它都不管。
中國呢，教育部的權太大了，基本上控制了中國教育的一切資源，這和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計委控制一切經濟資源是一回事。
因此，教育部必須放權，從招生、科研計劃、教學計劃、教材、人事任免、基本建設、評獎……統統要放權，有的是放到重點大學——你看哈佛、耶魯，不都是自己管自己嘛，它歸教育部官員管嗎？
有的是放到各省市——像美國的公立大學，主要就是州裏管。
放權之後，國家教育部就是制訂法規，制定宏觀政策，負責監督制衡。
多維：
當局或許擔心這會危及對青年學子的全面控制，不是光教育部門改得了的。
劉道玉：
是的。
有個記者就對我說：
“教育現在成了中國最保守的一個領域，甚至比科技體制、比文化體制還要保守。
”科技、文化體制也都放開了，可教育體制迄今一直還是按照計劃經濟的模式在運轉。
說起來這真算荒唐的笑話了，連大學生在校可以結婚，教育部也發個文。
有憲法、有婚姻法，你教育部該管大學生結不結婚嗎？
你憑什麽管？
還發了個“幼兒園管理”的文件，國家教育部管幼兒園！
由於它是按照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來管教育，所以一舉手一投足就錯！
再比如招生，只給大學5％的招生權，自己控制95％！
北大、清華招生，自己不能做主嗎？
規定他們對5％的學生，“分數線可以下滑30分”。
這要你教育部管嗎？
哈佛大學招生招什麽人，要誰不要誰，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你國家管不著。
還要規定“下滑30分”——31分都不行？
太可笑了。
說到底，教育部要放權，照老子講的“無爲而治”。
否則，中國的教育沒有希望。
找出中國教育危機的禍根
——專訪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續三）
高伐林
其次，要實行“教育家治校”，不能按照學術威望的高低來選拔校長，一定要選拔那些懂教育、熱愛教育、願意獻身教育的職業教育家來做校長。
現在大學辦得不好，校長要負一部分責任，雖然他們很辛苦。
我就公開提出來，教授治學，校長治校，要由治學的人來選拔治校的人，要將選拔校長的權力由黨的組織部門轉交給大學的教授們，他們才懂得選什麽樣的校長。
學術聲譽並不是與領導能力劃等號的，專門學問家與教育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行當。
同時，不能把校長當成一個官員，不能給他規定任期，規定行政級別。
只要他幹得好，教授們接受他，他就可以長期幹下去。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他招收的學生四年才能畢業，時間短了，怎麽能檢驗他培養的學生好不好？
我統計了美國著名大學的校長，幹得好一般是都在20年左右，哈佛校長艾略特幹了40年。
耶魯大學的校長列文——耶魯本來與我們武大結成姊妹學校，他幹了13年，是幹得最好的。
列文13年來沒有帶過一個研究生，沒有教過一節課，他就專心致志地當校長。
要做一個職業校長，當完全的、整個的校長，而不能當陶行知先生所說的“命分式的校長”，所謂“命分式的校長”就是一個人有了妻子，還想著情人。
現在我們絕大部分校長，又要當校長，又要參加人大、政協，又要出國開會……還要帶研究生——這就造成了不公平競爭：
你校長帶研究生，申請基金、申請成果，別的教授當然搶不過你！
當了校長，就不得再從事具體的教學科研工作。
我個人認爲，校長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熱愛、值得獻身的事業，小者影響千萬人的學業，大者影響國家民族的命運。
傑出的大學校長常常是歷史轉型期時的民族精神的導師。
中華民族正處在一個歷史轉型期，當前正應該湧現出民族精神導師式的大學校長！
第三點，我認爲應該大力整肅學風。
雖然不能搞運動，但是要廣泛宣傳和檢查，要花大力氣。
這已經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治亂世必用重典，不矯枉過正是糾正不了的。
●“魚”“漁”和“漁場”
多維：
你在武漢大學校長被免職之後，去搞民辦學校，是怎麽考慮的？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