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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社会科学
开放社会科学
第一章从十八世纪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
不妨把生活想象成一道巨大的难题，想象成一个方程式或一组部分的相互依存、部分的相互独立的方程式……要知道，这些方程式都十分复杂，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奇，而我们时常都不能求得他们的“根”。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
我们能够对人类的本性、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各种精神力量的关西以及他们所创造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制度进行的理智反思，这一想法至少同有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
普通的宗教文献探讨这类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文献同样也探讨这类问题。
除此而外，还有各种世代相沿的口传智慧，他们往往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获得书面定型。
这些智慧果实要么以启示的形式呈现出来，要么就是对某些永恒真理所作的理性演绎。
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其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世界上的这一和那一地区的丰富而漫长的人类生活经验中归纳筛选出来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正是这种智慧的后裔，不过它乃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后裔，或许经常还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后裔，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去追寻超越于任何公认的或演绎的智慧之上的真理。
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第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
这一努力自16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且成为近代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
这种知识被称为scientia，意为“知识”。
当然，从语源学上讲，哲学的本义也是“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爱知”。
几个世纪以来，所谓经典的科学观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它基于两个前提，一个是牛顿模式，认定有一种对称格局存乎过去与未来之间。
这是一种准神学的视界：
如同上帝一样，我们也能够达致确实性；既然万物共存于永恒的现在，因此我们不必区分过去和未来。
第二个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他假定自然与人类、物质与精神、物理世界与社会／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托马斯·胡克（ThomasHook）曾于1663年为一皇家学会草拟了一份章程，他为该学会确立的宗旨就是“通过实验手段增益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
他还补充了一句话，强调皇家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这些章程业已体现出，认识方式分化成了斯诺（C.P.Snow）后来所说的“两种文化”（twoculture）。
科学开始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
亚历山大·柯伊雷在梳理了自15世纪至18世纪欧洲人空间概念的转变后指出：
新宇宙论所设定的无限宇宙在空间广延和时间绵延两方面都是无限的，其间永恒的物质依照永恒而必然的法则无止境、无目标地运动着。
这个无限宇宙秉承了神的一切本体论属性，不过也仅仅秉承了这样一些属性，其余的都被远遁的上帝随携而去了。
自然，远遁的上帝的其它属性包括基督教世界所尊崇的种种道德价值，如爱、谦卑和仁慈。
在此，柯伊雷对于取代它们的那些价值未置一言，但我们知道，远遁的上帝所留下的并不完全是一个道德真空。
如果说天空被推展到极限以外，人类的野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进步成为一个操作性的语汇，它现在被赋予了一种新近获得的对于无限性的意识，并且随着物质成就的不断取得而大大强化了。
柯伊雷所说的“世界”并不是指地球，而是指宇宙。
的确，可以认为，在同一时期，西方世界对地球空间的感性认识正发生一个逆向的转折，人们开始意识到地球空间的有限性。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伴随着横越地球的探险航行，地球才逐渐地围绕着它的球形结构收拢。
诚然，这个球体的圆周比哥伦布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然而它却是有限的。
通过对地球资源的利用，并且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同一些探险航行还进一步开拓了商业通道，结果造成劳动分工的扩大，而在以后的岁月里，社会距离和时间距离都将随之而不断地缩小。
然而，地球的这种有限性不是，至少直到最近为止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
尽管无限进步的理想和景观要以时空的无限性作为支撑，但是，能否通过技术上的进展在人类事务中不断地臻于进步，那要取决于能否认识和探索世界，取决于是否在某些关键的方面（尤其是在认识论和地理学方面）对世界的有限性怀有信心。
的确，按照当时的一般假定，我们若欲取得进步，就必得彻底消除我们作为发现者所受到的一切阻碍和限制，使自己能够自由地去揭示各种内在的秘密，发觉可触及的世界里的各种资源。
迄至20世纪，地球空间的有限性似乎主要的有助于推动西方人按照进步的要求去从事探险和开发活动，赋予它们的统治欲望以切实的可行性。
在20世纪，随着地球的空间距离缩小到一个似乎带有束缚性的水平上，地球空间的有限性甚至可以用来提供一个新的刺激，促使人们把探索的触角日益广远地向上向外伸张，从而更进一步的扩大统治的范围。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和过去的栖身之所望看上去与其说像一个根据地，倒不如说像一座发射场，从这里我们这些掌握了科学的男人（以及少数几个女性）可以拔地而起，在太空中翱翔，确立自己对越来越广大的宇宙一体性的支配地位。
进步和发现或许是此处的关键词，不过，为了获得一套完整的词汇，我们还需要另外在加进个词，如科学、统一性、单纯性、支配甚至说“宇宙”。
17、18世纪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主要衍生于天体力学的研究。
起初，当人们试图确立对于自然法则的科学探索的合法性和优先性时他们并未将科学和哲学加以区分，即使是在对这两个领域进行区分时，他们也把两个看成是共同探寻世俗真理的同盟。
然而，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视界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哲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也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
早在19世纪初期以前，两个知识领域的分化业已失去了他们原先作为两个“独立而平等的”领域的意义，而开始着上一层等级的色彩，至少在自然科学家们眼里是如此：
一方是需由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
到19世纪初，科学终于大获全胜，其独尊地位在语言上得到反映。
人们不带限定性形容词的“科学”一语主要的（而且经常是唯一的）与自然科学等同了起来。
迄今为止自然科学一直都在竭力地为自身争取与另一种称为哲学的知识形式完全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社会思想上的合法性，而上述事实则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这种努力达到了顶点。
科学，亦即自然科学的性质得到了清晰的界定，相形之下，与之对应的那种知识形式就不那么明确了，人们甚至再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上都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它有时被称为文科（arts），有时被称为人文科学（humanities），有时被称为文学或美文学（belles-letters），有时被称为哲学（philosophy），有时甚至被简单地成为“文化”，而在德文重则被称为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
而这种知识形式的面目和重心可谓变化多端，缺乏内在的凝聚性，致使该领域的从业人员无法从就究其学科的重要性将官方提出辩解，更无法结成统一的联盟，因为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能力创造出任何“实际纪的”成果。
围绕着何谓有效知识这一问题而展开的认识论较量，其焦点不再是谁有权来操纵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迄至18世纪，自然科学家显然已经赢得了对这个领域的主战场），而是谁有权来操纵有关人类世界的知识。
近代国家亟需更加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这种需要早在18世纪就已经导致了一些新的知识门类的出现，只是它们的性质和范围还不十分明确。
社会哲学家开始讨论“社会物理学”（socialphysics），欧洲的思想家们也开始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体制（“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波斯人？
”），对其形态各异的特色应当加以解释。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学（自16世纪以来，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濒于消亡的机构，这是由于它原先与教会的联系过于紧密的结果）在18世纪晚期、19世纪初期得到了复兴，成为创造知识的主要制度性场所。
大学经历了一次复兴和改造。
神学院变得无足轻重，有时甚至被完全取消，或者被哲学院里的一个小小的宗教学系所取代。
医学院保持了它原有的职能，继续成为一个特定专业的训练中心，而该专业现在已经完全被界定为一种应用型科学知识和了。
近代知识结构主要是在哲学院里（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在法学院里）确立起来的。
无论是文科领域的从业者，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从业者都纷纷涌入哲学院，并在那里建立起多元化的自律学科结构。
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
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
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
这种合理的划分保证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具有思想上的创造性。
自然科学早在大学复兴以前就已经确立了某种自律的制度形态，它之所以行动得较早，是因为它允诺能够创造出直接有用的实际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要求得到社会的和政治上的支持。
在17、18世纪，各种皇家学院应运而生，拿破仑还设立了一些高等院校，这反映出当权者愿意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
自然科学家或许根本不需要大学就可以从事自己的工作。
因此，在整个19世纪，对大学的复兴贡献至巨者个并非自然科学家，而是历史学家、古典学者和民族文学学者，他们将大学当做一种手段，以争取国家对其学术工作的支持。
他们把自然科学家也吸引到发展迅速的大学结构中去，并从自然科学家积极的一面获益甚多。
不过，由此却产生出这样一个后果：
从那时起，大学就成了文科（人文科学）和理科（自然科学）之间持续紧张的主要场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现在被界定为两种完全不同、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截然对立的认识方式。
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正是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文化巨变迫使人们去澄清这场争论。
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变得异常紧迫，并被赋予了一种合法性，光是提出一些有关社会生活的自然秩序的假设性理论，已经很难满足这种要求。
许多人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无疑他们希望通过这种途径把社会变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当时，主权在“民”正迅速地成为一项通则，社会变革似乎已经是大势所趋。
然而，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
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出了深刻的社会需求。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更进一步的结论：
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
抱着这样的宗旨，19世纪上半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尤其是英法两国的）转向牛顿物理学，将其作为效法的楷模。
另外一些人则更多地致力于为那些经历了社会解体或正面的类似威胁的国家重建社会一体性。
他们将已有的民族历史叙述加以详尽的发挥，希望借此为新兴的和潜在的主权国家提供坚实的基础。
不过，这些历史叙述的主人公不再是王公贵族，而是“民族”。
历史被重新表述为geschinchte，即过去发生的事情，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
据认为，通过这种重新表述，历史就被赋予了一种完美的可信性。
历史不再是为帝王作辩护的圣徒式传记，而是有关过去的真实故事，它解释现在，并为未来提供明智选择的基础。
这种给予经验性档案研究的史学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反对“思辨”和“演绎”（据说只有纯粹的“哲学”才使用这类方法）。
然而，正因为这种史学深切的关注民族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与任何其它的故事有着经验上的差异，因此它便对新兴“社会科学”的倡导者所作的概括工作（即建立社会的普遍法则的工作）持一种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
在整个19世纪，各门学科呈扇形扩散开来，其所秉持的认识论立场互不相同。
一端首先是数学，其次是以实验为基础自然科学（它们按照一种逐次递降的决定论排序：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或文学艺术），其中哲学的地位最高（它作为一种非经验的活动依附于数学），然后是对于形式艺术实践（包括文学、绘画和雕塑、音乐学院）的研究，这种研究时常接近于史学，如艺术史。
介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是对于社会现实的研究，其中历史（研究个别事件的）接近于文学艺术，事实上它经常都是后者的一部分，而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规律的）则接近于自然科学。
知识日益僵硬地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在认识论上的侧重点彼此不同，于是研究社会现实的学者往往不知不觉地陷于两者的中间，在这些认识论问题上歧见甚深。
但是，上述种种均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科学已经战胜了（思辨）哲学，并在知识领域里逐渐地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
奥古斯特·孔德曾经宣布科学和哲学已经离异，尽管实际上这种分裂主要是对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的拒斥，而不是对这些研究本身的拒斥。
不过，提出的问题还是实在的：
世界是否被决定论的法则所支配？
（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还有地位和作用吗？
这类思想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些假定的政治意义。
从政治上说决定论法则的概念似乎有助于通过技术统治的手段对潜在的无政府主义变革运动进行控制。
另一方面，又有一批人在竭力地捍卫特殊的不受决定论制约的、想象性的事物，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样做对他们更为有利。
这批人大致可分成两类：
一类借维护现存制度和传统的名义抗拒以技术官僚体制为取向的变革，另一类则在努力地争取种种更为自发、更为激进的可能性，欲使人的作用能够接入到社会-政治领域中去。
这场争论持续不断，但是却难免有失平衡，它在知识领域造成了如下的后果：
科学（物理学）到处都受到顶礼膜拜，而在许多国家，哲学则被挤到大学系统中的一个越来越小的角落。
对此，某些政治家最终作出的反应就是重新界定他们的活动，以更好地适应科学风尚（维也纳学派实证主义者的分析哲学便是如此）。
科学被宣布发现了客观实在，它所采用的方法能使我们走出心灵，而哲学家据说只会思想，并将他们的思想所得形诸笔墨。
在19世纪上半叶，当孔德和穆勒致力于确立分析社会世界的种种规则时，他们都毫不含糊地坚持了对科学和哲学的这种认识。
孔德恢复了“社会物理学”这一概念，借机阐明了他的政治光环。
他想把西方世界从“系统性败坏”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他认为，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一直十分猖獗，由于这个缘故，“系统性败坏”业已“成为统治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照他看来，主张秩序的人坚持某些早已过时的教条（天主教的和封建的），而赞同变革的人则坚持某些源自新教的纯粹消极和毁灭性的理论。
依据孔德的观点，社会物理学将会导致秩序和进步的调和，因为它把解决社会问题的任务交给了“少数受过适当教育、有才智的精英”。
这样，通过树立一种新的精神权威，革命便会“终止”。
新的社会物理学的技术统治基础和社会功能由此得以明确。
在这种新型的知识结构中，哲学家将成为——又一个著名的套语来说——“研究普遍性的专家”。
这意思是说，他们的任务是把天体力学（它在拉普拉斯（Laplace）对牛顿力学的发展中已经臻于完善）的逻辑应用于社会世界。
实证科学代表着从神学、形而上学以及其他一切现实“解释”模式中的彻底解放。
“因此，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中，若要使我们的各项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的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比努力地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原因和最终结果。
”
在英国，穆勒也与孔德持有相同的见解，他们两人有时还互相通信。
穆勒不谈实证科学，而是大谈精确科学，但它所坚持的仍然是天体力学的模式：
“（涉及到人的科学）远不具备天文学领域中业已实现的精确性标准。
不过，他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成为像现在的潮汐学和以前的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当初天文学计算也只不过是掌握了主要的现象，而对各种摄动现象则无能为力。
”
尽管社会科学内部分化的基础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明确的形成，然而，只是在1850至1914年间，从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多样化，才以我们今日所知的形式在主要大学里得到正式承认。
诚然，在1500至1850年期间，已经有一类文献涉及到许多今日归于社会科学名下的核心问题，如政治制度的运作、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关系准则以及有关欧洲以外的政治体制的描述。
我们现在不能读到马尔萨斯（Malthus）、李嘉图（Ricarko）、基佐（Guizot）、托尔斯泰（Tocqueville）、赫尔德（Herder）、费希特（Fichte）等生活与19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的论著，而且还能读到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罗丹（JeanBodn）、配第（SirWilliamPetty）、格劳秀斯（Grotius）、法国重农主义者和苏格兰启蒙主义者的论著。
我们甚至还能在这一时期发现有关社会犯罪的讨论，如被塔利亚（CesareBeccaria）就写这方面的书。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不完全符合今日所理解的社会科学概念，并且在这些学者中间，还没有那一个人自认为适当后来所说的独立学科的框架内从事研究的。
在19世纪，人们试图在经验发现（与“思辨”相对而言）的基础上确保并推进关于“实在”的“客观”知识，社会科学领域中多学科的创立便是这些分工一般性工作的一部分，其根本宗旨是要“认识”真理，而不是去创造它，直觉它。
不过，这种知识活动的制度化进程并不那么简单，也绝非一帆风顺。
首先，这种知识活动是应该成为一种单一的活动呢，抑或应该像后来那样划分成几个学科，对此人们在刚开始时并不十分清楚。
而且，在刚开始时人们也不太清楚通往这种知识的最佳途径，不知道什么样的认识论是最富于成果或最具有正当性的。
尤其不清楚的是，社会科学能否在某种意义上被看成是“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文化”，如沃尔夫.莱彭尼斯（WolfLepenies）后来所表述的那样。
事实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从来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
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去注意实际作出的种种决定，或者绝大多数人说抱持的流行观点。
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一制度化进程发生于何处。
在19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地区：
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
大多数学者、大多数大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都云集在这五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大学无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国际声誉而言都无法与这五个地区的大学相比肩，我们至今正在阅读的绝大多数19世纪论著，也都是这不过地区写就的。
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众多“研究主题”和“学科”的名称也是在这个世纪提出的。
然而，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围绕着少数几个名称已经有了广泛的趋同和共识，而企业的候选名称则或多或少被抛弃了。
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些名称主要有五个：
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
在这份清单上我们还可以加上东方学（在英语中称为Orientalism），尽管其本身并未自觉地把自己看成一能够社会科学。
为什么不把地理学、心理学和法学也包括进去，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作解释。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率先取得自律的制度化形态的学科实际上是历史学。
诚然，许多史学家都坚决反对给他们的学科贴上社会科学的标签，有的人甚至直到今日也依然如此。
不过，我们仍将史学家与其它几门社会科学之间的争端看成是社会科学内部的争端，这一点容后面再加阐明。
史学当然是一门古已有之的学问，这个术语本身也很古老。
对过去的叙述，尤其是对本民族过去的叙述，乃是知识领域里的一项人所熟知的活动，帝王传记式的历史一直都受到当权者的鼓励。
19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型历史“学科”的显著特点是，它严格地强调应该去探wieseigentlichgewesenist（即“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是兰克Ranke的名言）。
这种主张究竟针对的是什么呢，主要是那种讲述想象的或夸张的故事的做法，因为这些故事迎合读者的趣味，或服务于统治者和其他权势集团的当下目标。
我们很难忽略这样一个事实：
兰克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科学”在同“哲学”的较量中所利用的各种主题——对客观、可知的现实世界的存在的强调，以及对学者中立立场强调。
而且，史学家将自然科学家一样，不应该在先前的文字著述（图书馆，读书的地方）或他们自己的思想过程（书房，思考的地方）中寻找材料，而且应该在一个能够收集、存储、控制和支配外在的客观数据的地方（实验室/档案馆，从事研究的地方）寻找材料。
史学和科学在反对思辨哲学这点上是共同的，正因为如此，两者就都被纳入近代知识形态（与中世纪的知识形态相对）的范畴。
另一方面，史学家之所以拒斥哲学，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哲学要求人们去探寻能够解释经验数据的一般构架；他们感到，对于社会世界的科学“规律”和探索只会使人重新陷入谬误。
于是，对史学家而言，其所秉持的拒斥哲学的立场就具有了双重意义，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他们如何能够通过自己的著述既反映出科学在欧洲人思想中所占据的新的霸权地位，同时又强烈地预示和倡导一种注重个别性的反理论化姿态。
因此，在整个19世纪，绝大多数史学家都坚持认为他们应归属于文学院，而对正在缓慢流行的社会科学这个新范畴则持谨慎的态度，避免与之相认同。
诚然，19世纪早期的史学家经常都把普遍历史的幻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然而，史学家所秉持的反理论姿态，一般同来自国家和有教养的公共舆论的社会压力结合在一起，便推动他们主要地去写本民族的历史，而“民族”一词的界定或多或少要以一个国家的地理边界为准，已经存在或正在确立的国家边疆目前所占据的空间范围也从时间上被回溯至过去。
史学家强调，应基于对文化的深层情境知识而去利用各种档案文献，这样一来，在自家后院开展的史学研究仿佛就是最站得住脚的了。
于是便产生出这样一个结果：
尽管史学家们不愿再为国王进行辩护，但他们又不知不觉地在为“民族”进行辩护，而且经常是在为他们的新君王，即“人民”进行辩护。
无疑，这对国家是有利的，因为社会凝聚力能够由此而得到增强，不过在另一方面，这种作用又是间接的。
它不能帮助国家明智地决定现行政策，当然对理性改良主义所应采取的形态也几乎不能提供任何有见识的指导。
在1500至1800年期间，不同的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已经习惯于请教专家（经常是公务员），在商业本位时期则尤其如此。
这些专家所提供的知识可归在若干名目之下：
如法理学（jurisprudence,一个旧名词）和国际法（一个新名词），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新名词，它完全依其字面意义表示国家一级的宏观经济学），统计学（又是一个新名词，它原来指的是有关国家的定量数据），以及Kameralwissenschaften（财政学）。
大学的法学院已经开设了法理学课程，Kameralwissenschaften也早已成为18世纪德国大学的一个科目。
然而，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出现一个叫做经济学（economics）的学科，它有时被放在法学院里，但经常都被放在哲学（有时是以前的哲学院）里。
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
把形容词的“政治的”去掉之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
经济学的普遍化假设使经济学研究直接的面向现时，结果，经济史在经济学课程表中常常只占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它作为一个分支学科，主要是从史学而不是经济学中发展出来的（当然它部分地也独立于史学）。
在19世纪，人们还试图发展出一种新型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既不注重研究普遍规律，也不一味地强调个别性，而是去探寻制约着具体历史特殊性的社会系统的种种规则。
在日耳曼地区，一个称为Staatswissenschaften（国家学）的学科领域被建构起来，他的出现正是上述努力的一个主要成果。
这个领域（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有经济史、法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这几门学科混合而成，强调不同“国家”具有历史的特殊性，拒绝采用正逐渐通行于英法两国的学科区分标准。
“国家学”这个名字本身即表明，它的倡导者们正试图占据政治经济学以前在英法两国曾经占据的思想空间，从而是国家学发挥与政治经济学相同的作用，即提供至少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用的知识。
这个新创立的学科尤其在19世纪下半年发展得很兴旺，而最终却由于外部的进攻和内部的怯懦而败下阵来。
在20世纪的头十年，德国的社会科学开始遵循中英法两国所采用的学科范畴。
国家学领域里的一些较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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