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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
红鱼redfish|十二级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
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
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
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
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
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
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
白先生认为：
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
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
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
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
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
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
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
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
他说：
“最关键的问题是：
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
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
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
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
”[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
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
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
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
“（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
列宁也说：
“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
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
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
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
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
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
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
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
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
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
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
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
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
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
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
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
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
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
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
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
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
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
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
邓小平同志强调：
“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
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
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
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
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
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
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
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
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
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
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
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
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
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
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
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
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
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清末新政：
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
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参见相关的综述论文，但是，在中国。
或者在整个华人历史界，清末新政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但这类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海峡两岸的个别历史学家引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所谓康有为和梁起超的“公车上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绝大多数华人历史学者依旧在散布谎言，有的在相关专著中继续扯谎。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上，华人历史学者基本是儒教传人，而儒教华夷之分侵入骨髓，明明在撒谎也在所不惜，这是儒教的老传统了，儒教弟子们撒谎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认为在维护儒教的神圣，比如，孔子删诗，孟子就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儒教把持的“历史”撰写很多是假的，但儒教弟子不脸红。
二是政治上的，民国的建立，以摧捧明朝贬低清朝为其基本论调，而我党是几个阶段，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也就是继承了孙文的革命。
台湾和香港的更是维护民国的中国历史“定义”。
因此，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看。
今天的华人历史学界基本是在否定和丑化清代为目标。
清末新政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过是进行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
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
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带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160年来，中国屡经变革，愈挫愈勇。
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凡是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无不试验过，中国成了各派政治理论的试验田。
政权组织形式，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
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
是一党专政还是轮流坐庄？
是虚君共和还是开明专制？
等等，都经过实践的检验。
清末新政之前的中国政治与清末新政之后的中国政治有着根本意义上的区别，清末新政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政治在西汉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唯一的一次革命。
中国政治史是各国政治史中最完备最连续的。
可能是政治史重大历史时刻，有三次。
周公制礼作乐，多出诸传说，不可考。
秦始皇帝扫六合，创立了全新的统治方式，“千载犹行秦法政”，影响了整个君主专制时代；西汉黜百家，尊儒术，为两千年的政治文化定下了基调。
最近的一次，资料也比较完备的，就是清末新政。
在中国开创了宪政的新时代，播下了现代政治文明的种子，后来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如清末新政深刻。
新政概况及有关评价
甲午战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空前的危机感笼罩在每一个有识之士的心头。
1898年，清廷进行了一次维持了103天的变法运动，即百日维新。
1900年义和团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西狩”，亡命西安。
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尚在西安的清廷颁布上谕，申明要变法革新：
“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各举所知，各抒所见。
”是当国者讲求新政的开端。
1901年4月，上谕成立“督办政务处”，“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榷，悉心评议，次第奏闻。
”其后，政治方面略有改革，如裁撤詹事府和通政司、废除刑讯等。
经济上，中央政府设立了商部，开办大清银行，并颁布了在省会及大城市成立工商两局的章程等，后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事。
1905年7月16日上谕：
“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各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7月27日，又增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考察。
五大臣未出都门，即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行刺，载泽、绍英受轻伤。
10月26日，上谕以尚其亨、李盛铎替代徐世昌、绍英出洋。
1906年7、8月间，五大臣先后回京，“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后之利。
”
1903年11月柳亚子在《江苏》第6期发表《中国立宪问题》一文，说当今“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吁于海内外曰：
立宪！
立宪！
！
立宪！
！
！
”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一时哄传立宪政体战胜了专制政体。
人们对于宪政的热情之高，几至于认为一行宪政，则百病全消了。
五大臣出洋归来，更坚定了统治者立宪的决心。
载泽《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历数宪政三大利：
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较轻”，三曰“内乱可弭”。
五大臣奏报完毕，慈禧即令各王公大臣将奏折传阅讨论，结果公议立宪有利，应该实行，只是在时限缓急上各有分歧。
1906年8月29日，庆亲王奕劻等“面奏两宫，请行宪政”。
1906年9月1日，上谕“仿行宪政”。
距五大臣回国仅1个月。
“预备立宪诏”的上谕说：
“我国政令积久相仍……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决定“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颁布“预备立宪诏”的第二天，即有上谕改革官制，“饬令先行厘定官制”。
钦定的编制官制大臣们一个多月后拟制出改革中央官制的草案，送达朝廷的第二天即得到答复，除裁撤军机处、设内阁总理大臣外全部批准，并立刻进行了相应的人事调整和安排，同时令奕劻等与各省督抚会商地方官制。
一时全国哄动，士大夫无不以改官制为言，内外大臣更是奏章迭上，倡言自己的看法。
1907年7月7日地方官制方案上报朝廷，当天即得到上谕“著由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两省，风气渐开，亦应择地先行试办，俟著有成效，逐渐推广。
”
1907年8月13日，上谕设立宪政编查馆，负责调查各国宪法，编订宪法草案，并搜求编辑各国法典、统计表等。
1908年7月，清廷公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
1908年8月27日，宪政编查馆进呈宪法大纲，当日得到批准。
同时批准公布的还有《议院要领》、《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因立宪预备期为九年，故又称为《九年筹备清单》）。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
两宫遗诏皆重申立宪进程应该遵循以前的计划。
1908年12月2日，宣统皇帝即位，载沣摄政。
第二天即有上谕：
“严饬内外臣工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各等谕。
”
根据《九年筹备清单》，1909年2月17日，清政府发出上谕：
“本年各省均应咨议局选举及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选用公正明慎之员绅，一律依限成立。
”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
11月，以溥伦及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陕甘总督升允因奏阻立宪而开缺。
1909年下半年至1910年初，各省咨议局选出代表齐赴北京，请愿速开国会。
清廷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景之累”为由予以拒绝。
1910年5月，请愿代表及一些商会代表再次伏阙上书，请求速开国会，又以同样的理由未获批准。
1910年10月，原先的请愿代表联合北京各界人士，第三次上书请愿，至有剜肉血书者。
各刊物报纸、各社会团体也争相鼓吹开议院、定宪法，声势十分浩大，又有各省督抚大半来电奏请速开国会并设立责任内阁。
适逢其会的是，在预备立宪的计划之中作为议会之基础的资政院第一次年常会在10月3日召开，按章程会期为三个月。
请愿代表上书资政院，资政院代表本大多来源于各省咨议局，自然引起同情与共鸣，遂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
其时国内局势已经极度动荡不安，革命渐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清政府为了平息骚乱，控制局面，经过紧急会议，就于11月4日发布上谕，宣布提前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比原定计划提早了三年。
1911年1月17日，清政府批准颁布了《修正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将立宪各项准备工作按照新的年限进行了压缩裁减。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批准颁布《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设立责任内阁，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
因奕劻内阁13人中共有皇族6人，多称之为皇族内阁。
同时建立弼德院，由顾问大臣充实之，拥有“宪法及附属法令之审议及解释”等权。
5个月之后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打响了，为了挽回大势，争取人心，清廷于10月30日接受了奕劻的辞职，取消了皇族内阁，并宣布开党禁，允许革命党人依法组成政党。
11月5日又下诏“一俟议员选定，即行召集国会”。
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模仿英国体制，实行虚君共和。
然而，随着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大清的图强之梦也随着帝国本身的土崩瓦解而烟消云散了。
清末新政不断地有各社会阶层的人士发表意见。
这三种评论：
1．新政，特别是预备立宪的宣示，纯属骗局，是统治者玩弄手腕，妄图苟延残喘的卑劣伎俩。
章太炎发表的《代议然否论》，1993年出版的《清末宪政史》亦持此论，并对新政所有事宜几乎都予以质疑批驳。
例如《钦定宪法大纲》附有《九年预备清单》，该书指出这个清单有六个特点，一是凑篇幅，二是拖延时间，三是绕开难题，避重就轻，四是残缺不全，五是本末倒置，法理不通。
对光绪《预备立宪诏》，该书认为它的问题有：
一，清廷宣布仿行立宪是为了表明立宪是自上而下的决策，维护了朝廷的尊严；二，全文贯彻了拖延政策；三，关键在“大权统于朝廷”；四，要求国民“尊崇秩序，保守和平”，捆住人民的手脚；五，为了换取一个转危为安的缓冲时期。
如此等等，代表传统的看法。
2．假维新中有真改革。
预备立宪本质上是一场骗局，是为了延长清王朝的寿命和巩固皇室的统治，但是在新政实行的过程中也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际改革。
如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写道：
“然而，真实常常存在于矛盾之中。
在假维新的过程中又实现过一部分真改革，教育制度的变化就是其尤为显著者。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改革风潮》等也都持此论。
3．清末新政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重要的一环，具有革命性的历史意义。
美国汉学家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
书中说：
“晚清时期不仅有推翻政府的政治革命，而且有更具深远影响的思想和体制的转变”，“我们所认识的今日（而且在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正是完全以新政年代的思想和体制为基础，离开新政革命，20世纪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作者直接将新政称呼为“新政革命”（XingzhengRevolution）。
这里所使用的“革命”概念，正相似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革命一词的含义，即“相对新的典范全部或部分取代旧的典范”。
综观清末新政的研究概况，它的积极意义正逐渐凸现出来并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
新政的开端距今已有百年，当时人已不在，人们慢慢开始对这一历史事件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近年来新政研究的趋势是在逐渐抬高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位置。
三、新政的政治成就：
体制革命
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评价，单看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和时论是远远不够的，某些行为对人类的影响永远不会停止。
“新政”以政治上的革新为主，实际拟定和实行的改革措施以政治为多，改革所影响最深的领域也是政治。
新政的开始起因于帝国的危机，但它又刺激引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反而又加剧了帝国的危机，促进了清朝的灭亡，然而新政所带来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制度，却保留了下来。
新政所规划的改革措施，很大一部分没有来得及推行，已经明令实施的计划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而举步维艰。
但是，清末新政是一系列历史事件链条中的一环，它受到了以前历史环境的影响和限制，也影响和限制了后来的历史环境，不仅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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