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一波三折的三五计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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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一波三折的三五计划
周恩来与一波三折的“三五”计划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他在主席台上。
文/徐忠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本应在1963年到1967年实行。
1962年，中共中央曾经设想“三五”计划主要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但毛泽东提出，1963年到1965年作为过渡阶段，继续调整打下底子，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
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来，正式的“三五”计划没有来得及形成。
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这一过程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顶着汹涌的“文化大革命”狂潮的冲击与破坏的巨大压力，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对斯诺说，“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犯了错误以后，才能取得经验教训”据《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等记载，在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于21日和22日，连续两天作政府工作报告，向全体代表宣布：
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开始取得了建设工作的主动权。
”接着郑重指出：
1965年应当继续完成国民经济工作中尚未完成的任务，同时做好必要的准备，以便从1966年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鼓舞人心的宏伟目标：
“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
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实现上述第一步任务的一个关键时期。
这个时期的工作做好了，再经过大约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可以有把握地使我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同时召开的还有两个全国性会议，一个是12月20日至1965年1月5日召开的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会议，另一个是中共中央在12月15日至28日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正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因为三个重要会议一起开，周恩来都需要参加，所以他在这段时间内非常忙，常常是上午参加一个会，下午又赶往另一个会。
他说，这是他感到“所遇到的会议最紧张、最忙的一次”。
尽管如此，他还是挤出时间再一次会见在10月下旬来到中国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谈二五计划实现情况和三五计划制定的设想：
“中国经济调整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并要有新的发展。
但是，中国人口多，从需要量讲，经济还很落后，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很，“搞了十五年经济建设，老实说，我作为总理还没有学会呢!
”他还对斯诺说：
“现在，赶上英国已经不是我们的中心问题。
当时，1957年，苏联提出在总产量上超过美国，我们作为一个目标，提出赶上英国的口号。
经过这几年摸索，我们依靠自力更生摸出一套建设经验后，看来这不是一个主要方向。
因为，单在几个工业产品上追求数量，不能解决我们工业现代化的问题。
”最后，他还特别讲了自己的真切感受说：
“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犯了错误以后，才能取得经验教训。
不付这个代价，很难取得。
”斯诺听后很受感动说:
谢谢周恩来“给我一次很有启发性的会见”。
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周恩来本来准备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就集中精力来领导修订第三个五年计划。
因为毛泽东主席对原来的计划草案一直不满意，要求改变计划方法。
1965年1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建筑工程部部长李人俊、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等成立一个“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
“小计委”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研究战略问题。
毛泽东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
可是，就在春节刚刚过去不久，战争阴云又笼罩着与中国休戚相关的印度支那和东南亚。
从2月上旬起，连续两个月内，美国加紧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
怎样制止美国扩大战争的危险，解决越南问题，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成为一个极端紧迫的问题，所以，从3月至7月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不得不暂时放下国内的许多工作，着重处理国际事务，并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尽管如此，按照周恩来的周密部署，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继续在国内紧张地进行着。
6月16日，周恩来准备出国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前夕，曾到杭州和毛泽东一起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的一些问题的汇报。
毛泽东根据时局的发展和备战的需要，对“三五”计划提出新的指导思想。
他强调：
“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
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
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发挥一、二线生产潜力，有目标有重点地积极发展新技术。
”讨论中，有人提出这样做是不是违反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经济的总方针？
毛泽东说：
“是要违反一下，不违反一下怎么行呢？
是倒过来了。
”“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
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
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群众。
”后来，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并且解释说：
“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
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
为人民是最基本的观念。
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
”他强调说：
“这是计划工作的战略指导，也是计划工作经验的概括。
”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要做到“四保”：
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
他说：
“这‘四保’是战略布局。
减什么？
不急需的，不落实的，非生产的。
在设计方面要打破老框框。
”怎样做到“四保”？
周恩来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来作解释：
首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用在建设上就是“你来也是这样，不来也是这样。
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第二，“能打就打，不能打就不打”，用在建设上就是“能搞多少事就搞多少事，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第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用在建设上就是“一个一个行业排除”。
他希望今年投资控制在一百七十亿，起个控制作用，好处是留有余地。
周恩来说：
“控制权，我在家就经过我送书记处批，我不在家直接找小平同志批。
”他还提出，计划制定后不要因为一时的风吹草动就天天变。
他说：
“我们现在正在搞长期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天天变，还能办成事吗？
”由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计划指标重新做了调整，需要向各地区讲清情况，统一思想。
此后，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国家计委的负责人分赴各大区听取意见。
8月30日至9日8日，周恩来七次听取他们到各地调查研究的情况汇报，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会上有人反映：
下面不少同志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钱就这么多，既然准备打仗，还可以再狠一点，把大小三线、国防建设搞得更突出一些。
如果按照这些意见去做，第一要挤重点项目，第二要增加基建投资。
会议认为这两条都不能同意。
9月2日，国家计委拟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
这份提纲提出“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
必须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生产能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提纲强调在“三五”计划期间一定要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否则就会犯方针性错误。
提纲接受周恩来提出的意见，把“三五”计划期间基本建设的总投资额定为八百五十亿元。
计划初步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收支各三千零五十亿元。
一九七0年工农业总产值约为二千七百亿元至二千七百五十亿元，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七左右。
其中农业总产值约七百亿元至七百五十亿元，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四至五；工业总产值约为二千亿元，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八左右。
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国家计委将这个提纲提交会议讨论，得到通过。
周恩来评价说：
“这个计划比较来说，搞得落实一些，更实际一些。
同时，也把过去这十多年的建设初步总结了一下。
所以，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计划。
”他还提出根据这一计划进行建设要有重点：
“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第三是援外，第四是大小三线，第五是基础工业。
”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这个关啊！
”不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并没有形成正式的“三五”计划。
但以后几个年度计划，周恩来和余秋里等负责经济工作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竭尽全力，严格防止和设法弥补“文革”的破坏，所以在五年中基本上都是根据周恩来主持确定的“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来做的。
1966年上半年，正当集中精力抓农业、部署华北抗旱、指挥邢台地震后的救灾和外事等繁重工作的周恩来，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地投入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于这场所谓的“大革命”带来的极大混乱，对正在继续制定和实施的“三五”计划以及整个国民经济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大破坏，更是他没有料到，所以他只能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竭尽全力抓生产、保生产、促生产，千方百计避免和减少国民经济的损失。
8月中旬，由北京发起的“红卫兵运动”，把“革命”迅速推向社会，开始冲击工农业生产。
9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周恩来意见、由陶铸主持起草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号召各单位和业务部门应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
当晚,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辩论会场上,亲自宣讲这篇社论的主要观点,严肃地说:
“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
凭我自己的责任来说，我不能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即在这样一场革命的进行当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重要的业务工作受到影响。
”不仅如此，9月8日，周恩来又正式起草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即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即农村五条），要求各个生产地区和业务部门，应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坚守岗位，保证本单位革命和生产正常进行；学生、红卫兵不要进入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连。
两个重要文件起草后，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
毛泽东感到事急，立即批示：
“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于是这两个事关全国生产、经济和科学研究正常运转的重要文件，于9月14日，下发到全国县以上各级党组织和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受到全国生产第一线干部群众的欢迎，但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江青等攻击周恩来、陶铸等的口实。
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然按照“三五”计划的目标反复强调抓好生产、发展经济。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
”“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
”“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
”这一讲话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也有人反对。
在红卫兵大串连高峰的日子里，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日记，他几乎天天都要仔细看工交部门的生产报表，哪个铁路局货运量减少了，哪个煤矿的产量降低了，哪个产品的原料供应不上了，他都亲自过问、查询，找有关领导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
他和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等领导干部推心置腹地说：
“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这个关啊！
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
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
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不能停。
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
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生活？
还闹什么革命？
”他还特别有针对性地指出：
“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
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
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作为政府总理周恩来，无时无刻都在牵挂着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牵挂着正同世界经济发展水平拉大差距的国内各项建设事业，毅然决定在筹备中共九大的同时制定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为扭转国民经济连续两年滑坡的问题而进行一次重大的有效的努力。
对此余秋里回忆说：
“进入1968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工业生产继续全面下降。
由于根本无法召开计划会议，这一年始终没能订出一个计划,是‘一五’计划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
快到年底时周总理下了决心。
12月26日那天，我回家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刚进门总理就亲自打电话叫我去。
我到总理处已是凌晨三点。
总理疲惫至极，面带忧虑地对我说：
‘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计划怎么行呢！
’我说，先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
总理说：
‘好！
你赶快回去搞吧。
’我回来后顾不上休息，就找了几位同志商量，搞出了一个第一季度计划安排方案，只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立即报给了总理。
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毛主席审批。
毛主席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
这样，1969年一开头，总算有了个可供遵循的计划。
”接着周恩来抓紧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认真修改了计划编制小组草拟的《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3月24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历时一个多月的全国计划座谈会上作了重要的总结讲话，系统阐述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任务。
特别强调：
“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的立足点，都应放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样两条方针上，重点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1969年的国民经济，由于周恩来在政治比较稳定的形势下，对计划制定和生产管理都抓得很紧很实，改变了1967、1968两年生产连续下降的局面。
全年工农业生产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工业增长34.3％。
铁路货运量比上年增长26.2％。
1965年6月，周恩来视察国防科工委某基地。
周恩来敏锐地抓住党的九大前后的有利时机，坚持按照三五计划确定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导方针，千方百计地狠抓军事工业。
1969年2月，周恩来连日召开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部门负责同志会议，对海军新型舰艇的研制，空军歼击机、轰炸机的生产，以及高射炮、雷达、地空导弹等防御性武器的性能、规划、布局等，一一作出具体指示。
九大期间担任秘书长重任的周恩来，专门挤出时间听取有关部门军管会和生产指挥负责人关于飞机生产质量的汇报，严厉批评某些领导干部不敢抓军工产品质量，取消检验制度，以致飞机生产屡屡出现质量事故，愤怒地说：
“你们都是从空军来的，怎么能对同志的性命这样不负责任呢？
你们为什么不敢抓？
为什么不下命令恢复？
你们就是怕事怕群众。
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
你们现在还说检验制度正在逐步恢复？
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
你们应当下命令嘛！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
”他着重强调说：
对规章制度“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
不能违背科学。
”“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
”出席九大的前志愿军特等功臣杨育才回忆这样一件事：
“九大中的一天下午，周总理来到我们小组参加讨论。
一见面他就问我：
‘你现在不是在淮北煤矿支左吗？
淮北煤矿有一部坏了的发电机修好了没有？
’由于对这个情况不了解，我只好如实告诉总理我不知道。
总理听了和蔼地批评说：
‘你应该知道，你是老侦察员了。
过去在战场上能把敌情摸得很清楚，掌握得很全面，现在也要和过去打仗一样，了解、摸清各种情况，做到胸有全局，真正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这时，我心里又是激动，又是惭愧，眼含热泪把总理的指示记在本子上，暗自下决心：
决不辜负总理的殷切希望，一定把各项工作做好。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里，周恩来还一直紧抓不放航天事业与核工业等重大项目。
早在“文革”初起的1966年底，周恩来直接部署、保护和指挥有关部门的科技人员排除干扰，取得第一次氢弹原理性试验的成功。
当时中南海墙外隐约听到造反派叫喊“打倒走资派”的声音，周恩来听了汇报十分高兴，专门设了家宴，款待参与研制部门负责人，祝贺试验成功，高兴地一面吟诵毛泽东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诗句，一面举杯笑着说：
“今夜得宽余。
喝酒吧。
”当时正值“停产闹革命”高潮，周恩来多次直接打电话、发电报给核工业生产科研单位所在地区，要求“保证工厂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稳定生产”，同时，亲自派出调查人员了解情况，制止武斗，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
全体研制人员在周恩来的关怀、保护、指挥下，再接再厉，在1967年6月取得了我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的重大胜利，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周恩来预计的1968年取得氢弹试验成功的目标。
九大以后，周恩来连续十余次接见七机部两派群众代表，严肃地批评他们置国家尖端科研项目不顾，热衷打派仗的行为。
特别是为了保证国家尖端科技项目的研制和生产,周恩来特批了一份需要重点保护的钱学森等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对领军人物派卫士保卫保护,对所有技术人员的住地和办公、实验室派警卫保护，以确保他们在政治上不被侵犯，业务上不受干扰。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直接关注和指示的重点建设工程项目还有很多。
主要的重大工程有南京长江大桥、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葛洲坝水利枢纽、三门峡改建工程、秦山“七二八”核电站、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华北农用机井布局等等。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三五”计划勉强完成从1970年3月开始，不堪重负的周恩来所期盼的、毛泽东终于在武汉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
“提出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近收尾，各级党组织已陆续恢复或建立，下一步应该重新组建政府机构，使它正常运转，发挥各种职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
”尽管周恩来的心脏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越来越重，经常复发，但他仍以鞠躬尽瘁的精神，于3月8日晚，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拥护，成立了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修改宪法工作小组；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稿，集中讲当前政策和计划问题。
正当四届人大各项筹备工作在周恩来主持下按照毛泽东意见紧张有序进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庐山会议与林彪事件，周恩来在这场事关党和国家、军队命运的重大斗争中，受毛泽东委托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尽管因林彪等人发难，破坏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原定的讨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的三项议程，由于在全会开幕会上被林彪的关于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讲话所占用，周恩来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没有做成，但他于8月29日晚，仍约国家计委的几个负责人开会，听取关于“三五”计划的完成情况和“四五”计划纲要起草情况的汇报。
我国的“三五”计划，在六十年代连续面临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与中印边界争端的挑战，导致经济建设不得不考虑战备的需要；在国内经济建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但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实施结果，尽管情况并不理想，但仍然达到完成百分数的均值为104%，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为9.6%，完成计划数的164%；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11.7%，完成计划数146%。
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的增长也经历了第一年的上升和随后两年的全面下滑，到最后两年增长又呈现剧烈波动的局面，突出的是三线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改变了过去的工业布局，内地工业产值的比重上升。
当然三线建设也存在投入巨大和效益偏低等问题。
这一时期国防科技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特别是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发射了第一颗科学试验卫星，这都凝聚着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最后生命的心血。
为了强国强军，他在带病紧张筹备第四届全国人大期间，出访朝鲜回国后，就直接部署和指挥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工作。
1970年4月14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专门听取从发射场回京的钱学森的汇报，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进入发射位置。
20日，周恩来指示国防科工委：
这次卫星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要求有关工程技术人员“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地、一个螺丝钉都不能放过”地做好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对检测中发现的问题都得到解决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经毛泽东批准，4月24日晚，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准确地进入轨道，举国欢庆，世界震惊。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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