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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其现状

【标题】:

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其现状

【内容】:

中国历史悠久,历代许多思想家曾对心理问题作过不少有见地的论述。

这些论述丰富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使中国成为世界心理学思想最早的策源地之一。

但在长期封建统治下,缺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名称。

心理学在中国不是由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直接演化来的,而是由西方心理学传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历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个时期:

1西方心理学思想传入中国的开端

这一时期大约为明代末期(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

在公元16世纪,新航路发现以后,西欧殖民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形势下,基督教在明代末期又再次传入中国(在唐代和元代曾传入过两次)。

耶稣会派遣传教士入华进行传教活动带来宗教神学和哲学以及一些科学。

有的传教士来华后,学会中文,著译了不少与心理学问题有关的书籍,这类书中都包含了一些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心理学思想,这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心理学思想。

如其中最古老的一本书是著名传教士利玛窦(MathewRicci,1552—1610,意大利人,1583年来华)于1595年用中文撰写的《西国记法》,全书六篇。

他利用西方记忆术(“地点法”)结合中国古代“六书”(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的识字特点介绍怎样识记中国文字的方法,成为现今认识汉字的“集中识字法”教学的先声。

他在书中还首次介绍了脑的记忆作用,确定记忆在脑的颅后枕骨下的部位,认为由于脑的硬软和干湿不同而记忆痕迹探浅有所差异。

又如另一本书是传教士艾儒略(JuliusAleniS.J.,1582—1649,意大利人,1613年来华)于1623年用中文著的《性学粗述》(心理学简要),该书采用问答体写的心理学常识,有人认为这本书是“西方最初输入之心理学”。

全书八卷,内容较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各种心理现象,包括感觉、知觉、表象、记忆、思维、言语、情欲、意志以及人的发育生长、睡眠、梦和死等。

对此虽赋予了许多神学的说教和宗教唯心主义的解释,但用了一些初步的生理学知识,特别是联系了脑的功能及其定位来加以说明或描述。

书中也介绍了利用相似,相反和相近的关系进行联想的具体识记方法。

再如有一本研究灵魂问题的书《灵言蠡勺》(Anima学说)是由传教士毕方济(P.FranciseusSambiasi,1582—1649,意大利人,1613年来华)口授,徐光启(1562—1633,明代科学家)笔录,于1624年刊印。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

书中论述灵魂功能涉及心理学思想较多,沿用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的“三级灵魂论”(从植物到动物和人)和奥古斯丁(A.Augustine,364—430)认为人的灵魂具有三种官能:

记忆,理智,意志的心理学思想等。

以上例举三本书的内容是中国最早接触到的西方心理学思想,也是异邦文化的一次传入,并开始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有所联系和结合。

《西国记法》可说是西方心理学思想传入中国的开端,并与中国心理学思想初次相交。

其后的《性学粗述》和《灵言蠡勺》二书也结合中国实例,引用中国古书上的有关论述说明或解释心理现象。

在三本书中都肯定了脑的记忆作用,虽叙述得极简单、粗劣,缺乏科学性,但有些具体描述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这在中国当时来说,也是鲜为人知的事。

因为中国传统的看法认为“心”是最主要的心理器官,而无视脑的作用。

由于上述传入的有关西方心理学思想流传并不很广,知道的人也不多,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上影响不大。

2西方哲学心理学和科学心理学传入中国

这一时期约在清代末期和中华民国初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在这个时期,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有两条渠道,一是直接传入,一是通过日本间接传入。

由于中国经历了清代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曾与世隔绝,西学中断。

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被世界列强宰割,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和内地的重要城市设立“教会学校”。

中国最早到这类学校上学,并由教会送去美国留学的有容于(1828—1912,广东珠海人,曾任清政府驻美公使,留美学生监督)和颜永京(1838—1898,上海人,牧师)。

他们在美国首次学习了西方心理学课程,容于1847年在美国马萨诸塞省(Massachusetts)孟松学校(MonsonAcademy)时,由布朗女教师(MissRebekanBrown)教授学习心理学。

其次,颜永京于1854年赴美留学,1861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甘比尔镇、建阳学院(KenyonCollege,Gambier,Ohio)学习过心理学课程。

回国后于1878年,他在上海圣约翰书院任院长,主持院务兼教心理学课,他边教边译了美国海文著的心理学(JosephHaven《MentalPhilosophy》),汉译书名为《心灵学》,于1889出版上本(下本未付印),原著者海文(1816—1874,牧师,曾在AmherstCollege教心理学和ChicagoTheologicalSeminary教神学)的著作,沿用了康德(I.Kant,1724—1804)把心理活动分为认识,感情和意志三部分进行阐述。

它和我们现今所说的心理学大体相当,尽管当时在西方,心理学还不是独立的学科,从内容上看,其中有不少见解都是可取的,显出哲学心理学的进步趋势。

但因海文本身是牧师,他的思想观点没有脱离宗教神学的羁绊。

颜永京翻译海文著的哲学心理学是中国第一本汉译心理学书。

虽然颜永京早在1878年圣约翰书院时即讲授心理学课程,并首先汉译《心灵学》一书,但中国开设心理学课程可能还较此稍早。

在1876年山东登州文会馆(教会学校)改为学院时,分备斋(三年)和正斋(六年)两个学部,正斋第六年设有心理学课。

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最先开设的心理学课。

在颜永京译海文著《MentalPhilosophy》之前,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西周(1829—1897)于1875年也翻译了海文的同一原著《MentalPhilosophy》,成为日本第一本心理学译书,书名译称《心理学》,这是西周首次使用“心理学”一词,由他所命名。

后来,“心理学”名称才由日本传入中国。

在1896年著名学者康有为(1858—1927)编《日本书目志》时,在中国首次出现汉译“心理学”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西方的科学心理学(或新心理学)传入中国是从20世纪初,清末实行新教育制度开始的。

1902—1903年清政府制定学校章程,在师范学校中设立心理学课,这时出版译著的心理学书逐渐多起来。

由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改革旧教育,仿效日本的新学制,所用教科书也是译自日本的教科书,所以这时主要翻译了日本的心理学(即日本编译的西方心理学),自编的心理学也主要参考日本心理学的内容,译著作者也多为留日学者。

有的学校还聘请了日籍心理学教师,如当时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就有日籍正教习服部宇之吉,他是到中国来的第一位日本心理学教师,现存有他讲述的《心理学讲义》中文本,约在庚子辛丑间(1900—1901年)出版或稍迟在1902—1903年出版。

书中依心理活动的认识、感情和意志三部分论述的,并为当时西方心理学的最新内容。

这一本心理学讲义也是中国最早来自日本的心理学书。

因此,可以说日本对中国接受西方心理学起了桥梁作用,或说日本是西方心理学传入和引进中国的一条间接渠道。

与此同时期,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的直接渠道中,有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1927)于1903—1904年间曾在师范院校教心理学课,并且直接翻译了西方心理学,他从英文重译了丹麦海甫定著的《心理学概论》(Hoffding《OutlingofPsychology》)。

这是一本内容充实的著作,全书共七篇,百余章节。

先论述了心理学的对象及方法等问题后,分述了知识的心理学、感情的心理学和意志的心理学。

其内容吸收了当时科学的新成果,明确提出“心理学必须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不可成为哲学的一部分”。

介绍“用实验法研究在生理学与心理学之间产生的一种新科学——精神生物学或实验心理学”。

这本译书在1907年首次出版,后来又再版十次,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这时期促进西方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还有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04),他在1907—1911年留学德国,曾在莱比锡大学(LeipzigUniversity)学习三年,当时正是冯特(W.Wundt,1832—1920)在莱比锡创立科学心理学的全盛时期,蔡元培曾亲自听过冯特讲授心理学和哲学史。

回国后,他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直接推动了心理系和心理研究所的设立。

积极提倡和发展心理科学。

他主张把心理学的实验法应用于教育学,认为“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他对应用物理方法,生理方法研究心理学极为重视。

这种思想对后来中国的心理学发展是有深远影响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出版的心理学教材更多了,其中陈大齐(1886—1983,北京大学心理学、哲学教授)于1918年出版《心理学大纲》,这是中国自编的最早的大学丛书,它比较全面地反应了冯特时代心理学的主要内容和科学水平。

他在北京大学哲学门(系)开设心理学课程和心理学实验,在1917年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陈大齐曾简要地向中国介绍了当时西方心理学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普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民族心理学和审判心理学等。

3中国心理科学的创建与早期发展

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在“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下,科学文化有了发展,心理学也引起了社会上的进一步注意,到欧美留学专门学习心理学的人逐渐多起来。

他们回国后从事心理学教学和译述,介绍西方心理学各学派的理论,也有少数心理学者开始进行心理学研究,并建立心理系和心理学研究机构以及心理学学术组织进行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和创办心理学刊物。

这个时期由于受抗日战争时局变化的影响,心理学教学和研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时作时停,使中国心理学发展深受挫折。

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第一辈心理学者以热心和毅力奠定了心理学的发展基础,在中国创建了心理科学。

这个时期划为三个阶段分述:

3.1第一阶段为20世纪20年代

1920年前后,中国的第一辈心理学者唐钺(1891—1987)、陆志韦(1894—1970),陈鹤琴(1892—1982)和张耀翔(1893—1964)等赴美留学,相继归国,分别在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教授心理学课,当时开设有普通心理、实验心理、儿童心理、教育心理、教育测验、教育统计等课程,他们开始介绍西方心理学,引进儿童心理测验等,使西方心理学从此广泛地传播开来。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系,并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在这一年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

不久,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心理系改为东南大学心理系,成为当时中国有独立心理系的唯一大学。

这时心理系的学生在学科上有两种趋向:

一是注重教育的学科,一是注重理科的学科。

这种趋向至今犹在。

1924年大夏大学,192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1927年中央大学、燕京大学,1929年辅仁大学等均先后建立了心理系或教育心理系。

1921年成立了最早的中华心理学会,这是现在的中国心理学会的前身。

当时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组织的暑期教育讲习会的学员发起,征求了心理学教授参加,于讲习会结束时在该校的大礼堂举行了成立大会。

张耀翔当选为会长。

中华心理学会会员最多时有235人,其中大学教授20人,中学教职员52人,其余为专科及大学学员。

该会举办过一些学术演讲等。

1922年1月,中华心理学会会刊《心理》杂志出版,这是中国第一种心理学杂志。

其内容涉及心理学的各个领域:

普通心理、实验心理、动物心理、儿童心理、青年心理、社会心理、变态心理、心理学史、应用心理、教育心理、智力测验、教育测验等。

共出版14期,发表论文150余篇。

由于时局不宁、经费困难等原因于1927年停刊。

至此,中华心理学会也没有活动了。

20年代,心理学在中国尚处于开创阶段,在《心理》杂志上很重视国外心理学的动向,刊载西欧、日本心理学的发展情况,系统介绍西方心理学史及主要学派,如冯特、詹姆斯(W.James,1841—1910)的心理学思想;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的精神分析及华生(J.B.Watson,1878—1958)行为主义的文章。

1923年郭任远(1898—1970)著《人类的行为》出版,这是中国最早论述行为主义的著作。

1928年肖孝嵘(1897—1969)介绍了格式塔心理学派,“格式塔”(Gestalt)这一译名,从他开始使用。

教育心理学方面,有学习心理、差异心理、教授法、天才教育、异常儿童教育、德育教育、赏罚问题等文章。

1923年艾伟(1890—1955)开始研究汉字心理。

1924廖世承(1898—1970)编撰中国第一本《教育心理学》教科书。

儿童心理方面,包括有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儿童个性,外国儿童心理研究等文章。

1925年陈鹤琴著《儿童心理之研究》,这是中国心理学者最早以观察实验研究儿童心理的著作。

在心理测验方面,有介绍各种智力测验、教育测验、职业测验的材料并编制测验50多种,当时测验极为盛行。

廖世承和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20年首次开测验课并对学生进行心理测验。

这是中国正式采用科学的心理测验的开始。

1922年二人合著《智力测验法》出版。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还将心理测验作为入学考试科目。

比奈—西蒙智力量表已翻译、订正和应用进行千余人的测验。

1926年艾伟开始研究中学生国文理解能力,编制白话文言两种测验等。

在社会心理方面,有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迷信心理、善恶心理的调查研究,从民众舆论进行的民意测验等。

1924年陆志韦著《社会心理学新论》,这是中国心理学者首次出版的社会心理学的论著。

在变态心理方面,有关于梦的研究、睡眠和催眠术以及异常心理的介绍文章。

动物心理方面,有对鸦、鸽、蚁的观察描述等。

关于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方面,有两部分内容:

一是论述心理学的对象、范围、方法、分类等基本问题的文章;另一是有关感知觉、记忆、想象、注意、言语、思维、情绪、动机、个性等问题,多是模仿或照搬国外的一些试验,作偶然的观察,很少用系统的精密的科学方法。

3.2第二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

这时中国的心理学校前一阶段已有显著的进步,全国已有十几所大学设立了心理系,并且有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心理学的机构——中央研究院已于1929年5月在北京建立了心理研究所,唐钺首任所长。

建所初期进行动物学习问题的研究和神经解剖研究。

1933年迁至上海,由汪敬熙(1893—1964)任所长,研究工作主要侧重在神经生理的研究,1934年又迁至南京。

1935年心理所与清华大学心理系合作进行工业心理研究,心理所还出版了自己的刊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所均在迁徙途中,严重影响了研究工作。

30年代,先后成立了心理学的各种学术组织,并开展了学术活动。

1930年艾伟等人提倡组织测验学会,于1931年6月2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测验学会;1932年5月创办会刊《测验》,共出版九期。

1935年,有些心理学者、教育家、医生和社会学者发起组织心理卫生协会,并得到知名人士的赞助,于1936年4月19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这时期在北京的各大学的一些心理学者经常聚会,由陆志韦提议重新组织中国心理学会,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会后征求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的心理学工作者的意见,得到热烈响应。

于1937年1月24日在南京举行中国心理学会成立大会。

选陆志韦等七人为理事,并办会刊《中国心理学报》。

以上成立的三个学术团体组织都因抗日战争爆发,使它们的学术活动和刊物出版被迫停止。

30年代,在一些大学还出版了几种刊物,如中央大学心理系1934—1937年出版《心理半年刊》,这是中国第二种专门研究心理学的杂志;并出版《心理附刊》、《心理教育实验专篇》(1934—1939)。

又如上海大夏大学心理学会1936—1937年出版《心理季刊》等。

这时期的心理学杂志或刊物上,刊载了心理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反映出研究工作有较大进展,已开始广泛地开展基础研究,如生理心理、心理过程、比较心理等,并注重应用研究,尤其是教育心理的研究具有一定中国特色;开展了心理卫生工作和工业心理的研究。

在生理心理方面,有关大脑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和内分泌、皮电、脑电与行为关系等的研究。

心理过程方面,研究较多的是视知觉包括汉字知觉和图形知觉与错觉等,还有记忆的研究,如记忆限度、倒摄抑制问题等实验研究。

儿童心理方面,初生儿的实验研究,关于儿童心理发展及其特点,包括知觉、想象、言语、思维、兴趣、行为等的发展研究。

比较心理方面,有白鼠学习能力的研究,用鼠类和婴儿进行辨别图形大小及明度的实验比较研究,鸟类胚胎行为的研究等。

在心理测验方面,结合当时实际需要,第二次修订比奈——西蒙智力量表,修订墨跋量表和古氏画人测验等,编制了各种测验。

在教育心理方面,汉字问题的研究,包括汉字字形、结构、排列方式,阅读与理解,音、形、意的相互作用,常用字的筛选等进行了调查实验。

对英文、国文、算术等学科的教学心理、学习心理的研究;对中小学生个性品质与智力及学习成绩的关系、气质与教育的关系、年龄与学习能力的关系研究等,内容比较广泛且具特色。

在变态心理方面,介绍西方有关心理失常、心理治疗、梦及弗洛伊德学说等,也开展一些心理咨询工作。

1933年肖孝嵘著《变态心理学》出版,这是中国较早的一本大学用的变态心理学书。

对心理卫生开始重视,侧重在教育上的应用,提倡学校和家庭必须应用心理卫生培养健全的人格,开展问题儿童诊察所,大学开设心理卫生课,1936年首次出版章颐年著《心理卫生概论》大学用书。

工业心理学方面,介绍西方工业心理学的译文最多,以及苏联的实业心理学研究情况;1935年陈立等人在机械厂和纺纱厂进行工人培训和改良工作环境的调查研究;并著中国最早的工业心理学专著《工业心理学概况》。

3.3第三阶段为20世纪40年代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由北京迁至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有哲学心理学系。

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由南京迁至四川重庆。

因战争迁徙,部分书籍及实验仪器遭炮火损失,严重影响心理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这时期心理研究所集中研究胚胎行为的发展问题和动物脑髓切片比较研究。

1944年汪敬熙出版《行为之生理分析》研究专著。

中央大学于1940—1945年出版《教育心理研究》杂志,共出版十期。

内容主要阐述教育心理实验研究结果及教学问题和方法的讨论,间有教育学、生理学、神经学、统计学等方面的论著,这是40年代唯一的心理学刊物。

1940—1946年在重庆还建立了一个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郭任远任所长。

研究工作主要在美国进行,从事胚胎生理、视觉生理的研究等,国内研究语言与大脑的关系等。

1942年在重庆还成立中国心理建设学会,并出版会刊《心理建设》杂志,共出版五期。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次年一些大学及心理所相继复原,恢复了心理系和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心理学界的中心主要在昆明和重庆两地,开展的心理学工作继续了抗战以前所进行的研究,重视并强调心理学在各方面的应用,突出表现在:

(1)积极开展教育心理学研究,如艾伟在1940年主办学习实验班,研究观察中学阶段各学科学习的进展,进行新问题、新方法的教学尝试。

他从事的汉字问题研究一直坚持20多年于1947年撰写成书出版。

(2)大力开展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视“心理建设”和人事管理心理的研究,进行中华民族心理研究和比较民族心理的研究,以发现中国人民的各种心理优点和特性,用于振作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气节。

(3)广泛编制和应用心理测验,在学科心理和学习心理的研究中对中小学各科编制测验。

人事管理心理研究方面编制警政人员选拔训练的心理测验等。

心理学在中国,自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虽然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受到影响,但已具有一定的发展,奠定了自己的根基。

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心理学发展历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心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台湾省心理学情况见另文)。

随着经济建设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很快地设置了心理学研究机构,重建了中国心理学会,将全国心理学工作者团结组织起来,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和巴甫洛夫学说以及苏联心理学,并试图改造西方的心理学。

心理学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都逐步开展起来,为心理学的发展打下新的基础。

但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一场动乱全面扼杀了心理学。

直至打倒“四人帮”之后,经过恢复又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

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心理学打破“禁区”,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有了空前的发展和进步。

这个时期划为五个阶段分述:

4.1学习改造阶段(1950—1956年)

这时对心理学基本上完成了机构、人员调整和心理学科规划的制定。

1950年6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筹备处,同年8月成立了中国心理学会筹备委员会。

1951年在中国科学院建立心理研究所,1953年改为心理研究室。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设心理专业,在南京大学设心理系,各高等师范院校先后设立心理学教研室,心理学列为师院各系必修课,并聘请苏联专家讲学,教学均依据苏联的教本而抛开西方心理学。

1955年8月中国心理学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这时全国已有19个省级心理学会,共有会员501人。

心理学会先办有内部《心理学通讯》(1953—1954),1956年创办会刊《心理学报》和《心理学译报》(1956—1958)。

1956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与南京大学心理系合并扩建为心理研究所。

同年,在全国科学规划中,心理学作为基础学科之一,制定了十二年发展远景规划,确定了心理学科发展的方向。

当时,全国心理学工作者形成了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和巴甫洛夫学说及苏联心理学的热潮,认为学习苏联心理学就可以建立起唯物主义的心理学。

提出了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巴甫洛夫学说基础之上改造心理学的口号。

初步掌握条件反射实验方法,建立动物和人类条件反射实验室,验证巴甫洛夫学说的经典实验,并开展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评论和试探性的研究。

在基本理论方面,探讨了心理活动与高级神经活动的关系问题;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心理学的几个主要流派,如构造学派、实用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等展开批判。

在生理心理方面,研究了动物的辨别活动问题,对狗和猿猴进行了复杂运动链锁反射实验,以及动物与儿童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的研究,儿童两种信号系统的相互传递,动力定型的顺序反应等。

实验心理方面,有运动知觉阈限和速度判断以及似动现象的研究。

4.2初步繁荣阶段(1957—1965年)

1957年,全国心理学工作者曾对心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脱离实际的倾向开展了对心理学如何联系实际,为经济建设服务问题的讨论。

这使心理学工作者充分认识到科研工作要密切联系实际的必要性,但也产生了偏向,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有所忽视,甚至将实验室也拆掉。

1958年,科研人员“下楼出院”,纷纷到工厂、医院、学校等实际部门,开展了心理学联系实际的研究工作。

在劳动心理、工程心理、医学心理和教育心理等领域取得一定成绩,推动了应用心理的发展。

但1958年8月,由北京师范大学的某些人首先发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运动,用行动命令的方法支持“心理学是社会科学,有阶级性”的看法,批判“心理学是中间科学或自然科学”的观点,认为这是把人的心理“抽象化”、“生物学化”、“不要人的阶级性”,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

他们认为心理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应是人的阶级性、阶级意识,完全否定了人类心理的共同规律。

还对心理学老专家当做“白旗”拔掉,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引起思想混乱,摧残了心理学工作,打击了心理学工作者的积极性。

1959年纠正了这一批判运动的错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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