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与经济增长论述.docx
《健康与经济增长论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健康与经济增长论述.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健康与经济增长论述
健康与经济增长论述
一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21世纪初，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生活标准之间的差距很大并且不断增大，在发达国家不断富裕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却持续贫困。
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人均GDP的比值从1950年的11倍上升到1998年的19倍，[1]这个比值在Mayer研究的最富裕和最贫穷地区从1960年到1995年增长了2.6个单位。
[2]这种状况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而且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对经济学家来说，如何提高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发现缩小差距的办法是一大挑战。
为什么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这么低呢？
在经济学家提出的众多要素中，健康状况很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尽管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60年中的期望寿命增长很快，但是贫困国家中的很多人仍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发展中国家5岁以下儿童的平均死亡率为84‰；在低中等收入国家，超过百万人无法保障饮用水安全。
[3]次撒哈拉非洲正面临着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的侵袭。
Arora[4]在时间序列分析中已经证实这些健康状况很可能严重影响经济增长过程。
健康状况如何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国的人均GDP？
许多前期的研究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研究健康变量，该理论将健康看作人力资本的一部分，通过模型测量影响经济的多重因素。
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5]例如：
Solow[6]和Swan[7]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从长期看只有人均GDP受健康的影响，而由全球技术进步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率不受影响。
第一代内生增长理论模型认为技术进步率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技术进步率取决于当地的经济状况，并且对经济增长率产生长期的影响。
大多数的经验研究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性的，并且在不同的国家技术进步率是相同的。
根据索洛模型，Solow、Mankiw等人[8]使用总量生产函数，把健康看作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将人力资本的概念引入模型，对健康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Jamison[9]放宽了长期内国家之间技术进步率具有同质性这个假设，使用多水平模型技术来估计人力资本、地理位置和政策相关决策在解释技术进步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不同国家、不同原因和程度）的原因和程度方面的作用，发现技术进步率在不同国家之间明显不同，提高经济的开放程度有利于技术进步率的提高。
同时，Jamison估计了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965年到1990年的数据显示，平均每年收入水平的增加有0.23%归因于健康，初始成人生存率（AdultSurvivalRate）水平较高的国家健康改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更为明显，在这些国家，由于成人生存率提高引起了经济每年增长大约0.1%。
健康不太可能是通过技术进步率对产量产生影响的，恰恰相反，教育的影响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但是这种影响很小。
传统的关于内生性经济增长研究的分析框架主要基于卢卡斯模型。
[10]AdriaanvanZon在卢卡斯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人口和流行病学模块，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人口和流行病学参数（如死亡率和发病率）的改变对长期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
[11]他们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知识积累又基于健康人群提供的劳动力。
模型假设卫生服务是规模报酬递减的，而人力资本积累是规模递增的，同时明确区分了卫生保健和治疗行为。
他们发现治疗和人力资本积累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治疗活动所致生产力的提高可对稳定的健康水平和人均消费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但是在一些参数改变的情况下，稳定的健康水平和人均消费增长率之间是负相关的。
熊彼特增长理论[12]就是用内生性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解释健康状况如何影响一国的人均GDP。
该理论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它假设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并且在国与国之间是不同的；它也不像最初提出之时的（第一代）内生性增长理论，熊彼特增长理论考虑了国际技术转移的过程，技术转移使每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不仅依赖于本国情况，还依赖于全球化的进程。
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区分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和智力资本、储蓄和创新，将技术进步视为一个不同于储蓄的过程。
它的最新观点假定一国的技术进步率不但依赖于本国的创新，还与其他国家创新产生的技术溢出有关。
它把国际的技术转移考虑进来，认可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是经济增长率收敛的巨大动力，因为它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率，从而减小其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
事实是，从19世纪早期到21世纪，富裕和贫穷国家之间的距离在持续增大，这说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抵消的力量存在。
在熊彼特理论中这个抵消力量来自两个附加的因素：
技术投资的必要性和增长的复杂性。
这两个附加的因素造成后发劣势。
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通过六个不同的途径影响其长期经济增长路径，分别是：
生产效率、期望寿命、学习能力、创造力、应对能力和不均等。
它们通过影响不同的参数来影响经济增长。
除了期望寿命外，其他途径影响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期望寿命的增加是由于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引起的，那么期望寿命增加将会降低人口的总技术水平。
创造力和应对能力的作用非常重要，熊彼特理论强调了儿童和孕妇健康对人力资本关键维度的重要影响。
二健康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在过去的40年里增长超过了2倍，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经济增长率下降，这些问题使研究者对健康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经济模型遵循以下3个原则：
（1）卫生保健和医疗都会消耗并产生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源，直接的有产品生产，间接的有知识生产；
（2）人群健康状况的下降会对任何需要投入劳动时间的活动产生负面影响；（3）在宏观水平上，治疗和保健活动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但是，现有的研究中揭示健康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很少。
卢卡斯的模型指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知识积累又基于健康人群提供的劳动力。
[13]人群健康状况的总水平决定了可用的劳动量被有效利用的程度，而且知识积累需要健康时间的付出。
卢卡斯模型通过三条途径分析健康与经济的关系：
一是假设人群平均健康水平的下降，导致有效劳动力供给减少；二是假定用于健康的稀有资源不能用于其他方面；三是良好的健康状况可通过人口的净增长率和健康活动的内生性决定水平直接影响效用。
另外，人口老龄化导致健康生产力的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下降，是影响西方国家经济增长负担的原因之一。
根据巴默法则，保健治疗活动使用于卫生部门的GDP份额增加是合理的。
早退休使活动人群进入不活动人群行列，降低了基于经济的人力资本生产力。
提高退休年龄可以补偿老龄人口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保持国家高健康水平。
健康促进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先决条件，好的健康状况是使不断改进的生产技术实现生产潜力的基础。
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积累活动和生产力的改变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
尽管卫生服务提供的不足对福利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对经济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不良影响。
三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部分内生性技术进步环境
研究发现投资物质资本、教育和健康对中期人均GDP有重要的影响，提高经济的开放程度有利于技术进步率的提高，而不同国家技术进步率不同，在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率不同方面起重要作用。
大多数的经验研究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性的，并且在不同的国家技术进步率是相同的。
在总生产函数框架中，研究者利用多水平模型技术估计人力资本、地理位置和政策制定，解释技术进步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别的原因和程度方面的作用，发现技术进步率在不同国家之间明显不同，并且与地理位置和政策变量有关。
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健康是发展的最终目标，而且健康的改善也有助于其他发展目标的实现。
不良的健康状况可导致入学率的下降，失学率的增加和工作效率的降低，也可能导致提前退休。
降低一个国家劳动人口相对于非劳动人口的比例，同时可减少获取教育或者投资物质资本的动力。
Bloom和Sachs[14]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普遍的不健康状况可对国际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Jamison等人[15]用1965年到1990年53个国家的资料估计健康促进对人均GDP影响的大小，并检验这种影响是直接改变产量水平，还是通过影响技术进步率实现的。
成人生存率从1965年的707‰增长到1990年的796‰，同时，1990年数据显示平均每年有0.23%的收入水平增加归因于健康的作用，11%的经济总增长率是由健康促进引起的。
在初始成年人生存率（ASR）较高的国家，初始成年人生存率的提高导致经济每年大约增长0.1%。
健康不太可能通过技术进步率对产量产生影响，相反的，教育部分地影响技术进步，但是这种影响很小。
而开放经济的政策对技术进步率起很大作用。
平均来说，对于所研究的国家，1965～1990年，技术进步是起正向作用的，但是作用很小，只占经济增长的4.5%，这是实际的经济开放政策产生的正向作用与其他许多事件产生的负向作用相互平衡而造成的。
研究发现投资物质资本、教育和健康影响中期人均GDP的重要性，提高经济的开放程度有利于技术进步率的提高，而不同国家技术进步率不同在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率不同方面起重要作用。
四长期经济增长、健康、寿命：
现象和机制
18世纪之前婴儿期望寿命几乎没有变化，19世纪至今许多国家的期望寿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死亡病因和模式上各有特点。
死亡是影响人口变化的一个基本因素，这是形成流行病学转变理论的主要前提。
流行病学转变有三个基本模式：
经典模式（或西方模式）、加速模式和迟缓模式。
[16]
经典模式（英国和大多数西方欧洲国家），死亡率的下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影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转变过程与人口数量转变和工业革命基本同步。
在转变的早期，医学进步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只是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和公共卫生的作用才逐步增强。
加速模式与经典模式相比，转变开始时间要晚得多，但转变速度非常快。
一般认为转变是在国家经济发展之后发生的。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迟缓模式主要发生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国家。
这些国家死亡率在近期呈现大幅度的下降趋势。
现代医学技术的应用和公共卫生措施的实施是死亡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为了揭示经济发展水平和健康的关系，许多的研究侧重于影响寿命变化的决定因素。
较为一致的结果是：
经济增长对人群的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是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导致对健康的更多的消费和投资来实现的。
收入影响健康和寿命的证据有直接的政策意义，对改善人群健康状况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把公共财政的供给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
[17]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健康改善和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增强的作用，而且微观经济研究也表明，健康和收入的关系是双向的。
经济增长，相应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通过引起流行病学转变而影响人群的健康状况，转变之后健康和寿命将持续增加。
相反地，对健康的投资可通过两个途径相互作用来影响经济增长。
一是投资健康需要之前的消费和物质人力资本的花费，所以对财富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是对健康的投资导致较长的期望寿命，从而影响个人积累人力资本的动力，促进经济增长。
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物质、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当把健康投资引入模型后，个人的健康状况（假定健康状况与他的寿命或者期望寿命完全相关）影响他的消费和投资决定，也就是说，较长的期望寿命增加了老年消费的需求，从而提高了年轻时投资资本的动力。
以往研究有如下发现。
（1）在宏观经济水平上，如果寿命的增加可使人们在资本投资上花费更多，那么健康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健康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
（2）模型显示在特定阈值水平之上，健康随收入而增加，特定阈值水平指经济从高死亡率和低期望寿命的状态转变到高期望寿命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水平。
（3）模型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假设：
健康转变可帮助一个国家从新古典增长模式转变到现代增长模式。
这个假设提出发展中国家的健康政策不仅对促进人群的健康状态，并且对长期经济增长也有重要影响。
另外，通过期望寿命的增加简化测量健康投资报酬，因为忽视了教育产生的影响，可能低估真正的健康投资回报。
同时，因为期望寿命的增加可导致教育投资的增加和教育程度的提高，通过致力于提高教育回报率的政策，可以很好地实现经济增长。
五人类发展陷阱与经济增长
过去两百年间，人类营养和健康状况得到了不可思议的提升，这促进人类能力的发展，提高了各种投资的收益，使资本快速积累和知识技术不断创新，所有这些进步促成了人类历史由停滞状态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
这些发现导致人类发展动态概念的提出：
人类能力伴随着收入、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发展而增长。
关于这一概念有两大疑问，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促使人类历史摆脱数千年的经济停滞状态转而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新纪元。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Galor和Weil[18]提出了人力资本学说，Mayer-Foulkes[19]提出了期望寿命学说，Kremer、Onatski和Stock[20]提出了制度安排学说。
第二个问题是，发达国家发展后，经济停滞国家会发生什么，多重稳态结构仍然存在吗，人类发展和经济增长是怎么相互作用的。
本节主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
宏观证据、理论解释和微观证据。
（一）宏观证据
许多研究关注健康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发现健康状况的改善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多达26%～40%），[21]并且有显著的长期影响（长达25～30年）。
[22]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区分不同国家间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数值上的差异。
Arcand[23]对此做了区分，找到了低营养陷阱的证据，即营养仅对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对高收入国家的增长不那么重要。
也就是说，营养和健康状况改善有利于经济增长总体水平，同时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营养与健康缺乏阻碍了经济由停滞状态向经济增长的转型，从而影响着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Mayer-Foulkes[24]用两种不同的聚类分析技术，对期望寿命和人均收入做了宏观动态分析，发现当今社会存在三种稳态——半停滞状态、半发展状态以及发展状态，并且三种状态可以克服营养健康方面的人类发展基本障碍和生产力增长障碍而实现相互转化。
半停滞状态国家的期望寿命得以改善，但是很可能由于战争、艾滋病等原因而导致平均收入下滑；刚摆脱半停滞状态的国家达到了健康的关键水平，克服了人类发展的基本障碍，快速实现高期望寿命和中等收入，而达到半发展状态；“亚洲四小龙”等长足发展国家和地区通过更进一步的快速转型，克服了高生产力障碍。
这一研究表明，从停滞到增长的转变进程今天仍然存在，国家间经济增长并没有呈现收敛状态，并且和以前相比，更深层的社会分层已经出现，比如半发展稳态，对此有三种模型解释——研发与实施分离、制度问题、资金约束。
上述研究都是人类发展陷阱的宏观经济证据，下面将关注其理论模型和微观证据。
（二）理论模型
许多计量经济学模型定量地分析了低营养所造成的低劳动生产率陷阱和教育市场失灵所导致的低教育程度陷阱。
人类发展障碍的理论模型表明，人类发展进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受限于不同的市场失灵，诸如营养和教育的报酬递增、资金约束、获得较高教育水平所需的最低营养标准、基本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社会供给制度。
当每一新生代出生的时候，先天存在的不公平的社会财富、技术和制度禀赋使富裕家庭的孩子获得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而贫穷家庭的孩子由于资金等约束只能获得低水平的营养健康和教育，这种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公平代代相传聚集，就造成了贫困家庭永远不能赶上富裕家庭的动态人类发展陷阱。
这一动态的低人力资本陷阱减缓经济增长，诱使社会分层和经济转型。
[25]
（三）微观证据
Mayer-Foulkes[26]利用2000年墨西哥健康调查数据找到了代际人力资本积累陷阱存在的微观证据，由于健康和教育投资中市场失灵的存在，父母的财富、健康和教育可以遗传给他们的孩子。
由此发现，家庭禀赋所决定的儿童健康影响其未来成人的健康、教育和收入这一代际作用机制，即儿童早期发展是营养健康影响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途径。
人力资本积累的代际特征是人类发展进程的核心，这种代际特征和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的市场失灵导致国家间长期经济增长减缓、出现分化和转型延迟，从而形成动态贫困陷阱。
因此，旨在消除市场失灵、实现长期增长的政策，必须关注人力资本积累的代际特征。
六健康和贫困（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
贫困通过六种途径影响健康：
营养不良导致免疫力低下而更易感；支付不起药品费用，从而降低了药商将研发资源投入穷人疾病的激励；可能没有清洁水资源和公共卫生设施而易患某些疾病；远离医疗资源所以可能不去治疗；缺乏常识教育，不了解卫生常识；贫困文盲女青年更容易从事性服务工作，容易感染性传播疾病。
相反，高收入者可以获得更多的营养食物、洁净水资源等公共卫生设施，医疗服务以及更好的知识教育，从而能获得较好的健康。
健康和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部分，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的稳健的决定因素。
[27]生产函数理论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健康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函数形式如下：
Y=AF（K，hL）
上式中，Y是产出，A代表生产技术，F（）是生产函数关系，K是物质资本，L是劳动力，h是人力资本。
健康通过生产函数中的每一因素而影响经济增长，见表1。
表1健康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机制效应
具体途径
新近代表性研究
结论
人力资本效应（教育培训）
儿童健康状况对自身教育的影响途径
KremerandMiguel［1］
MiguelandKremer［2］
驱虫治疗至少降低肯尼亚学校旷课率7%，且存在外部效应，每增加一年学校教育的成本仅为3.50美元，远低于其他措施；但没找到健康改善和教育质量（考试得分）相关的证据。
公司培训员工的激励途径
Engel［3］
非洲公司倾向于培训患病可能性较小的年长员工。
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的Becker替代途径
BeckerandLewis［4］
知道孩子更可能夭折的父母会倾向于多生孩子作为补偿，从而减少了每个孩子的教育机会。
教育和投资健康的激励途径（教育回报率）
无
较低的期望寿命会降低教育回报率，进而降低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力。
父母死亡途径
EvansandMiguel［5］
父母死亡对儿童出勤率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状态不同影响也不同，这体现了亲属网络的支持作用，但社会网络的支持作用没有得到验证。
物质资本积累效应
生命周期储蓄途径
无
较低的期望寿命会降低国家储蓄和投资水平。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互补途径
无
人力资本较低时就缺乏物质资本投资的激励动机。
公共投资途径
无
疾病限制了其他领域的公共投资。
经济效率效应
疾病的固定成本途径
BarroandSala-i-Martin［6］
贫困国家支付不起消灭疾病的固定成本而选择低效生产函数，进入健康贫困陷阱。
殖民地的制度安排途径
Acemoglu，JohnsonandRobinson［7］
国家过去的疾病环境对现在的制度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社会稳定途径
无
健康不公平会导致社会不安甚至动乱，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效率。
［1］Kremer，M.，andE.Miguel，“Worms：
EducationandHealthExternalitiesinKenya，”Workingpaperno.8481，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Cambridge，Mass.2001.
［2］Miguel.E.，andM.Kremer，“Worms：
IdentifyingImpactsonEducationandHealthinthePresenceofTreatmentExternalities，”Econometrica72（2004）：
159-217.
［3］Engel，R.C.，“Life，DeathandHumanCapital：
EssaysonHowAfricanFirmsandWorkersAreRespondingtotheHIV/AIDSCrisis，”Ph.D.dissertation，ColumbiaUniversity，NewYork.
［4］Becker，G.S.andLewis，“OntheInteractionbetweenQuantityandQualityofChildre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81（1973）：
279-288
［5］Evans，D.，andE.Miguel，“WilltheSunComeOutTomorrow？
OrphansandSchooling，”Unpublishedworkingpaper，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2003.
［6］Barro，R.J.，andX.Sala-i-Martin，EconomicGrowth.Secondedition，CambridgeMass.：
TheMITPress.2003.
［7］Acemoglu，D.，S.Johnson，andJ.Robinson，“TheColoniaOriginsofComparativeDevelopment：
AnEmpiricalInvestig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91（2001）：
1369-1401.
Acemoglu，D.，S.Johnson，andJ.Robinson，“ReversalofFortune：
GeographyandInstitutionsintheMarkingoftheModernWorldDistributionofIncome”，QuarterJournalofEconomics117（2002）：
1231-1294.
表1健康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七从历史角度看流行病过渡与经济过渡
19世纪以来，一系列的增长理论表明：
人力资本的提高通过加速经济增长促进了马尔萨斯时代的转变。
[28]但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以教育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一直居于主要地位，而健康则处于次要地位。
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研究中与健康有关的数据时间太短，不能全面地反映问题；二是这些研究的理论主要是主流宏观经济学。
因此，以下主要通过研究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流行病的转型来探索这两个问题。
流行病过渡主要是指随着传染病的减少，非传染性疾病成为人口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从而使人口期望寿命上升。
流行病过渡理论与增长理论在研究方式方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虽然强调的角度不同，但人力资本在两个理论中都处于关键性的地位。
增长理论重视技术，而流行病过渡理论强调的是健康，尽管技术和健康是人类能力的不同方面，但它们密切相连，而且特别是在较长的时期内，它们都取决于一系列共同的潜在因素。
技术和教育促使经济从马尔萨斯时期向现代经济增长形式转变，而健康的改善使人类社会向更长寿命的现代纪元转变。
自从Omran[29]首次提出流行病过渡的三个时期以来，就有文献以疾病引起死亡的形式，描述了三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特点：
马尔萨斯时期（瘟疫和饥荒），过渡时期（传染性疾病逐渐减少）和后过渡时期（功能退化性疾病和人为造成的疾病）。
马尔萨斯时期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传染病造成的患病和死亡人数占很高的比例，在疾病引起的死亡人数中占主导地位，而且传染病频繁地爆发。
第二，相反，非传染性疾病的比例比较低，处于次要地位，在疾病引起的死亡人数中占一个相对较小的比例。
第三，因为总的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例很高，所以人群的寿命很短，期望寿命也比较低。
然后，因为各种原因，过渡时期到来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