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王言者以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为中心的考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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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王言者以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为中心的考察
翰林学士官，谓之内制，掌王言大制诰、诏令、赦文之类。
中书舍人谓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诰词之类。
——宋·赵升《朝野类要》卷2《两制》
绪论
幼时，读《水浒传》，其中“武松斗杀西门庆”一节，当武松为兄复仇，杀死西门庆到官府自首后，有一刀笔吏因同情武松，在案情报告中，将武松杀死西门庆，有意记为“斗杀”。
一个“斗”字，即把杀人性质由故意杀人变成了斗殴误杀，便使武松罪不致死[1]。
手中笔如刀，一两拨千斤，要死要活，皆在笔下。
真不愧为“刀笔吏”之谓。
故而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
稍长，又了解到孔夫子把一部鲁《春秋》删删改改，居然令其后几千年“乱臣贼子惧”[2]。
继而又读到，魏收撰《魏书》时，口出狂言:
“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
”[3]的确，除了战乱动荡的年代，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情形之外，在有序的文明社会中，文人手中的笔，往往胜过武夫的刀枪剑戟，一介文弱书生，有时敌过数万雄兵。
以上叙及的不过是历史上的下层胥吏的舞文弄墨和史官的道德毁誉，那么，在历史上，在中央政治的核心，皇帝周围的高级文人们的作用又如何呢?
以笔杀人或许用不着他们，不担任史官，也不用他们去曲笔寓褒贬。
在常人看来，这些人不过就是秉承圣旨，起草诏令而已。
“江山代有才人出”，除了李白、杜甫之流以作品名世以外，地位崇高的皇帝的秘书官们，最终也不过是老死文牍。
从表面看，或许如此。
其实，深入到历史的幕后，便可以看到，这些人同下层的胥吏、秉笔的史官一样有为，而且是大有为。
从拨弄是非，操纵人事，到控制朝政，决定政策，左右皇帝，可以说是无所不为。
固然，同样是皇帝的秘书官，亦因人因时而异，并不是所有的皇帝幕僚都是上下其手的师爷，正象不是所有的宰相都是权相一样。
本文不过是想通过史实来揭示一下历来为研究者所忽视的一部分高级文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是发展的，同时，历史又是相似的。
因此，作为研究方法，有时统计归纳的方法是有效的，但正如滴水映日，管中窥豹，个别往往能反映一般，演绎的方法同样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有鉴于此，本文拟主要撷取宋代真宗一朝的翰林学士这样的皇帝的秘书官们的活动，来看一下他们的政治作用。
与以往侧重于制度本身的研究所不同的是，我的考察重点在于这些高级文人的实际活动，特别是隐藏于幕后的活动。
一、关于宋朝制度以及真宗朝翰林学士的若干统计
皇帝秘书之职，由来已久，汉代即有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4]。
但翰林学士之名，则始于唐玄宗时期。
一经创制，便为后世所继承。
宋朝的翰林学士制度，同五代一样，承自唐代，而有所发展和完善。
《宋会要辑稿·职官》6-46引《两朝国史志》载:
“学士院:
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翰林侍读侍讲学士。
承旨不常置，以院中久次者一人充之。
学士六员，掌大诏命。
凡国有大除拜，晚漏上，天子于内东门小殿，遣内侍召学士赐对，亲谕秘旨。
对讫，学士归院，内侍锁院门，禁止出入。
夜漏尽，写制进入。
迟明，白麻出，阁门使引授中书。
中书授舍人宣读。
其余除授并御札，天子不御小殿，不宣学士，但用御宝封中书熟状，遣内侍送学士院锁院门而已。
至于赦书德音，则中书遣吏，持送本院，而内侍锁院如除授焉。
院在宣徽院北。
凡他官入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
学士俱阙，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
其侍读侍讲，春秋二时，开延义、迩英阁，则执经史以侍讲侍读。
常日则侍奉以备顾问应对。
”这里的“大除拜”，《宋史》卷162《职官志》记作“拜宰相及事重者”。
此外，《宋史·职官志》较《宋会要》为详者有:
“凡撰述皆写画进入，请印署而出，中书省熟状亦如之。
若已画旨而未尽及舛误，则论奏贴正。
宫禁所用文词皆掌之。
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有献纳则请对，仍不隔班。
凡奏事用榜子，关白三省、枢密院用咨报，不名。
”关于知制诰，综合宋制，则是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为内制，他官加知制诰衔，则为外制。
二者合称两制。
同掌王言的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般路径，是先除知制诰，再由知制诰进为翰林学士。
在真宗朝，二十二人的翰林学士中，就有二十人曾担任过知制诰。
元丰改制后，外制则由中书舍人执掌。
这一事实，也标志着代王言之职已经名正言顺地纳入到政府的控制之下[5]。
因此，在对翰林学士诸种行为的考察时，把作为外制的知制诰与中书舍人也一并收入考察视野。
从上述记载看，翰林学士可以称之为皇帝的机要秘书。
凡属从宫中发出的大大小小的文件，大都由其草拟。
但并不是被动地起草文件。
接受的指示如有不当之处，即使皇帝已经作了批示，翰林学士也可以“论奏贴正”，提出不同意见。
同时，其职责又不
仅仅是单纯地为皇帝起草各种文件，还具有顾问性质，可以无须与其他官员排队等待就可以见到皇帝。
在中央的官员中，翰林学士处于相当特殊的地位。
为了便于观察，我们将真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列表作一统计。
表1《真宗朝翰林学士表》
人名
时期
备考
宋白
宋是
杨砺
王旦
梁周翰
朱昂
王钦若
师颃
梁颢
赵安仁
晁迥
李宗谔
杨亿
陈彭年
李维
王曾
钱惟演
李迪
盛度
刘筠
晏殊
李谘
至道三年-景德二年
至道三年-咸平元年
至道三年-咸平元年
至道三年-咸平二年
咸平三年-景德二年
咸平三年-四年
咸平三年-咸平四年
咸平三年-五年
咸平五年-景德元年
景德元年-三年
景德二年-天禧四年
景德二年-大中祥符六年
景德三年-大中祥符六年
大中祥符六年-九年
大中祥符六年-天禧二年
大中祥符六年-九年
大中祥符八年-九年
大中祥符九年-天禧元年
天禧二年-四年
天禧四年-五年
天禧四年-仁宗朝
天禧五年-仁宗朝
拜自太宗朝，迁集贤院学士离任
拜自太宗朝，除枢密副使离任
真宗开封府尹时推官，自给事中拜，除枢密副使离任
自中书舍人拜，除同知枢密院事离任
真宗潜邸旧臣，自知制诰拜，迁给事中离任
自知制诰拜，以致仕离任
自知制诰拜，除参知政事离任
自知制诰拜，卒于任
自知制诰拜，卒于任
自知制诰拜，除参知政事离任
自右谏议大夫拜，迁集贤院学士离任
自知制诰拜，卒于任
自知制诰拜，以分司西京罢。
天禧四年再任，同年卒
自龙图阁直学士拜，除参知政事离任
自知制诰拜，迁集贤院学士离任。
天禧五年复拜承旨
自知制诰拜，除参知政事离任
知制诰拜，坐私谒罢。
天禧二年-四年再任，除枢密副使离任
自集贤院学士拜，除参知政事离任
自知制诰拜，以责知光州罢
自知制诰拜，以知庐州罢
自知制诰拜
自知制诰拜
（此表据《翰苑群书》所载《学士年表》编制，其中梁颢《年表》全脱，据《宋会要辑稿·职官》6-46补。
此外，个别系年等错误亦有所订正[6]）
根据传记资料考察，表中的翰林学士多为当时的有名文人，并且往往与皇帝有着一定的特殊关系。
许多人曾是真宗的潜邸旧僚。
如杨砺，真宗为襄王时是记室参军，为开封府尹时是推官。
粱周翰，真宗为太子时，被征为左庶子。
梁颢也做过开封府推官[7]。
而杨亿在真宗为开封府尹时，“邸中书疏，悉亿所草”[8]。
二、士大夫阶层的翘楚
《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云: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作为国策，可以说太祖、太宗朝有这样的倾向。
但当时为了政局的稳定，除了以所谓的“杯酒释兵权”的方式，亦即用赎买政策解除了可能对政权造成威胁的高级将领的军权之外，地方上武臣知州主政的状态还很普遍，并且一直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后来逐步用文臣通判佐政等方式，让一代武臣随时间的推移而退出了舞台。
另一方面，宋初两朝，从中央到地方，对大大小小的后周、南唐等前朝旧臣，也采取了安抚留用和再任用的方式，使其效忠宋王朝。
至于宋朝本身的士大夫阶层，则是在太宗大规模开科取士之后，乃至真宗朝才真正崛起。
有人说过，“政治的本质是权力”[9]，在这里我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政治的稳定形态则是权力均衡。
当士大夫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强大阶层真正崛起之后，宋代才开始形成“与士大夫治天下”[10]这样权力共享的政治局面。
翰林学士是士大夫当中的翘楚，在当时多负盛名，为士大夫们所倾慕崇拜。
他们之中的多数，也积极奖掖后进，拥有为数不少的门生。
《宋史》的文苑第一传《宋白传》，就说长期担任翰林学士的宋白“后进之有文艺者，必极意称奖，时彦多宗之。
如胡旦、田锡皆出其门”。
他们主导着当时的文坛，领导着文坛的走向。
如杨亿、刘筠倡导的“西昆体”，就在宋初文坛风靡数十年。
皇帝用这些文坛闻人掌机要，不光有闻其名，爱其才之意，也包含有笼络士大夫层的目的在内。
反过来，一入翰林，位于尊贵清要之职，则更意味着其文坛地位的被肯定，也更为士大夫所宗仰。
我留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即真宗朝主持或参与主持前后九次科举考试的官员全部是翰林学士或知制诰。
请看下表。
表2《真宗朝翰林学士、知制诰知贡举表》
榜次
人名
职名·差遣
贡举差遣
咸平元年
咸平元年
咸平二年
咸平三年
咸平三年
咸平五年
景德二年
景德四年
景德四年
景德四年
大中祥符五年
大中祥符五年
大中祥符八年
大中祥符八年
大中祥符八年
天禧三年
天禧三年
杨砺
李若拙
师颃
王旦
王钦若
师颃
赵安仁
晁迥
朱巽
王曾
晁迥
李维
李维
盛度
刘筠
钱惟演
李谘
翰林学士
知制诰
知制诰
翰林学士
知制诰
翰林学士
翰林学士
翰林学士
知制诰
知制诰
翰林学士
知制诰
翰林学士
知制诰
知制诰
翰林学士
知制诰
权知贡举
权同知贡举
权同知贡举
权知贡举
权同知贡举
权知贡举
权知贡举
权知贡举
权同知贡举
权同知贡举
权知贡举
权同知贡举
权同知贡举
权同知贡举
权同知贡举
权知贡举
权同知贡举
（此表据《宋会要辑稿·选举1》6-8编制）
皇帝选择翰林学士主持礼部贡举，大约既考虑到这些文坛翘楚具有人才鉴识的能力，选拔结果易服众心，又考虑到让他的秘书官来选拔天下人才，即是代表皇帝来选拔，有益于树立士人都是“天子门生”的观念。
这是自唐代以来的传统。
在真宗朝，将皇帝亲自参与的殿试制度化，也正是出于此一目的。
殊不知高高在上的天子，实际上很难与士大夫结成牢固的门生故吏的关系。
因为殿试虽称是皇帝亲试，但实际上还是由词臣们来考核选拔。
并且词臣参预殿试的规模比礼部贡举还大，几乎是词臣总动员，全体参预。
如真宗咸平三年殿试的考官中，为首的就是翰林学士承旨宋白，此外接下来的还有翰林侍读学士夏侯峤、吕文仲和知制诰梁周翰、师颃、朱昂[11]。
传统的观念与习俗是顽固的。
这种以翰林学士主持科举的做法，在客观上反倒给翰林学士这批文坛大儒提供了扩充势力的极好机会。
在派阀政治特征极为明显的宋代，不仅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同榜进士大都结为一体，互称同年，在政界互相提携，而且对擢拔其科举及第的主持贡举官员，也是终身奉为座主，在政治斗争中往往保持坚定的一致性[12]。
翰林学士这种势力背景，以及本来就有的文坛上的地位，再加上位处天子身边的清要尊贵，无形中使得他们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代表。
对他们的言动，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都不能小视。
《宋史》卷267《张洎传》记载了张洎任翰林学士时太宗说的一句话:
“学士之职，清要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
”从权力地位上讲，如果说宰相可称之为人臣之极的话，从精神地位上讲，翰林学士则可以称之为文人之极。
三、翰林学士同皇帝、执政集团的关系
前面说过，在中央的官员中，翰林学士处于相当特殊的地位。
在这一表述中，我只用了“中央”，而未用“中央政府”这个词，是因为他们并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而是一个独立的隶属于皇帝个人的机要秘书班子。
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但又与以执政集团所领导的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制度规定看，除了宰相拜罢是直接接受皇帝的指示之外，其余均须依照中书拟定的熟状来起草诏制。
与皇帝和三省、枢密院均有公文往来。
有人把皇帝、宰相、台谏用三角形加以表示，严格说来，台谏也是以宰相为首的中央政府官员的一部分，这三者构不成一个三角形。
反过来说，介于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翰林学士，倒是与其他二者构成了一个三角形。
所谓的三角形，也仅仅是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在实际的动态的政治中，各种势力总是有分有合。
还有人把台谏形容为反映舆论的一种管道[13]。
这虽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用管道来形容的话，翰林学士则正是沟通深居宫禁的皇帝与外界政府之间的管道。
深居九重宫禁的皇帝，从表面看去，位崇权重，至高无上，实际上相当孤独，没有温馨真切的亲情，没有推心置腹的友谊。
作为一个常人，他渴望这些。
历史上反反复复出现的宦官或外戚专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皇帝那除不去的孤独感所致。
他需要有可以依赖的亲信，甚至需要寂寞时有人陪他说说话，聊聊天。
而这些，往往并不是后宫嫔妃与已非常人的宦官所能替代的，而对骨肉兄弟有着本能的戒备，任用外戚又有干政之患。
所以，皇帝渴望的是，能在士大夫中找到自己的亲信挚友，既有知识层次，又可问政决策。
《玉壶清话》卷2记载真宗在侍讲侍读之外，又找到查到、李虚己、李行简三人为他讲读经书，“日俾陪读，喜曰:
‘朕得朋矣。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文牍之职，行政所必需，哪朝哪代皆不可或缺。
但就皇帝来说，翰林学士这样一种角色的出现，当是有上述这一层的因素在内。
我们似乎难以否定皇帝把翰林学士作为自己的耳目喉舌、亲信顾问来任用这一意图的。
真宗朝的翰林学士，除了宿儒闻人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真宗的做太子时的潜邸旧僚。
因此，他们同皇帝也就自然多了一层特殊的亲近关系。
这种任用，当然也体现了真宗的个人用心。
然而，翰林学士问世不久，守持着儒家道统的士大夫就从理论上无情地打碎了皇帝这一企图。
唐人李肇在《翰林志》的开篇，就引用前人的话说，“所言公，公言之。
所言私，王者无私”。
意即皇帝不应有私人性质的事情。
《翰林志》又引用陆贽在唐贞元三年的奏疏说:
“元宗末，方置翰林。
张垍因缘国亲，特承宠遇，当时之议，以为非宜。
然止于唱和文章，批答表疏。
其于枢密，辄不预知。
肃宗在灵武、凤翔，事多草创，权宜济急，遂破旧章。
翰林之中，始掌书诏。
因循未革，以至于今。
岁月滋深，渐逾职分。
顷者物议，尤所不平。
皆云学士是天子私人，侵败纲纪，致使圣代亏至公之体，宰臣有备位之名。
”这里，陆贽抨击了皇帝把翰林学士当做天子私人，致使架空宰相的现象。
看来，基于“王者无私”的理论，皇帝是无法将翰林学士视为自己的私人工具的。
与时代的变迁似乎关系不大，历代的皇帝，独裁也好，不独裁也好，最无法抗拒的，就是士大夫所集体恪守的历代传承的儒家道统。
独裁的皇帝可以罢免具体的某个官员，却无力对抗整个官僚层，因而就不得不遵从道统。
从陆贽奏疏的这段话中，还可以看出，翰林学士登场后，便在实际上侵犯了宰相的一定权力。
这一事实，从皇帝的角度看，无异象征着皇权的延伸。
但从中央政治的全局看，则是从皇帝与宰相这两极之中，又硬是生出一极来。
权力制衡，又多出一个因素。
翰林学士地位重要，无实职而有实权，以至在唐代已有“内相”之称[14]，宋代仍沿用这一俗称[15]。
实际上，也不能说翰林学士无实职。
除了主持科举考试外，在宋代，从太宗朝翰林学士贾黄中、苏易简同勾当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内铨这样的“学士领外司”开始[16]，单纯做翰林学士的很少，往往都兼有一些其他政府的职事。
我们来看一下根据《长编》编制的下表。
表3《真宗朝翰林学士兼任外务表》
人名
所兼职事
时期
出处
宋白
朱昂
王钦若
梁周翰
宋白
宋白
宋白
梁颢
李宗谔
李宗谔
晁迥
杨亿
晁迥
晁迥
晁迥
李宗谔
杨亿
李宗谔
杨亿
晁迥
晁迥
杨亿
晁迥
李宗谔
李宗谔
陈彭年
杨亿
王曾
陈彭年
陈彭年
晁迥
王曾
陈彭年
李维
陈彭年
陈彭年
王曾
晁迥
王曾
李维
晁迥
盛度
重定内外官称呼
祭河
西川安抚使
诣太一宫设醮
修续通典
议刑法
详定官制
新定阁门仪制
同判太常寺
接伴契丹使者
修国史
修国史
定考试进士新格
举常参官堪知大藩者
详顶封禅仪注
详定封禅仪注
详定封禅仪注
祭颤州河黩庙
领护《传灯录》
契丹馆伴使
详定祀汾阴仪注
详定祀汾阴仪注
详定发解条式
定发解官荐送条例
迎奉修宫副使
详定咸平编敕
草答契丹书
昭宣使
奉祀经度副使
礼仪院同知院事
契丹国主生辰使
摄御史大夫、考制度使
知礼仪院
参验事太祖朝臣恩荫
同刻玉副使
检详唐三馆故事
同详定茶法
权判吏部流内诠
领银台司
修大中祥符降圣记
册立皇太子礼仪使
祭河
咸平三年八月
咸平三年八月
咸平三年十月
咸平三年十二月
咸平四年九月
咸平五年五月
咸平六年九月
景德元年二月
景德二年八月
景德二年十月
景德四年八月
景德四年八月
景德四年十月
景德四年十月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
大中祥符二年一月
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
大中祥符三年七月
大中祥符三年七月
大中祥符四年八月
大中祥符五年六月
大中祥符六年三月
大中祥符六年四月
大中祥符六年六月
大中祥符六年六月
大中祥符六年八月
大中祥符六年八月
大中祥符六年九月
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
大中祥符七年二月
大中祥符七年三月
大中祥符七年五月
大中祥符八年五月
大中祥符八年六月
大中祥符八年十月
大中祥符八年十月
天禧元年十一月
天禧二年八月
天禧四年一月
长编卷47
长编卷47
长编卷47
长编卷47
长编卷49
长编卷52
长编卷55
长编卷56
长编卷61
长编卷61
长编卷66
长编卷66
长编卷67
长编卷67
长编卷68
长编卷68
长编卷68
长编卷70
长编卷71
长编卷72
长编卷74
长编卷74
长编卷76
长编卷78
长编卷80
长编卷80
长编卷80
长编卷80
长编卷81
长编卷81
长编卷81
长编卷81
长编卷82
长编卷82
长编卷82
长编卷84
长编卷85
长编卷85
长编卷85
长编卷90
长编卷92
长编卷95
此表仅据《长编》编制，并不完全，实际上翰林学士所兼外务比表中所列要多得多。
此表仅为管中窥豹的例示而已。
除了上述某一翰林学士的个人兼务之外，，临时让翰林学士集体与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一起议政和推荐官员之事也屡见于《长编》记载。
从上表可以看出，翰林学士不仅务虚掌文事，而且还务实掌吏事。
翰林学士的吏事，除了主持科举考试之外，多为推荐、选拔、管理官员，如判吏部流内铨、知审官院等。
再就是领通进银台司，掌管文件的上通下达。
这也是朝廷中的一个喉舌位置。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太宗朝开始，翰林学士还多兼知开封府事。
我根据《宋史》的《宰辅表》与列传做了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
在北宋，李穆、陈尧佐、吴育、曾公亮、吴奎、程琳、杨察、王珪、韩维、冯京、王安礼、滕元发、元绛、许将等翰林学士都曾权知开封府。
还有不少先成为权知开封府，而后进为翰林学士的例子。
在考察中发现，即使不是以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也多是以枢密直学士或龙图阁直学士等侍从之职来兼任的。
在地方行政中，知开封府大概要算是最重要的职务了。
习惯上，皇子如果被任命为开封府尹，则意味着被选定为皇位的继承人。
而翰林学士等侍从兼知开封府事，则有双重意义。
一是代天子管理京畿之地，二是进入执政集团前的演练。
从前面列出的《真宗朝翰林学士表》，我们可以统计出，在真宗朝的20人翰林学士中，直接进入执政集团的就有9人，占了将近一半。
反过来看，真宗朝的宰相有过翰林学士等侍从经历的也不乏其人。
如李沆、毕士安、王旦、王钦若等。
翰林学士可以说是执政集团的预备队。
这一事实，一方面说明了皇帝试图通过自己的亲信来控制执政集团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翰林学士与执政集团在总体上是并不矛盾的统一体。
入主中书，为参政，为宰相，可以说这也是每个翰林学士在政界奋斗的最终目标。
翰林学士钱惟演，尽管作到了枢密使，“虽官兼将相，阶勋品皆第一，而终不历中书”。
所以，他在晚年不无遗憾地说:
“吾平生所不足者，惟不得于黄纸押字耳。
”[17]从翰林学士进入执政集团，完成的不过是从士大夫的精神代表到权力代表的角色转换。
由练熟宫府两方面事务的翰林学士来充当执政，既是适任的，又是众望所孚，名至实归。
但翰林学士出任执政，亦多出于宰相等执政集团成员的汲引。
《长编》卷78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条载:
翰林学士李宗谔与王旦善，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尝以告王钦若。
钦若唯唯。
旦曰当白上。
宗谔家贫，禄廪不足以给婚嫁。
旦前后资借之甚多。
钦若知之。
故事，参知政事谢日，所赐之物几三千缗。
钦若因密奏宗谔负王旦私钱不能偿，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得赐物以偿己债，非为国择贤也。
明日，旦果以宗谔名闻。
上变色，不许。
这段记载表明，翰林学士进擢执政，往往由宰相提名。
至于宰相将谁提名，则往往由谁与宰相的关系远近决定。
当然关系的远近，与政治立场直接相联系。
在真宗朝长达十余年为相的王旦，史书记载”事无大小，非旦言不决”[18]，拥有极大的权力，与真宗的关系也相当密切。
为何这次推荐李宗谔而没有成功呢?
从这条史料的记载看，是由于同为执政的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的从中作梗。
这说明了政治斗争纷纭复杂，同一执政集团，亦非铁板一块，党中有派，派中有党，援引谁为执政，无疑是为自己增强势力，必然要遭到反对势力以各种形式的阻挠。
就翰林学士来说，从距离上看，他们离皇帝近，从身分上看，他们又与宰相同属于士大夫层。
这一特点，决定了翰林学士在政治上具有多重取向。
在维护士大夫道统上，他们与宰相站在同一战线上抗拒皇权。
在抵制权臣上，他们与皇帝站在一起，维护皇权。
翰林学士由谁来选定?
这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皇帝的侍从秘书，自然是由皇帝选定。
在史籍中，的确有皇帝提名御笔亲除的事例。
我们相信，从名义上、程序上看，的确是由皇帝任命。
但从古至今，人事任免一直都充满着幕后运作，这是事实，也是常识。
考察史籍，翰林学士的入选，大体上说，一是来自在任翰林学士的推荐，二是来自执政集团的指名。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大都掺杂有派阀党援的性质。
如《宋史》卷294《王洙传》就记载“陈执中、刘沆在中书，喜其助己，擢洙为翰林学士。
”皇帝任命翰林学士，往往需要执政集团的认可。
如果执政集团中有个别成员有异议，任命也有搁浅的可能。
《宋史》卷316《吴奎传》载:
“诏除（王）陶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奎执不可。
”同样，执政集团的意旨，也足以罢免翰林学士。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载:
“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
”《宋史》卷410《徐经孙传》载:
徐经孙”忤丞相贾似道，拜翰林学士、知制诰，未逾月，讽御史舒有开奏免”。
从职任上说，翰林学士具体负责起草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公文。
但从史料记载来看，他们的更重要的使命则是“以备顾问”。
清人卢文弨在《翰苑群书》序中就指出:
“君以朝夕启沃望其臣，臣以随事纳忠效于君。
……其任不在职事之末，而其长亦并不在文字之间。
”中书舍人韩驹也对徽宗说过:
“若止作制诰，则粗知文墨者皆可为。
”[19]既然“不在职事之末，不在文字之间”，那么，翰林学士则主要在于启沃君心，即作为皇帝的咨询顾问。
《翰苑群书》所收《次续翰林志》载，太宗时，翰林学士“虽处内署，而两地政事，多所询访”。
真宗在即位不到两年的咸平二年（999）七月，就效法太宗，设置翰林侍读及侍讲学士，“寓直禁中”。
“自是，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焉”[20]。
从皇帝本人讲，是在寂寞之中多了个可以说古论今的陪伴，了解朝政的耳目。
从士大夫来讲，则是接续上从皇子开始的儒家伦理的引导，获得了对皇帝施以再教育的机会。
这也未尝不是以当时李沆为首的执政集团的用意。
皇帝一旦有了这样一群人陪伴，便须臾不可或离了。
不仅垂询于宫中，而且就连外出也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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