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热土的生机与活力澳门文学事业的观察与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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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热土的生机与活力澳门文学事业的观察与思考
文学热土的生机与活力
2009年澳门文学事业的观察与思考
2009年是一个经济上风云变幻的年景，世界文坛和中国文坛则像这样的年景通常所表现的那样，显得较为平静甚至平俗。
经济领域的波诡云谲未必一定会以文学领域的风平浪静作为代价，文学的平静乃至平俗乃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多媒体时代文学边缘化的必然现象。
然而，文学毕竟是人类心灵审美活动最便捷最充分的记载，任何时候高档次的人生都不可能真正与文学告别，因此，文学表现的平静与平俗并不构成人们放弃乃至轻视文学的理由。
澳门的经济状况多少受到国际性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而澳门文学的平静乃至平俗则是澳门持续多年的文化现象，与世界性的文学发展趋势以及当代中国文学的现实状态有所同步，但同时也体现着澳门文学的固有生态和基本特性。
澳门文学曾经有过非常活跃的20世纪90年代，以诗歌为龙头的澳门文学在港澳地区乃至在整个中国文坛掀起过令人不可小视的文化波澜。
更多的年景文学则复归于澳门特有的平静，一如平日的濠江镜海波澜不惊。
这也许是处事低调的澳门人惯常风格的文学演绎，更确切地说是澳门文学文化运作、社会运作机制的特征性体现。
澳门文学的特质是性情第一。
文学家都基本属于性情中人，他们的写作也出于性情表达的需要，其文学创作既不冲着崇高的思想作吃力的攀升，也不冲着深邃的情感作激烈的宣泄，而是以一种与澳门的社会文化环境十分协调的恬淡安然的性情表达，申言也许是过时了的，即便是与新潮相关也显得非常温和隐曲的精神基质，包括思想情感等。
许多年来澳门文学就此养成了自己的特性，也同时造就了自己的品格，2009年的澳门文学依然如此，正像2009年澳门的社会生活依然如前一样。
这是一种与文学的原生状态密切相关的特性与品格，因而也是应该予以关注并值得加以研究的对象。
一依然是文学热土
尽管就文学创作的气氛、热忱和踊跃程度而言，更就文学创作的实际成就而言，2009年即便是对于澳门也仍然是一个荒歉年头的持续。
但是，这一年的澳门依旧保持着一个文学热土的总体风貌。
《澳门日报》的文学副刊《新园地》、《文化镜海》、《文化小说》等作为澳门文学写作的主要平台仍然正常出刊，其中以刊载散文随笔为主的《新园地》每天必有，如此频率的文学副刊在其他各地许多大报中都难得一见，而一家报纸拥有如此繁富多样的文学副刊栏目，这在内地的晚报中也并不普遍。
这些副刊的正常发稿量相当可观。
2009年头两个月的统计显示，每月文学稿件的发稿量约240篇左右。
表1显示，2009年头两个月的《澳门日报》发表散文随笔282篇，文学评论103篇，诗词类42首，小说26篇，文学专题介绍类28篇。
综观整个上半年的发稿情况（见表1），1月、2月的文学稿件数量不算最多[1]，但即使如此，亦可见澳门文学写作的热忱。
以一个充满热忱的写作者每月发表4篇作品计，则意味着澳门每月约有60位孜孜矻矻的写作者在辛勤地进行着文学耕耘，按人口平均则为每8000人就有一个较为专业的文学写作者。
这样的比例充分说明，澳门作为文学热土的文化特征仍然十分明显，澳门人对于文学的兴趣依然高涨，澳门在大中华文化圈内堪称“诗国文邦”。
表12009年1～6月《澳门日报》文学写作发表数量统计
在澳门这块文学热土上，文学事务的曝光率以及媒体的关注度都相当高。
《澳门日报》以要闻等级报道的有关文学活动的新闻，据2009年上半年的统计，共54条，平均每月9条，这就意味着在澳门每三天就差不多有一条值得社会和新闻界关注的文学新闻。
一个50万人的小城市，每三天就产生一则文学新闻，这应能说明即便是处在这样一个传媒立体化，文学失去了在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失去了在读者中的轰动效应的时代，在这片神奇的东方文学热土上，文学仍然拥有相当的关注度，文学的事业仍然是这片热土上较受瞩目的事业。
除了《澳门日报》外，其他各家报纸也都拥有一定的文学副刊或版面。
作为澳门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重要平台和主流媒体，《澳门笔汇》继续出版，2009年出版第38、39期。
该杂志是澳门文学写作者的权威组织——澳门笔会的机关刊物，由澳门文化局赞助。
杂志几乎没有任何专职的编辑人员，编辑的核心人物乃是澳门笔会的负责人如李观鼎、廖子馨、黄文辉、邹家礼、钱浩程等。
他们几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编辑这份代表澳门文学水平和档次的文学刊物，作品质量堪称上乘，杂志品质可谓优良，印制精美，图文并茂，版面疏朗，纸质超高。
《澳门日报》社作为出版机构仍然一如既往地推助文学书籍的出版发行。
21世纪以来，《澳门日报》社已经为澳门的文学爱好者出版了100多种文学作品和相关书籍，为澳门文学的持续发展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
澳门基金会作为澳门资助学术文化事业的官方机构，也一贯支持并参与《澳门日报》社的文学出版工作，且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方面资助、出版了为数可观的项目和书籍，如澳门科技大学的《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研究项目以优秀的评审成绩结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因此，澳门基金会同样也为澳门成为文学热土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基壤。
从文学出版的角度来观察，澳门作为一片文学热土的文化特性也十分显著。
这是一个文学出版相当自由的地带，只要有足够的资金，不必依赖于出版社或出版公司，甚至不必依赖于法人机构，任何一个团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履行出版手续，进行文学出版活动。
2009年5月，陈霭玲的长篇小说《浪人之歌》出版，出版者是菜农子弟学校澳门文化研究学会。
出版资金得到了澳门文化局和教育青年局的赞助。
这部极富罗曼蒂克色彩的小说其实并不长，约8万字，曾经在《澳门日报》上连载过，在澳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故印行1000册。
较之内地文学书籍常常在3000～5000册的印数，这样的印数相对于澳门这个人口只有内地县城大小的城市来说实在是非常体面。
李宇梁的长篇剧作选《红颜灭谛》[2]也同样达到这个体面的印数。
这是澳门作为文学热土的体面，是澳门人中相当比例的读者愿意接受文学作品的体现。
一个中等学校中成立的学会，或者几个戏剧爱好者组成的剧社，就可以筹划出版文学作品，这样的自由出版机制也助成了澳门作为文学热土的形象。
由于出版机制灵活自由，文学出版物的多姿多彩便超出了其他区域人们的想象。
客远文（ChristopherKelen）的《以河为海：
澳门速写十帧》一书[3]，是将其描写澳门的诗作与画作编在一起，装帧设计者冯胜将这本书别出心裁地制作成台历模样，又类似于笔记本型态，非常适合于承载“速写”类的作品。
作者是一位英文专家，诗作原文为英文，诗人姚风等将诗作翻译成中文和葡萄牙文，于是这本诗画集又成了中、英、葡文三种文字合成的诗作。
所有的这种创意都与澳门作为文学热土所具有的文学出版的高度自由相关。
在旧体诗词的出版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郑存耀的《孤芳楼诗词集》[4]。
这是一本印制十分考究但没有使用正式书号的诗词集，全书采用仿古体装帧，诗词作品全都用小楷毫墨誊抄于暗线竖格纸版，恍若宣纸直书，间以朱笔逗句，古意盎然，古风毕现。
作者既不指望诗词集卖钱，在出版相当自由的社会情状下也就没有必要申请书号正式出版，同时他也有足够的资金将这本书制作得精致优雅。
这样的情形也只有在对文学“发烧”程度颇高的澳门这片文学热土上才会常见。
澳门是一个社团社会，作为文学热土的城邦，文学社团自然较多，2009年正常活动的文学社团数十个，其活动内容丰富而成果斐然。
以澳门故事协会为例，该会2009年出版或组织的文学书籍就达14种之多，其中《飘香罗绮——唐代女诗人诗选》（中英对照，客远文、谭晓汶、宋子江、樊星、丁懿芬合译）乃是继2008年《采芙蓉——宋代女诗人诗选》之后的又一古典诗词译著，为英语读者介绍了30多位唐代女诗人的杰作，其中包括李冶、鱼玄机、薛涛在内或著名或较少为人所知的唐朝女诗人的作品。
同样富有特色的文学译著还有《澳门葡语诗歌》（葡英对照，韩丽丽、客远文合译），此书仍然是向英语读者介绍了包括Alves，Oliveira，Dias，Arrimar，Marreiros在内的多位葡萄牙诗人所创作的关于澳门的诗歌作品。
另外还有樊星、谭晓汶、宋子江等合译的《火曜谣言都市——十四澳大利亚诗人》（英中对照），收录、介绍了包括ThomasShapcott，AlanJefferies，JaneGibian，JudyJohnson与RaeDesmondJones在内的14位澳大利亚当代诗人的诗作，这些人的代表作品差不多都是首次被翻译成中文。
除了进行中英葡文的诗歌翻译与介绍外，这个社团还发挥其成员的英文优势，将自己的创作处理成非常独特的中英文本出版，如樊星的诗集《兔子在午后梦见艾丽斯》，实践着一种跨语言的创作实验：
英文诗歌与中文诗歌互不为翻译，却有丝丝缕缕的联系，时而应答，时而争辩，一唱一和，珠联璧合，是一种别致的诗歌探索。
其他有石海鸿的《庙思絮语》，是散文与诗歌的英中对照合辑；苏惠琼的《每人都有一只宠物》则是富有探索性的英文诗集。
此外，他们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袖珍本的文学作品集“口袋书”，包括韩丽丽的《冬天的故事》、谭晓汶的《这里的绿是淡粉红》、宋子江的《拭擦暗澹的天空》。
除了卓有成效且富有特色的出版工作外，这个文学社团还高频度地举办各种社团活动，如3月13日举行的“当代澳门诗歌朗诵会”，4月18日举行的《影下萤火》诗歌朗诵会，5月23日举行的《变化的边界》诗歌朗诵会，5月25日举行的历史学术论坛诗歌朗诵会，9月27日在香港举行的Kubrick九月诗会，11月7日举行的十一月诗会，等等。
如此活跃的文学社团尚有中华诗词学会、澳门诗社等。
文学社团活动的高频度、高水平以及成果的丰富性是澳门文学生态的重要特征，也是澳门保持文学热土之热度的基本力量。
由于是文学热土，外地喜好文学的人士便期望在澳门出版自己的文学成果。
香港著名诗人傅天虹近十年来卜居澳门，在此主持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编辑出版《当代诗坛》杂志以及《中外现代诗歌名家集萃（中英对照）》丛书，2009年《当代诗坛》出版了第51～52期合辑[5]，《中外现代诗歌名家集萃（中英对照）》也出版了10多种，使得这套大型文学丛书的总数达到528种。
来自中山的诗人秦植禧，同样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澳门出版了诗集《太仓一粟》（国际港澳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也同样是由于文学热土的关系，澳门有足够的余热放射到其他区域的文学出版事业。
澳粤联合出版的《中西诗歌》杂志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和成功尝试。
该杂志由澳门著名诗人姚风领衔主编，挑头主办的单位是澳门基金会，采用的是国际标准刊号，繁体字印刷。
这实际上是一份澳门的刊物，但它在广州也同时设有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单位尚有广东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和珠海市作家协会，于是又可以视为澳门文学出版资源输出的范例，是澳门这片文学热土热力外射的象征。
二浮出汉语新文学的地表
2009年的澳门文学界，同往年相比，尤其是在文学创作方面，总体上处于沉静状态，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蕴蓄爆发力的沉静状态而不是创作力、突破力委顿的沉寂。
蓄势待发的迹象在这一年已经较为明显，澳门文学有能力在整个汉语新文学总体发展的格局中挣回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挣回配得上文学热土之称的光荣与梦想、成就与辉煌。
第38期《澳门笔汇》头条发表的李尔的小说《大发现》，是澳门创作中较为罕见的科学人文幻想作品——说是科学人文幻想作品而不是循俗例称之为科学幻想作品或科幻作品，乃是因为其中关于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人文思考和人文设想其实多过科学技术的幻想。
作品将幻想推至人类灭绝的数万年以后，某个未来的文明国家发现了大规模的化石群，经研究判断这是一种集体逃亡不果惨遭毁灭的远古生物群，这个生物群的名字就是“人”：
人；这一种生物在一个时期内几乎统治了整个地球，然而，由于他们对于地球资源的过度掠夺和榨取，很快就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系统，所以，在大约中古后期，这种生物就在地球上慢慢灭绝了。
戏谑的议论掩盖不了沉重、深邃的忧郁，想象的描摹传达出巨大、深远的人文关怀。
这是一篇在题材与主题的设定上都超出澳门的小说。
这在《澳门笔汇》和《澳门日报》副刊这两个主流文学媒体上发表的小说中显得非常突出。
它传达的信息显示，澳门作家经常有一种突破澳门区域性而走向大中华，走向汉语文学世界，走向人类的冲动与激情，他们愿意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思考拥抱外部更为广阔的宇宙，从而在文学题材和文学主题方面实现双重突破。
确实，澳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实体，但由于特定的地理条件和特定的经济结构，澳门占有和消耗的地球资源非常之少；以如此微弱的地球资源支撑起独特的澳门社会和澳门文化，是澳门人对国家、对民族以及对世界作出的重大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人也许最有资格和权利对地球资源被肆意掠夺、挥霍和破坏的情形发出抗议的绝叫。
因此，李尔的这篇小说尽管篇幅不长，主题也显得过于彰显，缺乏深潜的蕴蓄力，但在澳门小说作品中应是足可珍视的一篇：
它以无可置辩的澳门立场同时也是人类正义的立场向世界发出了关怀地球、珍惜地球资源的呼吁。
澳门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一般习惯于以澳门生活作为题材，或者是以澳门作为故事场景和情节背景。
以《澳门笔汇》2009年出版的第38期所刊载的小说看，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改变。
表2《澳门笔汇》第38期小说题材及与澳门关系一览
表2显示，澳门小说创作在2009年出现了一种突破澳门本土题材的势头，虽然到了第39期并没有延续这个势头，但2009年初2/5的探索性小说都逸出了澳门叙事，反映出澳门作家在创作构思方面普世价值观念的增强，以及在艺术层面走出澳门信心的增加。
当然，大部分作品仍然围绕着澳门，甚至热衷于表现澳门风情与场景，这种浓郁的地方色彩既是对澳门独特的文化魅力的认同、赞美与迷恋，也是对外界文学长期以来相对忽略澳门文化风情表现的现象所产生的一种补偿心理。
当然，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能奉行题材决定论，以澳门作为情节背景的作品照样能够焕发出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生思考。
这方面，著名剧作家李宇梁在2009年新创作并公演的《天琴传说》可谓典范。
澳门青年剧团2009年11月初演出的《天琴传说》，以尽可能舒缓的音乐节奏讲述了两代人的浪漫故事：
母亲在少女时代错失了美妙的邂逅，错失了倜傥英俊的青年，却捡来了一个迷迷糊糊的“旧饭”作为自己孩子的父亲，并且宿命地伴其终老；Ken和Florrie在经历过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之后才懂得彼此珍惜，然而与命运主宰之间莫名的时间游戏告诉他们，余留给他们相亲相爱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于是他们在慌乱的悲痛之际实践着彼此的了解。
两代人的浪漫故事没有任何交叉，从情节和情调方面而言，时代差异亦非常明显，但爱而不得的怅恨情绪的表达使得两代人的两个浪漫主题的故事产生了连接的可能。
在老旧的浪漫叙说中，这部戏剧通过突出的音乐氛围，还有让都市生活久违了的星空的铺垫，表现得既传统又现代，乡土气浓郁而西洋味十足。
李宇梁显然希望透过这种种罗曼史的演绎，以西方神话中奥菲尔与尤丽蒂斯的天琴传说为情感和理念的参照，进一步解析浪漫的怅恨并不是怨世的理由，由此显现的人性的弱点在星空所代表的伟大时空映照下构不成任何有价值的呻吟。
这样的立意——如果这果真是编导的立意，非常清晰地表明，这部更多地体现着传统浪漫的戏剧实际上只不过是将浪漫处理为一种情调的装饰，就像贯穿于全剧始终的音乐与舞蹈不过是所展演的人生的舞台装饰一样；这部戏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功正在于它非常轻盈而醒目地走出了传统的浪漫，进入了充满现代感和当代性的人生感悟：
每一代人甚至每一个人都可能拥有自己的浪漫，以及由此产生的悲情与怅恨，传统的浪漫将这样的怅恨交付给不公的世道和残酷的命运，于是“上耶”、“天也”成了控诉的对象，浪漫主义的主角成为一个悲情的诉说者，以心灵的悲鸣和隐曲的泣诉博取观众无限的同情。
当文学告别命运悲剧（也即不再将浪漫的悲剧归咎于天道和世情）之后，性情的抒写同样通向主体的解脱：
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如神话传说，或者自己的想象甚至于编造的谎言，寄托给浩瀚的星空抑或是无际的大海。
《天琴传说》沿着这样的传统路数展演着两代人的浪漫，但在艺术构思最幽婉的曲径处成功地拐了一个弯，或者说进行了一个亮丽的转身：
在编导的笔下，大海绝不会为这样的悲情迸一滴眼泪，星空也不会为这样的怅恨改变命运的轨道，更不会为此奉献祝颂和承诺的缤纷花雨。
浪漫连同浪漫之中必然包含的怅恨只属于各个人自己的人生，它需要人们去了悟，然后去面对，了悟之后无可奈何地冷峻面对既勇敢而又庄严，甚至具有悲剧意义的崇高。
母亲那一辈的罗曼史是传统的歌吟，类似于人们从19世纪欧洲文学中倾听到的徘徊于“茵梦湖”畔的各种“少年维特”式的怅恨。
母亲——这个20世纪60年代的小女孩，在她成年之后将舞蹈视为自己最亲密的伴侣，她以一种罕见的乐天知命精神面对了曾经像星空一样诱惑过自己并让自己始终憧憬的浪漫际遇，反复的错失没有形成怨尤的怅恨。
她履行了人生的宿命进入了属于自己的角色，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面对并相伴的不是那个甲板上指着星空侃侃而谈的青年，而是与星空无缘的“旧饭”。
即便如此，这个剧本中的实际主人公处之坦然，她的心平静得如默然无语的星空，似乎再也没有一丝浪涛甚至涟漪，在厌烦自己父亲的儿女面前，她甚至为这老公而不惜与下一辈龃龉。
这位曾经浪漫的女孩，这位毫无怅恨的母亲最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她忍受和消费由少年时的浪漫所带来的怅恨的勇气完成了悲剧性的庄严与崇高。
母亲对怅恨的忍受和消费有理由解释为其儿媳Florrie的未来，Florrie在Ken临别之际确实表示，愿意自己未来的孩子像这位过去了的祖母。
Ken和Florrie的浪漫故事虽然与母亲的少年时代并不一样，充满着当代人的紧张与诡秘，甚至带着后现代式的诅咒与调侃，然而两位主人公同样各自承受并最终勇敢地消化了浪漫的悲情所带来的怅恨情绪：
他们虽然还没有母亲那样潇洒、乐天，但早已超越了倾诉者的境界，完成了合格的人生悲剧承担者的自我塑造。
澳门文学的写作者执著而浪漫，但同时又能在承认现实的前提下走出浪漫，这是戏剧《天琴传说》的精神基调，也是长篇小说《浪人之歌》的思想基点。
关于后者，作者同样有这样的思考：
生活的平淡，使我爱幻想，爱编织心目中认为动人的故事。
爱情，是人类情感的主体，被人类赞美、追求、演绎，然而，像童话般完美结局的爱情有几多？
我从来都觉得，带点凄美、残缺的爱情，才更触动人心。
[6]
《浪人之歌》的场景在澳门。
《天琴传说》的场景有一半在澳门，主要的背景在澳门，但无论是星空的象喻、音乐的渲染还是情感的萃发、人生的哲思都走出了澳门的天地，走向了普泛人生的广漠与深邃。
剧作家以自己卓著的才能和不凡的抱负，从澳门的人生场景走出，将这里发生的浪漫和严酷的故事浮现于整个汉语新文学的地表。
澳门文学的出路在于从澳门这样的文化场景和文化视角出发，将澳门作者的聪明才智投向更广阔的宇宙时空，以特定的澳门经验和澳门体验提炼出汉语新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所共通的思想的汁液或情感的醇醴。
这样既立足于澳门，又能使得澳门的创作真正浮出当代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汉语新文学的地表，为汉语文化界所瞩目。
从这个意义上说，过于强调澳门文学的地域性，会从文学运作和创作心理两方面形成某种限制，有碍于澳门汉语新文学的健康发展。
还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宇梁等人既立足澳门又超出澳门而进入更广漠的空间和更深邃的时间进行探索的文学努力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显然，澳门文化和生活场景作为地方色彩具有相当的特色，但如果长久沉溺于这样的地方色彩和地域意识之中不利于文学的建设与发展，这是狭义的“澳门文学”倡导所应该深切反思的问题。
“澳门文学”的定位与倡导固然凸显了澳门地域文学的特性并在汉语新文学界强调了澳门文学的应有地位，但同时它也给澳门的文学写作者带来了一种心理暗示，似乎“澳门文学”就是表现和展示澳门场景、澳门人物与澳门故事的文学，地方色彩、澳门特色就是它的精粹。
因此，澳门文学创作界应该勇毅地走出“澳门文学”的套路。
在理论界业已发出的建构“汉语新文学”的呼吁声中[7]，李宇梁等人的创作应该给2009年的澳门文坛以足够的自信：
他们可以在汉语新文学的地表上脱颖而出，而不必一定蜷曲在澳门文学的蜗居中自得其乐。
三澳门文学观念与体制的调整
澳门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充满着文学的生机，充满着文学突破的可能。
但是，纵观2009年的文学创作和发表，澳门文学事业尚未显现出足够的活力以体现这片文学热土的温度，以回应这派勃勃的文学生机。
在精神生产领域，生机意味着这种生产可以期待的一种现象或可能实现的一种价值倾向，活力则意味着精神生产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竞争状态、高投入产出比例以及一定范围的美誉度与影响力。
生机勃然但活力尚欠，这是澳门文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余地之所在。
文学活力尚欠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澳门文学的传统优势正在减弱，创作的总体水平有待提高。
澳门文学的传统优势是诗歌创作，在五月诗社兴盛的那些年景，澳门新诗勇于探索，佳作迭出，其活跃的情形与作品的影响远远超出本澳，夺目粤港，直逼整个汉语新文学界。
这些年，2009年依然如此，新诗创作的量与质明显下滑，诗歌的探索精神趋于疲软，不少诗作在直白空洞或故弄玄虚的两极摇摆。
如果不是翻译诗歌和旧体诗词的相对活跃依旧支撑起澳门的门面，单靠新诗的创作成就，则澳门作为文学热土的“诗国”形象势将难以维系。
创作队伍的相对萎缩和创作量的相对减少，体现着文学景气情状的不尽如人意，这是澳门文学欠缺活力的又一表征。
尽管作为文学热土，澳门在作者与人口的比例上显示出其拥有几乎是最高密度的文学写作群体，但澳门有限的新文学出版物，如《澳门日报》副刊和《澳门笔汇》两大平台，依然表现出创作景气不佳的情形。
从表2可见，在其他文学刊物中较为罕见的非诗歌或微型小说作品由一个作者重复发表的现象，在澳门的主流文学媒体却屡见不鲜。
这与一些作家创作力旺盛当然有关系，但与稿件写作者的分散度不够、部分写作者写作欲望不强亦有关系。
这样的情形终究是文学活力不够的标志。
文学活力的显著标志应是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备受关注，甚至屡屡能够成为更大范围的文化热点。
这是近些年来当然也是2009年度澳门文学最欠活力的征象。
澳门文学创作的最近奉献并非没有足够的实力造成某种超出澳门的文化影响。
李宇梁的戏剧创作的实力、品位、优势即便是在汉语新文学的宏阔视野中也不至于被淹没，但它是戏剧，需要树立在舞台上才成为成品，而粤语剧的定位限制了它影响的发散，澳门文学界包括剧作家本人似乎也没有这样的意识想让它在更广大的汉语新文学界形成一定的影响。
这其中有经济问题，有诸多方面的文化市场管理问题，甚至牵扯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澳门文学观念的问题。
澳门文学仅仅就是在澳门产生并行世的文学，并不是描写澳门且形诸于澳门的文学。
澳门作为文学热土不过是为汉语新文学建构了一个澳门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展示的应该是在题材与主题、文化精神和文化旨趣上都超出澳门的汉语新文学作品，是整个汉语新文学或者面向整个汉语新文学的文学平台。
既然澳门的赌台并非为澳门币和澳门人而设，澳门文学的平台为什么一定要定位为澳门事和澳门人独享并自得其乐的媒介？
这样的议论或许无的放矢，但至少它为澳门文学界恢复文学创作和文学出版的活力指出了可能的精神障碍。
在内地，即便是一个中等城市的文学刊物，也常常被定位为面向全国乃至面向整个汉语新文学界的媒介，这一点很值得澳门文学界借鉴。
具有超出澳门文化基因的《当代诗坛》和《中西诗歌》明显有这样的定位，这是澳门文坛走出澳门，为汉语新文学、汉语新诗乃至世界诗歌搭建澳门平台的重要尝试。
这样的尝试有澳门官方背景的支撑（《中西诗歌》的第一主办方便是澳门基金会），这表明未来的澳门文学媒体和平台的发展突破上述观念束缚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澳门文学在汉语新文学界再造影响和再铸活力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
澳门作为文学热土的重要依据和条件之一，便是文学始终得到有关官方和半官方机构的有力支持。
澳门经常支持文学事业的除了澳门基金会、澳门文化局以外，还有澳门教育暨青年局等，其他如澳门行政暨公职局、澳门邮电局等官方单位还会以各种形式支持各种有特色的文学出版和文学活动。
对于澳门文学支持甚力的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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