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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素材报刊搜集作文素材300篇十
报刊搜集作文素材300篇十
１、感动
饱受疾病折磨的史铁生以《病隙碎笔》荣获今年的鲁迅文学奖散文奖。
他在颁奖后说：
“困境的本质对于人的伤害是一样的，如果不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生命就没有意义。
”
史铁生今年55岁，21岁因病致残，在轮椅上度过了30多年。
他却写出了知青题材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哲理性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散文《我与地坛》等优秀作品，分别获得过1983年和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
这个顽强的汉子，近几年又得了尿毒症，肾也随之衰竭，时刻都徘徊在死亡边缘，写作变得极其困难。
这次获奖的《病隙碎笔》，前后写了4年，有时一天只能写几行字。
一般人看来，这样的遭遇和经历，一定是痛苦而又悲伤的。
但史铁生却非常乐观。
他说：
“把悲观认识清楚了就是乐观。
”因此，这个坐轮椅的汉子总是笑容满面，甚至有人说他是中国最爱笑的作家。
史铁生说：
“生病算是一项别开生面的经历。
”由于疾病，他一星期要去医院透析3次，由于贫血，缺氧，没有力气，他有时觉得自己可能写不了了。
这时，支撑他创作的力量完全来自于意志，因为他意识到：
“不能放下，否则可能就彻底放下了。
２、快乐人生
茅于轼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
他致力于普及经济学知识和市场观念，以扎实深入的扶贫活动实践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社会责任。
茅于轼是一个追求和传播快乐的人。
他曾经认定财富是社会发展追求的目标，一直到七十岁前后他才对此逐渐产生了怀疑。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善，可是大家的怨气似乎也在增加。
他发现人们未必是追求财富的绝对多少，而是财富的相对多少。
或者说，人们是在彼此攀比，是想超过别人。
茅于轼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准则，而财富则不是，人不要做钱的奴隶，不要牺牲快乐去赚钱。
1979年前后，铁道部研究院普遍加工资。
当时工资是惟一的收入，人人都盼望多加一点。
方案公布时，有人很失望，要把铺盖卷搬到办公室去抗议。
茅于轼也对这次评议抱着希望，自以为凭自己在业务上的突出贡献，工资会加得不低。
不料他只加了半级。
虽然他心里很不平，但是看到许多同事撕破脸皮大吵大闹，非常反感，说“我宁可牺牲这半级，也希望改变这种情况。
”于是他当众宣布放弃这半级。
对于这样一位年过七旬又勤奋工作的老人，旁人总是提醒他注意身体健康。
他却说：
“这身体，你注意也好，不注意也好，该死的时候你还是要死的。
一个人活一百岁，别人就说，你看这个人多么幸福。
其实对他个人来说很痛苦，死又死不了。
当痛苦大于快乐的时候，这种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
３、风雪中的一幕
在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中，奥斯维辛正飘飞着鹅毛大雪。
而法国总统希拉克、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波兰总统瓦希涅夫斯基等40多个国家领导人，都和普通人一样坐在那里，头顶着纷飞的大雪。
所有的国家领导人，在讲话的时候都要把帽子摘下来，任雪花洒满头顶。
我们常常爱说和世界接轨，从此次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中，我们应该学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有一次在长江三峡上，我们的航船途经一个小地方停靠码头，天正下着小雨，从码头到岸边的大路上，早早就铺好了长长的红地毯，红地毯的尽头，停着一辆小轿车。
一位领导要下船，刚刚走下船梯，立刻就有一把伞花开一般张开，遮挡在领导的头顶，然后一行人前呼后拥而去。
旁边有许多看热闹的人，有人在大声呼喊着：
“让列宁同志先走！
”戏谑中满含讽刺和不满。
也许，这样的做法，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在“官本位”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总爱让大小领导像是唱戏的主角一样风光无限。
那么，如果是我们来操办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会怎么办？
我们会让各国领导人无尊卑非长幼地站立在风雪之中吗？
会不会在群众到齐顶着风雪站立老半天之后，领导们才会在掌声中鱼贯出场？
会不会在他们出场的时候大声念着他们的头衔和名字？
会不会在活动结束之后，让所有人仍然立在风雪中，而“让列宁同志先走”？
４、普通人
那年去越南访问。
临行之前，大家带了一些交流用的礼品。
外事交流用的礼品一般并不在于贵重，具有本国特色就行。
为此，我们买了几十把纱扇，一块钱一把。
到了越南，因为那儿没有纱扇，所以都被他们当作了宝贝。
临回国的前一天，我们还有两把纱扇没有送出去。
那天我们在街上迷了路，两个越南女孩儿友好地把我们带回宾馆。
我们感动得不行，就把那剩下的两把纱扇送给了她们。
两位姑娘看到礼物，激动得眼里发光，如获至宝，立即给我们买了水果。
那水果之贵，在越南也是惊人的。
我们因为收到了不对等的回报而忐忑不安，更被这种来自民间的、纯朴的真诚所深深感动。
谁想，那天我们又意外地见到了这两位姑娘，原来她们从报纸上知道了我们是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便拿着报纸来让我们签名，说要作为永久的珍藏。
还给我们带来了她们自做的手工艺品———越南的手绣。
翻译惊讶地说，手绣在越南至少要卖到19美元一幅，真是很贵啊！
我们额头冒汗，受宠若惊。
两位姑娘送给我们的回赠，让我们吃不消。
我们知道，她们是把我们当成了高贵的客人，把与我们的这次相识，当做了难得的荣耀和幸福，正像我们曾经和某些伟人、名人的偶然相见一样，我们总要好好激动一番，并要努力记住一辈子。
生活中，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和高于我们的人的某些偶然接触，当做一生的幸事与光彩去炫耀。
只是，在我们如此的炫耀中，对方并不一定还记得我们。
这种来往是不平等的，并不值得我们庆幸和激动。
通常，倒是比我们地位低的人，回报我们的更为实在，也更为真情。
正像生活的温馨，大多数是在我们的下面。
请记住，滋养我们一生的事物，通常是在普通人中间，而不是我们一直翘首的上面。
５、架子
俄罗斯国际航展上，酷热难耐的俄总统普京离开贵宾席，来到一个冷饮摊前，自己买了一支雪糕，找个人少的地方，津津有味地啃起来。
美国总统布什在自己的农场刚下飞机，遇到雷雨大风，刚刚把伞打开，一阵大风吹来，把伞面吹翻，他尴尬地嘟囔一句后，把伞面翻转过来，转身给来访的女士撑起伞，自己的大半个身子露在雨中。
我们也曾在电视和报刊上看到胡锦涛打着伞走在雨中，温家宝脚蹬雨鞋，自己打着伞查看水淹农田的受灾情况。
我也曾见过一个县级市的市长下乡检查工作，遇雨，自己倒背着手，迈着八字步，在雨中“指点江山”，身边有一人给他打着伞，打伞人的衣服都湿了；这位市长大人，步子迈得优雅、从容，而打伞人不得不小步勤挪。
不勤挪行吗？
走快了，会抢市长的镜头，走慢了，雨伞跟不上，会淋坏市长大人的贵体。
这些事实后面的潜台词大家都明白。
论官职，在国内，没人大过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国外，没人比得了普京和布什，他们都不摆架子，能轮到其他人吗？
“架子”和“派头”往往与政绩成反比，“架子”越大，离心力越大，“架子”越大，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愈差。
６、不是不幸
乙武洋匡是个日本残疾人，今年28岁。
他的经历可谓非同寻常。
乙武降生时像是“上下粘在一起的一大一小的两颗马铃薯”（乙武语），没有手脚，先天四肢残缺，活像个大肉球，医生曾怀疑他能否活下来，又怕母亲承受不了这一打击而以“黄疸严重”为由隔离了母亲。
直到一个月后，医生才鼓起勇气让母亲见了他第一面。
“我的可爱的乖乖。
”谁也没料到这是母亲抱起孩子时说的第一句话！
或许正是这种态度决定了乙武洋匡的人生。
他始终坚定地认为，这世界不仅属于健全人，也属于残疾人。
认为自己的“无手无脚”只是身体的一个“特征”，而非“缺陷”。
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顽强不屈地开始自立：
用嘴夹笔学会了写字，用不到十厘米长的残缺胳膊学会了自己吃饭……凭着坚强的毅力，他上完了小学、中学直到考上大学。
重残之下，他没有封闭自己，而是敞开心灵，努力开掘生命的蓬勃创造力。
2001年在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经系毕业后，等待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日本TBS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
他的自传《五体不满足》平实地记叙了自己在众人悉心呵护下成长的历程，在日本引起轰动。
乙武说：
“这个世界有我能做而别人做不到的事。
”现在，他不仅能用残臂和脸颊夹着笔写字作画，而且还能跑步、游泳、爬山、打球……
他有个贤惠的妻子叫仁美，比他小两岁，也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
据说她非常钦佩乙武，两人是一见钟情。
几年前，《五体不满足》被译成中文，乙武洋匡也被请到北京图书大厦和中国读者见面。
“残疾确有不便，但绝非不幸”，乙武自信的话语和洋溢在脸上的青春笑容，感染着每一位中国读者，更震撼着每一位身体健全者的心灵。
７、１５分钟
奥斯勒是加拿大著名的医学教育家，还兼任多种社会职务，日程表里排满了工作内容。
为了挤出时间，他规定自己必须在睡觉前抽出15分钟，阅读喜欢的书。
奥斯勒对读书效果进行过计算。
就一般的阅读速度而言，一分钟可以读300字，15分钟便能读4500个字，一星期可以读3.15万字，一个月读完12.6万字没有问题。
那么，一年下来，就可以阅读151.2万字。
如果一本书平均以7.5万字计算，一年就可阅读20本书。
奥斯勒坚持睡前读书15分钟，长达半个多世纪，一共读了8235万字，约1098本书。
“睡前15分钟”的阅读，不但使奥斯勒的医学研究硕果累累，还让他成了文学研究家。
有人说：
“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可以用5个字来表达——我没有时间。
”对那些经常抱怨工作繁忙、生活艰辛，无暇顾及兴趣和特长的人来说，不妨学学奥斯勒，哪怕每天仅用15分钟的时间，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只要长期坚持，也可以干出一番成绩。
８、放下过失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是一名钓鱼爱好者。
一次，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鱼儿在咬钩之后，通常因为刺痛而疯狂地挣扎，越挣扎，鱼钩陷得越紧，越难以挣脱。
阿德勒就此提出了一个相似的心理概念，叫做“吞钩现象”。
每个人都有一些过失和错误，这些过失和错误有的时候就像人生中的鱼钩，让我们不小心咬上，深深地陷入心灵之后，我们不断地负痛挣扎，却很难摆脱这枚“鱼钩”。
也许今后我们又被同样的过失和错误绊倒，而心里面还残留着以前“鱼钩”的遗骸。
“吞钩现象”使人不能正确而积极地处理失误，自责和企图掩盖失误，造成难以磨灭和不可避免的重复的伤痕。
过失、屈辱和失落，对我们来说并不能百分之百地避免，但是我们应该避免这些事情破坏和改变人性，避免心理疾病的出现。
９、人生马拉松
张静初是顾长卫新片《孔雀》的女主角，这部影片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张静初一举成名天下知。
没过几天，徐克的大片《七剑》等六部电影邀请她出演女主角，大导演吴宇森更是对她赞赏有加，请她担纲历史巨片《赤壁》的女主角。
一次举行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明星富豪穿梭登台，张静初静静坐在一角。
轮到她上台时，有记者将她捧为“继章子怡之后中国影坛又一个幸运儿”，她听了淡淡地一笑说：
“有些人是以长跑的姿态进入跑道的，有些人则以短跑的姿态进入跑道，暂时落后了你不能急躁，必须明白自己是跑长跑的，耐力和定力最重要。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赢到最后才叫赢。
”她的话说完，记者们破例为她鼓掌。
张静初是有定力的女孩。
她中专毕业后做了老师，两个月以后认为自己不适合做这份工作，马上辞职来到北京考中戏。
录取后，同学们争相出演影视剧，她却从不去争。
她冷静地说：
现在正是我修内功的时候，人生的路还长，不能太急。
许多同学成名了，她还是那样平静。
终于，她的内功练成了，等到了一只属于她的美丽的“孔雀”。
四川作家阿来也是如此，他写作二十多年仍寂然无名，许多人认定他在创作上不会再有作为，他也隐约对自己感到失望。
但他不忍心也不甘心多年的心血就这样白费，又重新操起笔开始写作，五年之后，一部获茅盾文学奖的力作《尘埃落定》横空出世。
就像张静初说的那样，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运动员。
还有一点最重要，你千万不能放弃，必须像阿来那样坚持，否则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
１０、借债
一位犹太大富豪走进一家银行。
贷款部营业员打量着来人的穿着：
名贵的西装、高档的皮鞋、昂贵的手表，还有镶宝石的领带夹子……“我想借1美元钱。
”营业员闻言，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他想，这人穿戴如此阔气，为什么只借1美元？
他是在试探我们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效率吧？
便装出高兴的样子说：
“当然，只要有担保，无论借多少，我们都可以照办。
”“好吧。
”犹太人从豪华的皮包里取出一大堆股票、债券等放在柜台上：
“这些做担保可以吗？
”
营业员清点了一下：
“先生，总共50万美元，做担保足够了，不过先生，你真的只借1美元吗？
”“是的，我只需要1美元，有问题吗？
”“好吧，请办理手续，年息为6%……”
犹太富豪走后，一直在旁观的银行经理怎么也弄不明白，一个拥有50万美元的人，怎么会跑到银行来借1美元呢？
他追了上去：
“先生，我实在弄不懂，你拥有50万美元的家当，为什么只借1美元呢？
”“好吧！
我不妨把实情告诉你。
我来这里办一件事，随身携带这些票券很不方便，我问过几家金库，要租他们的保险箱，但租金都很昂贵。
所以我就到贵行将这些东西以担保的形式寄存了，由你们替我保管，况且利息很便宜，存一年才不过6美分……”
经理如梦方醒，但他也十分钦佩这位先生，他的做法实在太高明了。
1１、干涸的水渠
哲学家乌纳穆诺曾讲述过西班牙塞戈维亚的引水渠的故事。
这条人工水道修建于公元109年的罗马时代。
1800多年以来，山里面的凉水经由该水道流到这座干燥炎热的城市。
世世代代的塞戈维亚人的生活用水都依赖这座引水渠。
然而，到了最近的一代人，有人提出建议：
“塞戈维亚的引水渠是一项宏伟的工程、一个伟大的奇迹，应该把它保护起来，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况且，这条引水渠用了这么多年头了，也该让它歇息了。
”
于是，这个城市的人们动手铺设了一条新的铁皮水管，代替了原先引水入城的古引水渠。
然而现代化的水管铺好后不久，这座古老的引水渠就发生了质变。
经过日光的暴晒之后，那些千年古砖和石块开始开裂，干涸的引水渠很快就到处坍塌。
一条历经千年水流不息的引水渠最终就被短暂的闲置葬送掉了。
1２、在危险面前
有一位在英国某著名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与一日本留学生合租了套平房。
一天晚上，中国留学生正在卧室里看书，忽然闻到一股浓重的糊味。
开门一看，浓烟滚滚中，日本留学生正在厨房中炒面条。
显然，他不谙此道。
这时，“呜呜”的警报声接二连三响起，油烟惊动了住宅楼里的防火报警系统。
中国留学生赶忙走上去关了火，推开窗户。
日本留学生在一旁傻愣着，不知所措。
不一会儿，屋外冲进来几人，将他们拖下楼去了。
下楼之后，日本留学生说出其中原由，警察二话没说，把他请上了车。
一会儿，把中国留学生也请上了车。
在警察局里，日本留学生理所当然地包揽了主要责任，受教育之后，还得向邻居们道歉，并罚了不少银子。
中国留学生拼命为自己辩护。
警官问了一句：
“当时，您听到警报后，为什么不马上离开？
”中国留学生回答说：
“我知道这是油烟引起警报。
”警官又严正说道：
“整栋楼上有上百个报警器，万一不是油烟引起的呢？
你们不是有生命危险吗？
”
警官郑重地对中国留学生说：
“对不起，先生，由于您没有在警报响起之后迅速离开，您触犯了我们的法律。
我们的法律规定，不珍惜自己生命的行为是违法的，请接受我们的处罚教育……”
这件事听起来很意外，但是令人感动。
危险无处不在，在危险面前，生命才最重要，只有懂得珍惜生命的人，才知道珍爱世界。
1３、中美教育比较
《科学时报》10月24日刊登物理学家杨振宁访谈录。
杨振宁说，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哲学是注重训导，美国的教育哲学是注重启发。
不能说哪个比哪个好，而应该问这种方法到底是针对哪种学生。
我认为中国的教育哲学对于大多数的学生，就是对于90分以下的学生比较好。
这训导的政策，可把90分以下的学生引到了成才的道路，变成对社会有用的成员，而且增加他的自信心和责任感。
而对于90分以上的学生，美国的方法更好。
90分以上的学生不需要训导，他可以海阔天空，发展出别人所没有的事业，美国教育的着重点就是这些学生。
但是这种政策也许只能在美国才可以，像比尔·盖茨，不只是在中国不容易产生，就是在其他国家也很难产生，如德国、日本、英国等等。
这是美国教育政策成功的地方。
但我认为有一点，是极力主张美国教育哲学的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就是美国的教育政策中的一个放任特点，即让成绩平均的学生随波逐流，这样就会浪费了很多人才，而且制造出来很多悲剧。
而在中国的教育哲学之下，这种悲剧是可以避免发生的。
1４、现代版的奇迹
作一个小测试：
您会认为一截磨损的电线更恐怖还是一条活体的蛇？
我觉得是后者。
而实际上，破损电线对现代人造成的伤害要猛于蛇。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会觉得蛇是更危险的致命物呢？
这是因为蛇对我们祖先造成的惊吓要远甚于磨损的电线，后者在人类进化历史中出现的时间太短，其恐惧指数无法在基因水平上表现出来。
人的其他感情也莫不与人类的进化史有关。
这就是人本主义的要义。
比如说，我们对住宅的选择，有一种回到祖先居住地的本能的渴望，于是，房产企业家用“山水名居”、“花园洋房”这类的人造自然景象来打动消费者，因为我们的祖先居住在大自然中。
在这样一种倾向的支配下，城市的发展如同一棵大树，树龄越长，中心越空：
郊区离自然近，郊区的房产成为富人的首选，也是绝大部分城市人心仪的目标，城市中心的人气指数越来越低。
借用一下古巴比伦空中花园的思路来改造一下我们的城市如何？
把城市的交通全部“沉入”地下，把城市的高楼全部披上植物，把城市的地面全部种草种树，变成非洲热带稀树大草原那样的景观，这样，我们从城市的建设物里进出，犹如山顶洞人进出他们的洞穴。
我们离自然也近似地像山顶洞人挨得那么近，我们的城市就像避免大树那样的空心。
阿西莫夫写了一本名叫《钢窟》的科幻小说，其中是一个全由地下城市构成的世界。
把地面腾出给其他动植物，这样，乡村就近在咫尺，即只在地下城市水平面上几百码的地方，自然界只隔着一部电梯的距离。
日本正在考虑阿西莫夫的设想，有些项目已进行规划。
这一切都可以从渴望回到祖先居住地的本能中获得解释。
对钢筋水泥建造的城市，可以通过塑料疏导板和人造土壤，把任何一座建筑的前后左右上五面全部披上绿装，而且造价仅是建层本身造价的千分之五。
这可以让我们的建筑获得山洞那种部分的好处，比如山洞的温度比较恒定，远离噪音。
如果我们真的不想让城市“空心”，而一时又不能发展地下城市，就去建立空中花园吧。
这并不是科幻，而是可以立即着手进行的事情。
我们完全能对现代版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给予期待。
1５、成龙到北大讲课
明星与大学向来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10月17日成龙在北京大学刚讲完课，媒体就争相报道，虽然题目和侧重点各异，但成龙的一段话都没有省略：
你们知道我是你们的荣誉教授吗？
之前一直请我来讲课，我打马虎眼就过去了，其实我不是不想来，而是不敢来。
北大即使不属于全世界一流的学府，在中国也是数一数二，我来干什么？
你们都是大学生，我连书都没有读多少。
任何一个在座的人的学问都比我的好。
在担任北大荣誉教授之前，成龙是香港院士、博士、荣誉教授，还去剑桥、哈佛用JackieChan（成龙的英文名字）的破英文教过课。
由成龙的话,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话题：
谁有资格到北大讲课？
很早是周星驰，今年又有刘镇伟、李连杰相继到北大讲课。
查阅相关的新闻就会知道，媒体曾把他们到北大讲课上升到大学精神沦落与否来讨论，而且多持批评态度，认为北大利用演员的知名度作秀，成了明星的后花园和娱乐场所，是大学精神的沦落。
不单影视明星，和通俗沾上边的金庸和李敖到北大讲课，也遭到过铺天盖地的非议。
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演员到中国数一数二的学府讲课，从学术角度讲，意义确实不大。
然而，大学教学生的仅仅是学术吗？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非常经典地解释过：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谓有大楼之谓。
”大学是智慧与博大胸怀的代表，不应是大楼、自大的代表。
北大的校训原来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后来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上海复旦大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这都说明“大学精神”的核心是兼收并蓄精华。
成龙到北大讲课，正是体现了大学的精神。
我们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多少人能够取得成龙、周星驰和金庸、李敖的成就？
又有几人能如成龙那样满世界穿着唐装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成龙本身就是一本教材，他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其中的艰辛、坚强和博爱以及民族精神，的确值得大学生们借鉴。
1６、别的名字
就像中国人以前自报家门叫“燕人张翼德”和“常山赵子龙”一样，我们熟悉的“达·芬奇”，其实是“芬奇镇的列奥纳多”。
一定有些什么，是我们不能言说的东西，从时间的缝隙里和万物一起滋长出来，界定了人们的常识和经验。
比如说一个名字，当你知道他叫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别的地方、别的时代，有人叫他别的名字吗？
就拿达·芬奇来说，研究意大利文学的吕同六先生，叫他“芬奇镇的列奥纳多”。
因为“达”在意大利语里是“在”的意思，“芬奇”则是意大利的一个小镇，也就是达·芬奇本人的出生地，而达·芬奇的全名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于是，就像中国人以前自报家门叫“燕人张翼德”和“常山赵子龙”一样，我们熟悉的“达·芬奇”就变成了“芬奇镇的列奥纳多”。
可是约定俗成，如果达·芬奇改名叫“列奥纳多”，我会在第一时间想起《泰坦尼克号》男主角的名字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而不是别人。
网上有台湾网友谈论两岸的翻译，说台湾的“梵谷”到大陆变作“凡·高”，好像就成了普通人———如果都这样望文生义的话，大陆的“达·芬奇”，到了台湾变“达文西”，是不是就失却了他旷世少有的磊落英奇了呢？
据说这位大画家可是文武双全的哦，单手便能掰断一只马蹄铁。
罗密欧与朱丽叶，上世纪30年代有旧译叫做“柔蜜欧与幽丽叶”，既“柔”且“幽”，不光“丽”，而且“蜜”，在当时可谓非常之鸳鸯蝴蝶而罗曼蒂克，是很新派的事。
可是放在今天，却怎么看怎么觉得外国人不像跟我们用同一种材料做的，倒像是菠萝蜜一般的水果，或者，至少也是幽兰护肤霜之类。
阳朔西街，清康熙年间便已得名，民国时期赶时髦，改名叫“西马路”，可能那时候“马路”是一种大都市里才有的东西，说出来会比较铿锵有力，比如要是有人一拍胸脯说“我到过上海的四马路”，蒙蒙小地方人，还是很有气势的。
同一条西街，“文革”时改名叫“东风路”，表示要以“东风压倒西风”。
这种荒谬的更名事件，在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过，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又一起改了回来。
以上说的是由于地域和时间的不同，而造成的人们对名字接受上的差异。
也有完全因为断句理解不同，说出来的名字就有天壤之别的，比如外地人到北京，会把“东四/十二条”断作“东四十二/条”———北京可真大，光东边就有四十二条！
再比如外地人买苏州名优特产“真正/老/陆稿荐”的酱汁排骨，不知“陆稿荐”是一老字号，容易断成“真正/老陆/稿荐”，“老陆”反正是一了不起的创始人，以为这一点毫无异议，以为“稿荐”跟“推荐”沾点边，殊不知它在苏州话里，是“草垫”的意思，而“老”是正本清源，廓清所有冒牌货。
名字这东西，习惯成自然，是一种文化的鲜活表征。
即便是在名字这么小的事上，有时候有了分歧都难以互相说服，更何况其他。
赛珍珠写她旅居中国数十年的“异邦客”母亲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一个人要属于一种文化，必须与它同生共长，容不得半点抽离。
如今东奔西走的人多了，不时的“抽离”常常在所难免，知道达·芬奇叫达·芬奇，也不排除人家有时候在有的地方叫叫别的名字。
1７、有用的猫
有一户人家的母猫生了三只小猫。
三只小猫断奶后，憨态可掬，招人喜爱。
附近的人听说有猫仔可抱养，纷纷前来询问。
不久，便被抱走一只。
这天中午，我在门口乘凉，正好碰到一老汉来看猫仔。
老汉，精短身材，脸色红润，精神抖擞。
母猫带着两只小猫在方桌下纳凉。
老汉在征得人家的同意后，凑近小猫细细观察。
他先是用手势逗小猫玩。
体壮灵活的小花猫摇头摆尾，一双骨碌碌的眼睛煞是可爱；那只小白猫对人爱理不理。
老汉用手疼爱地抚摸小花猫，顺便吹了几声口哨，并赞不绝口。
小花猫挺会招人疼，一跳一跃，颇有几分下山老虎之势。
老汉又把注意力转向小白猫，可他伸手向小白猫示好时，小白猫“喵”的一声，并不买账。
老汉脸色不悦，嘟了一句“丑东西”。
老汉又拿起一块鱼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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