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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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

城镇化是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

所谓城镇化，从最一般意义上说，不过是人类为了生产和生活目的由空间分散聚居状态向规模聚居状态演化的过程。

人是社会的动物，一定规模人群的聚居是常态。

考古发掘证明，即使是在以渔猎为生的蛮荒时代，也到处可见人们“聚居”的痕迹。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不管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还是“聚族而居”的农耕生活，人们生产生活的空间形态都是“聚居”。

但是，在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以前，聚居的规模和聚居人群的活动范围总是受制于为其提供物质生存资料的自然条件，广域空间上呈现的是分散聚居状态，农耕社会的村落结构就是分散聚居的典型形态。

进入现代工业文明以后，首先是生产摆脱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而趋向集中布局于特定空间，然后是生活空间同步聚集，从而现代城市开始形成，并且规模越来越大，覆盖人群也越来越多，终至于对绝大多数人群的几乎全覆盖。

其背后是一系列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

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这种结构变迁尤其深刻。

第一节三次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演化

城镇化所引发的结构变迁集中体现在三次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演化上。

我们使用官方公开数据[1]，梳理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6年（个别项目至2015年、2014年）我国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演化的轨迹，并分别制作了相关演化图，详见图1至图4。

图11978～2016年中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演化

图21978～2015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结构演化

图31978～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演化

图42000～2015年中国100万以上人口城市数量演化

图1和图2反映的是三次产业结构演化情况，分别用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来表示。

我们看到，1978年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比是27.7∶47.7∶24.6，2016年是8.6∶39.8∶51.6。

38年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19.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了2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7个百分点以上。

第二产业下降了7.9个百分点。

第一产业演化的轨迹是持续下降，1985年降到第三产业以下，并于2009年降到10%以下。

第三产业的演化轨迹是持续上升，2013年超过第二产业站上三次产业比重最高位，并继续快速拉升到超过50%。

第二产业则是保持了近30年平稳状态后进入缓慢下降通道，并于2013年被第三产业超越。

图2反映的是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化。

从图中可以看到，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从1978年的70.5∶17.3∶12.2调整至2015年的28.3∶29.3∶42.4。

其演化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于2011年降到了第三产业以下，2014年降到了第二产业以下，成为就业比重最低的产业。

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于1994年跃居第二产业以上，2011年升至第一产业比重以上，成为就业比重最高的产业。

第二产业比重经过长期持续缓慢上升，于2012年达到最高的30.3%以后开始缓慢下降。

就业结构的演化趋势与产值结构基本相同，只是稍显滞后。

这反映了不同产业之间由于技术特点不同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异。

图3反映的是城乡结构演化情况，图4反映的是城市规模结构演化情况，从图3中可以看到，1978～2016年，城镇化率从不足20%（17.92%）提高到接近60%（57.35%），提高了39.4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

与此同时，城市规模结构也迅速演化，大城市不但数量迅速增多，规模也越来越大。

图4提供的数据表明，2000～2015年，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城市数量就从90个增加到147个，增加了57个，年均增加近4个（3.8个）。

其中人口在400万以上的城市从8个增加到15个，差不多翻了一番。

200万～400万的城市从12个增加到38个，增加了2倍有余。

100万～200万的城市从70个增加到94个，增加24个，年均增加1.6个。

400万以下级别的城市甚至是城市规模越大，城市人口数量增加也越快。

即使是在400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中，人口膨胀的势头也始终难以遏制，以至出现了越来越多千万人口级别的超级大都市，北京、上海那样超过2000万人口级别的城市人口流入压力仍在持续增大。

可见，在乡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同时，城市人口也在不断聚集。

这既反映了城市规模结构的演化趋势，也反映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趋势。

某些空间点上不仅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城市聚集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城市密度也越来越大，城市越来越以群的形态存在。

图5～8反映的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趋势，我们选择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城市群2000～2015年的人口与经济总量数据。

图5和图6是15年间三大城市群分别在全国相应总量中占比演化的轨迹，图7和图8是其加总数据在全国相应总量中占比的演化轨迹。

可以看到，三大城市群人口不管是分别度量还是加总度量，占比都是持续稳定提升的，这说明人口向三大城市群聚集的趋势始终没有改变。

但是不管是分别度量还是加总度量，GDP占比均是先升后降的，且都在2005年或2006年达到峰值（总量峰值在2005年，为42.94%；长三角和京津冀峰值也在2005年，分别为22.03%和11.15%；珠三角峰值在2006年，为9.88%），与人口占比演化趋势明显不一致。

我们认为，这或许与三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产业占比迅速增大，从而相同的产值可以容纳更多就业的结构优化有关。

同时也可能与中西部地区诸如长江中游、成渝、中原等更多城市群崛起并承接了更多制造业有关。

然而不管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三大城市群产值比与人口比的分化都不意味着对城市空间结构向着聚集化方向演化的否定。

图52000～2015年三大城市群人口数占全国人口总数比重演变

图62000～2015年三大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比重演变

图72000～2015年三大城市群人口数量占比

图82000～2015年三大城市群经济总量占比

归纳可知，经过将近40年的发展，中国不管是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以价值衡量的财富总量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已下降到10%以下，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也下降到了30%以下，常住在城市的人口已接近60%。

这意味着，整个中国已经基本上从30多年前的农耕和乡村文明社会转变成了如今的工业和城市文明社会。

其背后的社会制度结构和规则体系也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着更为深刻的变迁。

第二节城乡分割的制度藩篱逐步被拆除，人群向着相互融入的方向演化

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演化的背后，是对计划经济时期被固化，且带有浓厚传统农耕与乡村文明特点的社会结构和规则体系的剧烈冲击，是该结构体系逐步被打碎、向后退缩和新的现代化结构体系逐步建立的过程。

对这个过程的概括表述是：

城乡之间的制度藩篱逐步被拆除，被人为分割的两个人群向着相互融入的方向演化。

形式上主要是农民向着市民融入，最集中的体现是所谓“农民工市民化”。

首先是就业由政府分配和行业及空间终身固化向自主选择和行业及空间随时转换演化。

计划经济时期，适应于第二、第三产业投资与生产活动受政府控制的需要，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也是由政府分配的。

除了存量就业纳入政府计划管理以外，新增就业也要由政府劳动部门统一招收并向需要的岗位分配，不管新增就业劳动力来源于城市固有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莫不如此。

且一旦被分配于某个行业或某个企业的某个岗位，则极有可能是终生固定的，直至退休。

未被政府分配进入第二、第三产业，留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农村居民，也在生产队中被组织起来，由生产队长分配劳动岗位。

劳动者一旦自己离开被分配的岗位或地点，就被视为非法，带上“流窜犯”的帽子被遣返原籍加以管制。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扩张，尤其是打破原有规则在城市以外的农村及公有体制以外的民营体制中扩张，政府分配就业的制度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非农就业需求，更不可能解决民营体制对就业的需求。

所以，政府分配就业制度随即被冲垮，取而代之的是劳动者自主择业和企业自主招工。

先是在民营体制中，继而在公有体制中也实现了这种替代。

当然，第一产业中生产队长分配劳动岗位的规则也早就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被农户自我安排劳动岗位和劳动时间取代了。

劳动者就业行业和就业空间也可以不受约束地随时根据自己意愿自由转换了。

其次是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由政府配给制向市场选择演化。

计划经济时期，少数生活资料比如穿衣用的布匹，对人为分割的城、乡两大居民人群都是由政府统一配给的。

除此之外，大多数生活资料城、乡两大居民人群是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的。

城市居民全部由政府配给，从粮食、食用油到豆腐、白菜莫不如此，离开了政府配给，城市居民一天也无法生存。

农村居民的粮油蔬菜则由生产队按照人口和劳动的一定比例配给。

随着第二、第三产业扩张和大量农村居民以自主择业的方式进入城市，配给制自然无法适用于此类人群，生活资料的市场化供给随之迅速滋长，并最终冲垮了固有城市居民的生活资料政府配给制度。

现在，除了少数仍以种植业为生的农业劳动者生活资料部分自我供给之外，生活资料市场化供给早就成了常态，生活资料政府凭票定量供给甚至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再次是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对所有人群的全覆盖并向均等化方向演化。

计划经济时期，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只覆盖第二、第三产业及公共机构的就业人群，不包括农村居民，甚至不包括城市非就业人群。

来自农村的大量新增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者，由原体制内就业的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障等参照，自然也提出了享受同样待遇的要求。

随着时间的延续，即将退休的此类人群越来越大，对固有退休养老制度只包含体制内就业人群的规则构成了强烈冲击。

所以，面向所有非农就业人群的退休养老制度逐步确立，劳动合同制和统一由雇佣单位及就业劳动者按比例分别缴纳养老保险金，养老保险金个人账户随工作岗位和地区变动而迁转，到期退休领取养老金的制度随即建立并逐步完善起来。

普遍的劳动合同制和养老金缴纳机制已成为政府对企业和就业劳动者的强制要求，政府的监管也日益加强。

现在，除了一部分强流动性行业和岗位及中小微企业之外，劳动合同制、养老金缴纳和退休领取养老金制度已覆盖了越来越多的非农就业人群。

虽然水平很低，规则也不完善，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也已开始普及，养老保险以外以医疗保险为代表的各项保险制度，即所谓“五险一金”制度在非农就业人群中的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大。

农民则以“新农合”方式实现了对整个人群的全覆盖，且“新农合”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报销早已实现，跨省结算也在探索中。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跨区域结算报销也已经有了时间表。

农民工及城市随迁子女就地就近入学，享受同等基础教育机会业已成为普遍的制度。

总之，以退休养老、医疗、教育等为基本要素的公共服务正在向着均等化方向演化。

最后是户籍制度。

上述就业和生活消费的分配制，以及就医、就学和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差异化管理，均建立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基础之上。

农业和非农业户籍的差别不仅意味着从事劳动的职业种类的差异，更是身份差异的象征。

随着户籍和身份差异的确立，就业、消费、就医、就学和养老等所有与生产生活有关的活动和待遇也就自然被分割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且都与户籍性质挂钩，按照不同的方式归类管理。

随着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非农就业比重的持续上升、流入城市人口比例的持续增大，就业、消费、就医、就学等机制的运行逐步与户籍制度脱离，户籍制度的内涵被大大稀释，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分类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于是，全国各地普遍开始取消城乡户籍制度，而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总之，改革开放近40年来，在经济结构和城乡结构调整的带动和引领下，一系列社会结构和规则体系也发生了深度调整和改变，其演化的基本方向是城乡融合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到目前为止，多数领域的演化已取得较大进展，有些领域的演化甚至已接近完成，但仍有不少领域保留有很多传统制度与规则体系的残余。

比如如何提高养老金缴费覆盖面？

如何增加城市优质教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