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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背景与盈余管理的实证分析
CEO财务背景与盈余管理的实证分析-会计
CEO财务背景与盈余管理的实证分析
【摘要】现有文献表明，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主要有董事会规模、投资者法律保护、财务杠杆、股权融资、外部审计、管理层背景特征等，而很少涉及关于管理层的核心、在企业各项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CEO背景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基于高阶理论，CEO在对企业的各项重大事件进行决策时，会受到其自身特征的影响。
当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盈余管理产生的动机如IPO动机、管理层薪酬激励动机、债务契约动机等时，具备财务背景的CEO可能会出于企业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进行盈余管理。
这类CEO掌握了外部利益关系人无法掌握的信息资源，能够利用自身对会计准则的了解，熟练地运用会计政策及控制真实的业务活动来管理盈余，从而达到粉饰财务报表的效果。
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关键词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CEO财务背景特征
一、引言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代理理论，企业和管理层在存在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政治成本动机等情况下，可能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进行盈余管理。
公司盈余包含了应计利润和现金流量，一般理论上认为通过调整应计利润的盈余管理难度低于通过调整现金流量的盈余管理，且对应计利润的计量也相对比较简单。
因此，现有的文献大多从盈余管理的动机、计量方式、经济后果及两类盈余管理的权衡选择等角度进行研究。
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是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管理层的决策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相比所有人而言，管理层掌握着更多的信息。
基于高阶理论，企业管理层的行为会受到个人特征如经验、价值观等的影响。
现有研究对于管理层背景特征与盈余管理关系主要集中于研究管理层的性别、学历、年龄、任期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很少研究财务背景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
CEO作为企业整个管理层的核心，其行为对公司的影响比其他管理人员更大。
那么，当CEO具有财务背景特征时，是否会增加盈余管理的程度呢？
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产权性质不同时，CEO财务背景特征对两类盈余管理的影响是否一致呢？
本文对此进行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CEO财务背景特征与公司决策
现有研究多基于市场、行业、公司层面上的特征来解释公司的行为表现，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管理者自身特征对公司表现的影响，然而公司的主要业绩却是由管理者努力经营取得的。
Hackbarth（2008）研究指出，管理者对公司战略选择与业绩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管理者的某些特征可能与其主要工作并不完全相关，但正是这些特征影响着管理者对公司的经营、投资、融资的决策。
Bertrand和Sehoar（2003）通过研究同一管理者在多家公司兼职的样本，检验管理者的背景特征是否会对企业的决策产生影响。
研究发现，在经营、投资以及融资的过程中，管理者在不同背景特征的影响下往往会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
而CEO作为公司管理层的核心，公司的每个决策都留有CEO特征的印记。
Ofe（2012）分析了在上市公司中CEO的教育背景和学历对于公司业绩的影响，结果显示，拥有专业技术背景如IT技术、化工技术、材料技术等的CEO，其掌管公司的业绩并不一定比拥有财务背景、法律背景、营销背景的CEO掌管公司的业绩好。
有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受到高管某些特征的影响，性别、年龄和学历等都应当作为选择高管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还需要特别关注高管的专业技术水平（万宇洵，2012）。
现有研究表明，CEO的财务背景特征会显著影响公司的各项决策战略。
Graham（2013）等研究发现，具有财务背景的CEO在公司作出融资决策时，能充分利用其对财务的理解，更多地采用财务杠杆的融资方式增加公司的价值；Gore等（2011）研究发现，拥有财务背景的CEO更加倾向于对CFO采用较少的股权激励，并且在制定公司的财务政策时，拥有财务背景的CEO更加倾向干预CFO制定的财务政策，从而也限制了CFO独立决策的权力；也有研究表明，具有财务经历的CEO加快了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减少了公司资本结构对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对公司价值有正面影响（姜付秀和黄继承，2013）；CláudiaCustódio，DanielMetzger（2014）研究发现，具有财务背景的CEO更加倾向于在公司留有更少的现金，较多采用负债的方式解决企业融资问题。
具有不同背景特征的CEO在作出复杂决策时，并不是无限理性的“经济人”，而是有限理性的“行为人”。
其背景特征如价值观、经验、专业、爱好等，会在其作出各项经营决策时产生影响；企业经营决策下的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并购重组、投资决策、扩大产能等，均受到CEO背景特征的无形影响。
因此，当公司在制定和实施各项经营、投资、融资等决策时，要充分考虑CEO的背景特征对其能力及行为习惯的影响。
此外，CEO的背景特征对公司的其他方面影响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盈余管理计量方法
1.应计盈余管理。
目前国内外的大多数文献仍是以应计盈余管理为主，在这些文献中也充分证实了应计盈余管理存在的显著性。
总体应计利润法是目前计算应计盈余管理程度的主流方法。
在权责发生制下，企业盈余信息主要包括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
应计利润按照是否可操控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DA）和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NDA）。
具体的计量原理是根据模型计算出企业当年的不可操控的应计利润，再用企业当年的全部应计利润减去不可操控的应计利润就可以得到可操控的应计利润。
本文采用的衡量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程度的模型是Dechow等（1995）提出的修正Jones模型。
由于本文意在研究CEO财务背景特征对两类盈余管理的影响，因此，简化CEO财务背景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DA0）、CEO财务背景对盈余管理的负向影响（DA0），取应计盈余管理计量的绝对值（AEMi,t）作为衡量应计盈余管理程度。
模型如下所示：
TAi,t=NTi,t-CFOi,t，其中TAi,t是公司i第t期应计利润总额；NTi,t是公司i第t期净利润；CFOi,t是公司i第t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Ai,t-i是公司i第t-1期的期末资产总额；△REVi,t是公司i第t期与t-1期营业收入的变动额；PPEi,t是公司i第t期期末的固定资产原值；NDAi,t是公司i第t期的非操纵性应计利润；△RECi,t是公司i第t-1期应收账款的变动额；DAi,t是公司i第t期的操纵性应计利润。
2.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本文主要参照Roychowdhury（2006）提出的模型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通过经营活动现金流估计模型、费用操控估计模型和生产操控估计模型分行业、年度计算各自的残差项，得到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ACFO）、异常可操控性费用（ADISEXP）和异常生产成本（ACOST），分别代表企业操控销售量、操控可控费用、操控生产量的指标。
Gunny（2005）、Roychowdhury（2006）和Cohen等（2008）研究发现，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与异常可操控费用显著正相关，且这两项均与异常生产成本显著负相关。
因此，构造了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综合指标（EM）（异常生产成本-异常可操控费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
由于本文意在研究CEO财务背景特征对两类盈余管理的影响，因此简化CEO财务背景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对真实盈余管理的负向影响，取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指标的绝对值（AEMi,t）作为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
模型如下所示：
COSTi,t=SALEit+△INVi,t，其中COSTi,t是公司i第t期的生产成本，SALEit是公司i第t期的营业成本，△INVi,t是公司i第t期与第t-1期存货的变动额；CFOi,t是公司i第t期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DISEXPi,t是公司i第t期的可操纵性费用，即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Ai,t-1是公司i第t-1期期末资产总额；Si,t-1和Si,t分别是公司i第t-1期和第t期的营业收入；△Si,t-1和△Si,t分别是公司i第t-1期和第t期的营业收入的变动额；EMi,t是公司i第t期的综合真实盈余管理。
（三）企业管理者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杨清香等（2008）研究发现，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越有可能产生更多的盈余管理，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
金玉娜（2013）通过研究董事会特征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当董事的薪酬激励越高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就越低；董事会人数越少，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就越高。
林芳、冯丽丽（2012）通过研究发现，管理层的权力越大，企业的盈余管理就会越多。
从现有文献来看，已有文献探讨管理者背景特征、董事会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但是国内研究CEO财务背景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文献却很少。
鉴于此，本文从CEO财务背景出发，研究CEO财务背景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理论分析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CEO与外部投资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并且CEO拥有信息优势；基于高阶理论，CEO在对公司的各项重大事件作出决策时，会受到其自身特征的影响。
这些特征包括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价值观、专业背景等要素。
Govindarajan（1984）研究发现，当企业CEO具有丰富的销售经验和对不确定性的高容忍性时，这类企业往往会选择业务增长型战略；当企业CEO具有丰富的财务经验和对不确定性的低容忍性时，这类企业往往会选择成熟稳健型的业务战略。
众所周知，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的专业性。
当企业在作出盈余管理的相关专业决策时，需要管理者具有一定的专业经验或者专业知识做支撑。
不同的CEO由于工作经历和学习经历的不同，其熟知和擅长的领域也不相同。
Waller（1995）指出，长期在某一领域任职的CEO会拥有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和选择性认知，因此，会更加关注也会更容易解读该领域的信息变化。
当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存在上述文献提及的盈余管理产生的动机如首次公开募股动机、管理层薪酬激励动机、债务契约动机等时，具备财务背景的CEO更可能受背景特征的影响而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解决问题。
当CEO需要调整或者控制企业盈余水平时，有财务背景的CEO掌握了外部利益相关人无法掌握的信息，能够利用自身对会计准则的熟悉，运用会计政策及控制真实的业务活动来管理盈余，掩饰企业真实的经营业绩，进而达到粉饰财务报表的效果。
（二）研究假设
中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限制了以前大量使用的调整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方法，对于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要求更加严格与透明。
同时，外部法律和审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限制了应计盈余管理的使用。
Graham等（2005）研究发现，过多地调整财务报表中应计项目会受到外来审计人员的制约，同时被监管部门关注程度和诉讼风险也会相应提高。
Zang（2007）证实了随着诉讼和被监管部门查处风险的增长，上市公司会逐渐放弃应计盈余管理方法，转而采用真实盈余管理方法。
随着投资者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证券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以及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采用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越来越小，且应计盈余管理容易被市场发现。
与此相比，真实盈余管理则是通过构造真实的交易活动而实施，从表面上看与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并没有什么差别，隐蔽性较强。
因此，CEO具有财务背景时会更加倾向于选择真实盈余管理。
同时根据Zang（2012）和龚启辉（2015）的研究发现，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具有替代关系。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
CEO财务背景会导致更多的真实盈余
管理，而较少选择应计盈余管理。
国有企业掌握着我国经济命脉，面临着比非国有企业更多的监管，国有企业的财务制度比非国有企业的也更加健全（李增福等，2011）。
国有企业在追求经营效益的同时，也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
因此，政府会给予其更多的资金或者政策支持（Qian和Roland，1998）。
此外，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提高任职期间的政绩，也有动力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经济资源。
综上，国有企业CEO进行盈余管理的成本较高，也因为各项优惠措施以及国有企业有政府兜底很少会倒闭，也使得国有企业CEO对盈余管理的需求没有非国有企业那么强烈。
相反，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是企业经营效益的最大化，CEO有较大的业绩压力。
同时，非国有企业政治关联性低，获得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相对较少。
为达到盈利目标，避免较高的债务违约成本等动机，非国有企业CEO有较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来提升公司对外报告的经营业绩（雷光勇和刘慧龙，2006；孙亮和刘春，2008；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a：
对于国有企业，CEO财务背景对公
司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显著；
假说2b：
对于非国有企业，CEO财务背景能显著导致更多的真实盈余管理。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假说1的研究模型如下。
本文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构建模型如下。
为了全面考虑CEO财务背景特征对两种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将CEO财务背景分别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做回归分析。
根据假说2，综合采用CSMAR和WIND数据库，将样本公司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民营、外资、公众、其他）两类样本。
假说2的研究模型与假说1相同，但分国有企业样本和非国有企业样本，使用上述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以对比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CEO财务背景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效果。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假说1相同。
模型如下：
（二）变量说明
财务背景（Acctback）分为财务工作背景、财务学习背景。
具体而言，财务背景是指曾经在会计、财务、审计岗位上工作，曾经担任过财务管理工作，如财务主管、财务总监、总会计师等；财务学习背景是指以会计、财务、审计专业毕业，或考取注册会计师证书，拥有会计师、中级会计师、高级会计师职称。
同时，本文将CEO定义为总经理、首席执行官、总裁，具有财务背景的CEO取值为1，否则为0。
CEOdualitydummy（Ceod），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虚拟变量，企业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变量为1，否则为0。
Size，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值。
Audit，审计质量，若审计单位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为2；审计单位是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为1；否则为0。
Opinion，审计意见，若出具标准审计意见为1；否则为0。
Lev，资产负债率，年末负债总额/年末资产总额。
Growth，公司成长性，用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衡量。
Roa，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年末资产总额。
Bs，董事会规模，董事人数的自然对数值。
Industrydummy，行业虚拟变量。
行业虚拟变量可以控制不同行业的整体业绩水平对研究模型造成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行业采用证监会的分类标准，除金融保险业和综合类外的15个行业，因而设置15个行业虚拟变量，且对制造业采用二级分类标准。
Yeardummy，年度虚拟变量。
年度虚拟变量可以控制不同年度下宏观环境变化产生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本文采用2011—2014年的数据，因而设置4个年度虚拟变量。
全部变量说明见表
（1）。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14年A股上市公司（除金融保险业和ST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CSMAR。
表
（2）为样本行业分布表。
为了提高研究质量，保障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减少数据误差对本文研究的影响与干扰，本文对原始数据经行了筛选：
剔除了ST类公司和部分数据缺失公司；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同时剔除了CEO简历缺失的数据。
经过筛选，最终确定研究样本数量共6873个观测值。
五、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3）可以看出，应计制盈余管理（AEM）的均值为0.061，标准差为0.063；真实盈余管理（REM）均值为0.160，标准差为0.174，说明真实盈余管理在公司间的差别更大。
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Ceod）的均值为0.240，说明大概有24%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位由同一人担任。
财务背景CEO（Acctback）的均值为0.089，表明选择有财务背景CEO的公司占所有公司8.9%左右。
董事会规模（Bs）自然对数的均值为2.156，表明平均每个公司大约有9个董事。
审计意见（Opinion）的平均值为0.965，表明96.5%的审计意见是标准审计意见。
样本中资产负债率（Lev）的平均值为0.465，资产收益率（Roa）的平均值是0.059。
从国有企业样本中变量描述性统计表（4）和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变量描述性统计表（5）的对比看，相对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AEM）和真实盈余管理（REM）的程度均要高。
国有企业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Ceod）的平均值为0.103，而非国有企业中二职合一（Ceod）的平均值为0.333，这说明非国有企业中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由同一人担任的比例比国有企业高出许多，也意味着在非国有企业中CEO的权力更大。
此外，国有企业审计质量（Aduit）和审计意见（Opinion）的平均值都要比非国有企业高出一些，这说明国有企业的财务制度更加健全，提供的盈利水平更加可信。
（二）回归结果分析
假说1模型研究结果如表（6）。
OLS1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真实盈余管理的绝对值（REM），OLS2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应计盈余管理的绝对值（AEM）
表（6）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说1：
CEO财务背景特征会导致更多的盈余管理。
具体来看，CEO财务背景特征会导致更多的真实盈余管理，而对应计盈余管理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当CEO具有财务背景时，其可能通过学习财务知识，或者从财务工作经验中了解到应计盈余管理的高风险。
当需要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调控盈余时，有财务背景的CEO更加倾向于采用风险更低、隐蔽性更强的真实盈余管理。
在控制变量方面，Roa在两个模型中的符号显著为正，这与Dechow等（1995，1996）研究结论一致，盈利水平越高的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也就越高。
Size在应计盈余管理模型中，系数显著为负，证明了胡志磊和周思维（2012）研究发现，大规模公司内部控制更完善，同时容易受到外部监管，因此会降低盈余管理程度。
Lev在两个模型中系数均显著为正，且与预期符号一致。
这表明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出于避免债务违约或者防止企业破产的动机，企业越可能采取盈余管理行为。
Growth在两个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表明成长性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调控盈余水平，以达到投资者的预期水平。
这与McNichols（2000）和Koh（2007d）的研究一致。
Audit的系数符号在真实盈余管理模型中显著为正，而在应计盈余管理模型中系数的符号显著为负。
这可能是因为在“大所”审计时，应计盈余管理容易被查出，不能通过审计，而真实盈余管理操作隐蔽，很难被会计师事务所发现。
Bs的系数在应计盈余管理模型中显著为负，验证了董事会人数越多越能够抑制公司应计盈余管理行为。
董事会作为解决代理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董事会规模越大，越能限制管理层的权力，监督力度也就越大，更容易发现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进而限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
Opinion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证实了夏立军和徐浩萍的研究，这意味着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还是有效和必要的。
为验证假说2，分国有企业样本和非国有企业样本，鉴于假说1的回归结果，CEO财务背景特征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不显著。
对于假说2的验证，本文将CEO财务背景特征与真实盈余管理进行回归分析，利用假说1的真实盈余管理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出的回归结果如表（7）。
表（7）的回归结果很好地验证了假说2a和假说2b。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CEO的财务背景特征并不会提升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而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影响显著。
这说明由于国有企业的财务制度更加健全，同时CEO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如非国有企业强烈；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虽然大部分公司也是按照证监会的要求设置相应的财务制度，但在非国有企业中会有不少公司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CFO等重要财务岗位，也就方便了具有财务背景的CEO利用自己对会计的了解调控盈余。
从动机上看，非国有企业也有着更强的动机去达到满足债务契约、自身利益等目的。
因此，非国有企业中具有财务背景的CEO会产生更多的真实盈余管理。
从控制变量系数的对比看，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Ceod）、董事会规模（Bs）、资产收益率（Roa）、财务杠杆（Lev）、成长性（Growth）、审计质量（Audit）、审计意见（Opinion）均与假设1中回归的结果一致。
此外，在非国有企业中，规模（Size）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在国有企业中则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在非国有企业中，规模越大受到的关注越多，公司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调控盈余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实证分析结果是否随着参数设定的变化保持稳健性，防止参数标准设置误差可能导致结论不可靠问题，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Cohen等（2010）在计量真实盈余管理指标时，设置了两个分项指标，EM1（ACOST-ADISEXP）和EM2（-ADISEXP-ACFO）。
为了检验CEO财务背景对真实盈余管理正向影响关系以及CEO财务背景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在国有企业中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更加显著。
本文仿照Cohen等（2010）的设计思路，依次以EM1和EM2的绝对值REM1和REM2为被解释变量，代替本文中的原始被解释变量REM在各样本中重新回归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从表（8）和表（9）中的变量系数和P值可以看出，当被解释变量换成了REM1时，解释变量Acctback的系数依然为正，且显著性得到了提高，其余控制变量的符号与显著性也几乎与上文一致；当被解释变量换成了REM2时，解释变量Acctback的系数也不全为正，但都变得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当固定成本不变时，有财务背景的CEO更加倾向于采用扩大生产量和采取减少研发支出、广告费用、管理费用等方式扩大当期盈余。
在稳健性检验中采取的被解释变量REM1也是衡量盈余管理的综合指标，因此，本文的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六、结论
本文实证分析了CEO财务背景分别对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证实了CEO财务背景会采用更加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而没有证据表明CEO财务背景对容易被外界察觉的应计盈余管理有显著影响。
在我国特殊国情和制度下，上市公司中有很多的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管理盈余的动机并不强烈，且财务制度更加健全。
本文还分析了在非国有企业中CEO财务背景可能会更多地采用真实盈余管理。
为了对比不同产权性质下CEO财务背景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样本分别进行研究，证实了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财务背景的CEO会更多地采用真实盈余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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