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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
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
[文/孙立平]
《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内容提要]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一个是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
这两个学术传统构成了发展社会学的主要论题，同时也限制了发展社会学的视野。
本文认为，中国、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包括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如何看待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平等的问题等。
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Abstract：
Twomajorschoolshavedominatedthesociologyofdevelopment：
themodernizationschool，whichfocusesonthemodernizationofWesterncountriessincetheearlymodernperiod，andthedevelopmentschool，whichconcentratesonsocialdevelopmentindevelopingcountries（especiallyLatinAmerica，Africa，andsomecountriesandregionsinEastAsia）sincethe1960s.Thispaperproposesthatthetransformationtakingplaceinsuchsocialistorex-socialistcountriesasChina，theformerSovietUnionandtheEastEuropeancountrieshavepresentedaseriesofissuesthatmayradicallyalterandexpandthesociologicalhorizon.Inadditiontotheafore-saidmodernizationtheoryanddevelopmentaltheory，athirdtheory，i.e.，thatoftransformation，isinorder.
与20世纪最后20多年世界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局相比，作为一门以研究社会发展为己任的发展社会学，似乎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位置。
无论是对这些变局事先的预测还是事后的解读，发展社会学的工作都是很难令人满意的。
本文将探讨上个世纪末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对于发展社会学所具有的学术含义，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形成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
一、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到转型理论
发展社会学有两个主要的学术传统并由此形成两个主要的理论流派，一个是主要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theoriesofmodernization），另一个则是主要面对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来的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理论（theoriesofdevelopment）。
现代化理论
1950年，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提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曾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在1952年创办了后来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
这样，在其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学术圈子，他们有密切的个人联系，有自己的资金来源，有自己的丛书和刊物。
这个学术圈子就是后来的现代化理论的班底。
在50年代，现代化的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工作，从而为后来较为系统的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做了准备工作。
在这个时期，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完成了他的一系列的著作和学术论文，从而为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帕森斯的学生列维在1952年出版了《社会结构》一书，形成了他后来研究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框架。
罗斯托则开始着手撰写他重要的代表作《经济增长的阶段》。
因此，当1960年欧美和日本的学者云集日本的箱根，参加对于现代化理论有着里程碑意义的“现代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现代化理论的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完成。
现代化理论所面对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自近代以来发生的结构性变迁。
尽管其中有些学者不时涉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研究问题，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议题是在研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现代化理论虽然涉及到现代化过程中极为广泛的问题，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传统—现代”两分法。
即按照某种特定的标准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或目前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划分成“传统的”与“现代的”两种类型。
因此，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
第二，社会发展的内因论。
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于内部，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不顺利，根本的原因也是来自内部的障碍。
他们曾经一度将这种内部障碍主要归结为文化与价值观因素。
很明显，现代化理论的这种主张，是直接来源于德国早期社会学家韦伯的思想。
第三，现代化趋同的假设。
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具有当今现代社会的特征。
艾森斯塔特干脆说：
“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Eisenstadt，1966）。
他们认为，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会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
工业市场经济、持续的经济增长、大规模的科层组织、较高的识字率、正规教育的普及、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社会流动的增加、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城市化、宗教影响力的衰落、能适应变迁的结构、现代的价值系统等。
现代化理论最鼎盛的时期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与整个60年代。
但从60年代末开始，现代化理论便开始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
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首先是集中在“传统—现代”两分法上，此外，对现代化理论背后所暗示的单线进化论的理论假设，其中所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等，人们也提出了诸多的批评。
不过，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虽然现代化理论的巅峰状态已经不再，但有关现代化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消失。
近些年来，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的争论，由“后工业社会”论开启先河的各种冠之以“后”的发展理论以及德国的贝克尔教授的再现代化理论等，都有着大小不等的影响力。
而且，从这些新的现代化理论身上，我们已经不再能看到像古典现代化理论那样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视野，而是更纯粹地关心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更高阶段上所面对的独特课题。
发展理论
当传统的现代化理论遭受到学术界的尖锐批评从而陷入某种困境的时候，立足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在早期，发展理论所面对的主要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东亚的发展经验并将之概括为“东亚模式”。
发展理论主要由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构成。
大约从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依附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
依附理论主要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在研究拉丁美洲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学者持有同样的观点。
如埃及的阿明、德国的弗兰克都是著名的依附理论家。
同时也有一批来自美国的激进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依附理论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代化进行研究，并以此激烈抨击传统的现代化理论。
作为依附理论基础的是下面的两个基本假设。
第一，不应当单独地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应当从世界系统里考察问题；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
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并不像原来人们所认为的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处于同一阶段，不过一方是处于中心的地位，另一方则处于边缘的地位。
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条件，而发达国家的发达则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
当然，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功，但主要是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
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他们依附于西方国家而得到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往往是西方国家受益，第三世界国家受害。
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Frank，1967；DosSantos，1971；Amin，1976）。
代依附理论而起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
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第一，依附论者所讲的依附或依赖是单向的，而世界体系理论所讲的依赖则是双向的。
第二，世界体系理论避免了依附理论的简单的“两分法”的倾向。
依附论者简单地将世界划分为大都市与卫星国、中心与边缘。
世界体系论者则把世界体系划分成“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等级。
第三，世界体系理论指出，目前的这个世界体系是变动着的。
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缘甚至中心的位置。
因此，在沃勒斯坦看来，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实现自己的升级。
在世界体系理论之后，也曾出现一些新的理论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新比较政治经济学。
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孕育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已经在发展研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它对有关现代化和发展的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并在发展研究的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
但相比之下，其理论的影响力比较有限。
转型理论
而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从社会学来说，奠定现代社会学基础的几位大师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
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中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韦伯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成的精神条件，尤其是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涂尔干所面对的则是，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整合的机制是人们在共同经历基础上形成的“机械联系”的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整合机制则是“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是建立在由劳动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赖的基础上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样的一些关怀，构成了古典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母题。
共产主义，无疑是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在其鼎盛的时期，曾经囊括了人类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它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价值、制度和运作逻辑。
在近些年的改革与转型浪潮中，这种文明的内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
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它在向何处去？
公正地说，对这个相当独特的文明，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
这一点已经不仅仅是愿望或猜想，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现实。
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和社会转型的研究。
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
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MichaelBurawoy）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
而伊亚尔（GilEyal）和撒列尼（IvanSzelenyi）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CapitalismWithout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所有这一切可以启示我们，我们应当将这些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的宝库。
具体就发展社会学而言，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无疑为形成一种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相并列的转型理论提供了可能。
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过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
回顾一下过去20多年时间我国社会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变迁，我们就可以更深切地领会到这个转型过程所包含的极为复杂与独特的内容。
我们还会记得，这个变迁的过程是从“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开始的。
但没有多长时间，“四个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就被“经济体制改革”所代替。
问题很清楚，如果不破除旧的体制，现代化的任务是无法实现的。
而当我们这个社会踏上“改革”的路程之后，人们又会进一步发现，所谓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
因此可以说，转型中包含了现代化的内容，但转型不仅仅是现代化。
转型与发展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讲要妥善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这也说明转型与发展不是一回事。
在转型的过程中包含了发展，但转型决不仅仅是发展。
如果我们将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独特文明，转型就是整个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独特之路。
而作为发展社会学理论之一的转型理论，就是建基于这个文明及其转型的基础之上的。
二、转型与发展研究的新议题
客观地说，在当今社会学的大家庭中，发展社会学似乎处于一种相当不景气的状态。
在世界体系理论提出后，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工作基本限于停顿；80年代风靡一时的东亚发展模式似乎给发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随着90年代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东亚经济泡沫的破灭，相关的理论努力也就不得不匆匆收场。
更令人尴尬的是，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如火如荼之际，以研究发展为己任的发展社会学却似乎陷于无所事事的状态。
后一种情况实际上说明了现有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对于研究转型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局限性。
因此，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社会主义与另一种现代性
转型国家的转型过程之所以可以为发展社会学提出新的议题，是因为这些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无论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着明显的独特性。
发展理论的宏观脉络，往往来自于比较历史分析，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如此。
如果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必须将其置于一个基本的背景之中，这就是近代历史上现代性的形成与扩张。
在现代化理论看来，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
在发展理论那里，虽然他们没有更多地讨论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但其设定的发展目标与过程，暗含的仍然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
而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却并非是从传统社会开始。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与现代性毫不相关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运动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独特反应，作为文明的一种形态，它用新的框架组合了诸多的现代性因素（阿伦特，1993；摩尔，1987）。
哈耶克就认为，极权主义起源于一种过于相信理性能力的认识方法，一种基于这种认识方法的政治经济支配。
而我们知道，对于人的理性的崇尚，恰恰是现代性的核心内涵。
在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体制的分析中，无论是作为极权主义体制基础的“群众”，还是其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都可以在其中发现现代性的元素。
而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几乎都是诞生在落后国家，至少以现代性的眼光来看是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们也几乎无例外地承认这种落后性，并由此引发了种种的“赶超运动”。
如前所述，现代化理论中的趋同论在20世纪70年代就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方向”上的趋同现象，并将其归因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与必然后果。
但实际上，从现代性的角度说，这两个似乎针锋相对的文明本身就有很强的亲和性。
当然，社会主义对现代性的反应是独特的、扭曲的甚至是极端的。
正因为如此，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它与资本主义作为对立的两极而存在。
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对社会主义进行系统的讨论，仅就对发展研究而言，至少有下列因素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的。
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与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KarlPolanyi）曾将人类社会中的经济体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馈赠经济（即一般我们所说的传统的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
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与发展都是从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与传统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开始的话，社会主义国家则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即再分配体制（与这种再分配体制相比，波拉尼分析的早期帝国中的再分配体制只能算一种雏形）。
与之相伴随的，是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以我国为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步骤，国家获得了对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和配置权。
正因为如此，转型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不同的是，它在经济上的主题是从再分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这个转型的过程不仅成为推动整个社会转型的基础，而且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从根本上来说，从再分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但在现实中，两者有时却处于矛盾之中。
在苏东，经济体制的变革几乎无例外地在特定的时段中引起经济的不景气甚至严重衰退。
因此，在转型中处理体制转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
资源高度垄断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在资源高度垄断下形成的是一种国家控制一切的总体性社会体制。
这样的总体性社会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来的。
在中国，除了资源垄断制度之外，在组织结构方面最重要的是城市中的单位制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
通过这样的两种基本制度，使单位或人民公社的成员在多方面严重地依赖于上述两种组织。
由于这两种组织本身就具有国家的派出机构的含义，因而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依附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国家的依附。
同时，为了强化对社会的总体性控制，消除任何带有独立倾向的社会力量就是必然的。
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原来独立的社会力量已经由于对国家的高度依附而丧失了独立性。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处于国家的控制之外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个背景下，转型的国家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总体性社会体制的不断弱化和解体，并由此产生市民社会形成与社会重建的主题。
相反，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发展在这方面的主题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在不太精确的意义上说，两者的方向恰恰是相反的。
社会运作的动员方式。
由于国家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以及缺少自组织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运动式的社会动员就成为运作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
但同样是动员，在不同的国家却表现为不同的具体形式。
按伯恩斯坦的分类，苏联的社会动员可以称之为“命令式动员”（commandmobilization），中国的社会动员则是一种“参与式动员”（participatorymobilization）。
最典型的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苏联，合作化是由城市工作队用强制的方式实现的。
而在中国合作化运动中，虽然也向农村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但工作组的主要任务不是强制农民，而是向农民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使农民认识到现有的土地占有情况和经营方式是不合理的，个体的农民只有走集体化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景（Bernstein，1970）。
这种社会动员的运作方式，实际上也影响到后来社会转型的特征。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东国家，广泛的社会动员都成为改革一种重要的推动机制。
不过，从趋势上看，随着新体制的建立，动员会逐步让位于科层化和常规化（routinization），从而与现代化的方向相一致。
路径依赖与发展的逻辑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89年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并据此于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这本书。
福山把苏联东欧体系的解体看作是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胜利，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从此一统天下，再也不会有诸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不同思想意识形态的生死斗争。
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将是经济、技术和环境问题。
因此，自由的民主制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也就在这一时代宣告终结（福山，1998）。
于是，在五、六十年代由现代化理论挑起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否会趋同的辩论，似乎有了最后的结论。
然而，事情的结局果真是这样简单吗？
在“历史终结论”出台10多年后的今天，转型国家在发展道路上与西方国家的重大差异甚至转型国家内部在发展模式上的重大差异，都明确地昭示人们，历史仍然在沿着不同的模式延伸。
当然，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不是福山哲学意义上的历史是否终结，而是转型国家所呈现的独特发展道路，以及这种（或这些）独特发展道路对发展社会学的学术意义。
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它拥有自己的制度逻辑和发展动力系统，是近些年来影响广泛的新制度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
斯达克和倪志伟认为，这种逻辑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引申出来的，国家社会主义既不像极权主义范式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极，也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其未来是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而是应当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
在这个学术脉络上，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Kornai）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正如斯达克和倪志伟所指出的，科尔奈经济理论的重要性表现在，扎实的经验研究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意识到“短缺经济”这样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独特经济现象所具有的深厚理论内涵，并在其背后发现了“软预算约束”这一独特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
“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成为科尔奈经济学理论的两块重要基石。
同时，他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为什么计划经济中的同一种机制（软预算约束）先是促成了迅速的经济增长，然后又造成周期性的经济短缺，并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科尔奈理论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对于“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这些独特经济现象和运作机制的发现，预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
斯达克和倪志伟指出，科尔奈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实际上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再生产的制度机制”进行了分析。
像“短缺”和“软预算约束”这样的概念，对于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特运作过程是极为重要的。
（VictorNeeandDavidStark，1989）。
作为一套独特逻辑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转型过程中完全终结。
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制约条件，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都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其内部不同的变种，也恰恰是与其历史遗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一批社会学家在致力于比较资本主义研究。
资本主义比较研究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问题的。
如果说福山等人说社会主义已经消亡而只剩下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制度和文明的话，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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