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历史文化专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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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历史文化专题

理论·政策·产业

挖掘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系列讲座之八:

东汉历史文化专题讲座心得体会

陕西日报/2014年/10月/14日/第012版

编者按东汉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在结束新莽政权导致的混乱局面后，东汉朝廷采取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措施促使经济社会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的太平时期，完整的陆上丝绸之路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东汉文化资源是陕西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

东汉时期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上郡和汉中郡，以及弘农、北地、西河、武都、广汉、安定等郡的部分县均位于陕西境内。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在这些郡县遗址上发掘、保护、抢救了大量东汉时期的历史遗迹。

本期周末讲座刊登西安文理学院教授陈正奇《东汉历史文化与陕西》，为您揭示东汉和陕西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报特撷取精华加以摘编，以飨读者。

东汉历史文化与陕西

公元25年，刘秀定都洛阳，建立东汉，西汉与东汉统称为汉朝。

东汉时期，不仅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史上具有鲜明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东汉是我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中国文化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就是从东汉发端的。

东汉历史与陕西历史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一、东汉历史概述

东汉一代，历经了光武帝刘秀至献帝刘协等14位皇帝，计196年。

学界一般将东汉史分为前后两期，认为光武、明、章诸帝为前期，这是东汉帝国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和帝后为后期，这是东汉帝国走向黑暗颓败以至灭亡的时期。

应该说，这样的划分是较为合理的。

1、“光武中兴”

刘秀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王朝和缓和社会矛盾的举措。

政治上，“退功臣，进文吏”，所谓“退功臣”，就是给那些战功显赫的功臣以尊崇的地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但不让他们参与国家政务。

所谓“进文吏”，就是在退功臣的同时，刘秀多次征召天下俊贤，搜罗文士担任要职。

解决了从“马上”到“马下”的转换问题。

简政减吏，裁并400多县；经济上，恢复田税制，实行三十税一，遣散地方军队，废除更役制度，组织军队屯垦；法律上，颁布6道释放奴婢诏令。

下令度田、检查户口，加强封建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这些措施的施行，使东汉初年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的局面，史称“光武中兴”。

“光武中兴”对关中地区的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东汉豪强地主庄园

豪强地主庄园是东汉经济生活极具特色的组织形式。

这些田庄具有三大特点:

1、规模大，多种经营。

规模巨大的田庄，一般以农业为主业，兼营林、牧、渔各业，从事一些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庄园里，所需生产生活资料可以自给，几乎不需要与外界交往。

2、聚族而居，宾客相附。

东汉地主庄园往往以宗族为核心聚族而居。

庄园成员有贫富贵贱的身份差别，多为同姓，形成为数百人或数千人的宗族。

豪强地主就是族长，有赈济慰问穷苦族人、保护族人安全，而族人则有忠于豪强地主的义务。

可见，东汉地主田庄具有浓郁的宗族宗法色彩，是西周以来宗法血缘关系的新发展。

3、拥有私人武装。

最初只用于看家护院，但到东汉中后期，则演变为独霸一方的封建割据势力。

陕西关中的豪强世家是东汉豪强地主政治的集中表现。

3、党锢之祸

从东汉章帝之后皇权衰微，太后专政、外戚与宦官专权，就成为东汉政治的最大特点。

到灵帝时，宦官势力更加嚣张，以致灵帝无耻地讨好宦官们说:

“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这样，得势的宦官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东汉王朝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引起了东汉统治阶级中的部分官僚和太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改革政治，掀起了一次次的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浪潮，这场斗争遭遇了当局的镇压，这就是东汉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东汉政治腐败黑暗的缩影。

由于对作为社会精英与社会良知的党人的连续打压与迫害，东汉王朝失去了民心，东汉社会元气大伤，并由此走向了崩溃和覆灭。

4、董卓之乱与献帝迁都长安

初平元年（190），董卓在以袁绍为首的关东联

初平元年（190），董卓在以袁绍为首的关东联军声讨压力下，挟持献帝迁都长安。

同时强迫洛阳200里之内的人民数百万西迁。

董卓抵长安后，自封太师，重用兄弟子侄和董氏家族。

又在眉县修筑郿坞（今陕西眉县东），号称“万岁坞”。

郿坞高厚各7尺，与长安城相当，积蓄30年储粮，企图长期割据关中。

他自夸地说:

“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192年，司徒王允与口布诛杀了董卓。

长安城中百姓听到董卓被杀消息，纷纷“歌舞于道”，不少士女卖掉珠玉衣装，沽酒买肉，以相庆贺。

董卓死后，王允、吕布共掌朝政。

不久，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以复仇为名，攻入长安，杀王允，赶走吕布，纵兵劫掠屠杀，又相互攻伐。

长安城内“死者狼藉”，原有数十万人口，此时竟然“城空四十余日”。

以后“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出现了诗人描写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

史称这一场浩劫为“董卓之乱”。

董卓之乱使400余年繁华的长安城毁于一旦，给关中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严重破坏了已经恢复的社会经济，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二、班超与丝绸乏路的恢复

1、投笔从戎

班超，东汉关中扶风平陵人，出生官僚家庭。

自幼有大志，不修细节，然而内心孝敬恭谨，吃苦耐劳，能言善辩，博学多闻。

汉明帝永平五年（62），其兄班固被召入京任校书郎，班超随母东迁洛阳。

因家贫，以给官府抄写文书谋生。

一日，班超将手中之笔一扔继而长叹曰:

“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同僚听了都嘲笑他，班超却说:

“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便投笔从戎去了。

2、经营西域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班超被西征匈奴的主帅窦宪派遣，与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班超只带了36位随从，他以杰出的智慧和胆略，首战告捷，迫使在匈奴和东汉之间摇摆不定的鄯善王归附了东汉。

随后，他又奉汉明帝之命继续西行，先后臣服了于阗、疏勒、莎车。

永元三年（91），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又臣服了焉耆、尉犁、危须等国，终于再度将西域纳入东汉的版图。

班超出使西域30年，恢复了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和中西交通，为东汉帝国开疆拓土立了大功，被封为定远侯。

值得一提的是，在任西域都护时，班超还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帝国（罗马帝国），甘英西至条支（伊拉克）诸国，抵达安息西界（波斯湾），他是我国古代继张骞副使之后到达西亚的第二位使节，也为打通欧亚交通作出了贡献。

3、父子英雄

班超经营西域30年，是我国古代继张骞之后开凿丝绸之路第二人。

班超少子班勇，安帝时，任西域长史。

匈奴贵族攻扰西域，他将兵五百人前往西域，与龟兹合兵击走匈奴伊蠡王。

延光四年（125）七月，班勇调集敦煌、张掖、酒泉等郡六千骑兵和鄯善、疏勒、车师前国的军队，进击车师后国国王军就，将车师后国军队打得大败。

永建元年（126），率领西域各族大破北匈奴呼衍王，进一步巩固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成为东汉经营西域的父子英雄。

班超著有《西域记》为《后汉书·西域传》所依据。

三、从诸子百家到三教鼎立——道教的产生与佛教的传入

从两汉到魏晋，是中国思想文化从诸子百家到三教鼎立的转折时期。

而儒学正统地位是在长安确立的，道教在陕西形成的，佛教经长安传入中原。

1、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思想史的黄金时代，这时出现了像孔子、老子、庄子、邹衍、商鞅、许行等著名的思想家以及儒家、墨家、道家、阴阳五行家、法家、名家等众多的思想流派，这些思想家和学派都宣称自己真理在手，希望各国国君接受他们的治国思想。

秦统一六国后，经过焚书坑儒事件，其他各家都被禁止，法家成为秦朝的统治思想。

不久，法家因秦王朝的崩溃而失宠。

西汉建立后，首先胜出的是综合道家与法家思想而来的黄老之学，但随着西汉国力的增长，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已经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

到汉武帝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融合了百家之长的新儒家终于战胜黄老之学，成了西汉政府的核心意识形态。

这时，从春秋开始的百家争鸣，才以儒家的完胜而尘埃落定。

2、道教产生

东汉末期，社会政治黑暗，百姓生活痛苦，是我国宗教形成的黄金时代。

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就是在这时形成的。

东汉末年的原始道教有许多支，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方张角的太平道、汉中张修的五斗米教以及四川张陵的天师道。

太平道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建立了三十六个叫“方”的组织，他们图谋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东汉政权，建立太平世界。

黄巾起义失败后，反政府的太平道销声匿迹。

与张角同时，巴人巫师张修在陕西汉中创建了五斗米教。

后来，沛人张鲁的势力进入汉中，袭杀张修，并在五斗米教的基础上建立了天师道。

改革后的天师道有二十四个重要传教点，即“二十四治”，以此为基础，张鲁雄踞汉中近三十年，后投降曹操，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万户。

后世的道教，就是以张鲁天师道为源头几经改革而蔚然大宗的。

3、佛教传入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早。

史载，汉明帝永平七年，因为明帝夜梦金人破门而入，在金殿内飞翔，次日问大臣，有人告诉他金人即是西方的佛，于是，汉明帝就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

永平十年，使节们和两位印度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回到洛阳，也带回了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

相传他们翻译的佛经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这是我国最早的汉译佛经。

同时，为了安置印度高僧，汉明帝还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白马寺。

至东汉末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西域僧人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国（伊朗）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国来，竺佛朔从天竺国（古印度）来，康孟详从康居来。

由此佛教在中国逐渐普及开来了。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

“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

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两汉魏晋间儒教的独尊，道教的形成以及佛教的传入终结了早期的诸子百家时代，从此，我国文化进入一个三教争雄的时代。

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推翻王莽新朝，重新恢复由刘氏统治的汉王朝，史称东汉（公元25-220年）。

东汉共传十四帝，经历196年。

公元190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至195年献帝回到洛阳，长安曾作为东汉都城约6年时间。

公元220年，曹丕在洛阳称帝，东汉结束。

东汉是继西汉之后国力强盛、封建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王朝，也是我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中国文化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即发端于此。

一、东汉的重大历史事件

（一）从光武中兴到明章之治

刘秀称帝后定都洛阳，长安虽被降为京兆府，但仍称“西京”。

光武帝刘秀首先消灭了进入长安的赤眉军，平定了四川的割据势力公孙述，使全国复归统一。

同时全面改革王莽时期实施的旧政策，缓解社会矛盾。

他封赏开国功臣，解除其兵权，“退功臣进文吏”，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稳过渡；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以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限，巩固中央集权统治；清查土地，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对解放生产力起了很大作用，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光武中兴”。

汉明帝和汉章帝在位期间，秉承光武帝遗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东汉王朝已经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强盛，并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进入东汉全盛时期，史称“明章之治”。

（二）外戚宦官专权与党锢之祸

东汉历代帝王除光武帝、汉明帝和汉章帝外，几乎都是幼年即位，因而每代开始均由皇太后临朝称制，从而导致外戚、宦官专权，两者交相接替，皇权日益衰微。

汉和帝即位后（公元88年），窦太后临朝，窦氏一门把持朝政，出现史上有名的“窦宪专权”。

汉冲帝至汉桓帝中叶，由于梁太后临朝，政权全部是由梁氏外戚把持，又出现“梁冀专权”。

汉桓帝依靠宦官的力量铲除外戚势力，而宦官的力量又剧增，其害不在外戚之下。

随着王权的衰落，儒家正统思想与现实政治格局的矛盾，以“事君以忠”的儒家思想为立身准则的士人阶层与政权的关系发生着变化，引起了东汉统治阶级中的部分官僚和太学生的强烈不满。

东汉中后期，太学生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清议之风顿时盛行，再加上中下级官吏的声援，遂掀起了一个反对宦官政治的浪潮，也引起了宦官集团的嫉恨和打击。

公元165年，宦官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郡县生徒诽谤朝廷，于是桓帝下诏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膺、陈蕃等200余人，第二年，当局惮于舆论压力，把党人赦归田里，但禁止为官，这是第一次“党锢”。

公元169年，宦官诬告党人结党谋反，致使李膺、杜密等一百多人惨死狱中，受牵连者六七百人，搜捕党人与太学生一千多人。

灵帝下诏规定，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

党锢之祸是东汉政治腐败黑暗的缩影，东汉社会元气大伤，并由此走向了崩溃和覆灭。

（三）黄巾起义与军阀割据

公元184年，全国大旱，颗粒不收而赋税不减，朝廷腐败、宦官外戚争斗不止、边疆战事频起，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巨鹿人张角三兄弟的号令下，纷纷揭竿而起，向官僚地主发动了猛烈攻击，史称“黄巾之乱”。

东汉政府为镇压黄巾起义，一方面放权到州牧、太守，一方面默认并支持地主阶层组织私人武装，对抗起义军。

经过近一年的较量，黄巾起义以失败告终。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乘机扩充自己势力，而被派到各地担任州牧且掌握着军政大权的宗室大臣，与当地豪强地主勾结起来，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东汉政权名存实亡。

（四）董卓之乱和迁都长安

公元189年，汉灵帝之子刘辩即位，宦官和外戚势力展开新一轮权力争夺。

外戚何进征调四方豪杰率兵入京，西凉军阀董卓借机带领人马杀进洛阳。

董卓进入洛阳之后，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做皇帝，即汉献帝。

董卓自封丞相，独揽朝政大权，在洛阳横征暴敛，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

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

“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惧不宁。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

”以袁绍为首的关东各州郡兴兵声讨董卓。

董卓见关东联军势盛，乃挟持献帝退往长安，临行把洛阳洗劫一空，焚烧宫庙、官府和民居，并胁迫洛阳数百万居民一起西行，致使洛阳周围“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后汉书·董卓传》）。

又筑坞于郿（今陕西眉县），号“万岁坞”，积谷可供30年。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司徒王允与董卓部将吕布合谋，刺杀董卓，各地军阀为争夺势力互相混战，最终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二、东汉的对外交流和文化科技发展

（一）丝绸之路的恢复

西汉时，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西域各国与中原交通的道路，从此，西域各地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日趋密切。

新莽时期，王莽终结了长期怀柔政策，与周边国家频起战事。

东汉初期，匈奴族利用中原战乱之际控制了东自乌桓、鲜卑，西至西域各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并南下骚扰北边长达二十余年，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一度中断。

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到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东汉政府调兵遣将，开始了长达十七年对北匈奴的战争。

在此期间，陕西咸阳人班超受西征匈奴的主帅窦宪派遣出使西域，迫使在匈奴和东汉之间摇摆不定的鄯善王归附了东汉。

随后，他又奉汉明帝之命继续西行，先后臣服了西域各国，恢复了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和中西交通。

班超还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西至条支（伊拉克）诸国，抵达安息西界（波斯湾），成为我国古代到达西亚的第二位使节。

自汉代以后，丝绸之路为不断扩展欧亚各国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道教与佛教的兴起

从两汉到魏晋，是中国思想文化从诸子百家到三教鼎立的转折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思想史的黄金时代，这时出现了像孔子、老子、庄子、邹衍、商鞅、许行等著名的思想家以及儒家、墨家、道家、阴阳五行家、法家、名家等众多的思想流派。

秦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其他各家都被禁止，法家成为秦朝的统治思想。

西汉建立后，实行休养生息，以综合道家与法家思想而来的黄老之学成为统治思想，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成为西汉政府的核心意识形态。

东汉末期，社会政治黑暗，百姓生活痛苦，宗教形式迅猛发展。

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就是在这时形成的。

东汉末年的原始道教有许多支，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方张角的太平道、汉中张修的五斗米教以及四川张陵的天师道。

黄巾起义失败后，反政府的太平道销声匿迹。

与张角同时，巴人巫师张修在陕西汉中创建了五斗米教。

后来，沛人张鲁的势力进入汉中，袭杀张修，并在五斗米教的基础上建立了天师道。

张鲁雄踞汉中近三十年，后世的道教，就是以张鲁天师道为源头几经改革而形成的。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

史载，汉明帝永平七年，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

永平十年，使节们和两位印度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回到洛阳，也带回了经书和佛像。

相传他们翻译的佛经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我国最早的汉译佛经。

至东汉末桓、灵二帝时，西域僧人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国（伊朗）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国来，竺佛朔从天竺国（古印度）来，康孟详从康居（哈萨克斯坦）来。

由此佛教在中国逐渐普及开来。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两汉魏晋间儒教的独尊，道教的形成以及佛教的传入终结了早期的诸子百家时代，从此，我国文化进入一个三教争雄的时代。

（三）文化科技发展

东汉前期，中央集权统治体系进一步巩固，国家趋于稳定，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东汉初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史学方面又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书《汉书》，文学方面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散文、乐府，东汉末的“建安七子”都以文学知名，直接影响了三国时曹魏在文化上的突出地位；东汉时期的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我省榆林、绥德等地发现的画像石即为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

在自然科学方面，张衡以高超的工艺制造了“浑天仪”、“地动仪”等科学仪器；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我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造纸术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他创造的“五禽戏”是我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活动。

三、我省东汉历史文化遗存现状

（一）郿坞城遗址

坞堡，又称坞壁，是一种民间防卫性建筑，大约形成王莽天凤年间，当时北方大饥，社会动荡不安。

富豪之家为求自保，纷纷构筑坞堡营壁。

每一个坞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但是，由于历史久远，加之土建形式不易保存，柳巷城址发现以前，我国还未发现一个完整的坞堡。

柳巷城址位于眉县常兴镇柳巷村，据考古发现及文献推断，可能为东汉末年献帝迁都至长安后，董卓在长安以西二百五十里处建的院邸“郿坞城”。

据《后汉书·董卓传》:

东汉初平三年，董卓筑坞于郿，高厚七丈，与长安城相埒，号曰“万岁坞”，世称“郿坞”。

坞中广聚珍宝，积谷为三十年储。

自云:

“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后卓败，坞毁。

探测表明，柳巷城址为近正方形，按照略微偏斜的东西南北方位构筑。

城址边长160米，周长640米，城内面积25600余平方米，约合39亩；城墙现存高约2米，宽约7米，夯土层厚度约5-6厘米，在四角以及每边正中各凸出有一边长约20米的方形建筑，可能是角楼、敌台、城门一类。

城墙南面一个城门，城外挖有宽8米、深3米的护城壕沟。

北宋苏轼有诗:

“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

”柳巷城遗址的发现，在我国城址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褒斜古道遗址

秦岭山间多悬崖绝壁，险峻陡峭，与巴蜀交通不便。

战国时秦昭襄王以范睢为相，开凿栈道，在悬崖绝壁间穴山为孔、插木为梁，铺木板联为栈阁，形成独特的山间栈道。

东汉时期，秦岭栈道格局基本成型，主要有子午道、倘骆道、褒斜道、陈仓道等。

东汉末年魏蜀相争，大部分战事都发生在这几条古道上，钟会从子午道取兵汉中，姜维经倘骆道伐魏，诸葛亮由陈仓道出祁山，曹操曾三次经过褒斜道等。

其中，褒斜道是古代穿越秦岭最重要的山间大道。

褒斜道南起褒谷口（汉中市大钟寺附近），北至斜谷口（眉县斜峪关口），沿褒斜二水，贯穿褒斜二谷。

东汉明帝永平六年至九年（63—66），汉中太守都君“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这次工程“用工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瓦三十六万九千八百四……用钱四十九万九千四百余”，“始作桥阁六百二十三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里……官寺六十四所”，历时四年时间，采用了最原始的“火焚水激法”，打通了全长16.3米，宽4.2米的石门隧道。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隧道，开创了历史先河。

两千多年前修筑栈道的这一杰出创举，是人类道路史上的一大奇迹，这几条艰险的古栈道，同秦代的直道一样，也是中国古代国家级的国家公路，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在我国古代交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省现存的古栈道遗址有褒斜道石门及摩崖石刻、太白县褒斜栈道遗址、镇巴县何家坝栈道遗址、勉县阳平关遗址、石泉县子午道南段驿站遗址、倘骆道遗址周至段、佛坪金水河栈道遗址等。

（三）陕北东汉画像石

画像石是一种墓室石刻装饰画，其表现形式为阳刻块面，阴刻线，阳刻线等。

这种装饰画是汉代绘画艺术最主要的形式，它“始于西汉晚期，盛于东汉时期”。

东汉陕北的榆林、绥德，米脂一带属上郡辖，是北方地区重要的军事、经济、文化基地。

这里有很多汉代墓葬，墓主人大多是当时的地主、牧主和新兴的工商业者。

其中，绥德出土的画像石就多达400余块，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

东汉陕北画像石多就地取材，采用陕北的青石板加工而成。

其内容丰富，题材广泛。

第一类为生产题材，多反映陕北地区人民劳动、生活；第二类为表现上层生活习俗题材，如贵族宴饮、出行、狩猎、蹴鞠等；第三类为表现神话传说故事的题材；第四类以反映汉代“乐舞”“百戏”题材的居多。

陕北东汉画像石用生动的刻绘反映了汉代生活的真实面貌，它是汉代绘画艺术的最高形式，故称“汉画”。

它不仅反映了陕西绘画水平的艺术高度，对于研究汉代的农牧劳动、衣冠制度、音乐舞蹈、车舆马具、建筑、神话传说、动物演变及各种习俗等，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陕西东汉名士及墓葬

陕西在东汉时期人才辈出，著名的有安陵三班（班彪、班固、班昭）、平陵窦氏（窦融、窦威、窦宪、窦武、窦巩等）、扶风马氏（马援、马融、马超）、扶风耿氏（耿弇、耿忠、耿良）、茂陵梁氏（梁统、梁巡、梁松）、华阳杨氏（杨震、杨赐、杨彪、杨亮、杨铉）及扶风耿恭、城固李固等。

其中东汉六大家族中的窦融家族、马援家族、耿弇家族、梁统家族均属于陕西，在东汉的近二百年里，这四大家族的众多重臣辅佐了十多代皇帝，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不朽之功，也传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我省现存东汉时期名人墓葬有蓝田县蔡文姬墓，扶风县班固墓，兴平市班昭墓，城固县李固墓，潼关县杨震家族墓，勉县张鲁女墓、马超墓祠，蒲城县邓艾墓，旬阳县孟达墓等。

四、依托历史遗存，加快发展陕西文化旅游产业

（一）切实加强对陕西东汉历史文化的研究

东汉时期，陕西虽然失去了都城地位，但西汉皇陵一直为东汉皇帝所重视、拜谒，长安也一直被称为“西京”。

而董卓迁都陕西六年，由于年代久远，且处于乱世，加之后世史家极尽苛责批判，致使对该时期的研究普遍较少。

但陕西作为十三朝历史古都，要积极加强研究，深度发掘文化价值，不断丰富我省十三朝古都的内涵和文化特色。

特别是东汉时期关中经学治国思想的研究，对于我们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积极开展东汉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利用

东汉时期在我省的文化遗存虽然较其他时期为少，但历史价值极高。

如郿坞城遗址、褒斜栈道、陕北画像石等，均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和观光旅游价值。

要以目前发现的文化遗存为依托，整合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积极开展保护利用工作，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特别要正确处理好历史遗存保护与旅游开发建设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遗产的价值，又坚决不能以损害文化遗产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对现存遗址加强保护管理，落实责任，确保遗